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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26日凌晨，上海城还被一片苍茫夜色笼罩着。谁也不知道，在这个晚上某一巷弄堂里，发生了一场静默的斗争。 国民党特务一个个身着黑衣，持着手枪。只待头儿陈立夫一个动作，便冲进了房屋中。 只可惜，门开之后陈立夫并没有见到他期望中的场景。  此时的陈立夫看着空荡的房间，只能愤愤道：离活捉周恩来，就差了那么五分钟！ 事后，据手下报告。弄堂里刚刚只有一名身着旗袍的女子和一老人出现过。原来，这两人正是化装之后的周总理和陈赓。 但人已放跑，此时陈立夫就是再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这一次的危急经历，就连周总理在后来的回忆中也多次感叹：差点我们这些人就死在反动派的手里了！  那么，此前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中央特科差点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就连中央特科当时的最高指导人周总理都几乎被擒？ 这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白色恐怖下，迅速组建的中央特科要说中央特别行动科在党内正式成为一项专门工作，还是从1927年后开始。 本来1924年国共达成友好合作以来，到1927年已经到达了北伐战争的高峰时期。 但谁能想到，此时的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向我党发难，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 一时间，无数共产党员被残酷屠杀，恐怖的氛围笼罩在众人身上。 而到此时，我们才无力地意识到：我们党根本没有反击之力。不仅是在武力上，还是在情报力量上。  任人宰割的滋味是如此不好受，我们党意识到：要组建自己的军队、要组建自己的情报部门！这样的想法是如此迫切。 八一建军，党的枪杆子终于在竖起来了。另一方面，中央特科，也很快在周总理的倡议下成立了。 1927年下半年，在经历几次中心转移后，党中央还是转移到了上海。 此时我们虽然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但国民党能给我们这个成长的机会吗？很难说。 眼下之计，唯有万事依靠自己，要为党的军队争取尽可能多的反扑机会。  十月份，在上海某租界内，党正召开组织会议。国民党反动派连月来的扑杀已经让剩下的党内人士心力交瘁。 没想到最后一方“净土”竟然是洋人的租界，他们只能在这里获得片刻喘息。 会议上，周总理提出组建我党情报科的紧急任务。此时的周总理深切感到，掌握情报获取来源的重要性：我们党再也禁不起一次“四一二”了！ 在大会上，这一点也说服了其他党员，最终得到通过。并且这个组建特别行动科的任务就落在了周总理的手里。 至此，周总理开始依照自己心目中的蓝图为党打造一个能刺探情报、能规避风险的“中央特科”！  其实早在1925年五卅运动时，党内就出现过“打狗队”。也就是在运动中清剿那些叛变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大概这也算中央特科的最早雏形了。 而在1927年正式成立中央特科后，周总理还更加详细地划分出了几个专业部门。 如一科“总务科”，主要负责党内会议召开时确立安全地点并完成一些接头工作； 二科“情报科”，主管情报工作； 三科“行动科”，继承当初的打狗队工作； 四科“交通科”，负责无线电波通讯。 其中二科和四科，是在后续中央特科工作不断发展中逐步完善出来的部门。  在组建工作初期，周总理也曾狠狠发愁过。第一次组建这样的部门，只能自己一点点摸索，可用的特别人才也需要一点点发掘、培养。 但事实证明，周总理的一些决定非常具有前瞻性眼光。 例如，当时我们的情报工作不熟悉，那么就到苏联去学习。利用共产国际的资源，慢慢培养一支我们自己的专业情报队伍。 后来也证明，我们中央特科中的确有许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都是从苏联进修过的“高知情报员”。  中央特科虽然组建完毕，但其工作中的种种惊心动魄、生死一线的时刻还是数不胜数。 在上海与国民党特务数年间的斗争中，我们中央特科获取了哪些重大成果，又遭遇过哪些令人心头一紧的危机？ 斗智斗勇，地下工作中的无名英雄中央特科在周总理的设想之下，首先是为了保障中共中央重要政治会议的召开和决策制定。 其次还要为党内输送敌人的一线情报动向、铲除反动叛徒。 而在它成立以来，也确实朝着周总理的想法矢志不渝地前进着。  1930年前后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六届三中全会、六届四中全会等多项重大会议中，中央特科都不遗余力地发挥了它的作用。 在会议进行时，为了防止特务找到会场、进行破坏，中央特科的党员们会制定周详的计划。 党员们伪装成普通家庭，或者是在巷口打牌，一边掩人耳目，一边关注是否有可疑人员靠近会场。 一次，在上海举办的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时，由于会议人数较多，目标较为庞大。  为了不引起特务的注意，中央特科当即调动各科人员组成了一户六口之家的“临时家庭”，以掩护会议顺利进行。 同样的，在获取情报、救援同志方面，中央特科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红色工作者。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有人在底层浮浮沉沉，也有人抓住机会成了上流社会的座上客。 在上海生意场上坐拥一席之地、与当权政府高级军官私交甚密的大亨“蔡老板”，作为中央特科的核心工作人员之一，为党提供了丰富的消息和资源。  表面上，蔡老板是电机公司的老板、军官们的座上客，实际上他有一颗坚定不移的“红心”。 在组织的要求下，他伪装成左右逢源的商人，在政客中逢迎，看似是一个典型的资本家。 但在他的电机公司，不知多少同志在这里躲过一轮又一轮的搜捕。 在这里，多少台在地下工作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电报机，被送到中央特科第四科情报员手中。  不仅如此，在顺利进入国民党高级军官的交际圈中后。他还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党的军队不断壮大，躲过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建立自己的革命根据地。 可以说像“蔡老板”蔡叔厚这样深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工作者功不可没！ 以身犯险，把自己当成嵌入敌人心脏的匕首，这样提心吊胆的工作不是心智软弱之人能做到的。 但是不可避免地，我们的中央特科中，也曾出现过信仰动摇、令人愤恨的叛徒。 某天，上海公租界巡捕房内，一名名叫贺治华的女子宣称手里有关于共党重要头目的消息，请求与国民党中的高级军官见面详谈。 起初，国民党高官还不大相信。但是贺治华言之凿凿，确定自己手里拿的是真情报。 这是一份有着300多位党员信息的名单，并且其中有共产党中央的重要人物。 而她的兑换要求，就是想要国民党送自己和丈夫出国并给予一大笔酬金。 贺治华的确没有撒谎。于是，在这样重大地变节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地罗亦农同志被国民党逮捕了。 在被找到的时候，罗亦农就心头一紧：一定是有人叛变了！只希望情况不要再糟糕下去了。 此事一出，引起了党内震动。 周总理立即召集组织会议，商讨制定救援计划，“一定要把罗亦农同志从反动国民党手中救出来！”这是当时大家的一致想法。 只可惜，贺治华出卖了名单还不够，在援救罗亦农的计划中她也百般阻挠。 最终罗亦农同志没能被救出，慷慨赴死。这成了中央特科工作人员心中永远的痛。 化悲痛为力量！中央特科立即发誓要严惩这个可恨的叛徒。 当时中央特科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陈赓亲自率领“打狗队”伏击处决了贺治华、何家兴这一对叛徒夫妇，以此稍慰罗亦农同志的在天之灵和党内同志的悲愤之心。 随着发展，中共中央已成气候，国民党反动派再想要动摇党的力量已经不像“四一二政变”时那么轻易了。 但战争形式的变化使上海风云涌动。因为种种原因，中央特科在上海的斗争即将结束。 撤离上海！中央特科辉煌史永不落幕武汉，九省通衢，近代以来这里曾发生过许多历史大事件。而对于中央特科来说，这也是一个特殊的城市。 在这里，曾任行动科负责人的中央特科重要人物顾顺章被国民党逮捕了。 1931年4月24日在护送张国焘去往苏区之后，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特务发现。 党内领导人立刻就意识到，这对于中央特科来说，是一场巨大的危机。 这一次，顾顺章没有像罗亦农同志一样坚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逼问下，他迅速吐露了有关中央特科的重要情报。 其实早在之前，顾顺章的叛变倾向就早有预兆。在他的家中，准备着一封给蒋介石的信。 信的内容，无非是恭维蒋介石，久仰他的威名，早有心归顺国民党当局如此种种。 就这样，顾顺章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并与其达成合作。从此以后在特务头子徐恩曾手下卖命，提供搜捕党内工作人员的信息。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惊险一幕。周总理、陈赓几乎被生擒。 其实当时撤离的时间还比较充裕，但房间里有大量党内机密文件，一旦落入敌人手里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周总理等人毫不犹豫地选择将文件销毁再离开。 这一次的重大教训，使得周总理开始反思中央特科的不足之处： 如果像顾顺章这样的重要高级官员被捕或叛变，对于党和党的工作来说将会是致命的打击。 思来想去的周总理很快决定对中央特科进行改组。不久，经过周总理和党中央深思熟虑后决定的新领导中心形成了。 第一、二、三、四科分别由陈云、潘汉年、赵容、李强几位思想坚定的同志领导。与此同时，中央特科的行动也越来越谨慎、隐蔽。 后来不久，周总理在中央的决定下调离了上海，也离开了他四年心血汇聚的中央特科。 到193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从上海转移到更加安全的“红区”，江西瑞金。 而剩下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斗争着的同志们，还将继续他们的工作。 其中，邝惠安就是这样一个敢于在敌人爪牙下抢食的特科斗争者。 为了挫败国民党徐恩曾和叛徒顾顺章的锐气，邝惠安组织发起多次对国民党特务的反击和对叛党人员的惩处。 在1931顾顺章叛变事件之后极大地恢复了中央特科的士气。 只是随着国民党对我党的迫害加紧，上海方面中央特科的工作也越来越艰难。 1934年以来更是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多次行动被拦截、越来越多的同志被捕，一时间，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都感到：寒冬很快要到来了。 终于到1935年，局势急转直下。上海租界方与国民党达成协议。租界不再对躲藏在内部的共产党坐视不理。 于是很快，邝惠安被以“杀害上海行动区区长史济美、国民党高官王勇华”的罪名拘留，并且被判死刑。 同时，这样牺牲的中央特科同志数不胜数。同志们的鲜血让远在瑞金的中共中央不得不考虑让中央特科撤出上海，结束在敌区的工作。 于是乎，从1927年到1935年。中央特科在党最危急的时候被组建，却在愈发紧张的形势下不得不结束工作。 好在当初组建中央特科的目的已经完满达成，党在中央特科的掩护下终于成长为了拥有强劲力量的一个政党。 结语中央特科在上海工作的八年，是党最艰苦的八年。他们在高压之下与敌人缠斗、拉锯，为党的发展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如果说红军战场上的拼杀是真刀真枪的搏击、对弈，那么这些地下工作者就是每一天在刀尖起舞、与野兽共饮。 这些人，也许隐姓埋名，也许掩盖真实性情，工作在敌人的身体里，刺探出最精锐的信息。 他们有的人能够为人所知，但更多的也许被湮灭在历史中。无论怎样，我们永远向那个时代所有中共地下情报员、这些无名之辈，致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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