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医道传承

时间跨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孙振寰对中医的传承问题感到越发紧迫。他在工作之余书写了百万字的笔记，记录了百种疾病的诊疗医案及经验汇编。撰写了《经络学说概述》总论、分论、《奇经八脉论述》以及《针灸心悟》等著作，以及《中医疾病总论》及《中医对传染病论治》的专著，分别在十个方面对病症鉴别、治疗进行深刻的论述以及对传染病的病理、论治提出了详实的方案，供后人研读。

在众多著作中，尤以《经络学说概述》一书最为经典。经过几十年的临床实践，他在古人医学理论的基础上，以更高的学术观点，全面系统地就经络种类、形状、部位分布；与自然、与脏腑、与肢体内外、与营卫气血、与疾病、与治疗、与腧穴、与手法等，作了详实细致地的阐发。继承和发展了历代医家有关经络学说的理论。其中在《经络取原法》中精辟指出“治病必求其本；十二经皆以腧为原，五脏腧者，三焦之所行，气之所留止；三焦所之腧为原，脐下肾间动气，人之生命，十二经之根本，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气之别使，主通行诸气，精力于五脏六腑，原者三焦之尊号。故所止辄为原，五脏六腑之有病者，皆取其原也。”

文中明确指出：“经脉学说乃中国医学重要理论部分之一，它具有比较完整的指导诊断、探索病情、立法施方的特征和临床意义，应该系统整理，发扬提高，使之更好为人民服务。”他讲到“朔考其说，始自内经，以灵枢中的经脉上、中、下三篇详言其循行、起止、交会、病候、诊疗等为黄帝雷公之问”。明马玄台注：实学者习医之第一要义：不可不究心熟玩。因此后世常言：不识十二经络，开口动手便错。元滑伯仁著十四经发挥，明高式著《针灸聚英》，杨继洲著《针灸大成》等书俱有于此，虽有发挥，但不若此篇之详。由此可以看出他一生潜心钻研中医经络学说，并著《经络学说概述》一篇，贯穿于临床治疗疾病之大法，并提出药物归经亦在临床治病运用自如，取得神效。还有深入浅出的研究藏象学说、阴阳五行学说，对《易经》也颇有研究，如“坎离既济，都在临床治病，运用得道”。

《经络学说概述》一书中的学术观点及临床医学的指导意义，可称为医学的宝贵财富，值得后人研读。

令人遗憾的是，1971年夏，他突发心肌梗塞，于七个月后的1972年1月21日病故，享年52岁。

他毕生崇尚中医中药事业。在茫茫古书籍中探索规律，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潜心钻研、锐意进取、矢志不渝、开拓推新、中西结合、发扬光大。他精通中医古典医籍，博采历代名家之长，尤见四诊八纲，对疾病诊断准确，应时而医，因人而治，补泻手法应运纯熟，针药并用，穴少药简，诊断准确，辨证施技，效如桴鼓。“针随气走，血随气行”，“经络通，百病除”。

《黄帝内经·素问》对中医的语义取源为：上医治国，中医治病，下医治病。因此原意中医并非是一个医学范畴的名词，而是对从医者的一个级别界定。古代对行医者要求十分苛刻：十患全愈者为良医，十患不愈一二者为庸医，十患不愈三四者吊销行医资格。中医的定义是：“对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对病人不良生活习惯，错误行为意识等综合调治而治病救人的医师”。

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也是中国的一项民族文化遗产。它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以整体观相似观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依据。他的潜心研究、努力实践，对传统的医学理论给予了继承与发展，其学术思想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发掘。

在其《中医基本理论》中论述道：“中医的医疗体系包括理、法、方、药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都是中医基本理论的具体指导而运用到临床工作中的。所以学习和研究中医学术，都必须首先了解中医的基本理论……不晓中医理论，犹之癫马乱跑，不惟不能治病，且有使病机变生种种危险，往往使病者的痛苦纠缠不愈。”

他在一份讲学的教案中精辟地阐述了中医的基本理论，“以阴阳五行为核心的，有脏象、营卫气血、经络，以及辨证施治的三因、四诊、八纲、八法，通过这些理论，系统地反映了中医学术的思想和具体地说明了中医对自然的观点，以及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和诊断治疗等问题的理解。”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阴阳是说一切事物的矛盾统一性，五行是说明事物的内在联系。两者结合起来，用以解释事物在运动过程中的发展规律。”阴阳学说，认为宇宙间任何事物都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阴阳两个方面，经常不断地运动和相互作用。这种运动和相互作用，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古人把这种不断运动变化，叫做“生化不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对立统一的存在，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法则），万物之纲纪（一切事物都不能违背这个法则而存在），在变化之父母（事物的变化是由事物本身阴阳两个方面，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杀之本始（事物的生成和毁灭都是来自于这个根本法则），神明之府也（这就是自然一切奥妙的所在），故治病必求于本（所以要想治好病，就必须从这个根本问题－阴阳上求得解决）。”阐明了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生长、发展和消亡，都是事物阴阳两个方面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阴阳学说也就成为认识和掌握自然界规律的一种思想方法。医学属于自然科学范围，人体生理活动，疾病的发生发展，也超越不出阴阳这个道理。因此，我们想要掌握疾病的发展过程，探求疾病的本质，从而获得满意疗效，就必须探求人体的阴阳变化情况。

现研究表明，阴阳之说已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已经具体化了。病理类阴阳关系就是氧化（衰老）和抗氧化（抗衰老）关系。用药的最终目的不是治病而是协助病人恢复人体的脏腑功能达到痊愈，治病是过程，而不是目的，过程是标，康复是本。因为以往中医概念理解的误区，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是所谓的中医，还是西医都是对着病症下手（严格的应该叫所谓的中医为“下医”）。结果是“本末倒置，病症没有了，病却越来越多。”如明朝之前只有肺痈（肺癌）和乳痈（乳腺癌）的记载，而如今癌症的品种是越来越多。

他则是通过大量的病案讲述分析了“阴阳是用以概括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总纲，它主要是说明客观事物'矛盾统一’的规律。”其事物的对立面反映在“天为阳，地为阴；昼为阳，夜为阴；火为阳，水为阴；男为阳，女为阴等。”以此类推“活动，兴奋，在外，在上，温热都属阳；沉静，抑制，在内，在下，寒凉都属阴。” 其事物的关联为“阳生阴长，阴阳互根，二者不可偏倚，否则，孤阳不生，独阴不长的局面出现，终于阴阳离决，不良后果。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所以必须保持密切联系和经常维持平衡状态。”

五行学说，即是用木、火、土、金、水五个哲学范畴来概括客观世界中的不同事物属性，并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动态模式来说明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化规律。“五行学说”是指这五类物质的运动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相生、相克作为解释事物之间相互关联及运动变化规律的说理工具。中医主要用五行学说阐述五脏六腑间的功能联系以及脏腑失衡时疾病发生的机理，也用以指导脏腑疾病的治疗。

运气学说，又称五运六气，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天文、气象、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的学说。五运包括木运、火运、土运、金运和水运，指自然界一年中春、夏、长夏、秋、冬的季候循环。【每年气候变化的一般规律是：春风、夏热、长夏湿、秋燥、冬寒。这种变化与发病的关系是：春季肝病较多，夏季心病较多，长夏脾病较多，秋季肺病较多，冬季肾病较多。】六气则是一年四季中风、寒、暑、湿、燥、火六种气候因子。运气学说是根据天文历法参数推算年度气候变化和疾病发生规律。

脏腑学说，主要研究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小肠、大肠、胃、膀胱、胆、三焦）和奇恒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

经络学说与脏腑学说密切相关。经络是人体内运行气血的通道，有沟通内外，网络全身的作用。在病理情况下，经络系统功能发生变化，会呈现相应的症状和体征，通过这些表现，可以诊断体内脏腑疾病。

中医的“阴阳”理论实际上就是把人体的发病和愈病都看作是机体自主性反应过程，强调人的组织机制是健康，疾病，愈病的枢机。中医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指出疾病有标、本之分。中医治病重在治本。中医的治本主要是运用推动机体自主调理的艺术。主要内容是扶正祛邪，五藏生克，阴阳自和。中医与西医的关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西医不能理解中医。因为现代西医所依据的是以还原论为基础的整体负反馈调节理论。而中医则是依据促进子系统正反馈调解从而达到使机体在新的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的理论。只不过中医的这个理论是朴素的原始的而已。

与“自主调理”的中医理论相配合，中药的作用靶点也不是机体的临床症状，而是按中医所理解的这些症状后面的机体深层的变化。与此相比，现代医学用简单机械的思想来理解中药的作用，将中药的作用与临床症状直接相联。而以现代西医理论为根据的对中药的研究，是希望在中药众多成分中找到一种与临床症状直接对应的成分。实践证明，这是对中医理论和中药药理的歪曲。中医的现代化问题一直是中国医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半个世纪来，我国在中医方面走了一条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但实践证明这条道路并未真正解决中医发展前途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西医结合正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于保护中医的目的提出来的。

第二，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

中医的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方法和技法问题，也是中医文化的哲学问题，思想问题和思维方式问题。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上不可缺少的基础知识，所以，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数十篇，无一篇不贯以“病脉证并治”或“病脉证治”的题目。但中医的证候决不同于西医的症状，中医的证候，完全是施治用药的标准，而西医的症状，不过是描写病人的异常状态。

中医的辨证目的是为了进行正确的诊治，辨证论治是由“辨证”与“论治”两个部分组成的。从理论来看，辨证论治是一个整体，辨证是论治的基础，只有辨证的准确，才能为正确的施治的提供必要的参考。

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疾病的本质。

“辨证”就是把四诊（望诊、闻诊、问诊、切诊）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又称为“施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辨证是决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通过辨证论治的效果可以检验辨证论治的正确与否。辨证论治的过程，就是认识疾病和解决疾病的过程。辨证和论治，是诊治疾病过程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是指导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

中医临床认识和治疗疾病，既辨病又辨证，但主要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将重点放在“证”的区别上，通过辨证而进一步认识疾病。例如，感冒是一种疾病，临床可见恶寒、发热、头身疼痛等症状，但由于引发疾病的原因和机体反应性有所不同，又表现为风寒感冒、风热感冒、暑湿感冒等不同的证型。只有辨清了感冒属于何种证型，才能正确选择不同的治疗原则，分别采用辛温解表、辛凉解表或清暑祛湿解表等治疗方法给予适当的治疗。辨证与那种对于头痛给予止痛药、对于发热给予退烧药、仅针对某一症状采取具体对策的对症治疗完全不同，也根本不同于用同样的方药治疗所有患同一疾病的患者的单纯辨病治疗。正所谓：“見痰休治痰，血毋专治血，汗毋专治汗，见燥毋泥燥，开胃毋专事香燥消导，遗精莫涩固”等论述，文字精炼，内涵深奥，意义深远。

中医认为，同一疾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出现不同的证型；而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可能出现同样的证型。因此在治疗疾病时就可以分别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原则。“同病异治”即对同一疾病不同阶段出现的不同证型，采用不同的治法。例如，麻疹初期，疹未出透时，应当用发表透疹的治疗方法；麻疹中期通常肺热明显，治疗则须清解肺热；而至麻疹后期，多有余热未尽，伤及肺阴胃阴，此时治疗则应以养阴清热为主。“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疾病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性质相同的证型，因而可以采用同样的治疗方法。比如，心律失常与闭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但均可出现血瘀的证型，治疗都可用血府逐瘀汤进行活血化瘀。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原则，正是辨证论治实质的体现。

第三，针灸药者，医家之不可缺一者也。在疾病的治疗上，并不拘于一格，善于变通和思考。

中医的治疗体系主要分为中药、针和灸三大类，每个治疗体系的病因、诊断和治疗都有各自独立的体系。

他曾用大量篇幅论述道：“夫治病必循其因，立法必合乎理，处方必重于制，用药明乎，气味厚薄，制度严明。前人临时制方，后人需办于指下脉理，不能拘执，古方合乎今病，古乃训例，今则权宜，因时、因地、因人，示吾以法。”

针灸主要是根据针和灸的治疗方法，主要针对以经气失和、经脉阻止为主的病因的疼痛或病证。

1、针法的学术观点：

首先注重针法，阐述补泻理论。

针刺手法，可概分为基本手法和补泻手法两大类，明代如徐凤《针灸大全》宗《素问》之法，以8种基本手法为主，加以研究，结合实践经验，总结出“爪切、持针、口温、进针、指循、爪摄、针退、搓针、捻针、留针、摇针、拔针”12种操作手法，其中除“口温”一法不合现代科学卫生，其余诸法皆为后世针灸临床所沿用。因此，杨继洲的“十二字分次第手法”实际上己起到了规范性作用。

在研读历代针家医籍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验证进一步阐述道：“拯救之法，妙用者针。救治疾病之苦的方法，最切合应用的是针灸疗法。医之神良者，须其沉和巧速。针能调和气血，具有补泻，但夺实易于补正。肝邪凌脾胃，凝滞气血作痛，可暂针而终宜灸，施针手法可：宣散气血，通行经络，调和血气，通经接气，除积破瘀，宣通关节，气血交流，近气不失，远气乃来，远近相通等特点。”

其次立方严谨，主张“少”、“精”原则。

《胜玉歌》中说“……人生之气有阴阳，而阴阳之运有经络，循其经而按之，则气有连属，而穴无不正，疾无不除。”所以在残留下的几千例医案中，很少对某一疾病使用大量穴位针刺，很少超过十个穴位，一般在2-6个左右。正所谓应时而医，因人而治，补泻手法，应运纯熟。

再次以奇辅正、随证选穴。

善用奇穴，以增强经穴的疗效，以达到补充的作用。“奇穴者，则又旁通于正穴之外以随时疗症者也。”

在选穴配穴很有特点：首先，在对历代医家的选穴、辨证选穴和按时（令）选穴，包括了很多病症和处方等继承和发展；其次，处方也各有特点，有主方和备用方之别，善于运用井穴、原络穴和八脉交会穴，也是前所未见的，创建了一种独特的“以奇辅正、随证选穴”理论。

最后针刺补泻。

主要观点：⑴认为“刺有大小”，也就是将补泻分为大小。“有平补平泻，谓阴阳不平而后平也。阳下之曰补，阴上之曰泻，但得内外之气调则已。有大补大泻，惟其阴阳具有盛衰，内针于天，地部内俱补俱泻，必使经气内外相通，上下相接，盛气乃衰。这一论述为当年首创。以往对补泻法并无大小之分。⑵呼吸补泻：“呼则出其气，吸则如其气。欲补之时，气出针入，气入针出；欲泻之时，气入入针，气出出针。”⑶关于营卫补泻：在《针灸大成》中说“……欲治经脉，须调荣卫，须假呼吸。经曰：卫者阳也，荣者阴也；呼者阳也，吸者阴也。呼尽内针，静以久留，以气至为故者，即是取气于卫。吸则内针，以得气为故者，即是置气于荣也。”⑷迎随法：“乃针下予夺之机”。予是给予，是补；夺是夺取，是泻。补法要“随而济之”，泻法要“迎而夺之”。进火法和进水法，进火法属于热补法。《针灸大成》：“初进针一分，呼气一口，退三退，进三进，令病人鼻中吸气，口中呼气三次，把针摇动，自然热矣。如不应，依前导引。”进水法属于凉泻法。

2、艾灸的学术观点：

《黄帝内经》有关针灸禁忌的内容较多，但主要是针刺方面的，很少涉及艾灸方面。《针灸大成》有关艾灸禁忌的内容则比较丰富。《针灸大成卷之二·标幽赋》曰：“精其心而穷其法，无灸艾而坏其皮，”强调医者要专心钻研灸法，不要在施灸时犯灸法禁忌，否则就会徒伤患者皮肉，不仅达不到治疗目的，有时反而会导致不良后果。《针灸大成》中有关艾灸禁忌的内容主要包括：禁灸的穴位、禁灸的部位、艾灸刺激量和时间的禁忌、点火禁忌和体位禁忌等内容。

灸法为什么在当时能广泛的被了解，其原因跟杨继洲所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可能是由于其医学的发展模式，不利于针刺的广泛运用，而灸法易于掌握和使用，所以用起来也越来越丰富。

杨继洲的辨证施灸，治病务求其本还表现在经络的辨证上。如：“己巳岁，尚书王西翁乃爱，颈项患核肿痛，药不愈，召予问其故?日：项颈之疾，自有各经原络井俞会合之处，取其原穴以刺之。后果刺，随针而愈，更灸数壮，永不见发。大抵颈项，乃横肉之地，经脉会聚之所，凡有核肿，非吉兆也。若不究其根，以灸刺之，则流串之势，理所必致矣。患者慎之。”

《针灸大成卷之四·禁灸穴歌》列举了艾灸的禁忌穴：“哑门风府天柱擎，承光临泣头维平，丝竹攒竹睛明穴，素髎禾髎迎香程。颧髎下关人迎去，天牖天府到周荣，渊液乳中鸠尾下，腹哀臂后寻肩贞。阳池中冲少商穴，鱼际经渠一顺行，地五阳关脊中主，隐白漏谷通阴陵。条口犊鼻上阴市，伏兔髀关申脉迎，委中殷门承扶上，白环心俞同一经。”以上禁灸穴是《针灸大成》引自《医统》。但杨继洲根据家传和自己的临床实践，也提出了一些想法，敢于突破传统，提出自己的见解，把鸠尾、阴市列入艾灸的治疗穴范围，充分看出杨继洲有自己独到的思想见地，能灵活运用和变通。

当时，部分医家认为“针不用灸，灸不用针，”但是杨继洲就不这么认为，他引用王节斋之说：“近有为温针者，乃楚人之法、其法针穴上，以香白芷作圆饼，套针上，以艾灸之，多以取效、然古者针则不灸，灸则不针，夫针而加灸，灸而且针，此后人俗法。”则在后面补充说看见衰弱的人，针灸并用并不是不可以。

针法和灸法是两种不同的而又密切相连的医疗方法。针法是用金属针在人体上选择适当的穴位，施以不同的针刺手法，以达到治疗目的；灸法是用艾灶或艾条在人体一定的皮肤表面上进行熏灼，以发挥治疗作用。两种方法都是来调整人体经络、脏腑、气血等的异常现象，从而达到“扶正祛邪”治愈疾病的目的。

3、中药的治疗体系，主要是根据中药的性味、归经和升降浮沉的治疗属性，主要是针对与脏腑的阴阳、气血的失调，正虚邪实相关的病因的病证。

从理论上来说，论治是针对辨证而实施的针对病因的治疗行为。但辨证的不确定性会直接影响该医生的选方用药；而中药的性味、归经以及丸散膏丹的剂型也说明中药的治疗范围，不可能是无限的。所以，以“有限”的治疗方法应付“无限”的辨证内容也是不可能的。

在积累多年的临床经验后，撰写了多部有关临床用药著作，其中《治吐血八法》深刻准确地针对不同症状的选方用药，现摘录部分如下：

⑴ 风热吐血；⑵ 郁热失血；⑶ 暑毒失血；⑷ 畜热吐血；⑸ 气逆失血；⑹ 劳伤吐血；⑺ 阳虚失血；⑻ 伤胃吐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大贡献，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中医药，把中华古老的哲学从理论上升到实践的高度。这种高度，注重于整体上质的把握，注重于纠正阴阳失衡，虚实失调，还原事物的本质;这种高度，总是大局着眼，志在长远。

中医药学的哲学起点高，阴阳表里虚实不易把握，正确辨证有难度，因此对中医师的素质要求特别高。然而高质量的中医师毕竟不多，部分庸医害人就自然难免。

4、主张针、灸、药并重：

中医治疗疾病方法多种多样，各具特点。但“医者必通于三世之书，一曰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学。脉决所以察证，本草所以辨药，针灸所以去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医。脏腑之疾，非药饵不能以济，血脉（经络）之疾，非针刺不能以及，腠理之患，非灸灼不能以达。”是针灸药者，医家不可缺一者也。

“药长于涤肠胃脏腑，针长于通经络五体皮脉肌筋骨。用时必分主次，如由脏腑影响经络或虚弱气机不达。主以药配以针治，主，要重用，配合要轻。药有刚有柔，刚剂佐之以柔，柔剂佐之以刚，刚柔相济气血兼调者，药之正也。刺有阴有阳，审其阴阳，以别刚柔，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血实者宜决之，气虚者宜掣引之。药有轻剂、重剂、平剂调剂因病而为之轻重也。针有巨刺，谬刺、微刺、分刺亦因病而为浅深也。针灸药必三者通明而时出之，始为全技，可称为上工神良之医。” （摘自《针灸药论》）充分说明在疾病的治疗上，并不拘于一格，善于变通和思考。

“行医者应为普天下百姓着想，为他们排忧解难。”在他眼里只有患者。病人想见他时，是请他救命，这一刻是他最大的满足。他会全力以赴，苏人之困，拯人之危，践行着自铭志：不贪利、不图名、不昧心、不欺人。

针刺舒络可逆天，草药调息能改命。

经过整理的《孙振寰医著》（暂定书名）一书已进入审稿阶段即将出版

中医学，不仅是医学，更是医道，医道，就是生命之道。祖国传统医学是一门奇异的学问，它不像西医书籍那样总是生理、病理及外行人根本看不懂的数据和指标，它恰恰谈的都是我们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事物，比如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天地阴阳、表里虚实……于是，我们学习它的过程就成了一次捕捉天地自然光影流转的美丽旅程。

在浩瀚的中华文化经典中，医道始终独立而鲜活地存在着：一方面，“道以医显”——医道是中国文化最集中的体现，阴阳、五行中庸等观念在医道中无不尽其所极地铺设张扬；另一方面，“从医入道”又是掌握传统文化精髓的捷径，大到天地宇宙，小到个体生命，天与人尽在此中融和，象与数也不再虚无缥缈，而是如我们的每一次呼吸那样真实而令人感动……学习它，玩味它，按照圣人的指点去挖掘探寻我们的身体及灵魂之秘，将是我们重整人生、完善人生的重要航程。

中华文化是“和”文化。中医是中华文化的主要代表。我们的古籍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医籍。中医把天文、地理、化学各个方面全都囊括在一起了，是一个大熔炉——这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

中华文化如海纳百川，完全能够同化一切外来文化，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文化，同化外来文化，而不是异化自己。

2021年7月 于北京

（全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