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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色的国土上 一九三二年冬，我在阔别祖国四年后被派回国。一九三三年六月到达中央苏区的政治中心瑞金。从此在这片 红色中国的土地上，生活、战斗了一年多，直到踏上长征的道路才离开。在这里，我同根据地的人民结成了血肉联系，受到了战争与群众工作的锻炼,同许多同志建立了战斗情谊。一想起那些如火如荼的日子，我的心就变得年轻，浑身充满了勃勃生机。 奔赴红都瑞金 一九三二年冬，莫斯科冰雪盖地,可是我的心中却像春天般地温暖。共产国际交通部长阿勃拉莫夫亲自接见我，通知我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 我久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从一九二九年二月赴苏，远离祖国，客居异邦，已经快四年了。在国际无线电学校也已经学习两年毕业。同学中间，朱自纯同他的丈夫李敬永，还有我长沙女师的老同学谭国辅，都已经回国了。 组织上安排我同另一位女同志结伴同行，给我发了 七十美元路费，交代了一路上的联络办法，我们就启程回国了。 火车越过乌拉尔山在西伯利亚大平原上奔驰。到赤塔下车换装。有人领我们到一个交通站，工作人员大多是朝鲜同志，他们中文、俄文都能说。在这里我们把穿的苏联服装全部换掉，穿上缎子棉袄、皮袍子，装扮成富商家里的两姊妹。然后送上了一个火车头。 这列开往中国的国际列车，不用说是肩负着秘密任务的。这时日本已经占领了东北边境比张作霖时代控制得严得多。车到满洲里，日本人就上车厢检查。这时，我们坐的火车头就同车厢脱钩开出去上水，开了一段，车头喷出一股股蒸汽，车长对我们说声“下去'，我们就跳到了地上，蒸汽变成的浓雾包围着我们，还没有等我们定下神来.我们就被两个女人带上了停在旁边的汽车。 等汽车启动，火车头也已经开走。前后不过两、三分钟，我们就在公路上奔驰了。直到在一座简陋的平房前停下，谁都没有说一句话，进了门才热情地招呼我们喝水、吃皈，安排我 们睡觉，但姓甚名谁，从那里来到那里去等一概不问不谈。过了两天，给我们买来去哈尔滨的车票,送我们上车，我们就又继续前行了。 到哈尔滨接头的交逋站是一家湘绣店。联络暗语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怪。我们趁柜台前没有顾客的时候走上去，说:“老板，买伞。”他打量了我们一下，连忙说:“买几把？ ”我们答道：“有几把买几把。”他就把我们让进了里屋。我们在哈尔滨也没有逗留几天,湘绣店老板就给我们 预备好了车票，并告诉我们到上海的联络办法。 由哈尔滨到大连，再由大连坐船到上海，已经是三月江南早春时节了。我在上海住过机关，但没有怎么出去活动，竟不知道霞飞路（即今淮海中路）在哪里。我们“两姊 妹”向人一打听，很快就找到了法租界上这条有名的马路。我们到了指定的那家小理发店，往理发椅上一坐。正要理发时，我拿出一张日元钞票晃了一下，理发师点点 头，后来就招呼我们到里屋，交代我们到“孟渊饭店”住下，耐心等待，自会有人找你们的。 '孟渊饭店”在闹市，我一九二八年从湖南来上海就住那里，有我们的内线。过了两天，果然有人来敲门了，来找我的是夏之栩。老同学见面，分外高兴。她告诉我，国际已来电报，要你到中央苏区去。 在上海的电台台长是王大哥，也是国际无线电学校同学，我只记得他的俄文名字叫瓦西金。他让夏之栩问我自他们走后有没有学到新东西，我说没有，夏之栩就说，那就不要见面了，你先在这里等着吧。就在这次同我接头后不几天，夏之栩被捕了，所以后来是由一个叫巴本的男同志来，带我到一个交通站住下。这时同行的女同志已分配工作走了。我此后又转了两个地方，才盼来了苏区的交通员。 这个交通叫黄华，十八岁，机警勇敢，吃苦耐劳。我和一个男同志一起，跟着这个交通走。我们先坐一段火车到安徽，以后就一直靠两条腿走路。那个男同志有肺病，身体弱，我一个女同志,也不强，一路上黄华处处照顾我们。 爬山的时候拉一把，过河的时候干脆背我。一路走了四十天，经过闽西游击区，又过赣东北游击区，脚上打了许多血泡，破了又打，打了又破，到赣东北根据地建宁时我的鞋子已经破烂得不能穿了。那时赣东北的财政厅长是毛泽民，他让我从缴获和没收来的鞋里挑了一双橡胶底鞋,还给我们一匹白马和一个饲养员。从建宁出发，我同那个患肺病的同志总算可以轮流骑马了。 到六月初，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算起来，从离开莫斯科到到达瑞金，花费了将近半年时间。离开莫斯科时，一路上冰封雪飘，白茫茫一片，如今来到中央根据地，时令已是初夏，满山遍野杜鹃花怒放， 真是映得山红！江西属红壤地带，土地也呈红色。这时我 的心情正同这红的国土、红的山野一样热烈。 到少共中央局工作 到瑞金后，我先同邓颖超同志接头，她当时是中央局秘书长，交通归她管。我同邓大姐是一九二八年在上海认识的。我曾代表湖南省委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要头（领导人）要钱。那次还同邓大姐谈过妇女工作。时隔五年，她还是一下就认出我来，亲切地喊起来:“哟，小杰回来了。” 我原名叫郑杰，“刘英”这名字，是到中央苏区后才起的。 虽是第一次来瑞金，但一点也不陌生。在这里我有许多熟人。除了恩来同志夫妇之外，担任过《红色中华》主编、现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周以栗，是我敬爱的老师。我读长沙女师时.他同罗学瓒、陈章甫等都教过我。 组织局长罗迈（李维汉），是我的老上级，一九二八年我到上海时住在他家，冒充过他的姨妹子。搞无线电的曾三是我在长沙一起搞学生运动的老熟人，他的妻子在上海搞交通站，还 让我带给他一张他还没有见过面的儿子的照片。 博古（秦 邦宪）、洛甫（张闻天）、稼祥（王稼祥），也都认识，算起来是老师一辈。一九二九年我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 大学学习时，博古就是活跃人物，洛甫那时已进了红色教授学院，有时到“劳大”来讲课，稼祥也给我们讲过“党的 建设”。同学们背地里都将洛甫、王稼祥和沈泽民、郭绍棠并称为四大教授。 毛泽东的名字是早就听说了，一直没见过面,到这里以后有一次在张闻天那里遇上，经介绍才认识。我的老师周以栗是毛主席的同班同学，由于这一层关系，所以他对我更加爱护、关心。 总之，我觉得,到了瑞金我就是回到了家。 原来熟识的同志，见我回来，都很高兴。博古说，这下我们电台增加了一个女营政委！他要我去电台工作。我到电台转了转，看到那里的同志干得挺好，并不缺人。 我生性爱说好动，喜欢做群众工作，就向罗迈提出， 恩来同志当年分配我学无线电是为了好找职业掩护，现在到了苏区，不需要掩护，我熟悉群众工作，还是让我干群众工作吧。罗迈同志知道我的长处和短处，说:“好啊！” 当时凯丰是少共中央局书记，他知道我回来了，要我到少共中央局去工作。得到博古同意，罗迈就把我派了去。 少共中央局聚集了一批能干的年轻人。张爱萍同志是少先队负责人，儿童团的负责人是陈丕显，只有十七岁。耀邦同志那年十八岁，后来当了秘书长。我去了，先让我担任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 少共中央局的驻地在下霄区，同党中央局离得很近。 那时没有等级观念，领导和下面同志相处，不分彼此，亲密无间。 记得刚到瑞金不久，我就接到洛甫的一个电话，说： “尤克娜（我留苏时的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 从外面来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 我知道这个规矩，快吃晚饭时就到他们那边去。闻天、博古、小开（即潘汉年）等同志，加上少共中央的同志，大约十来个人簇拥着我。我看邓颖超同志没有动，就问她为什么不去，她说： “小杰，我不去打你的土豪了。”原来她没有雨鞋，我给邓大姐留下一元钱买鞋，和同志们走了十来里路到县城馆子里，美美地吃了一顿熬豆腐、红烧肉之类，把剩下的十来元钱花光了。 当时大家都年轻,每天晚饭前后，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打山歌,还爱搞点体育活动。爱打篮球的，吆喝一声上球场去了。洛甫和陈云、潘汉年爱打乒乓球。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洛甫、小开住楼上，博古、陈云住楼下,楼下客堂间里用方桌子拼成球台。我去看热闹，他 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 ”乒乓球拍是木板的，上面打了 几排圆眼子。洛甫是右手横握拍，球打得挺好。 难忘的还有学跑马。少共中央局的同志们半开玩笑地说，不会骑马可不能干革命啊！我就学开了。先是由别人牵着马走，后来可以一个人骑在马上慢慢走了。有一 次，张爱萍同志等骑着马小跑过来,挨近我身边时喊道: “刘英同志，跑马哟！ ”说时用马鞭将坐骑一抽，一溜烟地 奔驰而去。 我的马一惊,撒开四蹄就跑，把我从马上摔了下来。他们很快跑回来，说是开个玩笑。按他们的理论, 不跑不摔学不会骑马。我好强，说没摔着，跟着你们跑，天下没有学不会的事！就这样，我学会了骑马。这个基本功很有用，以后我去闽西、赣南都骑马。 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一个养病，一个养伤，一起住在《红色中华》编辑部的一个空房间里，离少共中央局不远。傍晚散步,也常常弯进来坐一坐，说说笑话。稼祥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四次反“围剿”被打穿肠子。 下面部队都很关心他，有了战利品，总是“进贡”一点给他。稼祥同志会来招呼我:“刘英，快来揩点油，改善生活嘛!”其实所谓战利品，大多只是一点面粉，一点盐。吃上一碗面条，就算是生活大改善了。 那时的生活确实艰苦，粮食不够吃, 每人一个小蒲席包，挂上名牌,放进锅里去煮，干粥烂饭, 还夹着砂子，直磕牙。缺油缺盐，有时只放一点又苦又涩的硝盐，更不用说吃什么菜了。但亲密无间的同志情谊, 崇高的理想，使我们感到生活得充实、愉快。 从巡视员到宣传部长 到少共中央局当巡视员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到福建团省委巡视工作。 福建省委设在长汀，原来的团省委书记冯文彬，调到少共国际师当政委去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工作一时拿不起来。我去后，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很快发展团员的工作就开展起来，完成了任务。省委一班人书记陈潭秋、妇委李坚真、宣委方方对我印象都很好， 要求把我留下来。少共中央局也就任命我为团省委书记。 福建省开党代会时，洛甫同阿金（金维映）一道来参加。他们是代表苏区中央局来的。记得会议是在一个小屋子里开的。会议期间，宰了猪会餐。猪皮、猪下水煮了当夜宵。洛甫很爱吃肉皮，猪毛没有搞干净他也不在乎。这次会议，我同洛甫接触的机会多，相互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去福建时天气还暖和，棉衣都没有带。闽西的冬天相当冷，冻得我嘴唇发紫。陈潭秋同志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送给我，自己穿破棉袄。我就请老乡给改了改，穿上。 长征途中，我穿的就是这件棉袄。 一九三四年一月，我回到瑞金。先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又参加了在沙洲坝临时政府礼堂举行的“二苏” 大会（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我被留下担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 我当了宣传部长以后，有一次去看望毛主席。他说：“你嘴巴子很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宣传部长，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 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腔口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表学说话吶！ ” 毛主席本人确实会做宣传。他讲话生动风趣。在“二苏”大会上做报告,讲到婚姻法，怕群众思想不通，毛主席就说，结婚年龄男的二十岁，女子十八岁。为了革命，青年同志要忍耐着点啊！说 得哄堂大笑。 我在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工作是培训青年干部。说起来很有意思，我读的是师范，可是没有当过教师。这辈 真正搭上教育工作边的，还就是在少共当宣传部长这两三个月。我办了一个红军青年宣传干事训练班，给他们较系统地上团课。为此，我还主编了一本《青年读本》。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党校）有个青年班，请我去讲時青年团的任务，还讲过团的建设。我的宣传能力和组织能为都得到提高。 于都扩红 一九三四年四月底，第五次反“围剿”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形势很不利。为了支援前方，扩大红军成了当时战斗动员的中心。 五月十日左右，罗迈把我找去,要我到江西省的于都县去当扩红突击队队长。我立即带领十多个突击队员，赶到离瑞金180里的于都。我们决定开展轰轰烈烈的政治动员，掀起-一个欢送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 五月十六日在县里开了突击队员与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我去作报告。讲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中央的决心,讲贫雇农分得了土地，大家来当红军,拿起枪，保卫自己的土地；并且对放弃扩红突击，回家种田的现象作了批评。大会后，突击队员分派到各区，召开动员大会，分工落实任务。 送红军的热潮掀起来了。江西老乡喜欢打山歌，一打山歌，劲头就来了。“一送郎哥去当兵，革命道路要认清 ……”“老妹送郞当红军，这条手巾寄深情；手巾绣上七个字:永远革命不变心！ ”山歌打得很红火。老婆婆、年轻媳妇、妹子都动员起来，做草鞋。 这种草鞋是布底、布帮，轻便而结实。江西妹子手巧，纳鞋底都纳出好看的图案，心细的还绣上字同时我们还注意解决参军青年的切身问题，发动优待红军家属的运动。所以青壮年劲头很大，开欢送会时没有一个哭的。 扩红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是依靠骨干。干部党员带 头，群众就跟上来了。新陂、古田等区，更是干部带领模范赤少队，整营、整连、整排地参加红军。我们按地方编营、 连，不改编。这样做，家属放心，路上也不开小差。 原规定三个月扩红二千二百名的任务，我们一个半月就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这次于都扩红，还碰到肃反问题。当时有一种逻辑， 扩红搞不起来是因为反革命捣乱。抓起反革命，扩红就搞起来了。于都开头未搞好，在会昌巡视的领导同志来电话,要三天找岀反革命。 县保卫局抓了一些人。我同县苏主席、扩红突击队副队长张振芳去看了审讯。从许多迹象 看，我觉得被抓的许多人是冤枉的。正在为难时，收到洛甫（“二苏”大以后他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写给我们的一封长信，首先祝贺扩红胜利，接着要我们注意，肃反不能乱 来。对扩红不积极的群众，要进行思想发动，而不是当反革命抓起来。我们如释重负，很快把这批人放了。 六月下旬，我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从于都回到瑞 金。路上遇到邓小平同志。他伸着大拇指对我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我一时莫名其妙，他忙解释道:“这是项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好,都登报 了。”小平同志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 我回到驻地，跟贺昌 （总政副主任）谈起小平乐观的劲儿，他瞪大眼睛愤愤不平地告诉我:“你还不知道？小平正倒霉呢！他的中心县委书记被撤了，家都散了（编者注：邓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成了当时李维汉又叫”罗迈“的夫人），现在调到《红星报》当编辑了。” 我说:“看他那模样，像一点事儿都没有。”打那以后，我从心里佩服他。 于都扩红的消息的确登上了六月二十一日《红色中 华》报的头版头条。扩红运动总结时，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还奖给我们一面光荣旗，上面写着“于都扩红超过二倍半”。每个突击队员还得到军帽、手巾和书等奖品。 于都人民对革命的热情与忠诚,一直铭记在我心里。 毛主席帮我做动员 于都扩红任务完成以后，我担任过一段赣南战地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工作。八月仍回少共中央局，改任组织部长。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日，中央又发出动员令，要求九月二十七日前,动员三万青壮年加入红军。九月中旬的一 天，罗迈找我谈话,派我再次去于都扩红。我表示为难，于都现在妇女是多数，时间又这么急促。罗迈说，这是党交给的任务，相信你总有办法。我不好讨价还价，立即跑马赶赴于都。 我到时，当地才动员了二百五十五人参军，离四千五百人的任务相差十万八千里。我急得团团转。这时于都已成了赣南省委的所在地，毛主席正在那里巡视工作。我除了按规定天天用电话向罗迈汇报，三天写一封鸡毛信报告情况外，还天天到毛主席那里去请示。 他打摆子刚好，身体还很虚弱，垫着棉被靠在床上听 汇报。我讲了剩下的青壮年不多，扩红很困难，大家缺乏信心，不知怎样才能完成任务。 毛主席说:“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 会。”我说:“再开会，就没有时间了。离规定的期限只有不到十天了。” “不，一定要开会，思想不打通，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 务。”毛主席坚持要开会。 我说，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 毛主席说,这好办，我有四个警卫员，叫他们跑马到各区去，口头通知。他把四个警卫员叫来，让他们把通知内容复述了三遍，立刻岀发。 这一着果然行，九月十九日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离长征出发只有二十天。 突击队员、区委书记坐了一屋子。毛主席也拖着虚弱的身体来了。我先做报告，把这几天了解的情况，毛主席的指示，罗迈的意见，都融汇在一起讲了一遍。 我讲完后，下面一个劲地鼓掌，要求毛主席讲话。我连忙说，毛主席打摆子刚好，身体虚弱。我的报告就是传达他的意见。越这么说，下面鼓掌越来劲,欢迎毛主席讲话。 毛主席站起来说:“好,我就讲五分钟，讲'决心'两个字毛主席围绕为什么要下扩红的决心，深入浅出地讲了反“围剿”形势的严峻。又从对待困难的态度，讲下决心的重要作用。最后鼓励大家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去完成扩红的任务。 第二天下午各区又开活动分子大会进行动员，很快于都的扩红运动有了转变。《红色中华》九月二十六日发表长篇报道，说于都“过去最严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自会议后各地争取逃跑群众回来的工作，收了最大成 效'。 不过毕竟四千五百人的指标太高了，到九月底，我们动员了将近一千人参加红军，已经很不简单了。但按完成任务来说，只达到百分之二十，真是难煞人啊！ 就在这时，中央红军决定离开江西根据地突围西征。 我接到通知赶回瑞金，第三天就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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