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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青铜矛及铍首先出现在早商盘龙城墓葬，常形与异形皆有，异形矛可称为“南方风格矛”。新干大洋洲器群承其绪，结合盘龙城矛和铍铸造出了新南方风格矛，其形式和工艺可能结合了中原短剑，影响了瓯海杨府山“短剑”，故杨府山器应是异形南方风格矛。杨府山矛再演变出黄岩小人尖、长兴雉城出土短剑及屯溪弈棋出土铜剑，年代已进入春秋晚期，因此，学界之前对雉城、小人尖、杨府山器的年代需要重新认识。南方风格矛绵远流传，为研究青铜器风格演变和产地提出新问题和新线索。 矛被认为是装柄长兵器。《说文》“矛部”︰“矛，酋矛也。建于兵车，长二丈。”［1］象形作“ ”，含义不明。金文中见于1975年陕西扶风白家西周墓出土的西周穆王时期伯 簋，作“ ”［2］，形若镐且柄上有环形握手，和通常所论矛的形象出入甚大。郭宝钧首先讨论商周青铜兵器，指出矛为刺兵，由叶（身）和骹组成，叶一锋两刃；骹为直筒状，下粗上细，插入叶中为其脊，空骹可装矜（柄）。骹两侧或对设半环耳或对设钉孔以固矜，矜端或有鐏。朱凤瀚据考古发现，分其为窄、宽叶两型，叶窄者骹长，叶宽者骹短，后半两刃内弧，无钮，但叶端两侧各有一穿［3］。通常所论青铜矛指矛头，最重要特征是骹的中空深入到叶中，甚至及于叶中部。多数的矛长约10～30、宽约3～4厘米，骹口直径约2厘米。至于矜，考古发现其长度多近两米，甚者达4米。
在古代中原地区，矛是仅次于戈的重要青铜兵器，目前对其研究主要还集中在型式划分和演进上［4］，与其他文明的比较研究还相对较少［5］。另一类刺兵称“铍”，首列《左传·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 年），“贼六人以铍杀诸卢门合左师之后。”《说文》︰“铍︰剑如刀装者。”含义模糊。《扬子·方言》︰“锬谓之铍”，郭璞注︰“今江东呼大矛为铍。”［6］叶文宪以为《说文》系“剑如矛装”之误，但王学理认为铍与东周时期一种带折肩的扁茎短剑颇为相似，有如短剑的锋刃器套接在一杆长柲上构成刺兵［7］。河南宜阳博物馆藏一柄铍，形同窄格剑，腊断面菱形，格饰鎏金卷云纹，后出近圆柱茎，通长52.8、格宽4.8、脊厚1.1、茎长10 厘米，重795 克；腊有两行错金铭文“我自铸少身之用铍”，年代在春秋晚期而不晚于战国早期［8］。据之可以认为铍是青铜剑中窄格柱茎无箍剑之类。古代近东青铜时代，铜武器是高等级墓葬的主要陪葬品，并以斧（axe）、矛（spearhead）、短剑（dagger）和镞，及盾、甲和胄构成铜武器体系，而这些器类都孕育于青铜时代早期（公元前3300—前2100年）。早期矛的叶后拖鼠尾形把，材质为红铜和低砷铜合金，青铜时代中期时砷铜和锡青铜并存，前者含砷量小于2.2%，后者含锡量在1.0%～12.3%之间，波动很大，并有部分属于低砷低锡铜和低砷中锡铜合金，高锡合金中也含有0.2%～0.3%的砷。这些矛均铸造成坯，再锻打、开刃并退火成器［9］。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2100—前1550年）后段出现锻造的銎孔（socketed）矛，之后迅速成为定制，发展出以石范铸造长骹中空矛，并在骹两侧铸造钉孔，极个别骹也铸造半环钮［10］。就造型而论，只有中原青铜矛与近东、中亚和欧洲的一致，是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古代青铜器中的特殊实例，其巧合或者有所关联值得学界讨论。当然，还必须看到，中原史前阶段的铜冶金材料稀缺、零星而多样，内涵缺乏研究，其间关联尚不清楚。二里头文化中期开始，已经晚于近东青铜时代约1800年。二里头文化已发展出较为完整但十分独特的铜器结构，容器、铃、牌饰均造型古怪、地位尊崇，是其他青铜文明所未有之器，武器占比较低，多镞，但其中的戈也不见其他地域，而这种勾兵成为千多年兵器的主导。二里头小型工具最多，以刀、锥、凿为主，与欧亚诸地有相类者，但却无彼处习见的各种饰品。就材质而论，极少红铜，基本上是锡青铜和铅锡青铜，就工艺而言，几乎全部以泥范块范法铸造成形，没有近东常见的锻打加工。这些都表现出中原具有截然不同的青铜艺术和技术体系。迄今还未发现二里头文化阶段的青铜矛，相继的二里岗早商阶段也未发现。最早的青铜矛出现在武汉黄陂盘龙城早商阶段墓葬中，而且该遗址还出现了迄今所知最早的铍。本文无意展开中国早期青铜矛与其他文明的对比，而着眼于借鉴欧亚对青铜兵器的研究，梳理湖北盘龙城青铜器群中矛、铍与江南诸地相关器物的关系，或可有助于认识青铜器类型、承传与生产的某些问题。迄今所知最早的三件青铜矛，分别出土于黄陂盘龙城楼子湾墓、李家嘴墓和杨家湾灰坑中；另有两件青铜铍，也是迄今所知最早者，分别出自盘龙城王家嘴和杨家湾。青铜矛LWM3︰8出自楼子湾三号墓墓主右肩上方，属于短叶长骹形矛，发现时骹内残存有木柄。管形骹直径自口向上递减，贯穿矛叶成脊。骹口外有加厚裙，裙上对置两半环耳，方向与叶一致。耳上骹截面为四边形，贯穿到矛叶中部，矛叶截面为菱形。矛通长23.6 厘米，骹之深度待测，重200克（图一︰1）。发掘报告将该墓的时代定为盘龙城第五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晚阶段［11］。
青铜矛YWH6︰46 出自杨家湾H6 北部青铜兵器堆中。该灰坑口距地表0.3 米，平面形状不规则，深0.64米，坑内为黑色填土，其中集中分组堆放铜、陶、玉、石器58 件，分两层堆放，还铺有朱砂，伴有兽骨。矛出土时刃有些许残损，叶较细长，圆管状骹下粗上渐细，插入其中并形成凸脊。骹口圆，外有加厚宽裙，贯通到叶中。裙上对置半环耳，通体无纹（图一︰2）。通长20.2、骹口径2.2厘米。笔者认为埋藏单位定为灰坑，颇为少见，当存疑。此灰坑年代属于盘龙城第七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晚段［12］。青铜矛LZM2︰56 出自李家嘴二号墓圹东南角，出土时叶的双刃和锋均有残缺，残长22厘米，重150 克。叶截面为菱形，中起脊，管状骹插入叶中与其脊相对。骹前后面饰人字纹，口呈菱形，外有窄裙，两侧出L形齿（图一︰3）。发掘报告推定其年代为盘龙城四期，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期晚段，与楼子湾三号墓年代相近［13］。青铜铍WZH6︰2 出自盘龙城王家嘴一灰坑中，在一个长方形范围内的黑灰烬填土中发现青铜器15件，皆为工具和兵器，同出陶容器若干。青铜器中包括这件青铜铍，柳叶形叶，截面为合瓦形，叶端向后收出长条形柄，柄前对设双耳，大体垂直于柄而略上翘，端部凸鼓（图一︰4）。通长23厘米。从成组出土铜器和陶器看，此坑原本应当为一座墓，发掘报告推断其时代为盘龙城第五期［14］，与楼子湾三号墓及李家嘴二号墓相当。青铜铍YWM11︰44 出自杨家湾M11 上部的下层，品相相当完整。叶两侧开刃，中脊突出，截面为菱形，后出长条形柄，柄前端设一垂直横梁，向两侧伸出对称突刺，端部为球形（图一︰5）。通长24、脊厚0.8厘米。发掘报告将此墓年代划为盘龙城第七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二期晚段［15］，与青铜矛YWH6︰46 年代一致。但从同出的双耳簋YWM11︰13的造型、纹饰和工艺看，也可能早到二里岗上层一期甚至略早［16］，说明该墓随葬品有其积累过程。盘龙城青铜矛包括两个亚类︰一类为常形，长骹口裙上对设半环耳，虽其渊源关系还不清楚，却是商中、晚期矛的基本类型；另一类为异形，裙上对生L形耳，这类矛在此后中原地区未曾出现，下文有多例出自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和瓯江、太湖流域，姑且称之为“南方风格青铜矛”，为本文讨论的重点。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涝背沙丘中发现了大型器物坑，出土青铜器群数量庞大，兵器多达232件，其中包括35件青铜矛。因型式多样，发掘报告将之分为短骹、长骹、特短骹和异形四类，各自包括四、七、三、二共16 个式别。大洋洲器物坑年代较为复杂，说法多样，其中包含有商早期器物，其下限可能进入殷墟时期［17］。本文特别关注其中的特短骹矛类，共5件，发掘报告将之分为3 个式别，属于I 式3 件，II 式和III式各1件，其中1件未发表图像，姑置不论。青铜矛XDM︰94，被划分为I 式，出土时骹孔内残存木柲。骹特短，骹孔截面为八边形，端部粗而向上收束，通孔延伸至叶体三分之二处，构成叶的凸脊；双刃为弧形，脊两侧均有较深的凹槽。骹两侧出短横梁，梁端结环，但未穿透，尺度略宽于叶，与叶同处一平面（图二︰1）。通长16.3、叶宽4.5、骹宽1.9厘米，重110克［18］。青铜矛XDM︰95属I式而形小，脊旁的凹槽过深，导致一侧形成穿孔，骹侧横梁结环穿透（图二︰2）。通长11.8、叶宽3.8、骹宽1.6 厘米，重50 克。同属I式的另一件青铜矛XDM︰96，体量与XDM︰94 相若，通长16.5 厘米，重120克，出土时周身满布木纤维、朱红色漆皮和织物痕迹［19］，是否属鞘有待研究，因未发表图像，暂搁置不论。
青铜矛XDM︰97 被划分为II 式，两刃弧度较小，骹极短，骹孔截面为六边形，并以锥形插入叶中形成宽的凸脊。骹口外有加厚的裙边，紧靠裙边为一三角形下凹，其上自大而小排列六组燕尾纹，下面三组透过空骹，而上面三组不透，说明骹孔深入到叶之中部。出土时，第二燕尾纹顶端一片菱形绿松石尚存，知燕尾形透空中原嵌绿松石，出土时多已脱落。后来的展览图录中，已经嵌入了最高一组燕尾纹的若圭形的绿松石，第三组燕尾纹大部分绿松石也嵌入，说明有些绿松石是出土过程中脱落的。裙上对生的发卡形双耳中空，左侧透空的绿松石被修复嵌入，至于其他透空部分所嵌绿松石，需要仔细翻检所出的细碎玉石以分辨，但可以推想埋藏时部分绿松石已经脱落。中脊两侧同样有弧形下凹，与脊构成窄叶矛形。发掘报告未涉及矛锋，X 光成像显示原锋残失，后以高铅补足；叶中有横向裂纹，骹孔未抵达；左侧下凹顶端有较大气孔或缩孔（图二︰3）。通长14.3、叶宽4.3、骹宽2.2厘米，重110克［20］。青铜矛XDM︰98被划为III式，出土时锋已残失。叶的型式与XDM︰95、97 相同，骹则与XDM︰97 一致，差别在于骹截面为梯形，骹前面也有镂空燕尾纹装饰，为五组，但背面平，中间饰蝉纹。骹截面为梯形，上面窄而下面宽。骹口的裙也较宽，且饰有圆圈纹带。骹两侧出横短梁结环如XDM︰95，但左侧的残失（图二︰4）。残长13.6、叶宽4.3、骹宽2厘米，重100克［21］。新干大洋洲出土青铜矛绝大多数和盘龙城出土的常形矛不同，除XDM︰92 骹两侧设半环耳外，大多无耳，且骹管截面多为合瓦形或菱形。以上罗列的5件特短骹类矛，实属同型，裙上向两侧出发卡形耳，是承自盘龙城李家嘴南方风格矛的L形耳的变形，其形态则移借自盘龙城杨家湾铍，形成了新的南方风格青铜矛。2003 年，农民在平整浙江瓯海杨府山顶时，发现一座土墩墓。经考古发掘，清理出83 件（组）青铜器和玉器。青铜器包括鼎、簋、铙等礼乐器和短剑、戈、矛及镞类兵器。发掘简报据铜器和玉器型式，推断墓葬年代为西周中期晚段，墓主为越国贵族。本文关注的是墓底南部所出的三把“短剑”（M1︰24、22、21）。虽然它们出土时均严重腐烂、断裂和残损，但内涵却颇为丰富［22］。
M1︰24身呈叶状，刃宽，截面为合瓦形，弧形刃收于柄上。柄端残损，圆管状，其上为宽凸箍，箍上为长方形截面柱状，向上直插入叶中带中部，并在叶下半部形成方形凸起的宽脊，脊两侧的弧形与脊构成矛叶形状，而且对称装饰平铺的云纹，纹线规矩深峻。长方形截面短柄两侧出向下勾的L形耳，左侧完整而右侧残断。宽凸箍上以绿松石镶嵌纹饰，但多已脱落，纹样不清。方形柄和耳前面满嵌绿松石片，片较大。柄面的三行，中间一行已脱落，上面一行只一片、下面一行由两片绿松石对接。左耳前面绿松石片大体完整，保留五片绿松石，或许填缝的小片业已脱落，右耳则已脱尽。两侧面无嵌绿松石片的痕迹，背面可见一条横线，应当是嵌绿松石的边线，说明所嵌绿松石已尽皆脱落（图三︰1）。短剑残长约26.2厘米。M1︰22残长约30厘米，结构与风格和M1︰24一致，只是叶略窄，纹饰和耳不一致。此器柄端残，管状，外饰云纹；宽凸箍前后纹饰不同，一面嵌宽绿松石，另一面嵌较宽绿松石构成云纹。虽然长方形截面柄插入叶中形成宽平脊，两侧也有弧形与之构成矛叶形，饰规则对称的云纹，但其顶部则是较宽纹线的勾云纹或蟠虺纹。此外，长方形柄两侧设对称的夔龙形耳，张口向下，龙身和柄面均贴绿松石片。柄面也是三行，中间一行由一大一小、宽度相同的两片拼合；下面的一行由多块绿松石拼合，而上面一行，由更多细碎绿松石片拼合，而夔龙面所贴绿松石片均较大，局部以细碎块填缝。这些绿松石片颜色或偏蓝或偏绿，色泽不一。凸箍上的绿松石已全部脱落。而其反面，凸箍绿松石脱落，柄面和夔龙形耳无绿松石，从柄面所铸云纹看，原本似无嵌绿松石的设计（图三︰2）。说明此器分正反或前后面，与M1︰24做法不同［23］。M1︰21 仅在简报中发表一图像，其余信息未披露。据俞珊瑛惠赠照片，知其叶部结构更接近于M1︰24，而茎后段残断，所残存的銎管估计超过2 厘米，说明原本较长，紧靠箍嵌一周绿松石，其下以绿松石嵌宽线云纹，与M1︰22 所饰细密云纹颇不相同。至于后者是否嵌绿松石或者填颜料，有待进一步考察。茎中宽凸箍上还保留一块形似眼珠的绿松石，证明凸箍原本确有绿松石镶嵌。主体结构与前两器相同，最大差别在于双耳︰从长方形截面两侧出短横梁，端部为耳形或翅形结构。茎面上半的构图若蝙蝠头和身，绿松石已经脱落，可见中间竖对称线和边线，下半的两片绿松石在原位，右边的一块有碎裂。两耳当是蝙蝠双翅，耳轮形翅通过短横梁与蝙蝠身体相接。两侧横梁面所贴绿松石不一致，右侧两块上下拼，左侧就一块，而耳面镶嵌的绿松石片脱落较多，可知片较大且颜色不一（图三︰3；封底）。发掘简报并未讨论此三器何以称之为短剑，叶文宪认为其无格、无首、空銎，不像短剑，倒与商代三角叶矛相似，实属于铍［24］。与前揭自名“我自铸”铍相较，此三器柄后段均空，具有矛骹结构，尤其是柄侧的双耳，M1︰24与盘龙城南方风格矛高度一致，只是方向相反。M1︰22的一对夔龙形耳，造型与湖南省博物馆征集的一件商代虎纹銎钺（藏品号︰39210）透空夔形内的风格一致［25］，二者时代差异颇大，期待资料补阙。至于M1︰21 的双耳，或者是铸工求变的即兴创作，或者是宗于大洋洲发卡形双耳的放大。三件器虽造型差异颇大，但风格高度一致，柄的形状、纹饰，特别是柄的纹饰分前后面，颇为别致，而柄上嵌绿松石的工艺完全相同，它们应当是同一铸工或同组铸工的作品，与大洋洲嵌绿松石矛有某种关联。因此，此三器应属于矛，或者矛的衍生品。演变的过程中，似乎结合了中原短剑的因素，使柄前端实心而扁方，后段依旧管状可纳矜。至于该墓年代，发掘简报将之与安徽屯溪弈棋土墩墓相比后推断其为西周时期，这一结论能否成立，笔者认为还需要斟酌，下文还会涉及。1990年，农民在浙江黄岩小人尖发现一批文物，后考古人员在此调查并发掘了一座土墩墓，出土青铜器、原始瓷器和玉器数十件。青铜器除一件尊外，余为兵器和饰品。发掘者将其与屯溪弈棋土墩墓相比较，推断此墓的年代不会晚于西周晚期。墓中出土的一柄短剑M1︰16，造型接近杨府山M1︰21，但叶更窄而长，锋微残，器残长24厘米［26］。发掘简报的描述较为含混，幸得学友惠赠照片，得窥全貌。此器的柄被三道凸箍分成两段，后段圆形截面而中空，下一箍之下出短銎口，基本平齐。上一段扁方截面，两侧一对花生形耳。柄向上插入叶中形成宽凸脊，宽度凸起高度向前递减；脊两侧各一长条弓形与脊构成略小的矛形，饰细线勾连云纹，锋前另饰一组对称的宽线变体夔纹，叶的纹饰面积均远大于杨府山器，纹线型式也不同。柄前后面纹饰不同，与杨府山器一样，前面上段和双耳纹样与脊、叶相同，下段饰细勾连纹；背面除凸箍上的勾线外，上下段均光素，而双耳中空更为特别（图四）。此器双耳几乎直接生自柄侧，与杨府山M1︰21 有所差别，但柄前面和背面纹饰不一，说明二者有关联；没有绿松石镶嵌确是二者的较大差异。二者年代差异明显。
杨府山三器柄均残断，据M1︰21残存较长而推知器柄原本较长，且外壁嵌绿松石。古越阁收藏的一柄铜剑被李学勤称为“云雷纹有翼剑”，品相完整，或有助于认识器物全形。该器通长26.4、两翼宽5.2、銎口宽2.9厘米。突出特征是管状柄上有两个宽凸箍，前方对生双耳，耳面、柄面、脊及其两肋饰云雷纹和云纹，背面的柄和耳无细纹饰（图五）。关于此器，类属和年代都颇关键。李氏认为“此器乍看为矛，但对照有关出土器物，可知是一种富于地方特色的短剑”，并认为浙江长兴雉城发现的一把剑与之最相接近。然后排出了古越阁剑—长兴雉城短剑—长兴雉城长剑—屯溪弈棋墩有翼剑—屯溪弈棋墩无翼剑的序列，后者已属于东周剑。对于年代，因弈棋墩M4铜戈不晚于东周早期，古越阁剑年代要到西周中晚期。并接着说︰“ 从花纹看，也可印证这一想法。”［27］但他没有展开，不知其论据何在。
长兴雉城出土的两把剑，叶形与小人尖出土的颇为接近，尤其是小叶形前的云纹，如出一辙，但柄部出入较大。雉城剑柄中间凸箍将之分前后两段，前段扁形，两侧设长条形扉；后段圆管形，端有圆首；柄、箍、扉和脊饰细密云纹。夏星南认为剑上纹饰与长兴发现的西周甬钟和簋的纹饰相同，推测时代为西周早期［28］。但实际上，他所对比的甬钟和簋的年代含糊，与剑的纹饰也有较大出入，不足为凭。至于屯溪弈棋土墩墓所出的五把剑中，只有剑M3︰010.2 的柱茎前段对生双耳，但此剑通长34.3、茎长8.8 厘米，腊有中脊，后有格，茎有三道凸箍，圆首有多道同心圆（图六），属于典型的春秋晚期长剑。同出的剑M3︰010.1 形同却无耳，但脊和腊上是细密云纹，且小叶形纹饰前另设一组对称云纹。李国梁通盘整理了屯溪土墩墓资料后认为︰“（五把剑的时代）应放入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的阶段来考虑。这五剑和剑上增加的附饰物或镶嵌饰物，只能表明它正是在上述期间内的一种流行样式和作法。春秋中叶还不见有类似的样式，也不可能早到春秋早期或更早时期。这五件剑格的纹饰，除M4 为勾连纹，余四件的风格较一致，它们与吴王光剑和越王州句剑的剑格，风格是比较一致的。”［29］黄岩小人尖短剑饰细线纹，较之杨府山异形矛晚近。若其器形完整，柄的空腔明显变短，不再适于纳矜而近乎短剑，并再演变出长兴雉城的短剑，虽然杨府山异形矛承自商代新干大洋洲矛，但其年代并未解决，产地更无头绪。经历多久、在何处演变出小人尖短剑，也无确证。小人尖、雉城和屯溪三号墓诸器，柄上耳形虽不一，但风格和工艺一致，有若杨府山的三件，它们年代相近，距春秋晚期当不远。那么，古越阁所藏的一柄完整短剑，便失却断代为西周的支撑。值得注意的是，杨府山三柄异形矛柄部的嵌绿松石饰。绿松石装饰青铜器在二里头青铜牌饰上已很突出，但商早期似乎罕见，商晚期在青铜兵器上不乏实例，主要装饰在戈援根和内、矛骹和动物形上，代表性的一件是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南二十五号墓出土的铜骹玉矛，骹铸接在玉矛上，上端作蛇头形咬住叶根，以绿松石碎片嵌出蛇头面和身、尾的鳞纹［30］。玉石嵌出纹样二里头以降常见，新干大洋洲青铜矛XDM︰95 也是如此。西周嵌玉石迅即萧条，春秋晚期则又大行其道。杨府山异形矛上所嵌绿松石纹样大不相同，与西周工艺难以合辙。且不同于殷商风格，似乎倾向于春秋晚期开始的多样装饰中嵌玉石的潮流。此外，青铜器嵌饰绿松石自难牢固，适于静态而不宜振动，青铜矛嵌绿松石的脱落态即为例证。如果用于战场厮杀会使之脱落尽净，因此，可以认为那些具有玉石镶嵌的兵器，都非实用器，或者尊贵自珍以标明身份，或者名贵无比以陪葬主家。对此，笔者将另撰文讨论。南方青铜器的源流，既是商周考古的核心，更是商周青铜器的关键问题之一。数十年的考古积累，渊源关系已大体清楚，南方青铜器本源于中原二里头文化肇建的青铜艺术、材料和工艺。然而，后来在南方，淮河—长江流域兴起了一种独特风格的青铜艺术，最早是高明在20 世纪60 年代指出的［31］。然而，弗吉尼亚·凯恩（Virginia C. Kane）在十多年后声言南方有“独立的”（independent）青铜文化［32］。可是，两年后罗伯特·贝格立（Robert W. Bagley）在其对盘龙城的研究中，却指出盘龙城青铜器与郑州商城青铜器相同到难以分辨，当是商人南下的携带品［33］。随着学界对盘龙城出土青铜器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发现其中一些工艺技术并不存在于中原商早期青铜器中，而通过其原始性和独特性，可判断其很可能产生于南方，虽然具体地点还不清楚［34］。通过对典型商代南方风格青铜器与殷墟晚商青铜器的对比研究，可以推知商中期南方青铜器生产十分繁荣，新干大洋洲器群几乎都出自于此。武丁时期征服南方，毁坏了南方铸铜作坊，并将铸工迁往殷墟，造成了殷墟早期青铜器的迅速繁盛，而南方风格青铜器则一蹶不振［35］。笔者认为，应该有铸工未迁走而在南方继续铸造青铜器，青铜铙可能是最具代表性的南方产品，但铸地不明。进入西周社会，南方青铜器的生产格局目前还茫无头绪，地方风格如何形成、典型工艺内涵如何，都还缺乏案例研究。而诸如瓯海杨府山所出青铜器，明显承续南方因素，虽然年代可能较晚，当能为追索两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生产，为地方风格的兴起以及内涵的解释，提供重要线索。还需注意的事实是，中原周边地区的墓葬或窖藏所出土的青铜器，往往面貌复杂，时间跨度很大，说明是来自多渠道、长期收集的结果，本土制作的器物或者没有，或者是些简单工具、武器，且产地不明，这些出土单位的断代更需慎重，确定地域文化自然更需仔细辨析。深入、系统、多角度研究这些器物，当是不二途径。（附记：感谢浙江省博物馆俞珊瑛女士、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和北京大学胡东波教授提供相关图像。特此致谢！） ［1］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十四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19页。［2］罗西章、吴镇烽、雒忠如︰《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诸器》，《文物》1976年第6期，图版7.3，图17。［3］a.郭宝钧︰《殷周的青铜武器》，《考古》1961年第2期；b.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98页。［4］a.沈融︰《商与西周青铜矛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b.李建民︰《西周时期的青铜矛》，《考古》1997年第3期。［5］a.李刚︰《中西青铜矛比较研究》，《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b.胡保华︰《试论中国境内散见夹叶阔叶铜矛的年代、性质与相关问题》，《江汉考古》2015年第6期；c.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6］a.李梦生︰《左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35页；b.同［1］，第706页；c.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第九，中华书局2006年，第620页。［7］a.叶文宪︰《说铍、鈼、槊》，《文博》1993年第3期；b.王学理︰《长铍春秋》，《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8］赵晓军、蔡运章︰《我自铸铜铍及其相关问题》，《文物》2011年第9期。［9］a.Daria Montanari. Metal Weapons in the Southern Levant During the Early Bronze Age︰An Overview. in Karolina Rosińska-Balik, et eds.Copper and Trade in the South-Eastern Mediterranean, Trade Routes of the Near East inAntiquity . Oxford︰Archaeopress, 2015︰67-76.b. Sariel Shalev. Metals and Society︰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etal Weapons in the Levant during the Middle Bronze Age II. in Steven A. Rosen and Valentine Rouxeds,Techniques and Peopl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Proto-Historic and Early Historic Periods in Southern Levant. Jerusalem︰Mémoir et Travaux de Centre de Recherche Français à Jérusalem, 2009︰69-80.［10］ЛюбеН ЛеЩаков, ТИПОГИЯ И ХРОНОЛОГИЯ БРОНЗОВИТЕ ЗА КОПИЯ, ОТ КБСНАТА БРОНЗОВА И НАЧАЛОТО НА РАННОЖЕЛЯЗНАТА ЕПОХА В ЮГОИЗТОЧНА ЕВРОПА, СоФИЯ 2015.［11］a.湖北省博物馆︰《一九六三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文物》1976年第1期，图24.4，图版5.10；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372—385、444页，图283.4、图版127.1。简报与报告图不一致，后者删去了骹口图，将骹上截面图下移，将叶截面图改绘并美化叶之轮廓，故本文采简报图。［12］同［11］b，第259—363、292、446页，图194.46、214.10，图版94.4。［13］a.同［11］b，第126—134、444页，图100.56、117.6，图版35.4。发掘报告说此矛“其骹与叶长度比为1︰2”，但对照线图和照片，均与之不符；b.湖北省博物馆等︰《南土遗珍︰商代盘龙城文物集萃》，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87页。［14］a. 同［11］b，第263—266、292、444 页，图83.7，图版50.6；b.同［13］b，第94页。［15］同［11］b，第263-266、292、446页，图195.44、214.9，图版94.3。［16］苏荣誉︰《论商前期青铜双耳簋的风格与工艺——兼及早期青铜簋风格与工艺的地域性问题》，《三代考古》（九），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569—609页。［17］a.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87—115页；b.孙华︰《关于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几个问题》，《文物》199年第7期。［19］同［17］a，第93页，图47.12、图版26.2。［20］a.同［17］a，第93 页，图47.13，彩版23.4、图版26.3；b.深圳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商代遗珍︰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93页。［21］同［15］a，第93页，图47.14，图版26.3、彩版23.4。［2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简报称茎侧L形为格，与剑格不类。［23］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第19卷），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51—152页。［24］叶文宪︰《再论铍的起源与演变——兼论吴越系双耳剑的演变》，《考古》2013年第3期。［25］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岳麓书社2013年，第322页。［2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黄岩市博物馆︰《黄岩小人尖西周时期土墩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号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00—205页，图3.5。［27］a.王振华︰《商周青铜兵器·古越阁藏》，古越阁，1993年，第186—187页；b.李学勤︰《古越阁所藏青铜兵器选粹》，《文物》1993年第4期。［28］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发现吴、越、楚铜剑》，《考古》1989年第1期。［29］a.李国梁︰《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23页，图33；b.李国梁︰《从青铜兵器看屯溪八墓的时代》，上海博物馆编《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第25—30页。［30］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卷3），文物出版社1997年，图198。［31］高明︰《建国以来商周青铜器的发现及研究》，《文物》1959年第10期。［32］Virginia C. Kane. The 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Contemporary with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Dynasties.Archives of Asian Art , 1974-1975 (28)︰77-107.［33］Robert W. Bagley. P’an-lu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pei. Artibus Asiae, 1977(39) : 165-219.［34］a.苏荣誉、张昌平︰《盘龙城青铜器的铸接工艺研究》，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武汉大学青铜文明研究中心编《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8—137页；b.苏荣誉︰《中国古代泥范块范法青铜铸造》，见苏荣誉《中国青铜技术与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13页。［35］苏荣誉︰《妇好墓青铜器与南方影响——殷墟青铜艺术与技术的南方来源与技术选择新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香港承真楼编《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68页。（作者：苏荣誉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文刊于《东南文化》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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