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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
对受训感兴趣，可以关注最新发布的两年制《第三届中国比昂连续培训项目》。  本文译者：高宁 刘欣 刘胤佳 王晓春 杨诗露 郑可桂 审稿人：刘胤佳 《我们的岁月》（The Days of Our Years） 是 Francesca Bion 于 1994 年4 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发表的演讲。它首次发表在 1995 年第 13 期《梅兰妮克莱因与客体关系》杂志上（The Journal of Melanie Klein andObject Relations）。 在开始学习人类行为和心智领域的原创思想者的著作之前，了解什么样的影响和经历促成了他们的人格，尤其是透过他们自己的眼睛去看，必然是有价值的。 幸运的是，我们拥有比昂在《漫长的周末》（The Long Week-End）和《我记忆中的全部过失》（All My Sins Remembered）中对自己头五十年印象的记录。 而不幸的是，它们留给我们的是一种他未得到缓解的阴郁和自我厌恶的印象。因此，我试图通过出版他写于其后三十年里的家书选集，来呈现一种更加平衡的视角，其标题是《天才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Genius）。为那些尚未读过这些书的人而言，一个简要的传记提纲也许是搭建场景的最佳方式。 1897年，威尔弗雷德.比昂出生在印度西北联合省的Muttra，他的父亲是一名灌溉工程师。他有一个妹妹，比他小三岁。八岁时他被送到英国的学校，再也没有回到他所爱的印度。他在预科学校的日子并不快乐。 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被剥夺了父母、家和阳光，扔在异国他乡，居住在一群令人讨厌的小男孩之中，忍受着甚至更令人讨厌的气候，似乎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灾难性的转折。直到三年之后他才再次见到了他的母亲，一时间没能认出她。 到他上高中时，他已适应得很好，化敌为友，并享受接下来的五年时光。他总说救了他的是他的体魄和运动能力。 1915年，就在十八岁生日之前，他离开了学校，并于1916年加入了皇家坦克军团。他被派往法国，在那里服役直到战争结束。他被授予DSO（杰出服务勋章）、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骑士勋章），并在派发时被传令嘉奖。《在皇家坦克军团的历史上》（in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Tank Regiment）关于1917年11月的Cambrai战役的章节包含以下内容： 一些坦克兵一下坦克就投入了战斗。一个醒目的例子是，中尉W. R.比昂，在他的坦克瘫痪了的时候，率领战友和一些流浪步兵在德方战壕中建立了前哨，然后带着刘易斯机枪爬回了坦克顶，以更好地瞄准对面的机关枪。当德军强力反击时，他阻止了他们的前进，弹药耗尽后继续使用一台被遗弃的德国机关枪，直到Seaforths连队抵达。该队的指挥官很快就被射穿了头颅，于是Bion临时接管。他被推荐了VC（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并获得DSO。 [Liddell Hart，1959，p.143，fn. 2] 1918年底复员后，他去了牛津皇后学院读历史。与来自高中校园的本科生相比，他和其他的“老”退伍军人一直处于紊乱不安的精神状态。 尽管如此，他在那里的岁月仍然是他一生中的珍贵回忆，尤其因为他是一流的运动员（与牛津小丑队一起玩橄榄球，并且是水球队的队长）。他仍记得与哲学家Paton之间令人感激的交谈，并为没有学习哲学感到遗憾。 在离开牛津时，他没有获得一等荣誉学位，这令他的导师们感到失望——他们归因为近期战争的压力——他在母校试着学习了两年，然后在清楚自己主要的兴趣是一个奇怪的新兴学科“精神分析”后，开始在伦敦大学学院医院从事医学研究。他说他明智地避免在最初面试时透露这一兴趣；而是提及他在牛津大学的的运动成就，然后，他被提供了一个职位。  正如他在牛津的日子，从1924年到1930年那些日子的回忆生动而持久。他特别印象深刻，而且钦佩Wilfred Trotter，他不仅是杰出的脑外科医生，而且著有《和平和战争时期的群氓本能》（Instincts of the Herd in Peace and War）。 这被证明对比昂对群体行为的兴趣和新生的理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书首次出版于1916年，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状已然揭露了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者的极度愚蠢。 比昂没有这书的副本，可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空袭席卷伦敦时丢失了，五十年代它已经绝版。所以直到几年前我才读到，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牛津的古籍书店看到了一个20页的副本，这是一个意外发现的惊喜。 Trotter做的一些观察，让人强烈联想起比昂后来的观点。他谈到人“对新主意的阻抗，服从传统和先例”；“管理权倾向于传入体验迟钝的一类人手中，他们关上了新想法进入的通道，并且沉迷于对此的满意感中”；“我们甘愿冒任何风险，唯独不愿忍耐可怕的思考的痛苦”。 在战争的第二年，他写道：“由于明智被排除于社会的大方向之外，西方文明近来已经失去了上千万最好的生命……如此可怕的客观教训清楚地表明人类是多么轻易……堕落到猴子般不负责任的破坏性之中”。二十年过去了，人们依然如故。 获得医学资格后，比昂用了七年的时间在Tavistock诊所完成精神治疗训练，他在回顾中怀疑这一段经历是否真的很受益。1938年，他开始和John Rickman进行分析训练，但是由于二战而停止。 1940年他加入了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RAMC）,在多个部队医院工作，尝试引进治疗精神伤患的新方法（Eric Trist颇有价值的文稿“和比昂在1940年代的工作：团体十年”中，对这一时期有详细的介绍，该文收录于Malcolm Pines的《比昂和团体心理治疗》一书中） Northfield实验，不幸而且短暂，是最早期的团体治疗项目之一。 比昂是WOSB（战时选举委员会）的高级精神科医生，该委员会设立用于选拨军官中能干的领导者，用这种方法判断候选人处理群体工作中的张力的适应能力。 战后在Tavistock的那些年，他从这些战时的经验中形成了他群体工作的基础，最终在1948到1951年间成为论文发表在《人类关系》（Human Relations）期刊上。 战争早期，他和女演员Betty Jardine结婚，当他们的女儿在1945年出生时，她不幸去世。因此当战争结束时，留给他的是悲伤，一个需要照顾的孩子，以及很少的钱，没有当前可依靠的稳定收入。 他回到Tavistock诊所，直到那个时候他都很少写什么（一篇文章名字叫“战争神经症”，被收录在1940年出版的文集《战时神经症》（The Neuroses in War）中，以及1943年出版的“治疗中的团体内部张力”，基于Northfield实验），但是在之后的五年，他有机会去实践他超常的能力：他和很多不同类别的团体工作，在整个诊所的重组中担任主要的部分，主持计划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开始了与克莱因的分析，并在Harley街私人执业。 他同时担任英国心理学会医学部主席，在1948年他递交了一篇文章：危机时期的精神病学。在1950，他给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他的成员文章叫：虚构的双胞胎。 因此，当我们1951年在Tavistock相遇时，他已经完成他最近一篇关于团体的文章，并且有一份全职的分析业务。那是在三月中旬，我们在六月上旬结婚。这听上去像是个不假思索的冲动行为：尽管如此，这一伙伴关系经得住考验。 没过多久，我就被要求去说服比昂同意将关于团体的文章集结成书出版。但是，就像他在序言中说的，他“不愿意在尚无具体化之后的经验时这么做”。1952年的论文“团体动力学：一个回顾”[第四卷, 207页]，靠近了这一目标。 因为他对精神分析的投入，1952年到1957年之间他写了七篇论文，及他惯常对过去的工作缺乏兴趣同时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当下，故而直到1961年《团体经验》（Experiences in Groups）才得以出版。这本书被证明是他最畅销的书。 它的成功让他感到惊讶，尤其因为1960年代他已习惯于被不情愿的书商告知他的书卖得“非常非常慢”.这种受欢迎一直持续到它出版以后30年同时也是完成它40年。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外语版本了，我只知道从审美的角度看，日语版的看上去最好看。 克莱因并不赞同他的团体工作：在她看来那与分析工作无关。尽管她最后承认它们的价值，起初她是怀疑他的某些精神分析理论的。另一方面，比昂并不认为团体工作与分析工作毫不相干，在《团体经验》的序言里，他写道： 身为一个执业精神分析师，我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精神分析的方法作用于个体，与这些文章中所描述的方法作用于团体，处理的是同一现象的不同面向。这两种方法为执业者提供了基本的两个视角。[第四卷，101页] 他确信： ……关于克莱因理论中偏执-分裂位相间的相互作用及投射性认同的核心重要性。我怀疑没有这两套理论的帮助，团体现象的研究能有任何进展。[第四卷，102页] 他在序言中提到的一些问题，来自于被反复的问到“你为什么放弃团体工作？”在带领小组的时候，他还专注于分析实践，但最终认识到，对他而言无论如何，同时进行这两者，可以说，对团体、个人和分析师都没有好处。
比昂的画作 由于他经验的增长和在他的分析实践中不断变化的视角，1950年代的文章在1967年作为《第二种思想》（ Second Thoughts）出版，添加了他的注解和评价。他同精神病患的持续工作构成了他1960年代四本书的基础：《从经验中学习》（Learning from Experience）、《精神分析的元素》（Elements of Psychoanalysis）、《转化》（Transformations）和《专注与解析》（Attention and Interpretation）。 在这些书出版之前、期间和之后他偶尔写作的文章中，清楚显示了同这些病人的分析工作所涉及的巨大困难：它们详细地呈现了他的想法和理论的演变。 1991年在《沉思》（Cogitations）这个题目之下它们被出版，这个名字是比昂起的。在这本书里，它们澄清了很多模糊；在我看来，他过去删减了太多大量的准备工作而直奔最后的成品，留下极度浓缩的既成事实，为他自己落得这样一个名声：说得好听是难以理解，而说得难听是不可理喻和疯狂。 Andre Green在一篇详细而有价值的关于《沉思》的评论中写道：“相较比昂已出版的作品，阅读《沉思》令人兴趣盎然而且容易理解，因作者的叙述不再是浓缩的，他让我们见证了他的思想形成的过程，我们亦步亦趋的跟着他。”[第十一卷，353页] 他常常和我谈起他完全待在黑暗中的感觉，无法朝着彻底了解一个病人的所作所为前进一步。偶尔他感到自己似乎瞥见了一些理解，却几乎马上就跌入了对治疗有效的怀疑之中。他说“我不适合这个工作”，或者“超出我的理解范围”，或者“我一头雾水”。他往往在研究中深陷于思考，在看起来棘手的问题中挣扎，当有时从研究中探出头，脸色苍白，我只能将其形容为“神思恍惚”。直到我震惊地意识到他在深入挖掘精神病性精神的本质，以至于他变得和病人的经验一致（at-one)。罕见的，他会灵光闪现而兴高采烈；我记得他大叫，“我一定是个天才。”但是他很快就认为这“只是明摆着的事情”。 作为管理者他有杰出的影响力：在委员会里他指出问题的症结并保持讨论走在正轨上。基于他敏锐的洞察力和直觉，他不允许自己被蒙蔽。他对浪费时间深恶痛绝：当完成了一个会议议程的时候，如果有人说“我还有一个问题……”，他的心就低沉下来。 回来晚了，他会对我大喊：“他们无家可归！” 他从来不用去寻求职位的责任——它们就摆在他面前：1956年到1962年任伦敦精神分析诊所的主任；1962年到1965年任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PAS）主席；1966年到1968年任出版委员会和梅兰妮·克莱因基金会的主席，以及培训委员会的会员。尽管他非常讨厌晚上的会议——在结束一白天漫长的工作之后，每周都有两到三次——他接受了这些职位，作为他身为协会高级成员的贡献。 回顾过去，我感到惊讶的是，在如此多的工作和许许多多的承诺中，我们会有时间过上私人生活。然而，周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专属家庭的放松时间：谈话，听音乐（我们的口味包罗万象，但最喜欢的是巴赫，莫扎特，海顿，布里顿和斯特拉文斯基），阅读，沉思和写作。 他曾说，“我想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但我不希望那种经历令我与一个值得生活的人生绝缘，永远不能去剧院、美术馆、绘画或游泳。” 孩子们期待着在睡前他的朗读，他是他们的朋友，平等地和他们交谈，温柔而平和。我不记得曾听过他愤怒地提高嗓门，但他当然会生气——他的眼神和尖刻的话语是暴风雨的前兆。他从孩子们的成功中获得了极大的快乐，但从不令他们因失败而感到被贬低，他把失败视为人生中正常的一部分。 他克制自己的天然焦虑，允许他们走自己的路，尽管他总是愿意根据自己的经验提供建议，通常是以轻松愉快的方式给出的。Parthenope回忆了以下情节[ 来自于一系列对Silvio Merciai博士的访谈，发生在1997年7月于都灵举行的纪念比昂的工作一百周年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期间。]： 十八岁时，我即将动身前往意大利长期留学。在我离开的前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书房里，说他想和我说话。我走进房间：沉默——他在写字，也许没注意到我的存在。我对这件事一点也不感兴趣，因为我预期着一个相当压抑的“好建议”，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在这里。” “哦，是的，在你离开之前我只想对你说两件事。首先，记得去碧提宫看当代绘画展（仿佛在说，不要以为意大利和意大利文化已经是过去了；他们存在并发展着），然后这是给你迷路时用的。” “这”指的是一个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地图。 犹记他自己在医学院的面试，他劝Julian，“务必不要提起任何关于精神分析的兴趣。”Julian说他（在一个关于写作于1990年的关于诺斯菲尔德实验和二战期间精神痛苦的后续治疗的文章的采访中）：“很明显，从我小时候起，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心怀惊人的勇气和巨大的怜悯的男人。但由于他的自控能力，这些并不总是显而易见。 当Nicola告诉他她在剑桥大学获得一个职位时，他说：“干得漂亮。”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带着调皮的微笑补充道，“可惜，错的大学。”
比昂的画作 我知道他是一个情感强烈的人，在别人身上也会激起同样强烈的情感。他会被各式各样的美深深感动。他有一种冷嘲式的幽默感和一种对荒谬的欣赏；关于他的滑稽的话语（其中一些是杜撰的）有很多故事可讲，它们无法预料，并总是给人以惊喜。说到底，他出版的书信比任何轶事都更能说明他独特的品质。 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Norfolk度假，在那儿北境海岸有一个小别墅。比昂对这一地区的爱感染了孩子们，他自少年时代就已熟悉此地，并在20世纪20、30年代经常到这里旅行。凉爽的气候和严峻的景观都与他的气质相得益彰。我们都清楚地记得那迷人的乡间散步，美丽的可以无限探索的教堂，冬泳，云雀的歌，采摘樱草，那是他所有的珍贵回忆与他的知识积淀的基础。他特别喜欢在那里作画，那清新的空气和广阔的天空使它成为画家的天堂——只要你能防画架被风吹走。 书籍和书的收集在我们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比重：在吃饭时的谈话经常会让越来越多的参考书出现在盘子中间。他总是说他为花一大笔钱在书上感到内疚，他抱怨说，只有搬动它们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它们重如磐石。我们更多的是旅行：六千英里到洛杉矶，又六千英里——不可避免的，更多的回程。 我们游历的岁月开始于1967年，那时比昂被邀请去洛杉矶工作了两个星期。那儿的一些分析师对梅兰妮·克莱茵的理论感兴趣，并希望能说服一位经受过klemian训练的分析师去加利福尼亚与他们一起工作。 我们作出1968年1月举家搬迁的决定是不容易的：我们怀疑和恐惧于这样的剧大变化是否明智之举，也担心离开家庭。但另一方面这样比昂可以用他自己非正统的方式自由工作，一种他在克莱因团体中没有感受到的自由。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被包围”的感觉，正如他所表达的那样。 英国精神分析界的许多人都感到震惊和困惑；除了真诚地遗憾失去他，他们的反应或惊讶，或假设他要退休，或不理解，或反对，以及对于文化冲击、迫在眉睫的种族大屠杀、药物成瘾和怪异邪教的可怕警告。可能要面对的危险竟然与在伦敦设想的有所不同：被偏执狂患者起诉；没有美国行医执照而被当局禁止执业；不能挺直腰板站在法庭上的“外籍居民”；活跃的敌对的邻居；甚至怀疑一时间不会有足够的收益。这些是伊甸园里的蛇，尽管园中阳光普照，花儿四季盛开，游泳池在召唤。 最高点再次被改变-——正像比昂所说的——同时我看到了很多有价值的、长久的友谊，慷慨好客，精彩的艺术展览，音乐中心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惊心动魄的管弦乐音乐会和独奏音乐会。我们的经历正像这个国家本身及其居民一样多样。我必须向我们加州的许多朋友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的帮助、支持和激励。我仍然想念他们。 与职业地位的根本改变和丧失安全感有关的焦虑（可能即使在自己的国家这些通常也是虚幻的，但通常假定其存在）也给精神分析这项已然很困难的工作增添了压力。但从比昂告诉我和我所感觉到的，他的工作没有很苦，他的勇气和对挑战的独特反应是有益的兴奋剂。
比昂的画作 一个社会会把真相扭曲，用幻想刺激事实，忽略谎言，鼓励虚幻的期待，表现得像基于现实的坚实基础，但精神分析必须在现实世界、甚至相反的情况中践行。 1971年下半年，当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已经快四年的时候，比昂在《沉思》中写道， 我和我在洛杉矶的同事之间的关系可以准确地描述为几乎完全失败。他们困惑不解，无法理解我，却对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怀着恭敬。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们对我的思想、个性或想法的恐惧比理解或同感更多。毫无疑问，这种情感的状态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将会比这里更好一些。[卷十一，第321页] 不过我相信，加利福尼亚提供的环境，包括情感的和身体上的，都可能会使他更获自由，进一步发展他的个性，思考他所谓的“疯狂的思想”，发挥“富有想象力的猜测”，它们实现的机会很多。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对所谓的“克莱因”分析的越来越多的兴趣在“传统”的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引起了恐慌。比昂在1976年的一次采访中说， ……美国精神分析家们认为，如果制裁支持梅兰妮·克莱茵理论的精神分析师，精神分析将遭到破坏。他不愿卷入这种争论，认为这是浪费时间的。他通过保持“局外人”的身份，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不是任何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研究所或团体的成员。[卷十，第153页] 1968年8月，他受邀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两周，由此开始了他的南美之旅。不幸的是，我未能与他同行，因此我所说的内容都是基于当时他给我写的信以及日后的谈话。他非常享受这次的体验，反复说：“我多么希望你也在那！”。他与南美精神分析协会的同道惺惺相惜，他们中的一些人他曾在伦敦见过。这次出访其中一个特别有价值的结果就是，它促成了1971年出版的由Leon Grinberg, DanioSor以及Elizabeth Tabak de Bianchedi所写的《比昂著作简介》（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of Bion）。近期，这本书的新版也已出版，补充了比昂后期著作的相关材料。[[Grinberg, Sor, & de Bianchedi (1993).Ed.]] 他的下一次工作出行是1969年8月，到马塞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学院，参加团体关系大会。这是唯有的两次我没有与他同行：当时是学校放假期间，我正带着孩子在俄勒冈州旅行。他的信中清晰地写道，他们都能感受到，伟大的大师比昂的出现加剧了团体中通常会存在的张力和敌意。正如他信中写道：“频繁的’比昂——比昂比昂’让我感到有些生气和不耐烦”。 接下来的两年用于调整、实践以及开始对“梦”进行工作，日后这成为了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未来的回忆录》（A Memoir of the Future）。这本书于1975年出版，随后1977年出版了《呈现的过去》（The Past Presented），1979年出版了《遗忘的黎明》（The Dawn of Oblivion）。这三本书最终在1991年合并在同一卷被出版，完成了我10年的心愿。这部令人振奋和震惊的“巨作”（很大一册，接近700页）用虚构的、戏剧化的方式来反应人生经验，书中有很多角色，反映了他自己性格和思想的许多方面。同时，我们也从剧中人物中找到我们自己。如果他一直留在伦敦，他肯定无法如此直率地表达自己、展露自己。我看到了他的变化，以及当他卸掉生命的枷锁后的释然。他在结语中写道： 在我一生中，我一直被常识、推断、记忆、欲望以及最大的难题——理解和被理解困住，为之沮丧，被其困扰。这是一次表达我的叛逆的尝试，对所有的这一切“告别”。这是我的愿望，现在我意识到，要想不带有任何常识、推断等（见上）来写一本书，注定会失败。因此，虽然我会写到“期待从这本书中寻找任何事实的人，科学的、审美的或宗教的，放弃希望吧”，但我无法断言这会成功。我害怕，所有这一切都会被认为，在文字中藏着它们的踪迹、残留和鬼魂，甚至心智健全（sanity）例如“高兴”，也会偷偷潜入其中[第十四卷，138页]。
比昂的画作 1972年，比昂在罗马给精神分析协会进行了3场讲话。我很犹豫是否要用“讲座”这个词，因为他总是即兴讲话，没有任何讲稿，表明事前他也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用这样的方式，他能够直接与他们接触，通过倨傲的神态和锐利的眼神让一切都变得更有效。 1973年，在Frank Philips的促成下，我们受邀至圣保罗两周。Frank Philips1968年离开了伦敦，现在[1994年]依然在圣保罗工作。巴西当时正受制于高压统治的军政府，腐败普遍，经济混乱，那里似乎不是一片适宜精神分析旺盛发展的沃土。但是，逆境会促进个体和整个社会的成长。这样的前景很吸引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比昂在伦敦已经见过了一部分巴西的精神分析师，他发现他们可以接受他的以及克莱因的思想。他们是很有魅力、充满爱的、有教养的人——很高兴认识他们，并与之工作。 他的到访引起了当地很大的兴趣，讲座吸引了大量观众。荒谬的媒体报道称之为“世界上最有名的精神分析师”（虽然更糟糕的是纽约客将之称为“镇里最火的事”），这加剧了人们的好奇和不切实际的期待。这让他感到惊愕和可笑，但是被报道夸张地暴露是当时这些被抬高到救世主地位的人，无论他们是否喜欢，都会面临的职业风险之一。他经常会说，这就类似于“满载盛誉，却毫无踪迹地沉没”。幸运的是，由于精神分析，他成功地将双脚稳稳地扎根于现实。 他工作地很愉快，并为之鼓舞。在讲座中，我能够感觉到大家很有意愿和欲望去了解他的思想，有很多人积极地参与其中。对于那些不熟悉他风格的人来说，他们可能需要调整期待。那些想要寻求问题固定答案的人会失望。他很同意Maurice Blanchot所说的“la response est le malheur de la question”。他说，“答案是空间的阻碍，会终结好奇心，特别是当你相信答案就是唯一答案的时候”。在另一个场合，他解释到： 当我感到压力——我最好准备好以防你们问问题——我会说，“真够劳神的！我可不打算去查弗洛伊德…或我过去的论述—我会容忍它，当然我也要让你容忍它。”[第八卷，第230页] 以及，再一次， 如果你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你不会找到的，除非通过你自己的直觉和理解去寻找。 相应地，他的回复也是在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澄清问题。在适当的时候，很清晰的一点是，这个明显不相关的回答实际上阐明了问题的范围或者超越的范围——就像环程旅行，把旅行者带回了离开的那个点，但是却带着旅行中增长的知识和体验。正如比昂所说，“回到了螺旋的更高点”。
比昂的画作 第二年，1974年，他受邀到里约日内卢两周，再接着去圣保罗一周。他很欢迎这个机会，但是对于1973年的到访后不久又要再次前往，他有些担忧。他的行程，和往常一样，很满：每周有5场夜间讲座，每天白天7个或8个小时的研讨会和督导。他很会安排自己——他认为这在任何工作中都非常重要——他能够高负荷工作但是不会降低质量。就像温斯顿丘吉尔一样，他也能够睡几分钟后，然后清醒地醒来。在即时通讯的时代，优先级是看速度——速测、速读、突发决定，几秒内或立即要获得答案的“小测”——留给闲暇的时间越来越少，而闲暇正是让人思考或不匆忙行动的机会。比昂曾引用Ecclesiasticus（xxxviii, 24）的话，“博学之人有闲暇的机会之时，智慧便悄然来临。”他问到：“我们智慧的成长能跟上智力的步伐吗？当务之急也许是在人类把自己从地球上抹掉之前，去发现他是种什么样的动物。” 1975年，Virginia Bicudo博士请我们到巴西利亚去呆一个月。那一年是这座城市建城15周年。为了纪念，宫殿举办了4场会议，组织了很多讨论者（包括比昂），让他们有机会表达对这个独特的首都的观点、希望和害怕。除了这些会议和大学的三场晚间演讲，这四周还有满满的临床研讨会和分析会谈（analytic sessions），一周5天。除了巴西的分析师，还有南美其他地区的分析师，他们也来参加研讨会，充分利用这一个月的专心工作。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到访巴西是在1978年，为期两周。再一次，他同样专注地工作：50场临床研讨会、白天的咨商以及10场晚间会议。这些工作都展现出他80岁依然保持着不凡的活力和精力。1976年至1979年间还有许多其他的工作参访，包括托皮卡、伦敦（4次）、罗马（2次）、里昂、巴黎、纽约和华盛顿。
比昂的画作 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我揽下了编辑他的作品出版的活——包括打印，校对，和出版社联系，这些我已经做了多年。很明显的是，如果要继续全神贯注于创造性的思考和写作，他根本不会来倾向做这些工作，他也没有时间做。那时，我感觉我了解他以及他工作和表达自己的方式，我出席了所有他的演讲让我更容易地回忆起他所说的内容（如果录音质量不好），以及他演讲的方式。录音带只能给你提供有限的关于讲者的信息：对于编辑来说，问题在于如何最好的将口述话语转化成文字，保持着个人的风格和自然，同时言辞顺溜。这个工作最难的部分是说服他阅读完成的版本。也许让一个孩子吃下味道难闻的药都要更容易一些。他很糙但也很生动地表达过他的感受：“我不喜欢检查自己的呕吐物。” 这些书——《巴西讲座》、《比昂在纽约和圣保罗》、《四次讨论》（洛杉矶）以及《临床研讨会》（巴西利亚），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谈话和研讨会，比早期的作品更多地展现了他的信念、人格和方法；是对他理论书籍的一个宝贵的扩展。无论你从事什么学科这些书中可能都包含许多适合你的内容：没有术语，他设法用简单的语言讨论复杂的事情，尽管如此仍具洞察力以及充满了智慧。 到了1978年我们越来越少见到我们的家人，由于他们的工作委托：经过那年漫长的讨论，1979年初我们决定回英格兰，但是不想和加利福尼亚完全断绝关系。我们卖掉房子，买了一个公寓，希望把我们的时间分别用在西方世界和欧洲上。9月1日到达伦敦，比昂像往常一样去工作，我再一次在伦敦地区找房子。那个时候在牛津有几个分析师，包括Oliver Lyth、Isabel Menzies、Donald Meltzer和Matti Harris。比昂的到达激发了建立一个精神分析核心小组的希望，这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小组。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我们在10月初搬了进去，箱子从码头到达后，开始开箱整理。我记得我们花了几个小时清空装书的纸箱，这是一项单调乏味的工作，但夹杂着再次见到“老朋友”的愉悦。 人们猜测并且相信比昂想回到英国是因为他知道死亡迫在眉睫，尽管他82岁高龄可能会自然的接受自己时日无多的事实，但是他采取措施在加利福尼亚立足，并同意在1981年于孟买开始一个小组工作，这些不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做的事，除非他拒绝死亡。比昂一丝不苟的忠于自己和他人。 他在10月份的第三周病了，11月1日诊断得了髓性白血病，疾病发展的特别迅速，幸运的是没有太多痛苦，很快在11月8日去世。
现在转到他的工作，是他主要关注的领域，在他和我谈话中一次又一次重现。我不想好像在说教一些我没有实践过的东西，所以让我一次说清楚，我说的东西是基于28年里作为他的一个学生和知己所学到的，以及在他死后15年间我的思考和经验。 我发现，同成功的精神分析治疗一样，婚姻中亲密的合作使学习和发展在关系结束以后继续有力地变强。精神分析师的工作是孤独的：甚至与同事的交流不能取代与一个亲密陪伴者的连结，在其中可以吐露怀疑、挣扎、恐惧，甚至有时候就是做好一件工作后的感受。 首先他尊重真相，做不到这一点有效的分析将变得不可能。真相是核心的目标和心智成长的基础，就像食物对于身体一样：没有真相的心智饥饿致死。 比昂从不同的途径思考真相的概念：通常的日常的意义；那些从事音乐、绘画、雕塑之类的人对真相的追寻；研究对真相的恐惧，这种恐惧可能非常强大以至于致命。有一种真相难以捉摸且无法抵达。在他对自己人格的探索中，他始终不断地在心理的复杂性中奋力向前，带着一种几乎有形的强度，并且每当战胜一个“怪兽”他就继续下一个，仿佛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去战斗。 经验教会他尊重病人以及尊重病人所拥有的对于他们自身的独特的知识的价值。关于病人的其他信息，无论来自哪儿，都不会比这更让人受益。引用他说的：“如果分析师准备好了去倾听，让他的眼睛打开、他的耳朵打开、他的感受打开、他的直觉打开，会对似乎在成长的病人产生影响。” 他提倡使用猜测性想象或者想象性推测，否则分析师不能生产出让科学的想法萌芽的营养条件。同时他要自律，避免进入被狂想捕获的状态，这是比喻被乐观主义、悲观主义或绝望所麻醉。换句话说，要摆脱记忆和欲望。记忆和欲望会干扰分析师集中全部注意力于“此时此刻”的能力；他们是破坏分析师观察能力价值的光干扰，“就像相机里漏进去的光破坏了影片曝光的价值”。精神分析的观察既不涉及已经发生了什么，也不涉及未来要发生什么。每一次访谈都必须没有历史和未来——任何一次访谈中唯一重要的一点是未知。 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建议——表面上显而易见的常识之一——应该受到不利的批评，有人猜想，是蓄意的误解。比昂知道这极难做到，并会首先唤起分析师的恐惧和焦虑，但是他同样从自己的经验和坚持中知道，它能令所谓的与病人的“合一救赎”（at-one-ment）成为可能。通过摆脱这些诱惑性的想法，“将学习、训练和过去经验制造的干扰变得最少”。那些成功把这个技术应用到实践中去的治疗师发现这是非常有益的。这是比昂分析方法的核心。 他强调需要对精神分析经验中危险的本质有所察觉：分析师和患者双方的情绪状态都要经历一场风暴。分析师像战争中的军官，应该是足够理智的，在恐惧的同时，保持联结和翻译的能力，将他意识到的转化成可被患者理解的沟通。 他花相当多的时间发展他关于躯体诞生时令人印象深刻的停顿（caesura）的观点，引出一些出生前对出生后的影响的有趣的见解。特别是（但不仅仅是）精神病个体。自他1975年写了论文《停顿》(caesura)以来，已经有了许多关于人类胎儿出生前行为和反应的研究。就在两周前我还看了一部相关影片：研究者称胎教可提升出生后智力和成熟。在《遗忘的黎明》中有一段特别贴切的对话，是关于体节，躯体，心理，婴儿，童年和成熟的。
关于想法的产生，他说：“每一次人有新的想法时，它立刻变成一个障碍，一种难以洞悉的东西；想法未能获得自由的发展，反而被监禁起来。” 比昂从个人的经验中清楚的知道启蒙思想者要面对的：首先是阐述新概念时所遇的艰难；其次是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和敌视，这些人不想遭受付出同样努力去接受新概念所带来的混乱。1977年他在纽约说道： “无论是一组人还是一个人，产生新想法的相关痛苦体验都是极度的沮丧和不安，有人无疑要试着终止它；没有人喜欢痛苦。……我应该惊奇……如果吞噬细胞没有将这个新想法收集和吞噬掉，在它招来更多麻烦、变成感染或者传染病之前。” [第八卷，第299页] 他对于在分析中只能用语言交流所带来的困难和束缚感觉遗憾。他意识到为了补偿这个遗憾，分析师应该敏锐地意识到使用所有感觉从病人那收集信息的必要性，无论这信息是什么、有多么微小。他嫉妒诗人、画家、雕塑家、作曲家、数学家等任何以深入和持久的方式进行沟通的人。尽管如此，他仍能够通过用语言表达自己来对人产生持续的影响，也通过一些难以名状的非感官的特质。Siegfrie sassoon 写下他与Walter de la Mare认识并谈话后的喜悦： 同他在一起，我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提高的和加深的觉知。跟他谈完离开时，用一双被重新洗礼后的眼睛看这世界。 我曾听过关于比昂同样的事情；有时一次见面在多年后忆起时仍觉感激。 他强调理解沉默（或者看起来像沉默）的重要性。他说起一个一直沉默的病人： 限制我们自己使用言语交流不会让我们远离这类病人。需要用哪种精神分析解释沉默？分析师可能认为沉默是有模式的。如果不能尊重沉默，就没有机会取得更进一步的进展。分析师可以是安静的和倾听的：停止说话，我们才能有机会听到正在发生什么。 对他另一处的引用： 有些沉默什么也不是，它们是0，零。但有时这种沉默成了一个怀孕者，它变成了101——先前的声音和后来的声音把它变成了有价值的交流，就像音乐中的休息和停顿、雕塑中的空洞和缝隙一般。 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分析师分析过程中的心理状态；是处于能用言语表达感想的清醒之中，或是在睡意朦胧的状态，二者的差距非常之小。他发现“在正确的波长上是非常罕见的，必须体验才能识别。”他告诉我，他同样在沉思中感受到这点；在先前的“黑洞”（弗洛伊德写给Los Andreas-Salome的信中的用词）中发现光亮而醒来。 比昂发现，思考一个没有思想者的思想的存在，是很有用的。1977年，在访问罗马之前，通过磁带记录着他说的话： 如果没有思想者的思想出现，它可能是一个迷途的思想，或者是一个拥有主人姓名和地址的思想，或者是一个野生的思想。问题是，如何处理它。当然，如果思想是野生的，人们可以试图驯服它。[第十卷，第175页] 如果附有思想主人的姓名和地址，它可以归还给它的主人，或者告知主人你持有这些想法，而当他愿意时他可以随时收回它。当然，你也可以偷窃它，寄希望于主人遗忘了它或没有注意到被偷窃，如此你就可以完全占有这个想法。 关于网格图：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建立它的时候，我记得他很热衷于把网格图作为分析师的工具——但是，他指出，网格图不是使用在分析过程中的。他在1963年写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最近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个更详细解释和讨论网格图的论文，1971年在洛杉矶发表（1977年出版）。 他说： “网格图的程序，是为了帮助分析师在训练中保持直觉，并帮助对记忆中的分析工作留下印象。” [第五卷，第101页] 有些人发现网格图的价值，继续做这个。但是比昂开始不满意，他逐渐意识到网格图的缺点。1974年他在里约热内卢写到： 网格图就是一个小小的尝试，试图有一个工具或手段，而不是一种理论。我认为知道它有多糟糕，知道它对所交付的任务多不适用，这就足够了。对我来说，这是浪费时间，因为它与我可能遇到的事实不符。[第七卷，第125-126页] 关于病人案例笔记的写作，他最终发现它们是无用的，无关紧要的。当然，这是他个人的观点，并没必要建议他人。他认识到这是有风险的，在法庭上不能提供关于病人的详细信息作为证据，但他愿意接受。有一段时间，他做了冗长而详细的笔记，却发现不满意，他尝试了其他方法，但渐渐地丢弃了这些方法。他发现，帮助他在分析之后立即澄清想法的东西，在之后无法说明任何东西。 他记录临床经验的方法是将其融入他的写作中——一种更有价值的“彻底思考”相关问题的方法。正如他在《第二种思想》的序言中所言： 记忆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只适合于感官体验。因为精神分析关注的是体验，而不是感官——谁认为焦虑有形状、颜色或气味？——基于感知的记录，即感性的记录只记录与精神分析无关的事物。因此，无论在任何分析时段里，无论在事件发生后多快或通过什么方式，记忆都仅仅是一种情感体验的图示化交流。[第六卷, 第53-54页] 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使用另一种方法，即绘制病人的标题漫画来重新体验分析。我怀疑这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遗憾的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们无法出版。 在法国度假的时候，在他去世前六个月，他用磁带记录了一些想法。他所说的一部分，使我们对他和我们多年的回忆有了一个恰当的总结。 将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与精神分析史，甚至人类历史作比较，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被认为是继承人的位置，而不只是其中的一个单元，似乎是相当荒谬的。更荒谬的是，一个人被期望参与某种关于最高优先级的竞争。什么的最高？在这段历史中，它从何而来？精神分析本身又是从何而来？争论的是什么？一个人应当感兴趣的争论是什么？我总是听到——就像我一直在做的那样——我是一个克莱因学派的人，我疯了；或者我不是克莱因学派的，或者我不是精神分析师。有可能对这种争论感兴趣吗？我发现很难看到这是如何与人类斗争的背景相关联的，从野蛮和纯粹的动物存在，到一个可以称为文明社会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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