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艺术』第五章 什么是真实的以及是谁的想法1

第五章 什么是真实的以及是谁的想法

我认为，精神分析的实践在最根本上是分析师和被分析者所共同付出的努力，这种努力是为了在任何一次分析中的任何一个时刻都能说出忠实于当时的情感体验的话，而这些话又可以被这个分析对组运用在他们的心理工作中。

在这一章中，我要牢记许多有关如下两个问题的想法：首先，当我们这些分析师说某件事物是真实的，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次，对于这件真实的事物，一个人的想法又和另一个人的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目的就在于要探索一个矛盾：人类情感的真理既是普遍的，同时又精细特殊到每一个个体，既是永恒的，同时又高度具体到生命的每一个瞬间。在下文中将会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我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会散落到其他的问题上，因此，随着我对这些问题的再次思考，我们常常会再折回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前面讨论过的事情。

这一章里的很多想法都是在回应拜昂论述过的概念。我会努力把我所提出的想法的出处找出来，但是要完全自信地指明拜昂的想法是在哪里停止的，而我的想法又是在哪里开始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既然“是谁的想法”是这份书稿中的一个核心部分，那么在写作和阅读的体验中去面对这件事也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分析交流中能否达到清晰地表达事物的真相（或者起码是“相对真实的”Bion,1982,p.8)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最好留给哲学家作答的深奥的理论问题。作为分析师，我们几乎在分析面谈的每一刻都会询问自己这个问题，同时也会试探性地去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这个问题作出反应）。下面我将详尽地描述一次最初的分析会面，以说明我是怎样处理这两个问题的：什么是面谈中在某些具体接合点上的情感真相，还有，谁是我们觉得是真相的这些想法的创造者。

一、这是谁的想法？

当我问“这是谁的想法”的时候，我是在询问，一个人声称自己是揭示人类情感体验真相的某个想法的原作者，拥有该怎样把这些想法用于影响他人的思想的权利（或将这样的著作权归结于自己），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比如说，在我们读弗洛伊德和克莱因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决定谁是无意识内部客体世界这一概念的原作者呢？在《哀悼与忧郁症》一文中，弗洛伊德（1917）提出了我认为之后被费尔贝恩（1952)定名为“客体关系论”的核心元素（关于《哀悼与忧郁症》中客体关系论起源的讨论，参见第二章）。但是，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症》中的内部客体关系理论只是一个未发展好的基本形式，而且，弗洛伊德本人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的想法中有如此的理论含义。考虑到一个人对真理的想法是怎样影响其他人的想法的，我们定期地采用一种历时的（按年代、按顺序的）观察点去寻找一个人（例如弗洛伊德）的想法是怎样影响他同时代的人和他之后的人的（例如，克莱因、费尔贝恩、冈特拉普和拜昂）。尽管这个方法从表面上看来有点是不言而喻的，我相信对著作权和影响力产生质疑是有价值的。在阅读《哀悼与忧郁症》时，如果我们仔细倾听，我相信我们能够在弗洛伊德讨论忧郁症的“内部世界”的时候听到克莱因的声音。弗洛伊德提出忧郁症患者的无意识内部世界是由一个防卫机制决定的。这个防卫功能把自我分成了具有稳定内部客体关系的两部分，一部分是“批判执行体”（后被定名为超我），另一部分则与丧失了的或被抛弃了的客体相认同：

忧郁症提供了构建人类“自我”[的视角]。我们看到忧郁症患者一部分的自我起来反抗另一部分的自我，以批判的态度审裁它，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的客体……我们这里逐渐谙熟的是通常被称为“良心”的执行体。（Freud1917,p.247)

之所以说读者可以从此处和《哀悼与忧郁症》的很多段落里听到克莱因的声音，我是为了要暗示影响力并非只一味地按年代“向前方”推进。换言之，影响力不仅仅是早期的贡献作用于后来的作品，后人的贡献也会影响我们对前人作品的解读。我们需要通过读克莱因来理解弗洛伊德，就像我们需要通过读弗洛伊德来理解克莱因一样。每一本有关精神分析的著述都要求读者帮助作者来传达真理的某个方面，那个作者心里知道却又不知道他自己知道的方面。这样，读者就成了文章作者无声的合作者。

虽然这种（以读者为中介的）早期作品和后期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我想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另一种各种思想之间的相互影响上——这种相互影响常常在时间先后上跨越很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说，让我们再次转向克莱因和弗洛伊德的思想间的交互影响，在此我提议，克莱因在193S和1940年阐明的内部客体关系，有可能在1915年就已为弗洛伊德所有①并被他（无意间）用到了《哀悼与忧郁症》的写作中。虽然他用到了这些思想，可是他却没有去对它们进行思索。要这样说，我们首先要承认克莱因和弗洛伊德二人中至少有一个人可能就是这些思想的创始人。他们二人分别阐明的这些思想是人类经验结构的公式、一个构成、一套真言，精神分析师和所有其他人都试图去描述这些思想，但是他们当然肯定都不是这套思想的创造者。[①虽然《哀悼与忧郁症》在1915年就已完成，但是由于一些神秘的原因，直到1917年弗洛伊德才发表这篇文章。]

我相信拜昂在思想交互影响的双向性问题上有着与此类似的看法：

你可以随意地去看待它[刚出生的孩子在母亲怀里发出的难以平息的哭声]，凭着记忆去形容它，但是，同样是这些记忆的痕迹，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未来在前面[一个现在对未来的预测，而不是对过去的记忆]所落下的影子……我们可以相信它是[出生的]休止，我们可以相信它是未来,我们可以相信它是过去——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朝哪个方向走，以及你看到了什么。（1976,p.237)

未来对拜昂来说就是现在的一部分，就像它也是过去的一部分一样。未来的影子是从现在向前投射过去的，也是从将来向后投射到现在的——“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朝哪个方向走”（还有很多有关作者同自己的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们现在还只能暂时不去触及，因为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下我们精神分析师所说的事物的真相是什么意思）。

二、什么是真实的？

前面提到的关于影响力在时间上的双向性（是谁的想法？）的讨论，与“什么是真实的？”这个问题密不可分。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人类情感体验是有真相可寻的，分析师是能够感觉到这些真相并用语言将其传达给患者的，患者是可以运用这些表达出来的真相的。如果假定精神分析的表达公式和人类情感体验的言语解析有可能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由此断定情感体验有一个独立于患者和分析师强加其上的公式或解析的本体，一个真实②。(Bion，1971)。【②绝对的（而且不可知的）真理被拜昂（1971)称作0,大致与康德的“物自体”、柏拉图的“理念形式”和拉冈的“实存注册”相应。有时拜昂简单地把它标作“经历”(l97l,P.4)。在本文中，我几乎只谈及有关人类经验中能够被人理解的、对人有意义的、相对的真实（而不是绝对的真理）。】

真实的本体独立存在于人的意志之外，这种思想是科学方法的核心，而且被自然科学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例如，在分子生物学中，沃森和克里克并没有创造出DNA的双螺旋结构，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双螺旋结构在他们能用公式将其表达出来之前就已然存在了：DNA本身就是有双螺旋结构的，无论他们或其他任何科研人员是否目睹了这一结构（并为其公式提供证据）。

双螺旋是一个可以被“看到”的结构——虽然我们的眼睛是借助了没有生命的物体（机械仪器）才能够看到这个结构本身的幻象。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没有机器可以让我们看到心理结构（即便是其幻象）。我们只能通过无意识的、前意识的和有意识的梦想、思考、感受和行为去体验，才能看到这些心理“结构”。我们以譬喻的形式来使这些结构具体化（例如，弗洛伊德的位相模式就是由地质学隐喻而来的，或者，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模型就涉及一个想象中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的委员会试图去处理内外部现实）。然而，精神分析的表达公式中却有真实的（非臂喻性的）东西作为衡量的标准——无论是在元心理学领域，还是在临床理论上，抑或是在给病人的解析中——而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感觉（我们的“直觉”[Bion,1992,p.315])什么最忠实于我们的体验。最终，正是情感反应——感觉上是真实的东西——在精神分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思考使我们的问题可以在感觉上找到答案。

分析师感觉到的真相只是种猜想罢了，但是，这种猜想一旦被带出分析师的精神现实就有可能不再仅仅是猜想了。患者对解析的反应——分析师对患者的反应再次作出的反应——对认定或驳斥分析师感到的真相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方法代表了把心理分析真实感的基础建立在分析师头脑之外的世界的一种努力。思考是一件至少有两个人才能做到的事情（Bion，1963)。一个人自己的“思考”可能会是无限的极度自我中心主义的，或者甚至会引起幻觉：而且一个孤独的思考者也不可能决定自己的思维是否是过度自我的或是虚幻的。

不过，尽管分析师努力把自己感到的真相建立在和他人谈话的基础上，人类都有一种把自己相信的东西看做是事情真相的倾向。那么最终到底谁说的对呢？既然每个人都确定自己知道真理，那么我们又怎样把精神分析的众多“学派”和它的旁支区分开来呢？我并不打算直接回答我们怎样确定什么是真实的这个问题。相反，我将提供一些想法来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些想法是关于当我们分析师说一个东西是真实的（或者有真实的部分）时，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对怎样把真实的和不真实的区分开来有一定的了解。

作为了解“说一件事物是真实的究竞是什么意思”的开端，让我们先回到宇宙中确有真实的本体这个想法上，这种真实性（包括人类的情感生活）先存于并独立于任何一位思考者的思想。换言之，思考者并不能创造真理，他们只是描述真理。从这个角度来看，思考者并不是发明家，而是观察家和抄写员。

在这里我想到了博尔赫斯在介绍一本他的诗集时所说的话：

如果后面的诗页里有一些写得成功的诗句的话，那就请读者原谅我胆敢在他之前写出这些诗句吧。我们都是一体的，我们不合逻辑的头脑都十分相似，因而是环境的影响造成了这一偶然事件——你是读者、我是作者，那个热情又不自信的作者写下了这些诗句[偶尔捕捉到一些人类体验的真相]。（Borges，1923,p.269)

博尔赫斯和拜昂的意见是一致的；没有人能够发明真理。对于拜昂（1971)来说，只有谎言能被创造出来。真实的东西早已存在着了（比如，DNA的双螺旋结构），而且也不需要一个思考者去创造它。用拜昂的话来说，在弗洛伊德之前，精神分析是“一套没有思考者的思想”（Bion,1971,p.104)，也就是说，它是一套真理性的思想“等待着”一个思想家去思考它。精神分析对人类情感体验的构想不是弗洛伊德发明的，就像日心说不是哥白尼发明的一样。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能够表达真相的思想，又会改变被思考的东西本身。海森堡在量子物理学领域让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一点在精神分析和口译或雕塑或音乐等艺术上也同样真实不虚，我们不仅只是在揭示以潜在形式存在的东西：而且，在我们将情感体验的真相付诸于可理解的语言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改变这个真相本身。

自然界的形态是没有名字的，在我们把它们分成我们能够想象的形态之前，它们甚至没有形态。自然界的物质在我们把它们放在我们的符号体系里之前只不过是一些无章可循的东西罢了。所以尽管（或是除了）我们前面说过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是独立于阐明其原理的人的，沃森和克里克的确改变了DNA——他们命名了它的结构，并因此而给了它形态。为如是形态定如是名的真实确切，就在于它能够给从前缺乏凝聚力的东西以可被人感知可被人理解的组织形式。但是，创造凝聚力这一事实，并不能给建立思想的真实性提供充分的根据。宗教系统也能创造凝聚力。在自然科学和精神分析中，一种思想的真实性，是建立在用以支持这种思想的实证上的。实证由一套观察资料组成（包括观察参与者的情感反应，比如，在分析场景中工作的精神分析师的情感反应）：这套资料记载着当思想/假设被运用于实际亲历的或观察到的体验中时是如何起作用（或不起作用）的。

总之，我们需要拜昂（1962)所说的“双眼视觉”（p.86)——同时从多重的视角来感知——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清晰地阐明我们所说的真实性是什么意思：真实的东西是一个发现，而不是一个创造：然而由于有了那样的发现，我们就能改变我们所发现的东西，并因此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解析无意识治疗行为的精神分析构想，完全依赖于这种真实性和因予其名而转其性的见解。

分析师由于作了（有一定真实性并可被患者利用的）解析而给予了原本无法言说的无意识体验以语言的“形态”。这样，患者原本无法言说的无意识体验不仅被真实地表达了出来，而且，分析师也为患者能在此基础上拥有新的体验创造了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