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集体经济》2009年01（上），此后受到很多反馈信息，这篇文章也在我的新华博客发布，多家网站转载，还有一批朋友在博客里转载，我感到十分荣幸，同时也为红旗渠工程，为红旗渠工程的建设者而骄傲！以下是我的原稿，比公开发表的内容要多一些，便于年轻朋友借鉴。
我们在学习西方现代理论时，也有一个全面、完整了解的问题，也就是对各种思潮、各个流派都需要了解，不能只关心自己喜欢的，而排斥自己不喜欢的，更不能拿合乎自己利益的理论去吓唬别人，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这样的情况在当代中国不仅有，而且有些领域还十分严重。比如过分强调人的自私性，主张各顾各，而对于西方那些主张合作精神的协作理论，则有意无意的忽视或者忽略，比如在现代管理学领域，切斯特·巴纳德(Chester Irving Barnard)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师级人物。他对现代管理学的贡献，犹如法约尔和泰罗对古典管理学的贡献。一般来说，管理学的时代划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古典管理学、现代管理学、当代管理学。按照这三个时期的代表性学派，也有人称其为科学管理时期、行为科学时期、系统管理时期。巴纳德属于第二个时期(即行为科学时期)的代表，而德鲁克属于第三个时期(即系统管理时期)的代表。在汉语中，“现代”与“当代”的区分并不严格，有时往往混同。从学理上看，巴纳德的贡献，主要是理论上的贡献，尤其是组织理论上的创新。而德鲁克的贡献，主要是管理艺术上和文化上的贡献，尤其是对管理实践的洞察。所以，巴纳德是“现代管理理论之父”，而德鲁克是“现代管理学之父”，二者之间有着一定差别。巴纳德在哈佛完成自己的大学生涯，虽然因为他在预科阶段就放弃了自然科学和数学，所以无法参加学校要求的自然科学考试，拿不到规定学分使他最终和学士学位擦肩而过。毕业后进入AT&T公司，并受到公司重用，后来离开AT&T。作为一个ceo他不是太成功，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家的贡献则是非凡的。30年代，巴纳德经常到大学演讲，最有名的，就是在波士顿应哈佛校长洛维尔的邀请去进行的八次演讲——《经理人员的职能》就是在这些演讲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这本书给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使他成为社会系统学派的开山祖师和首任掌门。尽管有来自不同方面的种种批评，但热衷于理论思维和人性讨论的专家们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哈佛大学的众多知名教授如亨德森(Lawrence J. Henderson)、霍曼斯(George C. Homans)、梅奥(Elton Mayo)以及克伯特(Philip Cabot)等人，都对这本书以及巴纳德思想中的哲学内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邀请他参加了国家研究委员会工业协会论坛。和梅奥共同主持霍桑试验的罗特利斯伯格(Fritz J. Roethlisberger)承认，他关于组织的想法，受到了巴纳德极大的影响。而决策学派的泰斗西蒙(H.A.Simon)，则坦陈自己和巴纳德在思想的承继关系。由于巴纳德在组织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他最终获得了七个荣誉博士学位，这或许能足以弥补他未能获得学士学位而受到的“心灵上的创伤”。本文试图运用巴纳德的组织理论来分析一下我国著名的红旗渠建设的协作管理。
上世纪60年代建成的红旗渠工程，被周恩来称作新中国的两大奇迹之一（另一项为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是河南林县人民依靠自力更生，通过10年艰苦创业建成的。如今这项工程已经远不只是一项灌溉工程，也不只是一项农业工程，红旗渠可以说是中国人民为全人类提供了一部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经典案例。40多年后，红旗渠工程依然发挥着物质作用和精神作用。当年为什么林县人民会组织得那么好，协作得那么近乎完美？对于这样的问题，就不是简单几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时代需要我们从新的视角，深入剖析，以便于我们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光是看到红旗渠本身作为实物的价值，而是要站在更高的层面，发扬红旗渠精神，开始新的创新、创业。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巴纳德的组织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具有深刻的合作精神、协作思想，无疑，这些和红旗渠建设的社会主义大协作具有许多相通之处。红旗渠建设也可以说是一个管理过程，巴纳德理论的承继者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决策就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下面我们就来一起从巴纳德组织理论看红旗渠建设的协作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红旗渠工程为什么组织得如此之好？
在河南省的最北端，有一个林州市，它地处太行山东麓、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的交界处。1994年以前，这个地方还叫林县。说起林县，在40多年前，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因为红旗渠而闻名全国。红旗渠是林县10万人用了10年时间，在悬崖峭壁上开凿的一条总长 1500公里 的大渠，人们也称它为人造天河。太行大地是历经裂变而风雨不催的一方水土，林县儿女更是饱受磨难而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人民。
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10年。它以浊漳河为源，在山西省境内的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下设坝截流，将漳河水引入林州。在极其艰难的施工条件下，林州人民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奋战于太行山悬崖绝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如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 2米， 宽 3米 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
红旗渠总干渠长 70.6公里 ，渠底宽 8米 ，渠墙高 4.3米 ，纵坡为1／8000，设计加大流量23秒立方米。
总干渠从分水岭分为三条干渠，第一干渠向西南，经姚村镇、城郊乡到合涧镇与英雄渠汇合，长 39.7公里 ，渠底宽 6.5米 ，渠墙高 3.5米 ，纵坡 1／5000，设计加大流量14秒立方米，灌溉面积35.2万亩；第二干渠向东南，经姚村镇、河顺镇到横水镇马店村，全长 47.6公里 ，渠底宽 3.5米 ，渠墙高 2.5米 ，纵坡1／2000，设计加大流量7.7秒立方米。灌溉面积11.6万亩；第三干渠向东到东岗乡东芦寨村，全长 10.9公里 ，渠底宽 2.5 米 ，渠墙高 2.2米 ，纵坡1／3000，设计加大流量3.3秒立方米，灌溉面积4.6万亩。
红旗渠灌区共有干渠、分干渠10条，总长 304.1公里 ；支渠51条，总长 524.1公里 ；斗渠290条，总长 697.3公里 ；农渠4281条，总长 2488公里 ；沿渠兴建小型一、二类水库48座，塘堰346座，共有兴利库容2381万立方米，各种建筑物12408座，其中凿通隧洞211个，总长 53.7公里 ，架渡槽151个，总长 12.5公里 ，还建了水电站和提水站。已成为“引、蓄、提、灌、排、电、景”成龙配套的大型体系。1969年，红旗渠建设的第十个年头，太行山焦渴的土地终于披上了一条灵动的人间天河。从此红旗渠将以它慷慨的赠予和奔腾的热情挥洒出一片灿烂的锦绣天地。
当时，红旗渠工程建设总投资近七千万元。其中，国家投资一千多万元，占总投资的15%。当地政府自筹资金近六千万元 ，占总投资的85%。
一直到今天，林县人正是从红旗渠这里走出去，在河南各地有几百个林县建筑队，在全国各地有上千个建筑队，在世界各地有十几个林县建筑队。仅在北京八十年代的十大建筑中，林县人就参与了八项工程的建设。10万大军出太行，林县人开始了脱贫致福的原始积累。这是当年那条红旗渠的继续延伸，渠水中依然流淌着的那种红旗渠精神传承在一代又一代林县人的血脉中。
关于红旗渠，过去有很多解释，无疑那是有道理的，但是还不够，管理的经典案例历久弥新。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认识也会变化，也会发展。从而，对于过去的经典管理案例的新的分析，也会产生新的发现，新的观点，这必将有助于我们做好将来的管理工作。
那么，我们目前为什么要用巴纳德的组织理论来分析红旗渠的协作管理呢？这就需要找出巴纳德组织理论与红旗渠的工程建设的契合点，这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考验，如果能够结合，也就是说，如果理论能够说明实践，解释实践，那么就可以说这样的理论，在中国是可以运用的，当然，今后的运用依然还是要结合具体事情，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时刻不能忽视教条主义的危险。
由此，我们需要从整体上了解和把握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理所当然的还是要集中找出巴纳德理论中间，那些最能说明问题的精神和思想。
二、巴纳德组织理论的理论基点是合作精神、协作思想
巴纳德把组织界定为“两个或更多人的合作”，他认为，合作是整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的而又重要的前提条件。这根本改变了在他以前管理论的理论基点。我们都知道，无论是美国的泰勒的科学管理，还是法国的法约尔的管理职能理论，都是管理学比较经典的理论，但是由于受古典经济学，特别是“经济人假设”的影响，这些理论及其应用，都或多或少有些见物不见人，这个对世界，对中国至今都有深刻影响，我们不能停留在仅仅指责的层面上，也就是不光是要“破”，更重要的是要“立”，巴纳德早就立起来的合作理论，理所当然值得我们加深理解，以利于更好的灵活运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
1、巴纳德将个人、组织、社会有机的联系在一起，联系的纽带就是合作，这和社会主义强调国家、集体、个人，简直就是异曲同工。
巴纳德认为，正式组织（合作系统），起源于个人（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可以叫做社会交往关系，这似乎可以看到马克思“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思想影子。这种自然交往与合作，和个体的自由意志、动机（目的）有密切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来源。每个人在社会交往关系中，需要与他人合作，以克服社会的种种限制，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巴纳德关于非正式组织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认为即使是非正式组织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非个性化的，是社会化的。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尽管人是行为的担当者，但从研究合作系统的重要方面来看，行为却并不是个人的。行为的性质，决定于系统的要求或对系统有重要影响的事物的要求。”
巴纳德是从组织的社会因素，来谈个人及其组织与社会关系的。他讲了5各方面：
“(1)合作体系中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2)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3)作为合作作体系影响对象的个人。
(4)社会目的和协作的有效性。
(5)个人动机和协作的能率。”
这里讲的有效(effectiveness)和能率(efficiency)，是巴纳德理论中很重要的概念。所谓“有效”，是指协作行为达到了所追求的客观目的；所谓“能率”（efficiency有的翻译成效率，根据巴纳德讲的意思，翻译成能率更好，以区分效率）是指在达到目的时没有产生不希望出现的负面效应。“有效”才能维持组织的生存，而“能率”能够使人员产生协作意愿。而这又主要取决于两种相互关联又相互依存的过程：一是整个协作体系和环境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过程；二是满足个人需要的成果的创造和分配过程。“人”是协作系统的主体，人性对协作系统的有效性和高能率有着重要影响。
这样以来，巴纳德的协作系统论从而也就建立起来。
2、巴纳德对组织目标的强调，与我们重视立场，重视路线有相通之处。
肯尼斯R.安德鲁斯在为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写的《30周年版导言》中指出：“就巴纳德有关合作系统的概念而言，其优点在于'组织目标处于核心地位’的思想。同时，巴纳德对很少能够实现效率（能率）和效果的必要条件的解释，也主要在于上述思想。他深信，组织目标的制定是经理人员的职能。只有制定组织目标，才能能使环境中的其他事物具有意义，组织目标是使所有事物统一起来的原则。巴纳德在本书最后几节里，明确地表明了他的个人信念，在这部分论述中，他把组织目标与责任联系起来，其中，责任就是'组织目标制定的质量，是这种质量赋予人的行动以一种可信性和决断力，并使组织目标具有先见性和理想性’。”
在巴纳德那里，一个组织的目标决定了该组织的性质，这个目标指的是组织的根本目标，关系着组织成员的根本利益，与组织的信念追求联系在一起。这和我们说的立场、理想、信念是相通的。一个组织如果没有共同信念，没有共同的理想追求，仅仅依靠物质利益纠合在一起，那恐怕最多是一群乌合之众，谈不上真正意义的组织、集体或者团队。
不过，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一个组织制定目标的人是领袖人物，企业界就是企业家，经理人员是参与者。巴纳德讲的经理人员主要讲的是一个企业起决策作用的职业经理人。
3、巴纳德对经理素质的严格把握，和我们重视干部管理，强调德才兼备，德为前提十分相像。
巴纳德“要求经理人员必须做出的唯一的、最重要的贡献，而且当然也是最普遍的资质，就是忠诚，即组织人格占据支配地位。这一点之所以成为第一要务是因为：除非经理人员在需要的时间、在所要求的岗位上提供个人贡献，不会因为通常的个人理由而玩忽职守，否则沟通路线就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作为一种个人资质，这在非宗教组织中叫做'责任心’，在政治组织中叫做'规则性’，在政府组织中叫做忠实或忠诚，在宗教组织中叫做对信仰和宗教客观权力等级的'完全皈依’。”
“在忠诚、责任心和组织人格构成了占据支配地位的资质之后，紧接着是比较具体的个人能力，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较一般的能力，其中包括一般的机敏性、广泛的兴趣、适应性、调节能力、平静和勇气等；第二类是以特殊素质和所获技能为基础的专门能力。”这第二类能力，是组织的特殊要求，一般靠内训获得，所以企业经理必须靠内部培训来成长，干部则离不开组织内部的学习、教育。
通过简单勾勒巴纳德以合作精神、协作思想为主线的组织理论，我们就不难发现，他的理论和我们中国的已经有的管理理论与实践，颇有相通之处。
三、用巴纳德协作系统论解析红旗渠建设管理
红旗渠建设管理，从组织上讲，林县县委是一个现成的正式组织，县委一下有公社、大队、小队，都是正式组织，但是全县范围统一起来，统一行动，建设红旗渠工程，并且一下子干了10年，这里面的组织工作，就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可以将林县全体红旗渠的建设者，看做一个合作体系。
第一，我们看在红旗渠建设合作体系中建设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根据巴纳德的理论，当个人参加了一个协作体系以后，他就处于一种同其他参加者互相接触的环境之中，就必然产生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因素作用于有关的个人，并同其他因素一起影响到他们的精神和感情，进而对个人行为产生影响，可能迫使个人的动机发生原来不会有的变化。这些变化如果朝着有利于协作体系的方向发展，它们就成为协作体系的资源；反之，就成为协作体系的障碍或限制。
这里，“朝着有利于协作体系的方向”就是上面讲的组织的目标，这在合作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红旗渠建设合作体系的目标，表层是“引漳入林”，引山西漳河的水进入林县，解决吃水、用水问题，本质上却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精神的体现。并且，这是由林县县委，尤其是像它的书记杨贵这样的共产党员，在其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正是杨贵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才使得全县建设大军的组织，才开了头，使得大批的农民不断加入到建设中来，逐渐这个建设大军成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红旗渠精神的组织。
据天津日报报道，2005年１０月２７日上午，“红旗渠精神展”在天津博物馆开幕，听说杨贵也来了，赶紧去采访这位数十年前就已闻名的英雄人物。我们一起来看关于红旗渠精神的一段精彩对话。
记者：我在展览上看到“红旗渠精神”的“定义”是“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可看过展览，我觉得“红旗渠精神”还有更深的主题。例如展览中所展示的党和人民群众的那种血肉联系、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劲，就让我激动不已。
杨贵：你说得太对了。我们原先完整的说法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原本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修渠经验，不想中央领导去了一看，说：“好，这就是你们的精神，是红旗渠精神。”由此就这样叫开了。我认为，“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４句话是对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前面的两句话，那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特别是“为了人民”，堪称是整个“红旗渠精神”的灵魂。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你必须要在自己内心的深处，完全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人民才会跟着领导去艰苦奋斗地干，否则，你往往是无法坚持下去的。为啥哩？因为你有时面对的不仅是自然困难，还会有领导的不理解，甚至是反对，还会有少数人的阴谋陷害和攻击，假如你心里装的不是人民，想的不是要解救群众于水火之中，你还坚持得了吗？有些干部，干工作光看领导的脸色去干，领导说不行，他就不会再干了。这哪行？领导有时也是不太了解情况的，你得敢于去为群众说话啊。当年修红旗渠，我要是不敢坚持，也修不成红旗渠，因为地委一位副书记就公开地反对我，县里个别人反对修建红旗渠，把匿名信寄到中央，说“红旗渠是假的”，说我“不顾群众的死活”。而基层干部中也有一些害怕吃苦的干部反对我，说我不是林县人，不是在为林县着想，所干的事情是“挑着干粮屙远屎，屙下的屎都肥不了咱林县的田”（注：红旗渠总干渠是在山西境内）。结果闹得省委、中央都派人去调查，差点撤了我的职。所以说，想为人民服务的事也难啊，你必须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个人的杂念抛光，你才能真正地做到为人民服务。
这就是那位指挥红旗渠工程的共产党干部，对红旗渠精神的深刻阐释。同时，我们也进一步理解了为什么巴纳德那么重视组织目标，进而也感到准确把握组织目标，包括制定、执行组织目标，的的确确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你看至今，还有好心人忽视红旗渠精神里面“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这一最重要的成分。难道还不值得深思吗？
第二，我们看在红旗渠建设合作体系中个人和集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巴纳德认为，集体作为一个单位(也叫作“社会的单位”)，代表社会行为的一个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同集体中的每一个人相互作用。这种意义上的集体关系所包含的各种因素同其他因素联合起来，对个人心理发生作用。这样，集体就影响个人改变他原本不会改变的某种心理和动机。当这些改变的方向有利于协作体系时，集体就成为一种资源；反之，就会成为一种限制。
红旗渠不是一天，也不是一年建成的，而是历史10年，中间有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付出了辛劳，甚至生命的代价，为什么这个组织拥有如此大的感召力，这和干部有关。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那时是一种风气，干部就是这个组织的骨架，足以支撑整个组织，组织人格、组织文化影响个人，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巴纳德可惜没有亲眼看到红旗渠的建设场景，不然他的理论还会有新内容。
第三，我们看在红旗渠建设合作体系中作为协作体系影响对象的个人。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体采取特殊的行动把个人引导入协作体系之中；二是集体对体系中的个人的行动加以控制。前者实质上是直接对个人的意志发出呼吁，是一种引诱或强迫；后者完全是一个行为体系内部并作为其一种职能对个人的关系。
别说是当年，哪怕是现在，哪怕不是林县的人们，看到红旗渠建设的场景，都会受到感染，都会情不自禁参入到其中去。对于那些长期深受缺水之苦的林县农民来说，自觉自愿参加到红旗渠建设合作体系中去，那是必然的。至于组织对每个建设者的管理控制，当然也是一视同仁的，当时一般叫做纪律，“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第四，我们看在红旗渠建设合作体系中社会目的和协作的有效性。
巴纳德认为这类目的本身就是协作行为的产物，是协作体系的一个基本因素。一旦个人参与协作，其目的在性质和种类上通常都会有着很大的变化。如果协作目的实现了，我们就说协作是有效的。至于有效的具体程度，则是由协作的观点而不是由个人的观点来进行判断。
由于修建红旗渠水利工程，开始的地点就是在漳河，那里亲眼看得到林县最缺的水，人们心里想着只要自己努力，依靠集体的力量，就可以把水引到自己的家门口，这是组织目标的现实描绘，生动形象，对于没有个建设者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同时，随着工程的进行，那个年代比较讲究精神鼓励，一方面大讲好人好事，另一方面又时刻不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所以，即使工程遇到困难和挫折，人们也不会泄气。当他们看到自己亲手建的水渠，一步一步接近自己的家门口时，那种激动心情可想而知。这就是巴纳德讲的有效性。这个有效的程度，肯定不是个人所能体现的，哪怕是杨贵一直是保持低调，直到今天人们才提到他多一点，当年都是把成绩，把功劳归于党，归于集体。
按照巴纳德的观点，越是这样，越有效果。他讲的“有效的具体程度，则是由协作的观点而不是个人的观点来进行判断”，就是这个意思。
第五，我们看在红旗渠建设合作体系中个人动机和协作的能率。
巴纳德认为个人动机的总和构成了整个协作体系的动机。协作体系的能率就是由个人动机的满足程度决定的。如果一个人认为他对协作体系做出的贡献是无能率的，他就会停止做出贡献。如果他的贡献是协作体系不可缺少的，那么对他个人的无能率就会成为协作体系的无能率，就会导致协作体系不能存续下去，因而对全体成员也都是无能率的。
巴纳德显然在告诉我们，必须重视个人动机。一个组织的个人动机总和，构成合作系统的总动机，形成组织的目标。因此，必须把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作为组织行动的前提条件。而这恰好是红旗渠建设时期，我们所提倡的。并且，那时候全国各级党组织都有防止“一个人认为他对协作体系做出的贡献是无能率的”情况发生的手段，也就是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表现形式就是交心谈心，任何一个干部必须把每一个群众放在心上，否则就是失职，实际上强制性的规定更多是针对干部的，干部和普通劳动者的联系，更多靠的是巴纳德讲的“沟通”。
由此我们就可以归纳出，红旗渠建设合作体系中，不仅有巴纳德讲的组织存在的三个基本条件，即能够沟通的人，这些人具有做出贡献的意愿，他们具有共同的目标，而且红旗渠建设的人们几乎把这三个条件完满的融合在一起，天衣无缝。因而，他们组成的那个合作组织，就是一支拥有10万人的创业团队，他们经过10年时间，实现了名副其实的团队创业。这其中巴纳德组织理论的基点与红旗渠建设大军实践组织正好契合，契合点正是合作精神、协作思想。这也证实了社会主义大协作，是超越时空的先进管理方式，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都可以称的上全人类的巨大财富。
毫无疑问，红旗渠工程是世界奇迹，而建设红旗渠工程的合作体系，难道不是世界奇迹？难道不是世界组织管理的奇迹？这样的合作体系，奇在它是创造奇迹的系统，难道这还不够有价值吗？难道还不值得珍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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