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论

春秋晚期，学者提出并讨论有关“欲求”的问题，从战国到两汉、魏晋，思想家阐发了节欲、纵欲的不同主张，到了宋代以后，主要有“理欲”关系的激烈争论。

春秋战国 

孔子最先提出了“欲求”的问题。他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论语·里仁》），是“心之大端”（《礼记·礼运》），因而认可人们追求富贵的努力，只是强调满足欲望的过程不能违背“义”（见义利论）。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认为人们追求欲望应遵循礼义的规定，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的思想。荀子从四个方面讨论了“欲求”问题：①指出“欲多而物寡”（《荀子·富国》）的矛盾，即社会产品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②把“欲”和“求”区分开来，认为纯粹的生理欲望不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满足。③主张以礼义引导和制约欲求，人们依据自己的社会地位追求各自的欲望。④强调欲望和礼义“相持而长”（《荀子·礼论》），是一种相互协调和促进的关系。

孔子杏坛讲学图

其他学派的思想家也纷纷提出对“欲求”问题的不同见解。墨家强调以智指导“欲”，反对“穷知而悬于欲”（《墨子·经上》）；又主张满足庶民衣食生息的基本欲望，反对统治者追求奢侈生活。道家把欲望看作祸根，提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主张“寡欲”“无欲”，退回“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的“小国寡民”（《老子·第八十章》）社会。齐法家的《管子》认为“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要求统治者顺应“民予则喜，夺则怒”的天性，采用“杀、生、贵、贱、贫、富”六种工具引导人之行为。秦晋法家的商鞅承认“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商君书·算地》）是民之性，但主张国家控制一切利源（见利出一孔），民众必须通过国家许可的途径才能获得利益。《吕氏春秋》从“重己”“贵生”出发，又提出“适欲”（《重己》）的思想。

汉魏两晋

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寡欲说，主张用人的善性来控制情欲，从而“损其欲而辍其情以应天”（《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司马迁认为“富者，人之情性”（《史记·货殖列传》），主张顺应人们的求富欲望以促进经济的自由发展。被疑东晋张湛伪作的《列子·杨朱》提出了“纵欲”的思想，“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享乐，主张“恣口之饮”“肆情于色”，反映了当时士族生活放荡不羁的现状（学术界多认为“贵己”“保真”“为我”乃战国杨朱学说之正旨，而《列子·杨朱》所述“唯贵放逸”乃魏晋玄学清谈和门阀贵族放荡纵欲的反映）。

宋元明清

北宋李觏认识到欲望存在的客观事实，指出：“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李觏集·原文·卷二十九》）主张用礼规范人们的欲求。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等则把人欲与天理对立起来，认为天理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已包括了生存必要的物质需求，人欲后天产生，非人们生存必需，二者不相容，因而提出“存天理，遏人欲”的主张。胡宏、陆九渊、陈亮、叶适等反对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胡宏认为“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十一》），主张以人欲去引导人们向善。陈亮认为人们生而有欲，有了“富贵尊荣”才能使人们的“耳目口鼻之与肢体皆得其欲”（《陈亮集·问答下》），因而积极宣扬“事功”主张（见中国古代功利思想）。

明代李贽、清代王夫之和戴震也反对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焚书·答邓石阳》）王夫之认为天理、人欲不是两立，天理自在人欲之中。戴震认为天理源于人欲，天理在于节欲；不善在于私，不在于欲。这些思想都是对汉宋主流“欲求”论的反动，也是社会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

王夫之 戴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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