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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叙述范仲淹在庆历新政时提出的十条建议，但由于改革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因而遇到很大阻力，君子小人之间的纷争，被政敌诬为朋党之争，这是一个政治陷阱，掩盖了是非之分，这也是一件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
这次改革及其失败的过程，留给后人的启示主要有三点：其一，改革措施须从实际情况而非概念出发，逐步推进，注重实效。其二，任何改革措施，必须要有两项必备的条件，一是要有一支能干的队伍，二是要有思想先行，改革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否则的话，往往是步履艰难。其三，领导要坚定信念，如宋仁宗那样苟且偷安而摇摆不定，那就难矣哉，也难怪，仁宗那时还太年轻。
庆历新政中的范仲淹与欧阳修——兼论中国历史上的朋党问题（下） 朱永嘉
以上是范仲淹十条建议的历史背景，宋仁宗看到范仲淹这十条建议以后的的反应是：“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实际上这些建议都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不久便让范仲淹“领刑法”，“然卒不果行。”《宋史·范仲淹传》云：“（吕）夷简罢，召还，倚以为治中外想望其功业。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倖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侥幸者不便”，是因为侵犯了他们获利的机会，故他们也会造舆论，借朋党的罪名来攻击庆历新政。
为什么范仲淹这十条建议搞不下去呢？因为这十条建议的中心都是属于减法，既倾向于弱势群体，又侵犯既得利益者，也就是无论在官位者，还是在地方上的豪强势力，在利益上都是受损者。从道义上讲，范仲淹这十条建议都在理，所以小人们很难从正面攻击范仲淹关于新政的这些措施，那就重提当年的朋党问题，以中伤支持范仲淹搞庆历新政的君子们。
范仲淹庆历三年（公元一〇四三年）八月丁未任参知政事，九月宋仁宗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倾听他的建议，这十条建议是在九、十月间呈送，并得到宋仁宗首肯的，实施的时间大概只有一年多。次年的十一月，便发生杜衍的女婿苏舜钦在进奏院宴会案。当时杜衍任平章政事兼枢密使，论资历，杜是范仲淹的父辈，他对范仲淹的新政持支持的态度，但亦有矛盾。关于苏舜钦在进奏院宴会案的情况，《宋史·杜衍传》叙其事云：
“衍好荐引贤士，而沮止侥幸，小人多不悦。其婿苏舜钦，少年能文章，论议稍侵权贵，监进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乐娱宾。集贤校理王益柔为衍所知，或言益柔尝戏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
杜衍因此被罢官，丁度在庆历中曾为杜衍之副宣抚河东，久之，迁端明殿学士，知审刑院。有一次宋仁宗问丁度用人以资与才孰先，度对曰：“承平时用资，边事未平定用才。”意谓太平时，凭资历用人，有事时要用才能之士。当时谏官孙甫，因此论度所言之目的是自求柄用。宋仁宗不赞成孙甫的意见，称：“丁度侍从十五年，数论天下事，顾未尝及私，甫安从得是语。”（《宋史·丁度传》）因此丁度力求与孙甫能当廷对质，而杜衍因孙甫方奉使契丹，所以把丁度要求与孙甫殿对的奏疏搁下来了，所以丁度对杜衍怀恨在心。杜衍因女婿事被罢官以后，“度草制指衍为朋比，时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与用事者不合（指当时同为参知政事的陈执中与章得象），仲淹、弼既出宣抚，言者附会，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罢仲淹、弼政事，衍独左右之。然衍平日议论，实非朋比也。”（《宋史·杜衍传》）苏舜钦案发以后，与会者同时被罢黜的十余人，仁宗下诏书戒朋党相讦。范仲淹自知不免，请罢参知政事出守陕西，庆历新政岌岌可危。同时由于章得象、陈执中二位老宰相始终持不合作态度，新政很难推行下去。《宋史·章得象传》称：“在中书凡八年，宗党亲戚一切抑而不进，仁宗锐意天下事，进用韩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经画当世急务。得象无所建明，御史孙抗数言之，得象居位自若，既而章十上，请罢，帝不得已许之。”从这段记载看，论资格，章得象任宰执时间久，仁宗希望他与范仲淹等合作，他抱不合作的态度，御史上章攻击他，他则求退。当时另一批御史对杜衍的女婿苏舜钦案进行攻击，丁度讲杜衍与范仲淹朋比，自然给宋仁宗一个朝廷仍有朋党斗争的嫌疑。陈执中也是在中书八年的人，他以“我无私也，我不党也”来标榜自己，与范仲淹新政持不合作的态度。在新政实施不到一年时间，朝堂内外争执不断，最终演化为人身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既然宰执之间没有共识，又不能合作推行新政，仁宗便只能换班子了。结果是这二派一起下野，庆历新政也就宣告失败。其过程是庆历五年（公元一〇四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罢，接着是杜衍罢，三月韩琦罢，四月章得象罢。接下来执政的班子是贾昌朝、宋庠、吴育、丁度等，而陈执中标榜自己“我不党也”，则留任到庆历七年（公元一〇四七年）。宋仁宗生于大中祥符三年，即位是乾兴元年，那一年宋仁宗只有十二岁。庆历新政是在庆历三年，那年他三十二岁，已过而立之年。当年范仲淹的对立面是吕夷简，《宋史·吕夷简传》称：“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又称“夷简当国柄最久”。范仲淹、欧阳修辈毕竟是新起之秀，仁宗很难完全打破先朝旧臣们的包围，且仁宗做事不果断，不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君主，比较宽容，可以做一个太平的君主，却难以有所作为。史称其在位四十二年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故在仁宗治下，可以求一个短暂的太平，却无所作为，只能是一个矛盾逐渐积叠的过程。这就是范仲淹所处的客观环境，很难有所作为，一遇困难，仁宗就退缩了。宋仁宗这个皇帝，比较忠厚，守成有余，毕竟不敢冲破重重阻力，缺少敢于担当、努力革新的精神。庆历新政的失败，也与他的性格特征有关。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范仲淹只能空有壮志，但他在《岳阳楼记》留下的名句，却被后世有志者推崇不已，其云：“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有谈何容易，为人能留下此言，委实不易，故不能以成败论人。
欧阳修这个人，年轻时喜欢议论当世事。进士试为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景祐三年（公元一〇三六年），范仲淹因坐讥刺吕夷简而落职时，廷臣多论救，司谏高若纳独以为当黜，欧阳修撰书信，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若纳上其书，欧阳修因此而贬夷陵令。庆历三年，仁宗等秉用范仲淹等时，欧阳修知谏院。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被黜时，欧阳修任河北都转运使。在真定府。他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心情悲愤压抑。他在《班班林间鸠寄内》的五言诗中说：“近日读除书，朝廷更辅弼。君恩优大臣，进退礼有秩。小人妄希旨，论识争操笔。又闻说朋党，次第推甲乙。而我岂敢逃，不若先自劾。上赖天子圣，未必加斧锧。”欧阳修写了一份《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为他们被罢黜抱不平，他在奏状中说：“臣窃见自古小人谗害忠贤，其说不远，欲广陷良善，则不过指为朋党；欲动揺大臣，则必须诬以专权。”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唐六臣传》之后，写了一篇论，唐六臣，是指唐、后梁之际的六臣。在传的开始，讲了唐末白马之祸，其云：
“唐天佑三年（公元九〇六年），梁王（朱温）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唐宰相裴枢以谓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廷范乃梁客将，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语裴枢纯厚不?浮薄，今亦为此邪！是岁四月，彗出西北，扫文昌、轩辕、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归其谴于大臣。于是左仆射裴枢、独孤损。右仆射崔远、守太保致仕赵崇、兵部侍郎王赞、工部尚书王溥、吏部尚书陆扆，皆以无罪贬，同日赐死于白马驿。凡搢绅之士与唐而不与梁者，皆诬以朋党，坐贬死者数百人，而朝廷为之一空。”
次年三月，唐哀帝逊位于梁，这就是以朋党之名，排除一切异己，最终改朝换代。欧阳修在此传之首，有一句感叹的话：“甚哉，白马之祸，悲夫，可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岂其一身之事哉！”在此卷之末，欧阳修复论朋党之事，唐六人传之第一个人便是张文蔚，唐末，他官居翰林，梁立，仍以文蔚为相，其他五人，亦属张之同类。欧阳修的感慨便是据此而起，其云：
呜呼！始为朋党之论者谁欤？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谓不仁之人哉！予尝至繁城，读魏受禅碑，见汉之群臣称魏功德，而大书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读《梁实录》，见文蔚等所为如此，未尝不为之流涕也。夫以国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为也！汉、唐之末，举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当汉之亡也，先以朋党禁锢天下贤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汉从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党尽杀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倾险之人也，然后唐从而亡。
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固常寡过，小人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惟指以为朋党耳。故其亲戚故旧，谓之朋党可也。交游执友，谓之朋党可也。宦学相同，谓之朋党可也。门生故吏，谓之朋党可也。是数者，皆其类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党罪之，则无免者矣。夫善善之相乐，以其类同，此自然之理也。故闻善者必相称誉，称誉则谓之朋党。得善者必相荐引，荐引则谓之朋党。使人闻善不敢称誉，人主之耳不闻有善于下矣。见善不敢荐引，则人主之目不得见善人矣。善人日远，而小人日进，则为人主者，伥伥然谁与之图治安之计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党之说也。一君子存，群小人虽众，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为。惟空国而无君子，然后小人得肆志于无所不为，则汉魏、唐梁之际是也。故曰：可夺国而予人者，由其国无君子，空国而无君子，由以朋党而去之也。
呜呼！朋党之说，人主可不察哉！
《传》曰：一言可以丧邦者，其是之谓与！可不鉴哉！可不戒哉！
历代的党争，最终发展到你死我活、互相杀戮时，亡国之兆显矣。汉唐是如此，两宋何尝不是如此，明清也是如此。《尚书·洪范》讲：“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讲公正不偏侧是对的，韩非子在《有度》篇讲：“交众与多，外内朋党，虽有大过，其蔽多矣。”也有道理。这里的所谓朋党，不是现代意义的政党，不过是大臣之间各自抱团结伙而已。现实生活中的团团伙伙则是“小人聚于利”的表现，然而从宋代情况看，一旦“朋党”成为不同政治集团互相攻击的借口，那其性质便发生变化了。宋仁宗庆历新政所带来的朋党之争，仁宗还是留有余地的，对范仲淹等人的处置还是比较宽松的，仅仅贬为地方官而已。范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富弼出知郓州，后来移青州，兼东京路安抚使。后来在至和二年（公元一〇五五年）再次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文彦博共同主持中枢政事。此外，欧阳修不断切直地议论朋党问题，宋仁宗并未因此开罪于他，说明宋仁宗为人还比较宽厚，没有做斩尽杀绝之事，言论上允许有一定的自由度。故北宋统治在仁宗时期，并未因庆历新政的事件而带来大的统治危机。在欧阳修之后，苏轼有《续欧阳子朋党论》，其云：
欧阳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国，必进朋党之说。呜呼！国之将亡，此其征欤！祸莫大于权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徼幸复用，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
这也是对历代党争的一个概括，他赞同中国历史上的党争，只是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争斗，其结局往往以君子败而小人胜，导致王朝的覆亡。接着他把君子譬作嘉禾，小人譬之恶草。嘉禾是“封殖之甚难”，恶草则“不种而生”。这里的君子与小人只是指官员个人品德上的区分，如果以种田为喻，要嘉禾能丰收，就必须除草、施肥。官僚队伍的除草便是反腐倡廉，但除草不可能尽，春风吹又生，所以他认为小人之党也不可能除尽。如果嘉禾与野草判断有误，处理不好，那就祸患无穷了。他说：“汉党锢之狱，唐白马之祸，忠义之士斥死无余，君子之党，其易尽也如此。使世主知易尽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惧，则有瘳矣。”那是讲对君子要保护，因这世上君子是少数，小人是多数。
苏轼还说：“凡才智之士，锐于功名而嗜于进取者，随所用耳。”指才智之士要用于世。他举冉有为例，“从夫子则为门人选，从季氏则为聚敛之臣。”故孔子让弟子可以攻为季氏聚敛之冉有。苏轼又言：“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说明个人的际遇不同，也不能把陷于小人之党看绝，其中也有才识之士。故苏轼认为“治道去泰甚耳”，即不要什么都搞过头，要留有余地，“苟黜其首恶而贷其余，使才者不失富贵，不才者无所致憾，将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报乎！”换一句话说，对小人也要给出路，抱循循善诱的态度。在实际生活中，光明与黑暗，丑与美，善与恶，君子与小人都是相对并存的，不仅可能存在于不同时空条件，不同的人身上，甚至可能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行为之过程中。事物的发生和发展是在不停地转化，就看我们如何去对待它，是辩证地，还是形而上学地去对待它。在现代生活中，党的概念变成中性的词了，然而帮派仍然是贬义词，在近代史上，帮派与黑社会联系在一起，如青红帮。中国是一个小农社会，个体经济，中央集权的帝王制度不允许有组织的抗争。其实只要有利益的分化，很难避免朋党与帮派的出现，如何正确对待这种现象，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相对地讲，其实无论哪一个帮派和团体的内部，都有君子与小人之分，要具体分析。派别的意气之争，于社会稳定不利，之前要防微杜渐，不要形成组织体系，之后又要区别对待，争取多数，任何一网打尽的办法，必然伤及善良，也一定会带来不良的后果。说到底，打击面要小。苏轼最后的结论是：
“曹参之治齐曰：慎无扰狱市。狱市，奸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几于善治矣。奸固不可长，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无所容，君子岂久安之道哉！牛、李之党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穷其类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祸也。奸臣复炽，忠义益衰，以力取威胜者，果不可耶！”
曹参原来是秦国沛的狱掾，萧何死后，曹参继其为相。《汉书·曹参传》载曹参去齐时，“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孟康注曰：“夫狱市者，兼受善恶，若穷极奸人，奸人无所容窜，久且为乱。秦人极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效也。”这里狱是指监狱，市指市易，对小人要给市易的出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扰，是不要过多的去干预市易。狱只是对奸恶，对小人之恶亦有轻重之别，如果不给悔改之出路，一律处以极刑，处理不当的话，也会使天下皆叛。这话还是有道理，实际上就是要采取分化瓦解、区别对待，对多数“给出路”的政策，用宽松的办法对待有过失之人，使恶人也有改恶从善的机会。小人如野草，不种而生，放手让他们在市场上依照规则通过交易去谋利，市易也得讲规则，让士农工商各得其所，可以安定社会秩序。换一句话说，对人不能求全责备，也不能只有一个标准，而是要让各种人，无论其是小人还是君子，都能有生活下去的条件，那社会的治理自然就能有条不紊而又稳定。当然，古人不可能对市场经济有现代人那样深刻的认识，一、二千年以前的古人能有这样的认识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可不同了，市场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商人特别是企业家在社会的影响也大不一样了，他们都是社会生活中有重大影响的大人物了，但毕竟是逐利的经济人，不是古代什么圣贤，对他们为事业和为人要做具体分析。而今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资本流动的影响更加广泛，作为世界资本市场的主人，是现代金融垄断资本在那儿兴风作浪和称王称霸，那可是全局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小心而认真地应对，一不当心它可会颠覆整个社会秩序的。这就与我国古代在市井旁进行市易的小人物的社会地位完全不一样了。苏轼对朋党问题的剖析，比起欧阳修来，更加冷静，大大降低了情绪化的成份。欧阳修所以如此，也难免，因为他毕竟是当事人啊！这在上引《班班林间鸠寄内》一诗中可以看得出来。（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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