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世纪并不是一个以宽容著称的时代，政治斗争与宗教斗争在很多欧洲国家都以极其血腥的形态表现出来。例如欧洲国家间因为宗教与政治冲突而在17世纪前期所爆发的三十年战争。  此时的英国历史也充分表现出了这一时代特点，内战的残酷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各方都急于贯彻自己国家理念，导致英国在各种政体之间摇摆。 混乱的年代造就了混乱的局势，通过对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前英国政局的分析，可以对其后宽容政治的背景有一个全面的把握。  一、政治革命的爆发与发展16世纪后期伊丽莎白在位时所实行的政治宽容使英国进入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但是早期斯图亚特的君主政治并不宽容。 政治上，国王不顾英国历史的传统，压制议会，强调绝对君主的权力。宗教上，国王支持国教会高教派的改革，使天主教的味道越来越浓，并强行在苏格兰贯彻国教会公祷书。  英国的政治冲突也将在这种不宽容的刺激下爆发出来。从17世纪30年代末开始，英国开始了其近代史上少有的动荡时期，并贯穿了整个17世纪40与50年代。 1640年，面对宗教压迫所引发的与苏格兰的战争，缺少经费的查理一世被迫结束了长达11年的无议会统治。4—5月召开的议会因为拒绝与国王合作而被解散，史称“短期议会”。  此时的政治局势已经超出了国王的控制范围，为了缓解各方压力，国王再次召集议会，这次的议会一直延续到1653年，即“长期议会”。 在长期议会中，一系列不利于国王统治的决议被通过，可以说是对查理一世当政以来所有粗暴行为的总清算。 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1642年1月10日，查理一世离开伦敦，携着家眷前往北方王党聚集的地区。  “随他而去的是议会中将近一半的议员，他们组成了王党中的中坚力量。” 8月22日，查理在诺丁汉升起了皇室的旗帜，宣布议会的行为是叛乱，并正式向其宣战。就这样，英国内战爆发。  战争初期，议会方面由于对战争准备不足以及部分议员与指挥官出于对国王的畏惧所产生的心理障碍，虽掌握着经济资源等优势，但却在战斗中一直处于下风。 面对不利的局面，议会方面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的改革逐渐扭转了战局。在这一过程中，来自亨廷顿郡的乡绅奥利弗·克伦威尔脱颖而出。 议会军在前期纪律松散，战斗力较弱，很难算作正规武装。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议会采纳克伦威尔的建议，着手组建“新模范军”，在短期内对军队进行全面改组。  克伦威尔的这次军事改革在整个英国陆军史上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此后，议会军在战场上不断取胜。1646年6月24日，牛津王党投降，第一次内战结束。 第一次内战结束后，国王在议会与军队之间周旋，企图获得一个最有利于自己的协议，但一直未能如愿。 1647年底，查理开始与苏格兰人进行谈判并签订条约，企图借苏格兰人之手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承诺在英格兰强行推广长老派，并镇压独立派和其他宗教团体。  作为交换，苏格兰人将派军帮助查理恢复王位。查理在苏格兰人的帮助下再次挑起内战，1648年1月，第二次内战爆发。 此时的议会军在克伦威尔治下经过长期的锻炼，已经成为了一支纪律严明，指挥统一，装备先进，作战英勇的铁军。 第二次内战中，议会军在与王党及苏格兰军队的战斗中屡战屡捷，战争呈现一边倒的态势。8月，议会军在与苏格兰军的决战中大获全胜，短暂的第二次内战至此基本结束。  1649年1月20日，对查理一世的审判开始，30日，查理被处决，其罪名是“暴君、叛徒、杀人犯及国家的敌人”。 没有了国王的英国并没有在激进政治的道路上放慢脚步，5月19日，议会正式宣布建立“英吉利共和国”，国家的政治机构与权力组织形式也随之进行了改革。 “这样，英国改变了它自身的外在形式，由王国变成了共和国，英国革命也由此到达了顶点”。此时，前一阶段国王与议会的矛盾已经消失，军队与议会的矛盾上升为了主要矛盾。  战争结束后，军队与议会都想主导此后的英国政治，双方在政治理念与宗教信仰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分歧，冲突不可避免。 最终，作为“枪杆子”的军队在与议会的斗争中胜出，作为军队代表的克伦威尔在1653年12月就任护国公。随着护国公政体的建立，英吉利共和国实际上已寿终正寝。 名义上，在护国政体下，护国公、议会和国务会议三者之间可以达到权力的平衡。 然而实际上，此时的克伦威尔大权独揽，议会选举完全在军队的操纵下进行，选出的议会如不顺从仍会被克伦威尔解散。 军队则完全处于克伦威尔的掌控之下，全国被划分为11个区，每区派一名陆军少将进行管理。就连普通群众的生活也被要求执行清教徒式的清规戒律。 “假如克伦威尔满足于别人对他的政策的默认和政治上的最低限度的顺从的话，他可能已建立了一个稳定而持久的政权。但是他信仰强烈，充满激情，渴望建立一个更能领悟上帝事业、更愿服从上帝旨意的国家。” 克伦威尔在世时，尚能维持这一套统治方式，但他的政治理念很明显不符合英国的政治现实。1658年9月3日，克伦威尔患病去世，他的儿子理查德·克伦威尔随后继任护国公。 涉世不多又无战功资历的新任护国公根本无法控制此时混乱的政治局势，1659年5月24日，理查德·克伦威尔辞职，存在了五年的护国公政治结束了。 至此，英国已经尝试过多种政治制度，但却无一成功。英国革命出现的问题，是它没能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取代被推翻的君主专制制度。 所以尽管革命本身是胜利的，因为国王已被处死，但革命却因为不能创造新的政治制度而走进了死胡同。 克伦威尔凭借自己的威望控制住局面，可是他的统治只是君主个人统治的翻版，传统的惯性并未使英国跳出旧的运行轨道。 相反，英国只是在革命的狂风巨浪中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此后，军官之间开始争权，谁都想顶替克伦威尔的空缺。 苏格兰驻军司令乔治·蒙克率军南下，1660年2月，蒙克的军队进入伦敦，暂时控制住了局势。随后召开了“非常议会”以商讨时局的解决方式。 此时的英国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恢复君主制。身在荷兰的查理二世适时地发布了《布列达宣言》，为复辟扫清了障碍。 5月5日，查理在多佛港登陆，29日进入伦敦，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然而，复辟之初的政局是非常复杂的。 虽然各方在复辟这一基本问题上大体达成一致，但革命年代留下的各种问题并未随着国王的回归而自动消失。这些问题给查理二世初期的统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军队与议会的矛盾军队与议会仍旧是此时最为重要的两股政治势力。 对于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军队与议会基本达成共识，或者可以说，是双方共同促成了这一结果。但是，这并不代表双方已经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 总体来说，此时的军队与议会之间仍然有着非常多的矛盾与分歧。 从内战爆发一直到复辟，军队与议会之间多次爆发冲突，议会在许多问题上对军队进行掣肘，即便是在护国公时期，由军队监督选出的议会也并不顺从。 而且军队也并不宽容议会，多次驱逐与解散“冥顽不化”的议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普莱德清洗”。 纵观双方的斗争史，其矛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统治权之争、宗教矛盾、军费问题。 首先，内战爆发初期，议会方的最高领导权毫无疑问掌握在议会手中。但随着战事的推进，克伦威尔的快速崛起以及新模范军的成立使得权力的天平逐渐发生了倾斜。 克伦威尔及其新模范军在战场上的所向披靡使得军队的话语权越来越大。面对军队地位的不断提升，议会始终以最高权力主体自居。 在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议会在完全不与军队协商的情况下代表胜利一方与国王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多次提出不利于军队利益的方案，这种行为引发了军队的极大不满。 第二次内战结束后，议会再次单方面与查理交涉，仿佛要重演第一次内战结束后的剧情，随后便发生了著名的“普莱德清洗”事件。 此时，掌握着枪杆子的军队作为革命的暴力已经在与议会的斗争中占据优势。但是作为英国古老宪政传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议会并不愿乖乖地当军队的傀儡。 而军队为了尊重传统并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则不得不保留议会的存在。 因此，从查理一世被处死到王政复辟，期间的共和国与护国政治无疑都是由军队主导，但议会却一直存在，而且每一届议会都在大政方针上表现出了对军队专政的强烈不满。 复辟初期，双方在暂时性的合作后都渴望在新时代开启时获得一个有利的政治地位。其次，军队与议会的冲突在宗教问题上便表现为独立派与长老派的矛盾。 独立派和长老派是英国清教的两个最主要的派别，两派虽同属清教阵营，但宗教观点却有很大差别。“独立派倡导公理制，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宽容，倡导广泛的宗教宽容。” “长老派最大的特点则是偏狭，要求全国教会按照长老制要求严格组织起来，不仅排斥安立甘宗，还排斥其他清教各派。” 1653年12月，克伦威尔从军队手中接受了旨在建立护国公政体的《政府约法》，其中包括了有关宗教宽容的条款，算是独立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官方表达。 “然而，在1654年9月的第一届护国公议会中大约有100名议员不肯效忠于克伦威尔政府，并以咄咄逼人的姿态攻击《政府约法》和宗教宽容。” 此类冲突充分显示出了军队与议会在宗教问题上的对立。同样，面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双方也都希望各自的宗教理念能够主导复辟时期的宗教政策。 最后，军饷问题也是造成双方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新模范军成立后，军饷由议会统一支付，然而，欠饷成了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普通士兵几乎不可能准时拿到薪水。 “第一次内战结束后，议会在讨论解散新模范军时曾表示可以支付6周欠款，但当时的步兵已经18周、骑兵已经43周没有领取军饷了，即便如此，6周的欠款仍需延期支付。” 由此可见欠薪问题的严重程度。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确实存在着严重的财政问题，持续的战争造成巨大的消耗。 另一方面则是议会时刻都想削弱军队的实力，而经济手段是其最有力的工具。综上，军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从革命时代一直延续到了复辟王朝。 是查理二世统治之初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对矛盾考验着查理的政治智慧，也直接决定了其统治的稳定性。 三、激进分子的骚动激进分子是复辟初期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同时，他们也是重要的宗教力量。 我们不能将这一时期的政治与宗教完全割裂，一个宗教派别在宣扬自身宗教理念的同时也包含着某一特定群体的政治观点。 而一个政治派别经常会在宣传政治诉求的同时披着宗教的外衣。因为在这时的英国，经过宗教改革、内战、弑君等一系列政治与宗教变故。 宗教虽然已经不再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与宗教观念使得它仍发挥着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这一时期的宗教事业与政治事业经常融合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利用。这一时期英国的激进团体大多来源于清教宗派。 长老派属于清教中较为保守的派别，从17世纪起，激进清教徒内部分化加速，到内战结束时，已形成独立派和浸礼派两派，它们与长老派一起，构成了清教三大派。 独立派执掌宗教控制权后，清教内部新宗派大量涌现，有人估计，到17世纪50年代中期为止，伦敦不同的派别已经超过200个。 除原有的清教三大派外，一些重要的清教派别有第五王国派、平等派、掘土派、寻求灵恩派、浮嚣派、迈恩派、玛格莱顿派、族爱派、波西米亚派、苏西尼派以及贵格派等。 这些派别在教义和礼仪上虽歧义丛生，但大都奉行激进的“公理制”，渴望宗教宽容，使得这些教派蒙上了一层宗教无政府主义的阴影。 到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面对国教的回归，这些激进清教派别从内战时期以及独立派掌权时的公开或半公开状态转入地下。 为了自身生存或者宗教理念，许多激进分子开始密谋起义和暴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661年1月6日托马斯·文纳的“第五王国派”起义。 起义者夺取了圣保罗教堂，开始时击退了一队政府军的进攻，此后还企图解放囚禁在监狱中的同党，但由于缺乏广泛性，全体起义者最终都在同政府军的战斗中牺牲。 此外，还有大量起义在密谋阶段就被政府破获，例如1662年的Tong阴谋和1665年的Rathbone阴谋，以及一些基于派别之间相互造谣而形成的虚假暴动。 1661年的长老派阴谋就属于这种类型。可以看出，激进分子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对复辟政权的稳定性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 我们可以将这些企图颠覆复辟政府的活动分为三类，对应三个不同的群体，首先是宗教狂热主义者，这些人渴望实现宗教理想，建立所谓的“千年王国”。 他们坚决不能容忍斯图亚特王朝的回归，认为这是对他们神圣事业的摧毁，因此要通过暴力手段去完成革命年代未竟之事业。 其次是宗教自由主义者，这类人大多属于清教中的激进派别，但并不狂热，他们可以推迟“千年王国”的实现，但不能忍受现世的信仰自由遭到破坏。 因此，他们对复辟政权的仇视来源于对其宗教政策的担忧，他们害怕查理二世会像其父一样推行强硬的国教政策乃至于复辟天主教，完全不信任国王对信仰自由的承诺。 最后一类是宗教现实主义者，他们大多数出自新模范军，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都属于独立派，新模范军虽然由独立派主导，但内部充斥着各种激进派清教徒。 这类人起义主要是基于一些现实因素。查理二世回国后很快就开始着手解散新模范军，面对着这一庞大的军人群体，在支付拖欠的军饷以及士兵安置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 造成大量退伍军人失去经济来源，生活极度艰辛，面对着新时代带来的巨大落差，这些曾经的职业军人很容易在宗教理想的感召下重新拿起武器，为生活而斗争。 当然，不能将这三类动因完全割裂，他们经常会相互融合，很多时候起义并非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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