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末,著名的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和《科学》发布的两份年度榜单里,中国的某一敏感技术和某一敏感人物皆位列其中,成了2018年极具轰动性和危害性的科技丑闻。大部分的科研人员、学术刊物、评论员和关注者将这一敏感技术称为“潘多拉魔盒”,认为这一敏感技术的潜在危害性不可估量,除了严格监管的实验室里进行相关的研究之外,绝不能应用于实验室之外的环境,浙江大学医学院额汪浩教授认为,一旦某些有害的遗传物质混入人类的基因池,后果不堪设想。历经了这一敏感事件的冲击,国内学术圈的人士普遍认为,一方面、科学试验需要更加严格的伦理规范审查;另一方面、“科学人性化”教育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敏感人物的所作所为,令人们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和困惑之中,思索着“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家”、“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科技人才”。一个世纪之前,哈佛大学将科学史教育确立为大学通识教育的核心,而中国国内的科学史教育是先天不足、而且“发育不良”。  (伽利略)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言:“这个工具(指科学技术)在人的手中究竟会产生什么,完全取决于人类所向往的目标的性质……可是,它不能提供这些目标本身。”也就是说,爱因斯坦认为影响和改变世界的根本并不在于科学知识和技术(科学知识和技术仅仅是“工具”而已),其根本在于人类的传统、目标、意愿和理想,以及关乎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一旦“目标”有问题,那么“科学狂人”掌握的科学技术就成了威力无比的定时炸弹,既害人害己、又让“科技”本身失信于人。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柯南特见证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及其如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全世界,对此深感忧虑,担心科学技术这一“双刃剑”危害人类自身。1945年,柯南特发表了著名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学术报告,宣称真正有价值的教育,应该在每个教育阶段都持续地向学生们提供价值判断的机会,即允许各个阶段的学生们从道德伦理层面判断事物的“正确”和“错误”,这才是比较理想的教育目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石云里认为,《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就是要解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的问题。  (爱因斯坦) 石云里教授说,中国现行的学校教育中,正面临着这一棘手和严峻的问题——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中国的人文教育乏善可陈,无法把学生们培养成道德理性和科学理性兼备的公民。新中国早期的几位大科学家(比如竺可桢、钱临照等)于西方科学史蓬勃发展的时期,接受了比较健全的科学史教育,且知晓科学史的重要性,可是老一辈科学家隐退和逝世之后,科学史学科的发展更加边缘化了,其教育功能几乎没有发挥的空间。现如今,科学通史方面既缺乏学术基础、又缺乏师资基础,除了一些有条件的高校(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等)把科学史课程列入通选课程目录之外,其他的高校皆难以开展科学史相关的教育。更糟糕的是,科学史学科是一个弱小学科,全国仅有12个博士点、18个硕士点,近两年的学科评估中,众多学校为了不让弱小的科学史学科拉低了评估分数,竟然主动放弃了这个学科点,包括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等。  (居里夫人) 石云里教授认为,即使科学史教育从大学起步,那也是太迟了,将历史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强调人类、文化、自然和知识的统一性,这样的教育应该贯穿终身。早在1985年,美国就启动了中小学课程改革工程——即“2061计划”——以期提升美国人的科学、数学和技术素养,科学史教育是“2061计划”的重要一环,而中国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不知何时才能补上这一短板。 小考题:你是否赞同石云里教授的观点?你认为中国要不要普及科学史教育呢?欢迎你留言讨论。 （本号专注于科技前沿、历史拾遗、奇闻异事和人物品鉴，还望你的关注和订阅，万分感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