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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后汉书·蔡邕列传》及其他史料等载，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东汉末的一代大书法家。据说蔡邕能画，更擅书，深谙篆书、隶书之妙，尤以隶书著称，其结构严整，点画俯仰，体法多变，有“骨气洞达，爽爽有神”之誉。他曾于洛阳鸿都门见粉壁工匠用帚蘸白粉写字，得到启发，创“飞白”书。这种书法，笔画中丝丝露白，像枯笔写成的模样，汉魏时曾广泛流播，并用之装饰、题署宫阙。 据《后汉书·蔡邕列传》记，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议郎蔡邕和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石+单）等人，鉴于当时儒家经籍辗转传抄，多生谬弊，乃“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于是便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石经刻制工程；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告成，历时凡九年。其因始刻于熹平年，故称《熹平石经》。《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书丹者除蔡邕外，还有堂溪典等人。石经刻成之后，立于都城洛阳太学门外（今洛阳城南30里洛水南岸的朱圪垱村）。其46方经石，各高1丈许，广4尺，两面刻，骈罗相接，非常壮观，《后汉书·蔡邕列传》说：“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可见当时盛况。  蔡文姬（选自清·王翙绘《百美新咏图传》） 张荣庆先生在《古代艺术三百题·熹平石经》里指出，《熹平石经》的书法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的典型。因系官方巨制，书丹者自当是如蔡邕一流的国手。例如其间的《周易》经石，其结体方正，字字中规入矩，一丝不苟，点画布置均称工稳，可谓无懈可击；用笔则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端美雄健，雍容典雅，恢宏如宫殿庙堂。梁武帝《书评》云：“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后来也有人讥其过于工整，而冠之以“馆阁派”。其实它整饬而不刻板，静穆而有生气，和明清以来风行的拘谨呆滞的“馆阁”字，不可同日而语。惟其如此，《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而且流风所及，至深且远。汉字字体由隶变楷的过渡，《熹平石经》起了桥梁的作用。因此，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里如是写道： 两汉写字艺术，到蔡邕写石经达到了最高境界。蔡邕能画工书，八分（指有波磔的隶书）尤为精工。一七五年（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以八分体写《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五部经书，使刻工刻成石碑四十六块，立在大学讲堂前。这是有名的熹平石经。从经学方面说，它校正了五经文字；从艺术方面说，石经文字是两汉书法的总结。 张荣庆据《魏书》《隋书》等典籍记载说，自晋室南迁，洛都文物多被摧残。北魏之初，冯熙、常伯夫相继为海州刺史，毁取太学经石以建寺塔，遂致颓落。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国子祭酒崔光曾议请修补未成。东魏武定四年（公元546年），自洛阳徙石于邺都（今河北大名县东北），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复由邺城迁洛阳；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又自洛阳载至长安，其后，营造之司用做柱础。唐贞观初年，魏征始收聚之，已十不存一。（《隋书·经籍志》）后来连这些也不知去向。北宋时，曾在洛阳太学旧址出土过石经残片，但为数不多。直到近代，复络绎出土（洛阳最多，西安次之），见于马衡《汉石经集存》者已有大小残石500余块。其中最大的一块是1925年洛阳出土的《周易》上段残石，两面刻，合490余字，现藏上海博物馆。1929年于同地又出《周易》下段，现藏陕西省博物馆。此外，洛阳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也分别藏有《熹平石经》残石。 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中有“传授笔法人名”一项，其说云：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即卫铄）。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虞。王僧虞传之肖子云。肖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授于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侄彦远。彥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矣。 对于唐人张彦远之说，郭沫若先生在《五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载《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里批评道，张彦远的“传授说”，有一大部分不可信。因为所谓“蔡邕受于神人”已经是神话；崔瑗早于蔡邕；钟繇比蔡文姬的年龄大，地位也高得多，所谓“文姬传之钟繇”，也是靠不住的。不过，郭沫若又从张彦远坚信蔡文姬能书这一点着手发覆，指出：“蔡文姬的墨迹在唐代可能还有留传，故构成了这种有关书法传授的说法。”这里，郭沫若又显然同意张彦远所坚持的，即认为蔡邕的确将书法艺术传给了蔡文姬，蔡文姬也应是一位书法家。 作为论据，郭沫若举出了北宋初期所出现的《胡笳十八拍》的墨卷。它最初是刻印在宋初的《淳化秘阁法帖》（《淳华阁帖》）中。它写有《胡笳十八拍》最前面的两句——“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是用章草体写成的。收入《淳化阁帖》制成帖文以后，在帖文右面有“蔡琰书”三字。 宋初《淳化秘阁法帖》是在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就淳化阁所藏墨迹，命王著合南唐《建业帖》而摹刻的。不过，郭沫若又认为，蔡文姬所书14字是否由墨迹摹刻，或由《建业帖》复刻，不得而知。但其来历，至迟当追溯到唐代，是可以断言的。 郭沫若还指出，黄庭坚（即黄山谷）也曾看见蔡文姬那14个字。在《黄山谷全集》卷二十八《跋法帖》二十三条中有一条说： 蔡琰《胡笳引》，自书，十八章，极可观。不谓流落仅余两句，亦似斯人身世耶？ 黄山谷评蔡襄书有云： 蔡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气顿挫，时有闺房态度。 郭沫若评议说，黄山谷所见到的虽然也只有“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两句，但既云“蔡琰《胡笳引》，自书，十八章，极可观”，可见在黄山谷之前有人见过十八章的全文，他是在转录前人传说；再就黄山谷本人来说，则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不仅相信《胡笳引》十八章是蔡文姬著的，而且还相信是她自己写的。 但是，蔡文姬书14个字，宋代也有人怀疑是假托的，如米芾，但他没有讲出理由来。对此，郭沫若在《六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载《光明日报》1959年8月4日）里推想道：原文可能是写在竹简上的东西，一简14字，全诗应有90多简。估计诗后还当有年月日和蔡琰的署名；但因简册散乱或部分焚毁，好事者仅拾取其第一简而保之，俾得流传于世。观黄山谷所云“蔡琰《胡笳引》，自书十八章，极可观”，可见在黄山谷之前乃至在北宋之前，是有人看见过蔡琰自书的全文的，黄即本之以立说。不然，仅仅14个字，虽然知道是《胡笳十八拍》的开头两句，何以便知道是蔡琰书？那岂不是不近情理？ 简牍之制，汉末及魏、晋犹见使用。如蔡文姬之父蔡邕《答诏问灾异八事》，叙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七月十日蔡邕与马日（）、张华、单扬等“受诏书各一通，尺一木板，草书”（见《蔡中郎文集》卷六）。又如《通典》（卷五十五礼十五）载晋博士孙毓议，言封王告庙册文当以“竹册篆书”，四时享祀祝文但用“尺一，白简隶书”。简牍之用自晋以后似即废弃，而普遍以纸帛代之。偶尔有用玉简的，这是变例，如成都王建墓所出玉册即其物证。寺庙中的竹签之类当然也是简牍的孑遗，但严格地说其已不能算是简书了。 郭沫若在上述文章里强调说，蔡文姬手书的《胡笳十八拍》的确是简书，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现在仅余开头两句14个字。因此郭沫若坚持说《淳化阁法帖》所收的蔡琰书14字，应当是真迹。  熹平石经残片 作为对郭沫若此论的支持，笔者认为还有《后汉书·董祀妻列传》的一条记载。这条记载，系在曹操赦免了董祀死罪以后，当时—— 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忆识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罔有存者。今所诵忆，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唯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 真草当指楷书和草书。正因为蔡文姬继承了父亲的书法艺术，并且十分相信自己的造诣，因而才以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的理由，婉拒了曹操派10人帮助书写的提议。倘若文姬书法功底不济，她敢于如此拒绝吗？并且还要以真草两种字体听凭选择，后来果然书成。“文无遗误”，不仅是对文姬保存父亲资料之非凡的记忆力的赞叹，而且也是对她的书法艺术的炉火纯青功夫的首肯。也正是基于此，唐人张彦远才会在《法书要录》里将文姬列为蔡邕书法的传人，而且还将她捧为三国两晋的一代书法宗师——钟（繇）王（羲之）的师傅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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