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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55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李刚博士授权发布！ 宋代诗学话语“中的”与“走盘” 义理发覆 李 刚 內容摘要：“中的”与“走盘”是宋代诗学中两个高频术语。“中的”指摹写恰切、用事精妙、对仗工巧的艺术手法；“走盘”指字法、句法、章法、风格等自然畅达、不留影迹、浑然天成的圆熟特质。两者是相反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表现在诗学范畴、诗艺境界、艺术构思、修辞原理诸层面。“中的”与“走盘”两个术语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诗学两种不同面向，以及宋人独特的文化心理与诗美理想。 关键词：中的；走盘；诗学
早在南北朝时期，刘勰就将“中的”一词用于文学批评。《文心雕龙·议对》云：“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5]意思是说，对策与射策都根据提问献上自己的政见，理应像射箭时打中靶心一样，做到言语贴切、道理正确。到了宋代，“中的”被广泛运用于诗学、文章学领域。不仅有“吟哦杜陵诗，妙语皆中的”[6]“王禹偁诗多纪实中的”[7]这类对诗歌艺术的整体性评价，还有从摹写、用事、对仗等层面的具体化讨论。 （一）摹写“中的” 宋人言诗句摹写“中的”，主要表示其所描绘景色的准确性与独特性。陈景沂《全芳备祖·花部》在谈到玉蕊花名称来源及特征时指出：“刘梦得'雪蕊琼丝’之句，最为中的。”[8]“'雪蕊琼丝’之句”，即指刘禹锡《和严给事闻唐昌观玉蕊花下游仙二绝》“雪蕊琼丝满院春，衣轻步步不生尘”[9]，“中的”言其恰到好处地描绘了玉蕊花特征。范正敏在论及唐人《题西山寺》时说“终古碍新月，半江无夕阳”两句，之所以“冠绝古今”，是因为其“尽得西山之景趣”。后来关于西山寺的留题虽多，却鲜有佳句，仅“寺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与“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广为传诵。即便如此，仍未达到最工地步，因为其还可用于描写金山寺以外的山寺，而唯独王荆公“'天末海门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尤为中的”[10]。意思是说，王安石的诗句精切描摹了金山寺景最独特之处，是无可替代的。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唐宋诗学观念的不同，即唐人有时不太注重诗句与所写对象之间的特定关联，某些诗句只有普遍性，却无此时此地、此情此景的独特性。如李益《闻笛》诗云：“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11]“雪”与“霜”不仅可形容回乐峰前的“沙”与“月”，其他地方亦可使用。而宋人却极力追求诗、景契合无间之“中的”。如黄庭坚《次韵崔伯易席上所赋因以赠行二首》其二云：“西湖十顷月，自比汉封君。”任渊注：“欧阳自杨迁颍，有诗曰：'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12]“十顷”用欧阳修典故，因此以“十顷月”称西湖月，突出了景物与所描写对象关系的唯一性，可谓“中的”。这就是唐诗重“风神情韵”与宋诗重“思理筋骨”的生动表现，也是此术语在宋代诗学反复出现的重要原因。 以上诸例，多着眼于诗歌语言与摹写对象情状特征的高度契合。事实上，不光描绘景物的诗句应如此，任何诗句都该注重语言跟指涉对象的完全吻合与不可替代。胡仔在谈到音乐诗歌时说：“古今听琴、阮、琵琶、筝瑟诸诗，皆欲写其音声节奏，类以景物故实状之，大率一律，初无中的句，互可移用，是岂真知音者？”[13]此处“互可移用”便是“无中的句”之典型特征；反过来看，不可移用，即为“中的句”之重要品质。 （二）用事“中的” 用事也叫事类、使事、用典，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古人很早就注意到用事，如挚虞《文章流别论》：“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14]指出用事在表达情义方面的辅助功能。刘勰《文心雕龙·事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15]说明用事在引用事例证明文义、援用古事证明今义方面的重要作用。但古人在用事方面往往存在诸多弊端。如魏晋时期典故与情义分离、写景与抒情、咏物与言志分离，初唐人滥用古人姓名的现象，被时人称为“点鬼簿”，中盛唐诗人多少也有堆砌典故之嫌。宋人在批驳和规避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用事规范，即用事“中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典故与所咏对象身份贴合。苏轼《祭徐君猷文》云：“平生彷佛，尚陈中圣之觞；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剑。”费衮说其“全用徐氏事”。胡仔认为：“因其姓而用事，尤为中的。”[16]这里“中圣”典出《三国志·徐邈传》：“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于沈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17]“初心之剑”典出《史记·吴太伯世家》：“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蒙树而去。”[18]徐邈、徐君都是耿介忠厚之人。苏轼运用历史上两个徐姓人故事，表达对徐君猷的笃厚感情。这种“因其姓而用事”，通过借用与书写对象同姓的古人事迹赞美对方[19]，其可贵之处不仅在于所咏对象姓氏与古人相同，而且在于其品行与古人相似。 苏轼切姓用典，后人多有论及。邓廷桢《双关斋笔记》云：“东坡诗喜切人姓，皆信手征引，不露粘合之迹。”[20]实际上，其切姓用典之“中的”，更多地表现在赠答诗中。吴聿《观林诗话》云：“赠答诗多用同姓事。”[21]并举东坡赠郑户曹、赠蔡子革诗，涪翁和东坡诗，陈无己赠何中郎诗，徐师川赠张仁诗，王安石赠刘发诗等数例为证。赵翼《瓯北诗话》云：“宋人诗，与人赠答，多有切其人之姓，驱使典故，为本地风光者。如东坡与徐君猷、孟亨之同饮，则以徐、孟二家故事，裁对成联……最有生趣。”亦指出东坡不露痕迹的切姓艺术对秦观、黄庭坚等人的影响：“自是，秦少游赠坡诗：'节旄零落璮餐雪（苏武），辨舌纵横印佩金（苏秦）。’山谷赠坡诗：'人间化鹤三千岁（苏躭），海上看羊十九年（苏武）。’皆以切合为能事。”[22]可见，东坡之外的宋人亦普遍使用切姓用事的创作手法，尤其在对人际关系进行诗意表达的唱酬赠答诗中，人们更加注重典故与酬赠对象身份、地位、情感、事迹、场合等的一致性与得体性。 这也是赠答诗之外其他类型诗歌的必备品质。严有翼《艺苑雌黄》：“杜陵《谒玄元庙》其一联云：'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盖纪吴道子庙中所画者。徽宗尝制哲庙挽诗，用此意作一联云：'北极联龙衮，西风拆雁行。’亦以'雁行’对'龙衮’，然语意中的。”[23]杜诗“五圣”指吴道子画中的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龙衮”指天子穿的礼服，“雁行”指官员们像雁阵一样双行排列的场面。宋徽宗在其所作哲宗挽词中化用杜诗表达新的含义，“联龙衮”指宋哲宗、宋徽宗先后登上皇位，“雁行”表明哲宗与徽宗的兄弟关系，“拆雁行”是说兄弟当中有一人去世。宋徽宗此联之所以能达到语意“中的”之效果，是因为其所用故实符合挽词要求，既贴合人物身份及相互关系，也说明兄弟间的深情厚谊。化用前人之语，能自出新意、比原诗更加亲切，真可谓“夺胎换骨”。 其次，典故感情色彩与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相吻合。上文所述东坡切姓用典、宋人酬唱赠答、徽宗为哲宗所作挽词诸例亦可作为这方面的典范。但也有运用典故感情色彩失当者。祖士衡《西斋话纪》云：“古人作诗引用故实，或不原其美恶，但以一时中的而已。如李端于郭嗳席上赋诗，其警句云：'新开金埓教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乃比邓通耳。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算哉！”[24]所举为唐人李端《赠郭驸马诗》中两句，典出《汉书·邓通传》。邓通本无长技，全靠谄媚发家致富，是个反面形象，此典只适用于贬抑语境。而李端却借以赞扬郭嗳，由于“不原其美恶”，故只能“一时中的”。“一时中的”也就是暂时“中的”、表面“中的”，实质上将褒贬色彩完全弄反。此例从反面说明诗人用事应注重对典故情感色彩的深入考察与精准把握。 再次，用今典须与实际情形及诗歌意境一致。周密《齐东野语》载：“嘉熙己亥四月，诞皇子，告庙祀文，学士李刘功府当笔，内用四柱作一联云：'亥年巳月，无长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时，有归马放牛之喜。’盖时方有蜀扰，其用事可谓中的。”[25]“长蛇封豕”喻指贪婪暴虐的骚乱者；“归马放牛”喻指战争平息。此联是说战后百姓生活祥和安宁，其所言时事与皇子诞生的喜乐氛围切合。有趣的是，用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的对应关系，将时间与事件巧妙融汇。古人将两者组合用于纪年，并称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亥年巳月”与“长蛇封豕”中，“亥”对应“豕”，“豕”即“猪”，形成“亥猪”，“巳”对应“蛇”，形成“巳蛇”；“午日丑时”与“归马放牛”中，“午”对应“马”，形成“午马”；“丑”对应“牛”，形成“丑牛”。显示了用事手法的精妙。 （三）对仗“中的” 宋人往往将精妙的对偶称为“的对”。邵伯温《闻见前录》云：“康节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锡会投壶。君锡末箭中耳，君锡曰：'偶尔中耳！’康节应声曰：'几乎败壶！’坐客以为的对，可谓善谑矣。”[26]“几乎”对“偶尔”，“败壶”对“中耳”，暗藏谐音玄机。“壶”谐“乎”，“耳”谐“尔”，于宴饮投壶游戏之中，形成极工整的谐音对仗。邵博《闻见后录》云：“王荆公初执政，对客怅然曰：'投老欲依僧耳。’客曰：'急则抱佛脚。’公微笑曰：'“投老欲依僧”古人全句。’客曰：'“急则抱佛脚”亦全俗语也。’然上去'投’，下去'脚’，岂不为的对邪？公遂大笑。”[27]“投老欲依僧”和“急则抱佛脚”，本非对仗，去掉“投”和“脚”，成为“老欲依僧”和“急则抱佛”，便是“的对”。以上“中耳”对“败壶”，“耳”“尔”与“壶”“乎”既是谐音对，又是虚词对；“依僧”对“抱佛”，“僧”与“佛”，既为名词对，又为释氏对，均形成意蕴丰富的双重对偶。 此外，宋代诗学术语“中的”与“切”含义大致相同。“切”是宋人对用事的基本要求，指“所用故事要和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及其具体描写内容相贴合”“并通过诗人恰到好处的运用”[28]。但“切”也可作为人们对诗歌其他诸层面的规约。有学者在论及清人用“切”时指出：“他们关注的重点是诗歌内容及艺术表现是否与特定的时间、地点及具体的人物、事件相吻合，是否与诗人所处的情境相吻合。”[29]“切”与“中的”诗学本质相通。 “中的”表示诗歌摹写、抒情、用事、对仗等方面的精妙与恰切。但实际上，中国古典诗歌的摹写、抒情、用事、对仗等四个方面往往融为一体，景物的描绘、情感的抒发，都需综合对仗、用事等表现手法。而用事又处于核心地位：“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30]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亦指出：“但为善用事，亦诗法当尔。”[31]将用事恰当与否，看作诗法当与不当的标准。诚然，“用事是古典诗文创作最主要的语言艺术技巧，是诗法的核心”[32]。精湛的用事可取得“水中盐味，色里胶清。决定是有，不见其形”[33]及“词理意兴，无迹可求”[34]的艺术效果。
如果说“中的”侧重艺术手法的精确，那么“走盘”则强调审美风格的浑成。“盘珠”之喻不仅意指语言流畅圆转、无雕琢痕迹，而且形容诗文艺术在用字、句法、章法、文势等方面的规则和变化、纯熟和圆活，与吕本中“活法说”有相通之处。其逻辑理路既源于盘珠的形状特征，也源于佛、禅思想理念。 唐人杜牧论兵法云：“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35]指出兵法奇与正、权与变的关系，表达两层含义：一是变化莫测，二是不出于盘。宋人对此说进行了创造性发挥，在“变化莫测”和“不出于盘”之外引申出“不留影迹”的含义，表示语言不黏着。惠洪《题让和尚传》云：“大哉言乎！如走盘之珠，不留影迹也。”又《思古堂记》云：“孔子之言，譬则如珠走盘；孟轲之言，譬则如珠着毡。夫珠非有二者，走盘则影迹不留。”[36]潘兴嗣解释道：“孟子告齐王之言，犹孔子对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浑然也。盖圣贤之别如此。”[37]以对比方式突出孔子的语言特点。 而在诗学、文章学领域，宋人更广泛地以“珠走盘”来形容字法、句法、章法自然流畅、无斧凿痕迹。诗歌方面，惠洪《次韵君武中秋月下》：“千字一挥才瞬息，流珠走盘纷的皪。”[38]郭印《再用前韵以谢诸公见答之什》：“岂如新诗章，字字珠走盘。”[39]周必大《王参政文集序》：“与客赓和至六七篇，下语如珠之走盘。”[40]认为文人们作诗不仅安排“一字有神”[41]，而且字字传神。又林季仲《秋热次高仲贻韵》：“句圆珠走盘，意定弦在筈。”[42]张孝祥《与邵阳李守二子用东坡韵》：“清越石在悬，圆熟珠走盘。”[43]曾几《赠空上人》：“今晨出数篇，秀色若可餐。清妍梅着雪，圆美珠走盘。”[44]以“珠走盘”比喻“句圆”“圆熟”“圆美”等诗歌风格。文章方面，魏天应《论学绳尺》云：“论体有七，一、圆转……五、结上生下，其势如贯珠。”[45]又云：“是非缓于治国也。”林子长注：“就缓字斡一转，大有力，如珠走盘。”[46]斆斋《古文标准》评柳宗元《送薛存义序》云：“此篇文势转圆，如珠走盘中，略无凝滞。”[47]又评韩愈《获麟解》云：“句法圆转如走盘之珠。”[48]林子长批《王者之论如何》云：“立意高，行文老。步步照应，如珠走盘，深得论体。”[49]“走盘珠”分别比喻文章用字、句法、章法、文势的顺畅圆转。 以上诸例“盘珠”之喻表示圆融的语言特点和诗文艺术，跟珠玉“圆”的形状特征有关，也是因其受到佛教观念的启迪与影响。 首先，“圆”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文学批评术语。刘勰《文心雕龙》中就有很多，如“思转自圆”“义贵圆通”“理圆事密”“首尾圆合”“辞贯圆通”“触物圆览”[50]等。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冰扣声声冷，珠排字字圆。”有学者认为这些“大抵指从创作思维到植骨铺辞等各个方面的完满圆密”[51]，约与刘勰同时期的谢眺亦有“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52]之说，被后人反复称引。如苏轼“和我弹丸诗，百发亦百反”[53]，“新诗如弹丸，脱手不移晷”[54]，“新诗如弹丸，脱手不暂停”[55]，“中有清圆句，铜丸飞枯弹”[56]。可见其对圆美风格的青睐。又如陈善：“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谢元晖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此所谓诗中有文也。……观子美到夔州以后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是，如弹丸矣！”[57]是对弹丸之说很好的注脚。 “弹丸”即弹弓发射所用的实心球体，也作“弹珠”，它和“盘珠”一样，在形态上具有圆美特征，但从动态角度来讲，有所不同。发射出去的弹丸不会像盘珠那样受到盘中狭小天地的限制；弹丸有一定方向和轨迹，而盘珠则纵横驰骋不可捉摸；弹丸侧重圆美流转的纯熟，盘珠侧重不留影迹的通畅；盘珠虽囿于盘子边界的限制，但在特定范围内始终变幻莫测，弹丸则容易流于单调、轻滑和平易。故宋人对“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之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罗大经说欧阳修作四六“一洗昆体，圆活有理致”[58]，吕本中说“只熟便是精妙处”[59]，姜夔认为“说理要简切，说事要圆活”[60]，严羽的“造语贵圆”[61]等均为肯定态度。而陆游之“区区圆美非绝伦，弹丸之评方误人”[62]，刘克庄之“近时学者往往误认弹丸之喻，而趋于易”[63]，王直方之“圆熟多失之平易”[64]等均为否定态度。此外，吕本中虽称谢眺所言乃“真活法也”，但似乎是一种误解。他的“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65]，与杜牧“变化莫测”“不出于盘”的兵法思想极其类似。因此，某种程度上，“活法说”更符合“盘珠”之喻的特质。 其次，刘勰曾有在寺院生活的经历，其“圆”的思想或许来自佛教，但并未形成完备理论体系，亦非当时批评思潮主流。而宋诗学“盘珠”之喻的盛行不仅关乎宋代文学成熟期追求外枯中膏、似癯实腴和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老境美”风尚[66]，而且受到佛教、禅宗思想的深刻影响。圆转、圆融、圆熟、圆美、圆活等“圆”的观念来自《楞严经》：“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于是中，观大观小。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67]“转物”强调心与物的关系。“为物所转”“观大观小”说明众生在迷之时，心随物转、触处成障，只能见大见小；在悟之后，则物随己转，身心就是法界，能达到周遍法界、圆融无碍的状态。本质上，“盘珠”之喻体现的不仅是诗文艺术外在效果的“圆熟”，更是创作主体内在本心的“圆明”，因为只有具备主体心理的“圆明”，才可能产生文学作品风貌的“圆熟”。 “不黏着”“不留影迹”的含义则源自《金刚经》：“菩萨于法，应无所住。”[68]“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69]“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70]“不住”“无所住”就是不执着、不黏着于物。慧能在《坛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以无住为本。”[71]慧能的“住”——“缚”，“不住”——“无缚”，与《楞严经》的“迷”——“为物所转”，“悟”——“转物”，似成对应关系。事实上，“转物”与“不住”紧密相关，一念不住，方能转物并生清净心，一念若住，则失于本心而终被物所转。“如珠走盘”的比喻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楞严经》“圆明”“圆通”和《金刚经》“不住”“无所住”思想，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高妙、自然风格的执著向往与追求。 宋代以后诗文批评运用“走盘珠”也很频繁。如唐顺之评欧阳修文：“体大而思精，议论如走盘之珠。”[72]释真可论东坡文：“定见如盘，其语言如珠，珠走盘中，盘盛其珠，而横斜曲直，冲突自在，竟不可方所。”[73]许学夷曰“予尝谓浩然五言、崔颢七言，如走盘之珠，非若子美之律以言解为妙耳”[74]，于慎行言“苏公之文，如走盘之珠，肆而不得流”[75]，宋濂谓“盖习古歌诗以吟咏性情，庶几少遂其愿耳。……积之既久，圆熟璀璨，明珠走盘而玉色交映也”[76]等等，均不外乎从字法、句法、章法、诗律、风格等角度品评诗文特色，可见其影响所及。 杜牧以“盘珠”喻兵法，在实质上与吕本中“活法说”完全吻合，即强调“变化”与“规矩”的关系。但宋人在实际运用时似乎更青睐其圆融无碍、变化莫测、不留影迹的一面。考察宋人运用“盘珠”之喻的情况，发现僧人惠洪较早使用且最为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与佛禅思想的关联。达到“转物”与“无住”的状态，也就达到了明心见性的境界，正所谓“盖知妙明真心，不关诸象”[77]，“超凡入圣，只在心念之间，不外求也”[78]，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人注重“内省”和“不囿于物”的诗学旨趣。
在宋诗学里，“中的”与“走盘”虽有所区别，但又紧密相联，它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对立统一、互为补充，这主要体现在诗学范畴、诗艺层次、艺术构思、修辞原理诸层面。 其一，关于诗学范畴。从作者角度看，两者都是创作论。即当人们作诗，以如矢“中的”和如珠“走盘”为追求目标时，都属于创作论的范畴。从读者角度看，两者都是鉴赏论。即当读者以此为衡量标准品评他人文学作品时，均属于鉴赏论的范畴。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的”和“走盘”在传统诗论里都涉及诗歌创作，但若从现代文学理论逻辑来看，两者并不在同一层面：“中的”主要讨论摹写、用事、对仗等具体修辞技巧，属于形而下的诗法论；相对而言，“走盘”之喻似乎没有体现出明确而具体的修辞技巧，它所包含的圆融无碍、变化莫测、不留影迹等含义都比“中的”所包含之恰当、精确、工巧等含义更具有风格论的意味，是相对抽象的诗学理想。 此外，“中的”大多出现在具有散文、随笔性质的诗话、笔记中，而“走盘”较多出现在具有诗论性质的诗歌中。两个术语所处文体类型和文本语境的不同，使得宋人在使用“走盘”之喻时，并非像使用“中的”那样针对具体诗歌进行品评，而往往只在自己诗句中用以表示对某人或其诗文语言、艺术风格较为含混的整体性赞美，这也是造成两者不在同一诗学层面的重要原因。 其二，从诗艺境界来看，“中的”是基础，“走盘”是比“中的”更高的艺术境界。对同一首诗而言，如果没有“中的”作为前提，就没有如珠“走盘”的圆熟效果。也就是说，只有首先做到了写景、用事、对偶皆如矢“中的”般恰当巧妙，才可能获得字法、句法、章法、文势如珠“走盘”似的审美体验。诗文达到如珠走盘的艺术境地，也就进入了圆熟通透的审美领域。 概言之，“中的”强调精确性，“走盘”强调浑圆性，它们相反相成。过度追求“中的”，有时会导致黏着的弊端。葛立方《韵语阳秋》云：“作诗贵雕琢，又畏有斧凿痕；贵破的，又畏粘皮带骨。此所以为难也。”[79]王直方论方回《望夫石》云：“其所得者，渐磨之功；所失者，太黏着皮骨耳。”[80]“破的”即“中的”。“中的”需要“渐磨”“雕琢”之功，稍有不慎，就会“粘皮带骨”，走向“圆融”“圆活”的反面。魏庆之《诗人玉屑》“铢两不差”条云：“晚唐诗句尚切对，然气韵甚卑。”[81]又“无斧凿痕”条云：“文之所以贵对偶者，谓出于自然，非假于牵强也。”并指出东坡赠章质夫诗“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二句“浑然一意，无斧凿痕”[82]。前者表示晚唐诗句虽做到“切对”，但缺乏气韵；后者表示东坡诗对偶自然、意境“浑然”“无斧凿痕”。前者只做到了基础层面对偶“中的”，后者则在此基础上达到了更高水平即如珠“走盘”的浑融境界。可见“中的”与“走盘”是对立统一关系，在某些条件下走向对立，在某些条件下又融为一体。 其三，造成“中的”与“走盘”对立或统一两种不同结局的原因在于诗人艺术才能和创作思维。无论如矢“中的”还是如珠“走盘”，都要求诗人有丰富的阅历与体验、渊博的学养与见识。摹写充分表现景物的个性，用事准确表达情感褒贬，切姓高度符合人物特征，对仗几近臻于高妙自然，语言字字珠玑、句法圆活灵动、结构不留影迹、文势自然婉转，无不体现诗人杰出的诗思与超人的诗艺。“中的”固然需要“以才学为诗”，“走盘”更需构思之“妙悟”。正如刘勰所云：“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83]“才”指内在的天性，“学”指外来的学识。如果说只要有了丰富的学识就可以达到“中的”之目标，那么只有同时具备丰富的学识和强大的才能，作者经由“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84]的辽阔想象和精致构思方可到达如珠“走盘”那样圆熟的艺术境界。又如叶燮所云：“得是（理、事、情）三者，而气鼓行于其间，蕴磅礴，随其自然，所至即为法，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85]如上所述，宋人言“中的”，常将理、事、情分而论之，比如说理“中的”、用事“中的”、褒贬之情“中的”，虽然它们也有相互包含关系。而其言“走盘”，则往往意指理、事、情的浑然天成和“气韵生动”[86]的纯熟“圆活”之美。要做到这一点，诗人必须同时具备才、胆、识、力四种素养。他说“穷尽万有之变态”的理、事、情无不依靠作者的才、胆、识、力表现于文章之中[87]。相对于刘勰的“才”“学”之说，叶燮就浑成艺术境界对诗人素养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 其四，“中的”和“走盘”作为诗学话语，都受到比喻修辞原理支配。中国古代文论常把比喻和起兴连在一起阐述。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云：“'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附理故'比’例以生。”[88]“附”就相当于我们常说的“比附”，比附事理的情况就用打比方来说明事物。意谓由于比附事理，所以产生了比喻手法。现代修辞学将比喻细化为明喻、隐喻和借喻等不同种类。惠洪所谓“如明珠走盘，不留影迹”[89]，周必大所谓“下语如珠之走盘”等，都是“甲如乙”的结构形式，是极其典型的明喻。而上文所举李纲、江少虞诸例都是隐喻。事实上，隐喻就是明喻，“明喻就是隐喻，二者差别很小”，“所有受欢迎的隐喻”，“都可以作为明喻使用；明喻去掉说明，就成了隐喻”[90]。明喻、隐喻可以相互转换。 平心而论，隐喻比明喻更能体现语言运用的经济原则和艺术性特征。隐喻中有模拟式隐喻。亚理斯多德说：“隐喻分四种，以类比式隐喻最受欢迎。”因为它“能够使事物活现在眼前”[91]。实际上，能够让事物活现于眼前的不光是类比式隐喻，还包括类比式明喻。如周必大“用韵如射之破的”[92]，就是把选择韵字作诗与以箭射靶进行类比。恰当精妙地选择韵字，类似于准确无误地射中靶心，这种类比式明喻强调本体与喻体在过程、动态、目标方面的相似性，很好地起到了诠释性作用。“它以某个其他的东西代替原来所意味的东西，或更确切地说，这个其他的东西使原来那个所意味的东西得到理解。”[93]在这个比喻中，首先活现于眼前的是“射之破的”，然后才是“诗之用韵”，前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后者。 “破的”一词实出自杜诗。杜甫《敬赠郑谏议十韵》：“破的由来事，先锋孰敢争。”郭知达注：“言诗句中理，如射破的。赵云：'破的，如射之中；先锋，如战之勇。”[94]高楚芳注：“梦弼曰：'破的，先锋，皆以比谏议之诗笔也。’”[95]宋人以“破的”入诗、论诗，亦不乏其例。黄庭坚《再作答徐天隐》：“破的千古下，乃可泣曹刘。”[96]吕本中《答朱成伯见赠》：“新诗入要妙，如射已破的。”[97]葛立方《韵语阳秋》：“作诗贵雕琢，又畏有斧凿痕迹；贵破的，又畏粘皮骨。此所以为难。”[98]“破的”即“中的”，宋人对它的运用，实源于“以战喻诗”[99]的逻辑理路。 面对如矢“中的”、如珠“走盘”这样的诗学话语，可根据语境判断其究竟指哪方面的内容。但作为类比式隐喻结构中并置的一元，“中的”与“走盘”本身也极具隐喻意味。如上文所举张孝祥“圆熟珠走盘”，显然，“珠走盘”表示“圆熟”。“珠走盘”的状态活现于眼前，但“圆熟”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仍然无法完全付之语言形象说明。因为“喻体与喻旨之间的连接比较模糊”[100]。喻体具有多义性，这种多义性源于比喻的“多边”。钱钟书先生说：“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tum）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101]“两柄”指褒义和贬义两个方面，“多边”指一个事物有众多的性能和功效。“中的”与“走盘”也是如此。故其含义往往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从而带来很大的阐释自由和空间，这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与诗学的主要特征。 “中的”与“走盘”虽有不同用例、不同语境和不同含义，但就具体诗歌创作本质而言，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相反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 综上所论，从“中的”与“走盘”作为诗学话语甚至在诗学话语以外的文化生活领域被广泛运用，可见宋诗理念与审美风尚变化之一斑。与注重气象浑厚、兴寄风骨、韵味悠长的唐代主流诗学不同，宋诗学更强调字、句、篇、势“中的”与“圆熟”，一边倡导精准明确，一边崇尚在工巧基础上浑然天成，体现汇通唐宋诗学、再创诗歌典范、自成一家风格的趋向，这是宋人不同于唐人的诗美理想。虽说“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但宋人竭力开辟的每条道路，均为其时代美学趣味与文化心理的自然流露。 [3]（宋）朱熹撰，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第一百四十《论文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34页。 [4]宋人常以“走盘珠”“珠走盘”“盘走珠”“如珠走盘”“如盘走珠”“珠之走盘”“走盘之珠”等比喻诗文艺术的混成，是为“盘珠”之喻。为论述方便，本文统称“走盘”。 [5]（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五《议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39页。 [6]（宋）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二十八《闻建寇逼境携家将由乐沙县以如剑浦》，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370页。 [7]（宋）江少虞《宋朝事类苑》卷三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74册，第287页。 [8]（宋）陈景沂编，程杰、王三毛点校《全芳备祖》前集卷六《花部·玉蕊花》引周必大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62页。 [9]（唐）刘禹锡撰，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卷三十一《和严给事闻唐昌观玉蘂花下游仙二绝》，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32页。 [10]（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四《半山老人》（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32页。 [11]（唐）李益《闻笛》，（宋）李昉辑《文苑英华》卷二百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34册，第872页。 [12]（宋）黄庭坚撰，（宋）任渊注《山谷内集诗注》，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一册，第310页。 [13]（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六《韩吏部》（上），第103页。 [14]（晋）挚虞《文章流别论》，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一册，第191页。 [15]（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八《事类》，第614页。 [16]（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东坡》（五），第227、228页。 [17]（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十七《徐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739页。 [18]（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63页。 [19]周裕锴《诗可以群：略谈元祐体诗歌的交际性》，《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5期。 [20]（清）邓廷桢《双关斋笔记》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93页。 [21]（宋）吴聿《观林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9页。 [22]（清）赵翼撰《瓯北诗话》卷十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6页。 [23]（宋）严有翼《艺苑雌黄》，（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九《本朝》，第133页。 [24]（宋）祖士衡《西斋话纪》，（宋）魏庆之著，王仲闻点校《诗人玉屑》卷七《率尔用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21页。 [25]（宋）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四《用事切当》，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8页。 [26]（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3页。 [27]（宋）邵博，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72页。 [28]马强才《中国古代诗歌用事观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91页。 [29]周剑之《“切”的诗学：日常镜像与诗歌事境》，《苏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30]（宋）魏庆之著，王仲闻点校《诗人玉屑》卷七《用事》，第204页。 [31]（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十六《节序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二册，第658页。 [32]陈永正《诗注要义·用事章第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69页。 [33]（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三十《傅大士心王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889页。 [34]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第696页。 [35]（唐）杜牧撰，陈允吉点校《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2页。 [36]（宋）释惠洪著，周裕锴校注《石门文字禅校注》卷二十二《思古堂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八册，第3448页。 [3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卷八《孟子集注·离娄章句下》，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95页。 [38]（宋）释惠洪著，周裕锴校注《石门文字禅校注》卷二《次韵君武中秋月下》，第一册，第333页。 [39]（宋）郭印《云溪集》卷二《再用前韵以谢诸公见荅之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4册，第16页。 [40]（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三《王参政文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564页。 [41]（宋）黄庭坚著，任渊注《山谷内集诗注》卷十六《荆南签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见恵次韵奉酬四首》其三，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第二册，第578页。 [42]（宋）林季仲《竹轩杂著》卷一《秋热次高仲贻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第309页。 [43]（宋）张孝祥《于湖集》卷四《与邵阳李守二子用东坡韵》，《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0册，第558页。 [44]（宋）曾几《茶山集》卷一《赠空上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6册，第479页。 [45]（宋）魏天应编，（宋）林子长注《论学绳尺·论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8册，第75页。 [46]（宋）魏天应编，（宋）林子长注《论学绳尺》卷一《帝王治安之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8册，第121页。 [47]（宋）王霆震辑《古文集成前集》卷一《送薛存义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9册，第5页。 [48]（宋）王霆震辑《古文集成前集》卷六十五《获麟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9册，第455页。 [49]（宋）魏天应编，（宋）林子长注《论学绳尺》卷八《王者之论如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58册，第451页。 [50]分别见于《文心雕龙》之《体性》《论说》《丽辞》《熔裁》《封禅》《比兴》等篇。 [51]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1页。 [52]（唐）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二《王昙首传》附《王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9页。 [53]（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四十五《再用数珠韵赠湜老》，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434页。 [54]（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十六《次韵王定国谢韩子华过饮》，第1400页。 [55]（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十八《次韵答参寥》，第949页。 [56]（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十四《新渡寺席上次赵景贶陈履常韵送欧阳叔弼比来诸君唱和叔弼但䄂手旁睨而巳临别忽岀一篇有渊明风制坐皆惊叹》，第1824页。 [57]（宋）陈善著，孙钒婧、孙友新校注，陈叔侗点评《扪虱新话》上集卷一《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0页。 [58]（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二《文章有体》，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5页。 [59]（宋）吕本中《紫薇诗话》，韩酉山辑校《吕本中全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795页。 [60]（宋）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第680页。 [61]（宋）严羽《沧浪诗话·诗法》，（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第694页。 [62]（宋）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十六《答郑虞任检法见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45页。 [63]（宋）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吕紫薇》，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第485页。 [64]（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页。 [65]（宋）吕本中《夏均父集序》，（宋）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引，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第485页。 [66]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7页。 [67]释智觉《楞严经译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13页。 [68]（唐）宗密，（明）智旭等撰，（明）朱棣集注，于德隆点校《金刚经注疏》，北京：线装书局，2016年，第26页。 [69]（唐）宗密，（明）智旭等撰，（明）朱棣集注，于德隆点校《金刚经注疏》，第30页。 [70]（唐）宗密，（明）智旭等撰，（明）朱棣集注，于德隆点校《金刚经注疏》，第62页。 [71]（唐）慧能著，李申校译，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1页。 [72]（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三十九《东坡文钞·六一居士集序》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84册，第653页。 [73]（明）释真可撰，明学主编《紫栢大师全集》卷十五《跋苏长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55页。 [74]（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七《七言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96册，第336页。 [75]（明）于慎行《宗伯冯先生文集序》，（清）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百三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5册，第624页。 [76]（明）宋濂《徐方舟墓铭》，（清）黄宗羲编《明文海》卷四百二十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8册，第160页。 [77]（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二，（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第576页。 [78]（宋）张元干《卢川归来集》卷九《跋山谷诗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6册，第660页。 [79]（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第504页 [80]（宋）王直方《王直方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66页。 [81]（宋）蔡宽夫《诗史》，（宋）魏庆之著，王仲闻点校《诗人玉屑》引，第232页。 [82]（宋）魏庆之著，王仲闻点校《诗人玉屑》引《复斋漫录》，第232页。 [83]（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八《事类》，第615页。 [84]（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六《神思》，第493页。 [85]（清）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内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1、22页。 [86]（南齐）谢赫《古画品录》，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页。 [87]（清）叶燮著，霍松林校注《原诗·内篇》，第23页。 [88]（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八《比兴》，第601页。 [89]（宋）释惠洪《林间録》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52册，第836页。 [90]（古希腊）亚理斯多德著，罗念生译《修辞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2、313页。 [91]（古希腊）亚理斯多德著，罗念生译《修辞学》，第336-337页。 [92]（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三《王参政文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564页。 [93]（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09页。 [94]（唐）杜甫撰，（宋）郭知达注《九家集注杜诗》卷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8册，第301页。 [95]（唐）杜甫撰，（元）高楚芳注《集千家注杜诗》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9册，第684页。 [96]（宋）黄庭坚著，史容注《山谷外集诗注》卷十七，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第四册，第1394页。 [97]（宋）吕本中著，韩酉山点校《吕本中诗集校注》卷十二《答朱成伯见赠四首》其一，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917页。 [98]（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下），第504页。 [99]周裕锴《以战喻诗：略论宋诗中的“诗战”之喻及其创作心理》，《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 [100]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8-189页。 [101]钱钟书《管锥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一册，第67页。 【作者简介】 李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代文学、禅宗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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