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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杨慎著作数量之繁多，范围之广博，内容之丰富，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都鲜有人比肩，堪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杨慎诗话著作《升庵诗话》以及《诗话补遗》在明代诗话发展史上堪称集大成之作，因其流变版本繁夥以及内容驳杂丰富，学界并未对其做专门研究。 该书从《升庵诗话》基本文献和文本出发，考辨其版本流变，挖掘其诗学渊源，并阐述其对明代诗学基本概念和诗歌创作的影响。 绪论以外，本书正文分为九章。 第一章 《升庵诗话》版本流变考。考察杨慎《升庵诗话》在明清时期的传播、录著情况以及版本流变。《升庵诗话》在明代主要是嘉靖和万历年间加以刊刻，清代影响最大的为李调元《函海》所收《升庵诗话》，它也成为《升庵诗话》的通行本。至民国时期丁福保编《历代诗话续编》对《升庵诗话》再次整理刊刻，但伪误较多，流传不广。今人王仲庸、王大厚父子又耗费大量心血出版《升庵诗话笺证》、《升庵诗话新笺证》，为研究杨慎诗话创造极大便利。 第二章 《升庵诗话》生成的文化语境。文学观念的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律，但是外在学术思潮的激荡对文学以及文学思想的变动影响也较为明显。本章分别论述了理学、心学、诗经学和考据学的发展对杨慎《诗话》的影响。 第三章 《升庵诗话的当代诗学渊源》。如果说丰厚的文化土壤为《升庵诗话》提供了一种文化上的可能，那么杨慎与同时代士人的文学交游则直接滋养了《升庵诗话》的写作，为其提供了鲜活的当代诗学渊源。 第四章 《升庵诗话》的多维思想建构。杨慎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尤其是和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着他所处时代的文化思想的影响，和他幼年所受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还受到他晚年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反映在杨慎一生的思想当中，呈现了一种儒教为本、道释并存；融通三教、从容自适的态势。 第五章 《升庵诗话》及其考据诗学。杨慎博闻强识，明代著作第一。由于受到明代中期考据学的影响，他在《升庵诗话》中运用考据方法观照诗歌，考证字的音、形、意以及名物、探究诗歌本事以及典故、考察版本与文字校勘、溯源诗歌体式、发掘诗句含义之源流，开创考据诗学之先河，可谓诗学史上的一大功臣。 第六章《升庵诗话》与《唐诗品汇》。杨慎继承了高棅的四唐分期，在严羽《沧浪诗话》、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以来的诗学框架中论唐诗，但是也加入了自己的理性思考，批评了高棅由于读书不多而导致的基本错误和纰漏。他对于高棅《唐诗品汇》诗学精神的扬弃，评论可谓深中肯綮，显示了作为一位博古学家的只眼和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 第七章 从《怀麓堂诗话》到《升庵诗话》。李东阳主宰文柄四十年，是他把杨慎带入文学殿堂。因此，其《怀麓堂诗话》所倡导和主张的诗学观点诸如以声辨诗、首倡格调；以声为教、推崇雅正；崇尚唐音、不废宋元；诗法杜甫、反对泥古等都对杨慎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和方法论的启蒙意义。 第八章 《升庵诗话》与“六朝派”的确立。与前七子“诗必盛唐”的空疏肤廓不同，杨慎对六朝文学给予极大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文化视野以构成有效的创作资源，并于具体的写作实践中奉之为圭臬，最终使得六朝诗风“于明代独立门户”，厥功至伟。 第九章 三维视角下杨慎“诗史”论再观照。明代前期，学人基本沿用宋人的“诗史”思维。杨慎从自己修史实践的史官职业身份、真实可信的诗歌考据方法和回归《诗经》比兴含蓄的诗学路径入手，对于杜甫“诗史”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并给予了明清两代“诗史”说以有益的启示。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升庵诗话》版本流变考 第一节 《升庵诗话》在嘉靖年间的刊刻情况 第二节 《升庵诗话》在万历年间的刊刻情况 第三节 《升庵诗话》在清朝的刊刻情况 第四节 《升庵诗话》在近现代的刊刻情况 第二章 《升庵诗话》生成的文化语境 第一节 明代理学的发展及其影响 第二节 明代心学的发展及其影响 第三节 明代中期图书出版与杨慎的考据思想 第三章 《升庵诗话》的当代诗学渊源 第一节 丽泽诗社 切磋讲习 第二节 翰林时期 升堂入室 第三节 青壮之年 交游七子 第四节 往返滇蜀 “七子”“四家” 第四章 《升庵诗话》的多维思想建构 第一节 儒士本色 兼济理念 第二节 庄老风韵 委运任化 第三节 佛禅意趣 豁达超脱 第五章 《升庵诗话》及其考据诗学 第一节 杨慎考据诗学之博学基础 第二节 杨慎考据诗学的具体表现 第二节 杨慎考据诗学的历史评价 第六章 《唐诗品汇》与《升庵诗话》 第一节 杨慎对高棅诗学体系的接纳 第二节 杨慎对高棅纰漏的批评 第七章 从《怀麓堂诗话》到《升庵诗话》 第一节 以声辨诗 首倡格调 第二节 以声为教 推崇雅正 第三节 崇尚唐音 不废宋元 第四节 诗法杜甫 反对泥古 第八章 《升庵诗话》与“六朝派”的确立 第一节 六朝文学：历代评价与接受的双重悖论 第二节 明代中期文坛的六朝习气 第三节 杨慎与六朝文学 第九章 三维视角下杨慎“诗史论”再观照 第一节 修史实践：史官职业身份 第二节 考据方法：真实可信的诗歌本事 第三节 诗人角度：含蓄蕴藉的审美追求 第四节 明清“诗史”论对杨慎学说的扬弃 余论 结语 附录 历代《升庵诗话》序跋 参考文献 后记 前 言 古代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无论是“言志”说还是“缘情”说，其所指始终都是文学百花园中备受呵护和精心培育的诗歌。有了诗歌创作，自然会有学人对诗歌作品进行批评和鉴赏，对诗法句法进行规定和限制，对创作过程进行研究与总结，对诗人作家进行知人兼论世，对诗歌本事进行考订和发掘……举凡种种，都可以纳入某一特定的文体之内，“诗话”这一名字便应运而生。
可以说，诗话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特有形式，诗话以笔记体的形式来批评诗歌、记录诗事、讲说诗法，是中国诗歌繁荣发展的产物。诗话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诗经·大雅·烝民》中的“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和《诗经·大雅·崧高》中的“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论诗文献。孔子《论语·阳货》之“兴观群怨”和《孟子·万章下》中的“知人论世”也都是多维度多层面地拓宽和加深对作品理解的批评和鉴赏方法。 狭义的诗话，应该肇始于六朝钟嵘《诗品》，成熟于宋欧阳修《六一诗话》[1]，至明清而蔚为大观，卷帙浩繁，汗牛充栋。根据诗话研究专家蔡镇楚先生的统计：“流传至今的中国诗话之作，尚存有一千三百九十余部。”[2] 这些丰富的诗学遗产需要我们对其加以整理和研究，并给予一定的定位和评价，而这也是当今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的一项紧要而迫切的任务。 明代诗学的发展是在文学流派的论争中完成的，明代诗话的写作也始终是伴随着诗歌创作的实际需要和流派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展开的。 明末周亮工《尺牍新钞·选例》云：“文人聚讼，自古为然，尺牍纷争，于今更甚。自何、李倡道于前，艾、陈沸腾于后，近世因之，遂相慕效。一字之讹，一言之异，动生抵牾，论难百端。”[3] 清初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夕堂永日绪论内编》批评明代分门别户的不良习气云：“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而已。高廷礼、李献吉、何大复、李于鳞、王元美、锺伯敬、谭友夏，所尚异科，其归一也。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昭代风雅，自不属此数公。……李文饶有云：'好驴马不逐队行。’立门庭与依傍门庭者，皆逐队者也。”[4]
二人把从明初高棅到明末竟陵几乎所有重要的流派一网打尽，说他们抛弃性情、兴会和思致这些文学的本质属性而创立各种派别，不过是自缚缚人，并非风雅正途。 对于明代势同水火的不同诗学见解，馆臣也予以整合并给予相对公允的评断。根据吴文治先生统计，现存宋诗话单独成书者有170多种，明诗话有120多种。[5] 从《四库全书》的著录情况来看，宋诗话有34种著作完整保存在《四库全书》之中，而明代诗话仅有瞿佑《归田诗话》、李东阳《麓堂诗话》、杨慎《升庵诗话》、顾起纶《国雅品》和陆时雍《诗镜总论》五种。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明代诗话作者共五人：李东阳、安磐、杨慎、王世懋、胡震亨。清代馆臣对明诗话学术意义的否定可见一斑。 除了明代诗话著录较少之外，《总目》在提要的书写中对明代的作品与作者，也采取较为严厉的批评：
诗文评之作，著于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钟嵘以求誉不遂，巧致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冷斋曲附乎豫章，石林隐排乎元祐。党人余衅，报及文章，又其己事矣。固宜别白存之，各核其实。至于倚声末技，分派诗歌，其间周、柳、苏、辛，亦递争轨辙。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轻。姑附存以备一格而已。 大抵门户构争之见，莫甚于讲学，而论文次之。讲学者聚党分朋，往往祸延宗社。操觚之士笔舌相攻，则未有乱及国事者。盖讲学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时政，其事与权势相连，故其患大。 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严嵩为察相，而以杀杨继盛为稍过当。岂其扪心清夜，果自谓然？亦朋党既分，势不两立，故决裂名教而不辞耳。 至钱谦益《列朝诗集》，更颠倒贤奸，彝良泯绝。其贻害人心风俗者，又岂鲜哉！今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四库总目提要·集部总叙》） 在四库前，诗文评并没有独立的位置，有时候附于总集之内，有时候附于集部之末。直到四库才开始有诗文评，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则是诗话一栏。 作为一部古代最重要的目录书，《四库全书总目》“阐明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学术文化史。”[6] 周积明说：“《总目》的编撰是一项具有'目的取向’或'价值取向’的主题文化实践活动，从这项实践活动中产生出来的作品理所当然地打有主题的精神印记，具有文化品性。”[7] 对于上述四库馆臣对“党争”“文争”的评价问题，邓富华曾言：“《总目》对争门户、好标榜的现象多有批评……也正基于此，《总目》对那些不甚依附门派的诗人表现出异乎寻常地推崇。”[8]也是中肯之论。
门户之争始于宋代党争而盛于明代诗论。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尤其打压朋党门户之争。上述明代五部诗话的作者，基本上都属于无别无派。无别无派少了私人的恩怨和狭隘的功利，更多地专注于诗歌本身的良性建设和健康发展，因此也有着更加重要的建设意义和理论价值。 在诗话非常繁荣的南宋时期，就有学人对这一文体进行总结概括。南宋之初的许顗在其《彦周诗话》小序中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9]这里，“辨句法”属诗法，“备古今”溯源流，“纪盛德”表功用，“录异事”资谈助，“正讹误”属考订，基本上已经把宋代诗话的内容囊括殆尽。 后来在古典诗学总结时期出现的《四库全书总目》对诗话内容的概括自又会有不同。四库集部诗文评类的序论把历来的诗文评著作举例分为五类：“（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钟）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宋明两代均好为议论，所撰尤繁，虽宋人务求深解，多穿凿之词。明人喜作高谈，多虚憍之论，然汰除糟粕，采撷菁英，每足以考证旧闻，触发新意。《隋志》附总集之内，《唐书》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别立此门，岂非以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欤？”[10]
以此来观照以往的中国古典诗话，基本上内容也不出这几方面。 清乾隆间钟廷瑛在《全宋诗话》小序中对诗话的内容作了更为详尽的罗列：“诗话者，记本事，寓品评，赏名篇，标隽句；耆宿说法，时度金针；名流排调，亦征善谑；或有参考故实，辨正谬误：皆攻诗者所不废也。” 里面列举的内容繁多，涉及记事、品评、鉴赏、标句、说法、调谑、故实、纠谬等方面，看似比四库的分类更加丰富，但是也可以大致归为上述四库馆臣所提到的五类。 《升庵诗话》代表着由宋代诗话“论诗及事”向明代诗话“论诗及辞”的明显转变和良性方向发展，[11]不再偏重论诗及事，而是更多地关注诗歌本身，朝着论诗及辞的方向继续发展，并显示出作者“有意为之”的创作倾向，是“论文谈艺的严肃著作”。[12] 章培恒、骆玉明著《中国文学史》第七编《明代文学》云：“我们大致把从弘治到隆庆（1488—1572）的近百年划为明代文学的中期。这是明代文学从前期的衰落状态中恢复生机、逐渐走向高潮的时期。这种转变，一方面与文网的松弛有关（洪武朝被杀的高启和永乐朝被杀的方孝孺的遗著，在弘治、正德年间相继刊行，可说明这一点），而更重要的是前面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所致。”[13]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如此评价明代的复古运动：“我们说明代复古运动归于失败，乃是就总体而言，就其发展前景而言，这并不意味着复古派的作品一无可取。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复古派作家创作过许多优秀的作品，其价值不容忽视。……复古派力图恢复主体与客观世界、情与理相统一的古典审美理想，强调主体精神特别是主体情感的地位，具有反程朱理学的进步倾向。在创作上，复古派作家也注重描绘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展示自己的人格。他们的许多作品都个性鲜明，感情真挚动人，远非那些枯燥呆板地论道说性的道学家的诗文所可同日而语。”[14]
根据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周维德《全明诗话》、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等前辈学者的界定，我们将《升庵诗话》视为一部明代中期的复古主义的评论类诗话，这样的界定大抵不差。 杨慎《升庵诗话》虽是杂笔式地记录下字句校考、诗歌品评、源流述论，以及自我的创作心得，却是杨慎诗学理论的具体表征，并且带着显著的时代特征，“不随风俯仰，卓然自立，高举反复古主义的旗帜，论诗主性灵，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批判精神”[15]、“拔戟自成一队”[16]，在明代诗学发展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顾起纶认为《升庵诗话》为明代五大批评著作之一 ，祁承爜《澹生堂藏书目》所收诗话共43种，其中就有《杨升庵诗话》《诗话补遗》两部，[17]可见《升庵诗话》是明代典型的诗话著作。 李调元《升庵诗话序》则说：“明自正嘉以来，言诗者一本严羽、杨士宏、高棅之说，以唐为宗，以初盛为正始正音，中晚为步武遗响，斤斤权格调之高低，必一于唐而后快。……呜呼！亦思唐人果读何书、使何事，而遂以成一代之作者已乎？升庵先生作诗不名一体，言诗不专一代，兼收并蓄，待用无遗，而说者或以繁缛靡丽少之。……试观先生之诗，有不自己出者乎？先生之论诗，有不自己出者乎？知其自己出而犹以是讥之，是犹责衣之文绣者曰：尔何不为短褐之不完也？”[18]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收诗学著作29种，明代收有9种，其中就有杨慎的《升庵诗话》。 诗话专家蔡镇楚《中国诗话史》为诗话制定的三条标准：关于诗的专论；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条目连缀而成；诗之“话”与“论”的有机结合，是诗本事与诗论的统一，“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的契合无垠。[19]该书第三章《反拟古主义诗话》将杨慎的《升庵诗话》视为明代反拟古主义诗话的第一部诗话。[20] 朱易安《中国诗学史·明代卷》认为杨慎的诗学理论是格调论以外的诗学，并辟一节专论杨慎的考证诗学，[21]指出杨慎认为诗人的才与学是诗歌创作的根本，主张有创见；并且认为他基于才与学的基础上梳理诗学资料的做法，是对明代诗学的最大贡献。 蔡居厚《蔡宽夫诗话》云：“古今沿革不同，事之琐末者，皆史氏所不记，惟时时于名辈诗话见之。” 诗话表现的不仅是作家们的诗学观念，而且更多的是其生发时代的史学意识、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学人还发现，诗话非但具有诗歌方面的意义，还承载着很多其他的信息功能。
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指出：“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棨《本事诗》出，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间或诠释名物，则诗话而通于经部之小学矣。或泛述闻见，则诗话而通于子部之杂家矣。虽书旨不一其端，而大略不出论辞论事，推作者之志，期于诗教有益而已矣。”[22] 他认为诗话虽属于集部，但又兼通经、史、子三部，就是说，诗话除评诗以外，还兼具史部之传记、经部之小学（训诂）、子部之杂家（笔记）的作用，而其根本宗旨，则为“期于诗教有益”。 左东岭教授亦有言：“诗话包含着文人交际、诗社活动、诗坛风气、文人素养、风气趣味等等有关文学经验的丰富内涵。”[23] 《升庵诗话》受到了明代前期诗学诗论的哪些影响，又对后来的诗论家产生哪些重要的影响以至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明清诗学的发展走向，正是我们要努力挖掘的宝藏。只有“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蒋寅语），“对诗学在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上展开的各个层次进行多角度的透视”[24]，才能还原《升庵诗话》的诗学价值和时代意义。因此，才有了本书这些微小的深入和探讨。
后 记 丹麦文学史学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曾说：“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晰的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 傅雷也说：“一个国家的政治生命，只是它的最浅薄的面目。要认识它内心的生命和行动的渊源，必得要从文学、哲学、艺术，那些反映着这个民族的思想、热情与幻梦的各方面，去渗透它的灵魂。” 诚然，研读《升庵诗话》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诗歌方面的知识信息，更多的是传达了整个明代中期诗学探索的“一种美的启悟，一种诗情与理性交融的快感”（傅璇琮语）。
韦勒克、沃伦等人在《文学理论》第一部《定义和区分》第四章《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中将文学研究分成三大范畴：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似乎最好还是将'文学理论’看成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并且将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看成“文学批评”（其批评方法基本上是静态的）或看成'文学史”。当然，'文学批评’通常是兼指所有的文学理论的；可是这种用法忽略了一个有效的区别。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理论家，而圣伯夫（A．Sainte·Beuve）基本上是个批评家。伯克主要是一个文学理论家，而布莱克默（R．P．Blackmur）则是一个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一语足以包括——本书即如此——必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理论’”。 可以说，《升庵诗话》也囊括了此三者之内容，因此我也时常徜徉在杨慎等身的著作里而流连忘返，有时候完全忘记了自己最初是为了解决什么一个问题而阅读。学术巨著浩瀚渺茫如杨慎者，诚如余嘉锡先生所言：“骇其浩博，茫乎失据，不知学之所从入”。 好在有王文才《杨慎学谱》、丰家骅《杨慎评传》、林庆彰、贾顺先《杨慎研究资料汇编》、杨文生《杨慎诗话校笺》 王仲镛《升庵诗话笺证》、王大厚《升庵诗话新笺证》、雷磊《杨慎诗学研究》等前辈的筚路蓝缕给我一盏明灯，让我不至于迷失自我。
以杨慎为研究选题始于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导师卢永璘老师的提议。由陈熙中老师和卢永璘老师指导的博士论文《杨慎文学思想研究》也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本书的初步构思始于2017年，按照原计划于2018年底完成。院里让我担任二月河先生的助手辅导几位明清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学业，也让我的时间和精力有所偏移自己原来关注的研究对象。2018年暑假手指骨折，又给阅读和写作带来诸多困难，其中的艰辛，只能自己体会。 紧接着，秋季学期带队文学院的学生们去台湾佛光大学进行为时一个学期的交流访学，每周去山上和学生一起听课讨论2-3次，每周五的学习生活会也主要由我主持开展，这又占用了大量的时间。
由于时间的零碎，效率也是很低。孜孜矻矻，积沙成丘，初稿终于于除夕完成。 本书原本的规划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板块就是王世贞《艺苑卮言》和胡应麟《诗薮》对杨慎的诗学接受，但是限于时间和精力，暂付阙如，种种遗憾只能有待后来。由于笔者的学识，本书疏漏之处一定不少，恳请学界同仁和读者不吝赐教。 初稿呈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刘赛老师后，刘赛老师根据文章的框架和细目提出了大量的宝贵意见，我一一做了修改。几位同窗好友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我也一一汲取。在此，对于刘赛老师的鞭策和鼓励以及同窗好友的热情帮助表示深深的感谢！
此书的完成和出版，还要感谢郑州大学文学院各位领导和同事以及我的家人，他们殷切的鼓励和切实的帮助是我科研的最大动力，我也将用加倍的努力回报他们的支持。 己亥除夕记于盛和苑 二稿完成于己亥夏日 改定于己亥冬日 高小慧 作者简介
高小慧，1975年生，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论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州学刊》《河南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40多篇。专著有《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文士文学》（与闵虹等合著）、《杨慎文学思想研究》等。 注释： [1] 当然，也有学人有着不同的观点。郑子瑜说：“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一般以为是最早的诗话著作。……其实，最早的诗话著作应该是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文学篇》，它和稍后的《颜氏家训·文章篇》，都可以说是诗话的滥觞。”见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年版，第291页。 [2] 蔡镇楚《诗话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 [3] 周亮工《尺牍新钞》，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4页。 [4] 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8-99页。 [5] 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重印说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蔡镇楚统计明代诗话已知见书目170余部，其中以“诗话”名书者凡48部（含诗话集），未名之“诗话”的论诗之作凡130余部。见蔡镇楚《论明代诗话》，《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周维德《全明诗话》收录123种，齐鲁书社2005年版。明诗话《四库全书·诗文评》著录37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40种，《明史·艺文志》著录38种，《中国丛书总录》著录58种，以上三种书目除去重出部分，共98种。 [6] 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引言》，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7] 周积明《<四库全书总目>文化价值重估》，《书目季刊》1997年第1期。 [8] 邓富华《<四库全书总目>明诗批评述论》，《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2期。 [9] 许顗《彦周诗话》，见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8页。 [10]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文评类一》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页。 [12] 郭绍虞《清诗话前言》，见丁福保《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页。 [13] 章培恒、骆玉明著《中国文学史》（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页。 [14] 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43页。 [15] 蔡镇楚《论明代诗话》，《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 [16] 沈德潜撰、王宏林笺注《说诗晬语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8页。 [17] 《澹生堂藏书目》卷一四，《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 2006年版，第278页。 [18] 李调元《升庵诗话序》，见王文才、张锡厚辑《升庵著述序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19]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20] 蔡镇楚《中国诗话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176页。 [21] 朱易安《中国诗学史·明代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19页。 [22] 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页。 [23] 左东岭《“话内”与“话外”——明代诗话范围的界定与研究路径》，《文学遗产》2016年第3期。 [24] 蒋寅《关于清代诗学史的研究方法》，《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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