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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朱伯崑著 出 版 社 ： 北京：华夏出版社 出版日期： 1994.10 朱伯崑，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易学与科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东方国际易学研究基金委员会主任；冯友兰研究会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朱先生晚年致力于易学研究普及和培养易学人才的事业，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复兴事业。创办了《国际易学研究》学刊，并主编《易学基础教程》以及“易学智慧丛书”数十种。2004年，又主持成立了国际易学联合会，为首任会长。朱先生是著名的易学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易学哲学研究大师。先生的易学哲学研究贯通哲学和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十世纪哲学史研究轻视经学的缺点，并促进了哲学史研究对经学的关注。先生认为，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理论思维基本上是通过易学来锻炼的。因此研究中国哲学而不研究易学，就不能深入把握中国传统理论思维的特点。正是基于此种理解，朱先生举十年之力，完成了一百五十万字的巨著《易学哲学史》。该书系统地讨论了从先秦一直到清代易学哲学的发展，以阐明中国的宇宙论和本体论的世界观及其思维方式为主要脉络，叙述对周易原典的诠释及由此形成的易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其中资料翔实、分析缜密，每一部分都不乏真知灼见，从中可见朱先生治学的深厚功力。该著作充分体现了北大学派原始材料和理论分析并重的特点，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哲学界不可多得的经典，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先生的易学哲学研究在国内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易学哲学史》已被翻译成日文和韩文广泛传播。《周易》是我国一部古老的典籍，其流传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被人们视为重要的典籍，以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尊奉为神圣的经典，其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周易》最初是占筮用的一部迷信的书，可是后来随莙对它的解释，演变为一部讲哲理的书。从汉朝开始，由于儒家经学的确立和发展，《周易》列为五经之首，人们对它的研究，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
易学同《周易》既有联系，文有区别。《周易》即《易经》，是周人占筮记录的系统化，古人依据其中的卦象和卦爻辞推断人事吉凶。易学则是对《周易》所作的种种解释，并通过其解释，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易学有自己的历史，如果从春秋时期的易说算起，已有两千多年，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形成了许多流派，其内容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从而使《周易》这部古老的占卜典籍得以长期地留传下去。它对我国古代的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以及政治和伦理生活都起了深刻的影响，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丰碑。关于易学史的研究，过去属于经学史的领域。经学史所研究的是儒家尊奉的典籍演变和传授的历史，其内容包括传授的世系，不同时代和学派解经的倾向，经典注疏的概况和成就，典籍的辨伪和文字训话的考证等。其对易学史的研究也大体是这些内容。这方面的研究，严格说来，见于古典文献的领域，清代的历史学家和汉学家以及近人的有关著述，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虽然至今尚没有系统的易学史的专著问世。从历史上看，易学作为一门学问,其对《周易》的研究,包括文字和义理两方面。《周易》的文字,十分古奥，简练，要了解其中的义理,首先要弄清卦交辞的字义。所以许多易学家把毕生的精力,放在对《周易》文字的解释和考证上。现在传下来的有关《周易》的注疏，一部分内容属于这种解字的系统。历代的易学家也研究《周易》中的义理，特别是哲学家们依据其对义理的解释建立和阐发自己的哲学体系。他们对《周易》义理的解释和对其理论思维的探讨，涉及到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包括哲学基本问题和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部分内容，可以称之为易学哲学。历代关于《周易》的解说和注疏，都有这方面的论述。易学哲学是易学中的重要部分，同样有其发展的历史，如果从《易传》算起，也有两千年之久。过的经学史很少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这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和总结。一般的哲学史的著作，对易学中的哲学也有所论述，但由于受到其自身体裁的局限，总的说来，是脱离易学发展的历史，脱离易学自身的问题，讲其哲学思想，没有揭示出其哲学同易学的内在联系。易学哲学有自身的特点：其哲学是依据易学自身的求语、范畴和命题而展开的，而这些范畴和命题又出于对《周易》占筮体例，卦爻象的变化以及卦爻辞的解释，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思维形式：其对哲学问题的回答是通过其理论思维形式来表达的。因此，易学哲学的发展，就其形式和内容说，都同易学自身问题的开展，特别是同对占筮体例的解释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其特有的理论思维发展的逻辑进程及其规律。探讨这些问题就是易学哲学史的任务，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其内容既不同于作为经学史的易学史，也不同于一般的哲学史。这同佛教史，佛学史和佛学哲学史一样，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有自己的特殊任务。总之，易学哲学史所研究的对象，是历化易学中的理论思维并由此而形成的哲学体系发展的历史它是哲学史的分支，其有专题史的性质。研究我国易学哲学发展的历史，对了解中国哲学的民族特点、中国文化思想的传统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以下谈三点意见：其一，《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其形成出于占筮的迷信，后来，作为一种推测人事吉凶和命运的方术，在封建时代仍很流行，成为封建迷信的一部分。这种迷信，被称为占术，用通俗语说，即算卦或算命。占术并不是易学，但同其它类型的迷信化较起来，有自己的特点。它是依据卦爻象的变化推算人的命运，其中含有某种逻辑推衍和理智分析的因素，并非靠祈祷或单凭神灵的启示。后来的易学及其哲学，将这种因素加以发展，使《周易》逐渐变成指导人们的生活，规范人的言行以及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指南。这就是战国时代的哲学家荀子所说的“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因此，易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近一步打破了迷信的领域，其对《周易》所作的理论上的解释，终于发展为一种哲学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逐步摆脱了有神论的影响，并且发展为无神论，长期以来，成为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人用来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工具。这种哲学的世界观，集中到一点，是以阴阳变易的法则说明一切事物。它具有中中国的特色，是其它民族和国家，如欧洲、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所没有的。研究易学哲学发展的历史，对理解中国文化思想的传统，无疑是有帮助的。其二，《周易》和易学家对它所作的解释，所以在我国历史上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不在于占术，也不在于其思想的表现形式，如卦爻象和卦爻辞，而在于其理论思维的内容。其所包括的思维方式，十分丰富。有形式逻辑思维，如演绎思维，类推思维，形式化思维；有辩证思维，如整体思维，变易思维，阴阳互补思维，和谐与均衡思维；有直观思维，如模拟思维，功能思维；有形象思维，如意象合一，象数合一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观察世界的辩证思维。《周易》自身就已蕴藏着辩证思维的萌芽，后来经过易学家和哲学家的阐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逻辑的和理论的体系，这在世界的古代哲学史上是少有的。我国哲学中的辩证思维，不仅十分丰富，而且有长期发展的历史，大体说来，可以归结为四大流派或系统：《周易》系统、兵家《孙子》系统、老庄哲学系统和佛学系统。在这四大流派中，以《周易》的系统最为丰富；历史最为悠久。古代的辩证思维虽然是朴素的，但它大体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人们处理实际生活，观察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的变化，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尊重，吸引着历代的易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探讨其中的奥秘。如果说，古代的宗教典籍，是靠信仰和迷信得以长期传播，而《周易》则是靠其自身的理论思维和中国人的智慧相传下去的。中国人的理论思维水平，在同西方的哲学接触以前，主要是通过对《周易》的研究，得到锻炼和提炼的。这是中国文化的骄傲。我们研究易学哲学史，就是要批判地继承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总结其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这对发展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其具有民族的形式和中国特色都有重要意义。其三，研究易学哲学史，对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的内容及其发展的过程，也是很必要的。我国古代哲学，就其所依据思想资料说，影响深远的有四种类型：《周易、《四书》、《老子》、《庄子》，佛教典籍；这四种类型的哲学体系，都有自己的术语，范畴和命题，而且以注疏的形式，发展自己的理论。《周易》虽然是儒家的经书，并居群经之首，但其影响；并不限于儒学的领域。其它系统的哲学，也不同程度上从《周易》的研究中吸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如魏晋玄学和道教哲学同易学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不研究易学哲学，对玄学的形成和演变，对道教的炼丹理论都难以作出正确的评论。就儒家系统的哲学说，《四书》所讲的内容，使用的术语和范畴，偏重于政治、道德问题，对自然观和宇宙观的论述比较贫乏。从《易传》开始，方为儒家哲学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但尚很粗糙的体系。汉朝以后，这一体系逐渐得到完善，到宋明时期发展到高峰。宋明道学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形态，从周敦颐到朱熹，再到王夫之，就其哲学体系赖以出发的思想资料和理论思维形式说，是通过其易学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宋明哲学中的五大流派，即理学派、数学派、气学派、心学派和功利学派，都同易学理论结合在一起。他们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除王守仁的心学外，基本上来于易学哲学中的问题。他们都是宋明时期的著名易学家。那种把宋明道学视为“人学”或“仁学”，进而将中国哲学的特点简单地归结为伦理型的哲学，是由于没有看到或者忽视其易学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而产生的一种片面见解。历代易学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借中国古代哲学的术语说，既讲天道（指自然观、宇宙观），又讲人事（指政治、伦理生活），而以探讨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中心。宋明道学亦是这样，其理论的内容是不能以“人道主义”哲学来概括的。此外，易学哲学所提出的范畴，如太极、乾坤、阴阳、道器、理事、理气、形而上和形而下、象数、言意和神化等，都对古代哲学的发展起了深刻的影响。弄清这些范畴的起源、演变及其哲学的性质，同样要研究易学哲学发展的历史。历史上对《周易》的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古代的易学史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易传》即战国时期，两汉经学即汉易时期，晋唐易学时期，宋易时期，清代汉学时期。每个时期的易学都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并且同古代经学发展的历史是相适应的。易学哲学的历史分期大体也是如此。战国时期形成的《易传》为易学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两汉易学则同当时的天文历法相结合，并受到占星术和天人感应论的影响，形成了以卦气说为中心的哲学体系。晋唐易学，则同老庄玄学相结合，将《周易》原理玄学化，《周易》成了“三玄”之一。玄学派的易学是这个时期易学哲学发展的主流。两宋的易学即新儒家的哲学相结合，其发展一直延续到清初。清代汉学兴起后，对《周易》的研究，又回到了汉易的传统。前四个时期的易学哲学，在理论思维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贡献，代表易学哲学发展的主要倾向。清代牧学家对《周易》经传文字方面的注释和考证，特别是对汉易的整理和解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对《周易》原理的探讨，没有摆脱汉易的框架，虽然也有一些新义，却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这同汉学家们对理论兴趣的淡薄，埋头于文字器物的考据学风是分不开的。晚清以来，学术思想界对《周易》的研究并没有中断，但其研究方向，或者继承汉学家的传统，或者局限于对《周易》经传文字方面的解说，在哲学和义理方面，其创见亦甚少。“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想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激发了人们研究世界发展规的志趣，在科学的世葬观的引导下，对《周易》哲学的研究，才开创了新的局面。古代的易学哲学是前人遗留给们我的一份精神财富，怎样认识和总结这份文化遗产呢？下面提出几点意见，供学术界参考。其一，各时期的易学哲学，虽有自己的特色但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是受哲学发展的普进规律支配的。就其理论思维的路线说，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体现了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思维的对立斗争。这是历史的事实，是不依易学家的主观愿望而转移的。例如，《系辞》在解释卦爻象的性质和变化时，提出“一阴一阴之谓道”。此命题的涵义是讲两点论，后来被一部分易学哲学家所继承，到宋朝的张载和清初的王夫之手中，被阐发为关于对立统一的法则。他们的解释展于辩证思维的路线。可是这一命题，被汉朝的董仲舒和《白虎通议》解释为“阳尊阴卑”、“阴得阳而序”的秩序不可改易，进而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晋代玄学派的易学家韩康伯又将“一时一阳”解释为'无阴无阳”，将'道”解释为虚无实体，取消了阴阴的对立。这些解释，显然属于形而上学的思维路线，又如太极这一范畴，在《易传》中是作为解释筮法的易学范畴而出现的，从汉朝开始，演变为解释世界的始基和本体的哲学范畴，但对其理解始终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如汉代的易学，有的理解为大一神，有的则理解为浑沌未分的元气。魏晋玄学派的易学则解释为'无”，朱明理学家则解释为'理”，数学派和心学派则解释为'心”，而唯物主义者则解释为'气”，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解释呢？这从太极这个辞的字义中是找不到答案的。因此,研究易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要摆脱旧的经学史的框框，探讨其理论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方能回答各派易学哲学观点分歧的原因。其二，易学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形态，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易学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通过对《周易》占筮体例的解释，表达其哲学观点的。这是其它流派的哲学所没有的。其对封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从《易传》开始，便存在着取象说和取义说的对立。取象说是取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释《周易》中的卦爻象和卦爻辞。取义说是取人卦和六十四封卦名的涵义，解释卦爻象和卦爻辞。如对乾坤两卦的解释，取象说则以乾为天，坤为地，或以乾为阳气，以坤为阴气。而取义说则以乾为刚键，以坤为柔顺。这两种说法，在《易传》的体系中是并存的，而又互相补充。可是，汉朝以后，这两种说法逐步发展为两大对立的学派：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这两大流派，无论是对《周易》经传文字的解释，还是对其理论的阐发，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展开了长期的论争。如汉代的易学，其主流则为象数学派，魏晋玄学讲的易学则属于义理学派。宋易中邵雍易学为象数学派，而程颐的易学则属于义理学派。也有些易学家则调和两派的观点，但也各有侧重。如唐朝的孔颖达则偏重取象说，宋朝的朱熹则偏重取义说。不仅如此，同一学派中，又分化为不同的流派，互相争论。易学中的派别斗争，对易学哲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影响。象数学派的易学，如果置物象于第一位，其世界观则往往是唯物主义的；如果置奇偶之数于第一位，又通向了唯心主义。义理学派的易学，如果脱离或鄙视物象而谈易理，其哲学体系则通向唯心主义；如果在物象的基础上讲易理，则形成唯物主义体系。这是易学哲学自身所具有的理论思维发展的一种规律。研究易学哲学史，如果找不到其自身的特点，脱离筮法，孤立地总结其理论思维的内容，抽象地探讨两条思维路线的斗争，不去揭示易学哲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其结果对易学哲学的研究，不仅流于一般化，而且容易将古代的理论现代化。其三，易学哲学中的学术之争和派别斗争，推动着其理论思维的发展。但是这一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哲学说是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流派，就易学说，无论象数学派还是义理学派，他们的学说又是相互影响的，彼此之间存在着批判地继承关系和相互扬弃的关系。不同的学派在斗争中，经常吸取对方的思想资料和个别的论点，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内容。例如，汉易主卦气说，哲学上则以阴阳二气消息说说明天道和人事变化的规律性。魏晋时期以王弼为代表的易学，则主取义说，以卦象和阴阳之气为有，以其义理为“无”，宣扬万有以无为本的玄学唯心主义，这是对汉易哲学的否定。但是，玄学派的易学哲学，并没有取消阴阳二气说：而是将其置于贵无论的体系之下，视为虚无实体派生的东西，以此丰富其理论的内容。唐代的孔颖达于《周易正义》中，又将王弼派的玄学理论加以改造，保存了其中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无为说，扬弃了以虚无为实体的观念，又重新肯定了汉易哲学中的阴阳的二气说，并将它向前发展了。又如，宋易系统中的王夫之以气为太极,是对朱熹以理为太极的否定。但王夫之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朱熹的太极说，而是从唯心主义者朱熹的易学中吸取其关于太极自身展开为六十四卦的观点，从而确立了以'太和氤氲之一”为世界本质的本体论的学说。因此，研究易学哲学史，如果看不到各流派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影响，将思维路线的斗争简单化、绝对化，同样不能揭示出其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其四，易学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无论就其形式和内容说，都是受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易学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个时代的易学及其哲学，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反映予该时代的精神面貌。这是因为《周易》形成之后，它便作为一种思想资料传流下去，后人对它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便形成了各时期的易学。各派的易学所以作出不同的解释，是同易学家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地位以及所受的文化思想教育分不开的，这是意识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封建时代的易学家和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奉《周易》经传为“圣人之书”，以其内容为'周孔之道”认为《周易》自身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完满无缺，是绝对真理。易学家的任务，是通过注释，揭示其奥秘，来发扬圣人之道。因此每个时代的易学家都认为他的解释是符合《周易》的本义,得到了“圣人之道”。特别是儒家系统的易学家（包括清代的汉学家），自封其解释为正统，视其它流派为异端或“别传”。其实，从易学发展的历史看，无所谓正统派的易学。《周易》自身有它的本来而貌，而各时代的易学都反映了易学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面貌。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易学家自己意识不到的。因此研究易学哲学史必须打破旧的经学史家从卫护周孔之道的立场评论各派易学的陈腐观念，要将各派的易学及其哲学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评判各家的理论，因为各派易学及其哲学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其对《周易》经传的理解包括文字方面的注释，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研究中更应注意其逻辑的和历史的演变过程，不能以后人的注展代替前人的思想，更不能以今人的观点比附古人的思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熟悉各时代的历史，包括哲学、科学和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仅凭各家对《周易》经传的注疏，是难以完成这一任务的。最后,谈谈史料的选择问题。在古典文献中,关于《周易》经传的注释，可以说是浩如烟海，洋洋大观，历代解易有史可查的就有几百案。史书中的《艺文志》《经籍志》中皆有著录。研究易学及其哲学史，应以其中影响大的有代表性的著述为主。就现流传下来的著作说，如汉代的《京氏易传》和《易纬·乾凿度》，魏晋时期王弼《周易注》和韩康伯《系辞注》，唐朝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宋朝程颐的《程氏易传》和张载的《易说》，朱熹的《周易本义》：明末清初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周易外传》等，都应重点研究。这些著述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反映了各时代易学发展的特点，而且具有丰富的哲学内容，不同于一般解字系统的注疏。相反,有些关于《周易》的注解,偏重文字字义,对义理无所阐发；或者因袭前人的观点，在理论思维方面并无建树，亦未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缺乏哲学的内容；这些著作，是易学史所要研究的，同易学哲学史的关系不大，可以从略。此外，历史上有些思想家和哲学家，没有专门从事于《周易》经传的注疏，但依据《周易》，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如宋代易学家邵雍；有的对《周易》原理的阐述，不是采取注疏的形式，如朱熹的有关易学哲学的著作。这方面的文献，是过去研究经学史的人所不取的，但却是研究易学哲学史的重要资料。从历史上看，研究《周易》的有两类人物：一类是历代经师或经学家，以及后来从事于注释、考据《周易》经传的专家：一类是历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将《周易》当成一部哲学著作，研究其中的义理。有些经师或经学家本人亦是哲学家，其著作对哲学问题论述较多，但有些经师解易则停留在文字训话上。研究易学哲学史，就取材说，应以哲学家、思想家以及富有哲学思想的经学家的著述为主。这是因为易学哲学史所研究的课题，不是研究《周易》本身，亦非从文字训诂方面研究各家《周易》的注解是否可取，而是研究易学中各流派于《周易》的解释中提出的哲学思想，至于其是否符合《周易》本义，那是无关紧要的。本书内容共分四编：第一编为先秦时期，第二编为汉唐时期，第三编为两宋时期，第四编元明清时期。近代则从略。 王弼以乾坤为健顺之义。韩伯依此，解释《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说：“乾坤其易之门户。先明天尊地卑，以定乾坤之体”。是说，“乾坤两卦乃《周易》的根本，懂得天以刚健而尊，地以柔顺而卑，就可确定乾坤的意义了。意思是，乾坤之体制取自天地的尊卑之义。其注《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说：“乾刚坤柔，各有其体，故日拟诸形容。”意思是说，乾坤以刚柔为其体制，是取自事物之义理，不是取其形象。孔疏说：“见此刚理，则拟诸乾之形容见此柔理，则拟诸坤之形容也”。据此，他注《系辞》“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一段话说： 乾统天首物，为变化之元，通乎形外者也。坤则顺以承阳，功尽于己，用止乎形者也。故乾以专直，言乎其材；坤以翕辟，言乎其形。这是说，乾为专一，刚直，所以能统率天，居万物之首，为变化之始，其作用是使万物始有其材质，获得其性命，此即“通乎形外者也”。坤为柔顺，承受乾开创万物的事业，使气收敛和敞开，即一翕一辟，万物因而具有形体，此即“用止乎形者也”。此段话，也是对乾坤二元的解释，即以乾元为刚直，万物赖以开始；坤为物的德性说的。所以其注《系辞》“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说：“坤道包物，乾道施生。”所谓“道”，即指健顺之理或原则说的。此种说法，与汉易不同。如虞翻注说：“从巽之坤，坤柔象夜，故以闭户也。”“从震之乾，乾刚象昼，故以开户也”(《周易集解》引）。此是以卦变说和取象说解释乾辟坤阖。由于韩伯以乾坤为健顺之理，进而又以简易，解释乾坤的性质。其注《系辞》“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说： 确，刚貌也。隤，柔貌也。乾坤皆恒一其德，物由以成，故简易也。“恒一其德”，是说乾坤以刚柔为其永恒的德行。认为乾坤以刚柔生成万物，所以其理又简又易。其注《系辞》“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说：“天地之道，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日简易。”此是说，天地以乾坤顺之德行化育万物，不为而成，所以称为简易。由此，得出结论：乾坤简易乃事物形成的基本原则。其注《系辞》“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说： 天下之理，莫不出于易简，而各得顺其分位也。其注《系 辞》“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说： 成位至立象也。极易简，则能通天下之理；通天下之理， 故能成象并乎天地。言其中，则并明天地也。“成位”，指成就圣人之位；“立象”，指确立卦象。以上是说，天下之理皆出于乾易坤简即健顺之德，所以事物各得其分位。圣人穷尽易简的法则，则能通晓天下之理，于天地之中，设立卦象，便能与天地并立，而成位其中了。韩伯的这些辩论，总起来说，是以乾健坤顺为抽象的原则，统率一切具体的物象，所以称其为简易。韩氏此说，同汉易亦不同。如《九家易》解“乾知大始”说：“始谓乾禀元气，万物资始。”荀爽注“坤化成物”说：“物谓坤体，万物资生。”虞翻注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说：“阳见称易，阴裁为简，简阅也。乾息昭物，天下文明，故以易知。坤阅藏物，故以简能矣”（以上皆见《周易集解》引），这都是以元气和阴阳二气说解释乾坤简易。而韩伯则主取义说，以乾坤为抽象的原则。他以无为而自然，解释“简易”，又是取老庄义，解说《周易》的原理。 由于乾坤以刚柔之德统率天地万物，韩伯进而认为一切事物的变化过程都基于刚柔变易之理。其注《系辞》“刚柔者，昼夜之象也”说：昼则阳刚，夜则阴柔。始总言吉凶变化，而下别明悔吝、昼夜者，悔吝则吉凶之类，昼夜亦变化之道。吉凶之类则同因系辞而明，变化之道则俱由刚柔而著。此是说，悔吝之辞属于吉凶之类，昼夜之象基于变化之道，有刚柔变易方有变化之道，昼夜的变化乃刚柔变易的一种形式。此种说法，同样把刚柔变易的法则置于第一位。又其注《系辞》“精气为物，遊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说：精气细蕴，聚而成物，聚极则散，而游魂为变也。遊魂，言其遊散也。尽聚散之理，则能知变化之道，无幽而不通也。以气之聚散解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见于郑玄注。但郑注又以五行生成说解释之，韩注则抛弃了其五行说，以“聚散之理”,解释“变化之道”。认为气之聚散，本于聚散之理，知聚散之理，则懂得生命变化之道，贯通于幽明之中。幽指气散而为鬼。此是以聚散之理解释鬼神，同汉易以象数释鬼神是不同的。 总起来说，韩伯把乾刚坤柔视为居于事物背后从而支配事物生成和变化的原理。他以此解释《周易》的基本法则，是对王弼易学进一步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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