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跃龙山一角 1956年秋夏之交，我被宁海中学录取。那一年，我13岁，成了一名中学生。 长期以来，宁海中学是宁海县城内的最高学府。有了大专院校的分校，是后来的事。进宁海中学读书，无疑是我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步。但当时，也有一点遗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国的教育事业犹如初升的朝阳蒸蒸日上，蓬勃发展。那一年，宁中初一招了6个班，位于大北门那个宁海中学本部（即今跃龙中学），已容不下这么多的新生。于是我们（初一1班、2班、3班）便被安排在临时的宁中分部，分部在跃龙山上。当时我们感觉失去了踏进气势恢宏、环境优美的正规中学大门的机会。  跃龙山一角 学校的环境条件远不如宁中本部，只有三间分散在山上各个角落的教室，设施简陋，功能缺失，根本称不上是个学校，连像样一点的篮球场也没有一个。我们像是一群被遗忘了的孩子。 但也有另外一种感觉，我们仿佛与绿水青山为伍，与蓝天白云结伴。登上曲曲折折、光洁如洗的石阶（我至今已记不清共有多少级了，当年是数过的），右边崖壁上有一排参天大树，虬枝铁干，浓荫如盖，站在树边向远处眺去，是气势开阔的溪南一片青山、溪水、田畈、村落，还有满天云彩。当然还没有现在的徐霞客大道，也没有如长虹飞架的廊桥。桥还是石板桥，低矮，狭窄，贴着水面，但是这片原始风光，就像诗经里的“青青子衿”一样纯美，让我们的读书声与自然音籁共鸣，实在也是另一种境界了。  跃龙山方正学读书处之乾坤正气 更何况，还有方孝孺！这里是方孝孺的读书处，牌楼上有诸如“天地正气”“真读书种子，是名教完人”的匾联，岁月的剥蚀，字迹已是斑驳模糊，但方孝孺的那股气概却深深地镌刻在石柱里，镌刻在这个叫宁海的县城里，镌刻在一代又一代宁海人的心坎里。 当然，还有柔石、潘天寿，从他们的大量日记里，都可以读到跃龙山的名字。他们是把跃龙山当做小城的灵秀之地的，他们常常到这里来游玩，来观赏风光，这也是一种文缘。我们失去了一种东西，也得到了另一种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东西更难得，更珍贵。 读了两年，便是初三了，学校把六个班级整合成五个班级，把（6）班的学生分到了其余5个班。我的班便是初三（3）班。有趣的是，原本在（6）班的我的小舅舅王卿华居然也分在（3）班，外甥与娘舅在同一个班里读书，似乎有点滑稽，有点尴尬。小舅舅与我同岁，我平时很少叫他舅舅，这一来，更加不愿在同学们的面前叫他舅舅了。 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三个班全部从跃龙山搬到宁海中学的本部，我们终于迈进了真正的宁海中学的大门。那时候高中部与初中部还没有分开，师生们朝气蓬勃，热热闹闹，校园像校园，教室像教室。还有大礼堂、图书室、医务室、黑板报、篮球场（旁边还有一个更大的可以开运动会的大操场），让年少的我真是开了眼界。我们（3）班的教室就在柔石楼上，听说是当年柔石在家乡当教育局长时构建的。宁海中学的校史染着革命志士的鲜血，是一批又一批家乡优秀知识分子的集结地，柔石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第二年，我初中毕业去读师范，学校里成立了柔石文学社，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可惜我已经没有了这个机会。教室楼下的边上是一个篮球场，课间，我们这批颇为活跃的同学便在这里打球。  作者与初中伙伴 不管班级如何并来并去，在“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号召下，我们必须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种田、施肥、割稻，什么活都要干。我们班里的一批年龄较大的男同学便成了“全劳力”，一些繁重的活总是他们干的，因此也特别有话语权。而与我年龄相仿的一批年轻的男同学则属于“半劳力”。然而，我们很合得来，成群结队，成了小伙伴，而且学习成绩也都很好。现在回忆起来，我们这批学友中有娄传申、袁哲飞、滕延洪、蒋春林、胡积飞、贝荣生等等，还有后来当了宁海县委副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娄林忠。个个生龙活虎，青春勃发，成了班里的活跃分子。 可以说，我爱好文学的种子便是在初中那时播下的。我与袁哲飞、滕延洪成了学友中的文友。三个人都喜欢文学，写诗、写散文，投稿给学校的黑板报，偶尔发表了一首小诗，便是脸红心跳，欣喜若狂，仿佛成了作家诗人似的。三个人虽然后来各有人生道路，各有作为，热爱文学之初心，仿佛至今未改。我们的语文老师，初一、初二时是董椒观老师，初三时是鲍善老师。董椒观老师是一位颇有才华、教学有方的优秀年轻教师。后来颇多人生磨难，非一言可尽；鲍善老师则是一位学问饱满、厚道善良的老先生，他的古文功夫相当好，教起文言文来，引经据典，如庖丁解牛，娴熟于胸。而让他接受起新的教材来，却实在为难了他。比如说汉语拼音。一个有着浓重三门腔调的老先生，如何教我们学拼音呢？但课文上却分明有的。有一次课堂上，他在黑板上书写了一个字的拼音，并教我们读。我年幼无知，便举手要求发言了。我说，鲍老师你这个字拼错了。他说错在哪里？我说应该是这样拼的。他愣了一下，说，我课后去查一查。第二天一开课，他便说，昨天上课，杨东标同学提出这个字确是我拼错了，他是对的。让我很钦佩他的勇气。我也太没有礼貌了，哪里有学生给老师指错的呢？ 说起拼音，便会想到我的同学华立仁，我们亲切地叫他“大头”。他的头部要比普通人更大一些，所以特别聪明。他的拼音也很好。他见我敢于给老师提意见，便给我用汉语拼音写了一封信，犹似如今的英文读物一般。我便用拼音给他回了一封信，一来一往，互相卖弄，双方都颇为得意。他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后来不知怎的去江西读书去了。但用拼音写信成了我年轻时抹不去的记忆，并作用于今天的文事——可惜，我的普通话还是不合格，尤其是四声。后来到北京去读书，就明显差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们。  作者初中毕业照 我自小顽皮、淘气、捣蛋，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初一的时候，我家附近的城南小学操场上放露天电影，我与一个小伙伴从墙头上爬进去，然后又从检票大门出来，要了一张电影票。我们换了五分钱，买了一支棒冰，两人分享。第二天自鸣得意，告诉了同班好友，结果被他“出卖”了，他报告了董椒观老师，我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从此再也不干此类“胡作非为”的事了。另一件是读初三的时候，语文老师因病由校长戴秀廷老师亲自来代课。戴校长课前已经摸清情况，全班纪律最差的同学是哪几个，我不知天高地厚，上课时从来不认真听课，又是做小动作，又是在书本上画画，又与同桌窃窃私语。终于被戴校长捉住，大声喝令我站了起来，一顿厉声斥责，训得我面红耳赤，坍台坍到外国去了。偶尔来代课的戴校长居然叫得出我的名字，记住了我，让我很不安——直到后来我在县城里工作了，并且有了一点成绩，在路上碰到戴校长时，我还心有余悸，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戴校长，他却笑了，非常和善地笑了，说了一句话，你是我们宁海中学很有出息的学生啊。让我既温暖又惭愧不已。如今，他已仙逝，我的心中还深留着他那严格教学、令人敬畏的形象。 三年初中的岁月就这样很快地过去了。我的读书成绩还算是优秀的，无论文科，还是数理。然而，我不能再升高中了。因为我家五个兄弟姐妹，我为老大。一家八口全靠父亲摆一个百货小摊来维持生计，家境是拮据的。我的父母做出决定，让我去报考师范，毕业后马上可以工作，为家庭分挑生活重担。我认命了。因此，我失去了升高中读大学的机会。至于后来带职去北京某学院研究生部读书，还了我一件心愿，那已是人到中年了。 作者：杨东标 浙江宁海人，当代作家、剧作家。历任宁海县文广局局长，宁波市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浙江省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六届全委委员，中国作协八届全委委员等职。其文学作品有长篇传记文学《此心光明·王阳明传》《柔石二十章》《如意之灯》等多部，散文集《天地行走》《说戏与戏说》《一线文缘》《看企鹅回家》10余部，其戏剧作品16部結集《杨东标剧作选》《杨东标戏剧新作选》，作品获全国、浙江省多个奖项，获“浙江省当代作家五十杰”“宁波市突出贡献知识分子”等称号。 图片 | 作者提供 审核 | 浩海紫烟 本期编辑 | 平安 文化宁海题字 | 无禅 文化宁海工作室出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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