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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九年至元和十二年(814一817年)所进行的征讨淮西之役，是宪宗元和年间(806一820年)平定藩镇割据的最重要一役，也是宪宗政治生涯中影响重大而深远的事件。 在这场耗资巨大、规模空前、困难重重、历时长达三年的战争中，宪宗的能力与意志受到严峻的考验。  “申蔡平而河北震惊”，淮西之役的胜利，为宪宗全面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标志着宪宗“以法度裁制藩镇”的总体战略趋于成功，宪宗平定藩镇的事业进入高潮。 1、淮西如何成为“独立王国”？宪宗早在元和初年平定西川刘辟以后，即有心征服淮西。
淮西镇也称彰义镇，治所在蔡州（今河南汝南），自李希烈任节度使以后，一直处于割据独立的状态。建中三年(782年)，李希烈与河北四镇共同叛乱，自称建兴王，建中四年(783年)，李希烈派人攻占汝州（今河南临汝），活捉刺史李元平。东都洛阳受到严重威胁。 八月，李希烈包围襄城（今河南襄城）。正是为解襄城之围，德宗在调动泾州军队时，发生了泾师之变。兴元(784年)赦书颁布以后，李希烈仍然不肯归服，自称皇帝，建国大楚，公然杀害朝廷使者颜真卿。直到贞元二年(786年)四月，淮西大将陈仙奇毒杀李希烈，淮西方镇才投降朝廷。 不久以后，淮西兵马使吴少诚又杀死陈仙奇，为李希烈报仇，德宗当时无力讨伐，只好姑息，于同年七月二十二日任命吴少诚为淮西节度留后，不久又任其为节度使。 吴少诚为人狡猾阴险，自从任淮西节度使以后，扩展军队，修固城池，抗拒朝廷政令。判官郑常、大将杨冀及申州刺史张伯元等表示反对者，都被吴少诚杀害。 贞元十四年(798年)，吴少诚派兵侵掠寿州霍山（今安徽霍山），置兵镇守。贞元十五年(799年)三月，又派兵袭击唐州（今河南泌阳），杀朝廷监军邵国朝、镇遏使张嘉瑜，掠百姓一千多人而去。 从此以后，吴少诚气焰更加嚣张，不断进攻临颍（今河南临颖）、西华（今河南西华）、陈州（今河南淮阳)等地。德宗无奈，只好下诏削夺吴少诚的官爵，诏令诸道发兵征讨淮西。 贞元十六年(800年)二月十七日，当韩全义以蔡州四面行营招讨使的名义指挥十七道诸军进攻吴少诚时，在溵水广利原（今河南商水西南）之战中，官军大败，七月，再次交战，官军又败。在这种情况下，德宗只好顺从吴少诚的请求，赦免吴少诚并恢复他的官爵。  溵水之战以后，吴少诚所据的淮西镇实际上仍然形同独立王国。 2、唐宪宗为何对淮西用兵？溵水之战时，宪宗23岁，对于当时朝廷的失败及祖父被迫赦免吴少诚时的情景，终生难忘。宪宗誓雪祖父之耻，因而平定西川以后，即在考虑对淮西用兵。 宪宗对淮西用兵，除了誓雪祖父溵水之耻以外，还由于淮西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 淮西地处中原腹地，其势力如果向东北方向推进，可以扼制汴河上的甬桥（今安徽宿县南），切断朝廷东南漕运这一经济命脉；向北推进，可以控制汴梁，威胁东都洛阳；向西推进，可以威胁襄州的安危，切断朝廷通过长江入汉水北上的漕运路线。 因此，朝廷一日不得淮西，中原便一日不得安宁，朝廷的“腹心之患”便一日不得解除。 宪宗平定西川、镇海以后，由于河北成德镇首先出现节度使权力的继承问题，因此，宪宗没有听从李绛的建议，等待征讨淮西机遇的到来，而首先发起对河北藩镇的战争。 当元和四年(809年)十一月吴少诚病死、他的从弟吴少阳自称留后并请求朝廷的任命时，鉴于朝廷对成德的战争已经展开，为避免双线作战，宪宗只好放弃这次征讨淮西的机会，于元和五年(810年)授吴少阳为淮西留后，不久任其为彰义军节度使。 吴少阳得到朝廷任命以后，废弃所辖州郡的徭役簿籍，“随日赋敛于人”，百姓不胜其苦。吴少阳又派人越界抢掠寿州（今安徽寿县)的茶山，劫杀往来商旅，招纳四方亡命，大力蓄养作战使用的马骡，扩大充实镇军，修筑防塞。居职期间，一直不肯入朝。 李吉甫在淮南任节度使，请求将淮南治所由扬州（今江苏扬州）迁至寿州（今安徽寿县），以便准备征讨淮西。但由于北方的战事正在进行，李吉甫的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 元和九年(814年)闰八月十二日，吴少阳去世，他的长子吴元济秘不发丧，以父亲的名义上表，请朝廷批准将节度使职务转授给自己。  宪宗已觉察到其中有诈，派遣太医前往蔡州，以帮助吴少阳诊病的名义探视真伪，吴元济又谎称父亲病情已有好转，不必麻烦太医诊治，将宪宗派去的太医赶回。 吴少阳的判官苏兆、杨元卿、大将侯惟清等人劝告吴元济入朝，苏兆竟被吴元济绞死，侯惟清被关入狱中，只有杨元卿出使在京，未遭毒手。 杨元卿将淮西镇的虚实、军事布置及讨取吴元济的方略一一向李吉甫报告。 吴少阳去世四十多天，吴元济仍不向朝廷报丧，在这期间，有消息传说淮西大将董重质已杀死吴元济，李吉甫请宪宗辍朝，百官拜贺。但几天后又有消息说吴元济并没有死，原来的消息竟是谣传。 3、用兵还是姑息？是不是马上开始征讨淮西，朝臣们有不同意见。 李吉甫认为：
但是张弘靖等大臣认为，作为朝廷，师出应当有理有利，建议宪宗先为吴少阳之死辍朝、赠官，派使者赴蔡州吊唁。如果吴元济有不轨行为，再发兵征讨，这样先礼后兵，方为名正言顺。 宪宗采纳了张弘靖的建议，派遣工部员外郎李君何前往蔡州吊祭。 然而，吴元济因得不到朝廷的任命，已决意借此反叛。李君何到达准西，吴元济拒不迎接敕使。同时派兵四出，屠杀舞阳（今河南舞阳西北)居民，焚毁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城池，抢掠鲁山(今河南鲁山)、襄城（今河南襄城）。 汝州、许州、阳翟（今河南禹县)等十几个县的百姓逃伏山谷荆棘之间。 吴元济的兵马烧杀掳掠的范围波及千里，关东官民一片恐慌。各地告急文书接连不断报入京城。面对吴元济的公开反叛及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朝廷内外人情汹汹。 是讨伐还是姑息，这已是迫在眉睫必须决定的事情。  看来，吴元济的凶猛来势已影响到朝官们的态度，相当多的文武大臣都希望宪宗能够接受现实，立即任命吴元济为淮西节度使并赦免其罪行，“假以墨絰，授以兵符”，不少大臣指出，淮西节度使不由朝廷任授，已有50年的历史，传了三姓四将，本根坚固，兵利卒顽，不能轻易用兵，“抚而有顺且无事”。 只有李吉甫等人认为，现在不乘机讨伐，将来会遗患无穷。 十月三日，在征讨还是姑息淮西尚未决定下来的关键时刻，坚决主战的少数大臣之一、宪宗的得力助手李吉甫病逝。 李吉甫的去世，虽然使宪宗失去一个有力的支持者，但李吉甫临终前的意见却使宪宗更加坚定了用兵的信心。半个月后，宪宗不顾众多大臣的反对，决定讨伐淮西，十月十九日，宪宗已开始进行征讨淮西的军事部署。 宪宗授命严绶前往襄州，负责“招怀不类”并兼任申、光、蔡招抚使。 所谓招抚使，在唐代，具有召使归顺和讨伐叛逆双重职责，能招抚首先招抚，不能招抚则进行讨伐。  严绶为人“信能及物，宽以待人”“志尚柔克”，因此担当此项重任。宪宗号召淮西将士要主动“投诚归国”，即使过去犯有罪行，也“一无所问”。 百姓投顺者，则给予粮食与田宅。对于吴元济，只要他束身归朝，也可以释罪录用。宪宗许诺，待事平之后，赐淮西将士200万贯钱，百姓免租赋三年。对于执迷不悟敢于继续顽抗者则予以严惩。 4、朝廷的充分准备从兵员上来看，朝廷军队在数量上也占有优势。 宪宗征讨淮西，兵员除了来自于淮西相邻诸州外，分别从全国16个道征发军队。据李吉甫所讲，战前淮西周围，“国家常宿数十万兵以备之”，这是一个在较大范围内的估计。 据有关史料记载，宪宗征讨淮西直接参战的军队约在9万到12万人。  而淮西的军队约有5万人，最多不超过7万人，因此，在军队数量上，朝廷占有优势。 在征讨淮西的军事将领配置上，宪宗颇费过一番脑筋。 自宪宗于元和九年(814年)九月得知吴少阳去世，吴元济掌握淮西权力以后，已开始“易环蔡州诸镇将帅，益兵为备”。 十月十九日，宪宗以洺州刺史李光颜为陈州刺史、充忠武军都知兵马使，统率河东、魏博、郃阳三军人马。 李光颜是出身河曲部落稽阿跌的一员战将，长期在河东跟随号称勇将的长兄李光进任偏将，多次立有战功。特别是在随高崇文征讨刘辟时，“搴旗斩将，出入如神”，声名鹊起。 宪宗将李光颜从洺州调至陈州，显然是要从北部加强讨伐淮西的力量。 在淮西的西北方向，宪宗将汝州（今河南汝阳到叶县一带）划归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使河阳军直接临近征讨淮西的前线，由乌重胤统率朔方、义成、陕、益、凤翔、延、庆等七军，从西北方向进攻淮西，与李光颜军形成犄角之势。 乌重胤以深明君臣大义、参与拘捕卢从史而著名，宪宗以其担任西北方向的主攻，显然也是寓有影响淮西将士弃恶从善的深意。 在淮西的东部，宪宗以泗州刺史令狐通为寿州防御使，统领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军。令狐通是代宗时滑州刺史令狐彰之子。 令狐彰临终时曾以土地、兵甲、户籍交归朝廷，并命令诸子归朝。 在当时藩镇争相向朝廷争夺土地人口，以职位传给子孙的情况下，令狐彰的此举曾引起人们的赞叹。 李吉甫向宪宗推荐令狐通担任寿州刺史，既是希望令狐通能像其父那样效忠朝廷，平息叛镇，也是为了对淮西将士产生影响作用。  在淮西的南部，宪宗诏令鄂岳观察使柳公绰率鄂岳兵马五千人赴安州（今湖北安陆），与安州刺史李听军队会合，负责从南部进攻淮西，从柳公绰、李听所统有的军队数量有限及受桐柏山阻碍来看，宪宗没有把安州作为重点进攻淮西的方向。 为了加强进攻淮西的军事力量，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宪宗将宣武节度使韩弘任命为司徒。 宣武军占有汴、宋、毫三州（今河南开封、商丘到安徽毫县、蒙城等地区)，隔陈州与淮西相邻。韩弘镇守宣武军，十几年不入朝，军众十万，以户殷兵强自负。 韩弘曾因王锷班序在其上，写信给武元衡，表示不满意。宪宗考虑到韩弘坐守重镇，有赖于他牵制吴元济，因此在正式讨淮西之前，诏令任韩弘为司徒，使他的班序超过了王锷。 不久，韩弘继严绶以后担任了征伐淮西的统帅。韩弘派遣其子韩公武率一万二千人，直接参加讨伐淮西的战斗。 在淮西镇的西部，是唐朝廷的山南东道，在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二十一日宪宗颁布《招谕淮西制》以后，严绶以山南东道节度使，襄州诸军事兼襄州刺史，申、光、蔡等州招抚使的名义来到襄州(今湖北襄阳)，担任起招抚和讨伐淮西总指挥的任务。 此外，宪宗还派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随军监军。 严绶的任命，宪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严绶在德宗时，通过进献获得河东节度使的职务，在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宪宗夺权的过程中，河东作为重要的方镇之一，严绶立有拥立之功。 宪宗即位以后，对严绶倍加重用，任其为检校尚书左仆射，不久，拜司空，进阶金紫。元和四年(809年)征其入朝，任尚书右仆射。由于严绶为人“锐于势利，不存名节，人士以此薄之”。宪宗又将他任命为荆南节度使，晋封郑国公。 当宪宗决定征伐吴元济时，考虑到严绶早年曾与淮西的吴少诚、吴少阳交往密切，以严绶出任招抚使，有利于招抚吴元济，而且严绶作为心腹之臣，如果能在此战中立有大功，也可以压一下朝臣们对严绶的成见与批评。 宪宗之所以将严绶安排在襄州，一方面是由于淮西以北是韩弘宣武军的辖区范围，严绶在陈、许一带较难取得韩弘等功臣宿将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的，是那位在元和初年担任宰相、在刘辟叛乱时不敢出使西川的袁滋。 山南东道与淮西接境，既然要征讨淮西，再将这样的儒弱官员留在将要成为前线的山南东道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宪宗将袁滋调任荆南节度使，而调荆南节度使严绶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严绶奉命到襄州以后，重点是展开对吴元济的招抚工作。为表示无心与淮西交战，严绶一到襄州，便下令将襄州多年的蓄积分发殆尽，不做任何战守的准备。  此外，严绶到任后，最重要的一次招抚活动，则是利用自己与吴元济父叔多年故交的身份，给吴元济写了一封长篇劝说信。 严绶的这封信，显然是奉宪宗招抚之命为劝说吴元济归服而写的，可以说十分全面、透彻地为吴元济分析了各种福祸利弊。 从宪宗颁布《招渝淮西诏》，到正式颁布《讨吴元济诏》，中间相隔约两个月的时间，这说明朝廷为招抚吴元济曾做出不少的努力和耐心的等待。然而宪宗及大臣们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吴元济的响应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征讨淮西的战争全面展开。 5、初战受挫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以来的招抚努力失败以后，宪宗于元和十年(815年)正月十七日发布《讨吴元济诏》，标志着讨伐吴元济的战争正式开始。 严绶招抚吴元济没有成功，于是开始策划讨伐吴元济。 严绶本来不是将帅之才，对于指挥战争并没有什么经验。 贞元十二年(796年)后，严绶曾历任河东节度使、尚书右仆射、荆南节度使等要职，却从未指挥过什么大的战役。元和初年征刘辟，严绶曾因功受赏，其实当时参战的是他的牙将李光颜兄弟。 在荆南任职期间，溆州蛮叛乱，最后招抚讨平的也是他的部下李忠烈等人。此次征讨吴元济，严绶负有全面指挥讨伐淮西战争的责任，但是严绶并没有制定统一的战略攻伐方案，而是置协调全局于不顾，企图与其他方向的征淮西军队争先立功。 正月，严绶在事先没有充分准备并与诸道军队联系约定的情况下，抢先进军。初战获得小胜，严绶便失去警惕。二月二日，严绶军队在慈丘（今河南泌阳北）被淮西吴元济军队夜袭，官军大败，严绶率残部奔逃五十余里，进入唐州（今河南泌阳）据守。 二月初，寿州团练使令狐通在淮西军队的进攻下，也遭失败。 令狐通每与淮西军作战，俘敌数人即大肆宣扬，奏称获捷。每有失败，则隐瞒不报。寿州与光州交界处的重要城栅，被淮西军全部攻破，士兵被屠杀。宪宗闻讯，十分恼火，二月十一日，宪宗下令以左金吾大将军李文通取代令狐通，将令狐通贬官为昭州（今广西平乐西)司户。  三月二十九日，李光颜军在临颍（今河南临颍）败淮西军。四月三日，李光颜在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再败淮西军。魏博田弘正则遣其子田布率三千兵马援助严绶征讨吴元济。 战事开始以来，吴元济已感到极大的压力，如果只凭三州兵马对付朝廷的十六道兵马，确实有相当大的困难。于是吴元济派遣使者赴成德、平卢，向王承宗、李师道求救。王承宗、李师道也相继多次向宪宗奏表，请求赦免吴元济。 宪宗知道成德、平卢与淮西的关系，征伐吴元济，对王承宗、李师道也是一种打击，因此，宪宗对于赦免吴元济的奏章，一概加以拒绝。 6、河阴仓被焚毁王承宗、李师道的请求既遭拒绝，于是开始采取各种手段直接破坏宪宗对淮西的讨伐。 最初宪宗在征发诸道出兵征淮西时，考虑到李师道与吴元济的关系，没有命令平卢出兵。李师道为达到援助吴元济的目的，公然不顾宪宗的批准与否，派遣大将率二千兵马赴淮南的寿春（今安徽寿县)，明言是帮助官军讨伐吴元济，实际上则是观察形势，伺机支援吴元济。 为进一步达到使宪宗罢兵的目的，元和十年(815年)三月，李师道认为朝廷用兵最重要的莫过于粮草的供给，如果能将朝廷在河阴（今河南荥阳东北）仓院所存的江淮租赋烧毁，必然会动摇军心。 河阴转运院也称河阴转运仓，设立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当时在裴耀卿的主持下，官府在黄河与汴河交汇的地方设立河阴仓，河西设柏崖仓，在三门峡东面置集津仓、在三门峡西设盐仓。 这四个新仓与原来的太原仓、永丰仓相连，形成一个“节级转运'的漕运系统。 河阴转运仓，主要储存来自江淮的租赋。由于安史之乱后，朝廷赋税主要来自江淮，因此河阴转运院成为朝廷经济来源的咽喉，具有极重要的地位。 四月十日夜晚，李师道派几十个人突袭河阴转运院，杀伤守军十余人，放火将库中钱帛三十万缗、匹，谷三万余斛，仓库五十五间全部付之一炬。  同时，李师道派人暗中招募东都（今河南洛阳）恶少年数百人劫掠都市，焚毁宫阙，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一时间，东都及其周围地区“人情骇扰”。 河阴仓的被袭击焚毁，东都出现的骚乱，引起了京师不少官员的担心，他们纷纷请求罢兵，停止征讨吴元济。 面对战场形势的不利及河阴转运院的被毁，宪宗的确十分担心，如果形势继续如此发展下去，战争将难以进行。 不过，宪宗毕竟已不同于五年之前，自征讨成德失利以后，宪宗对困难与挫折，已经有了更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对形势的分析，也有了更为清醒的头脑，对于各种复杂问题，也积累了更多的处理经验。宪宗认为河阴转运仓的被毁，显然与讨伐吴元济的战争有关。 放火人的目的就是要使朝廷放弃对淮西的征讨，如果现在停止对吴元济的讨伐，正好落入了放火人的圈套。 另一方面，宪宗也感到，朝廷军队的初期失利及战争毫无进展，说明朝廷在战争的指挥及战术上存在着问题。具体是哪方面的问题，宪宗一时还难以确定，有待于进行调查。 于是，元和十年(815年)五月，宪宗派遣御史中丞裴度奔赴前方行营进行视察，一方面表示宪宗对前方官兵的宣慰，另一方面，调查战争久无进展的原因，经过一番调查，裴度从前线归来后认为，淮西一定可以攻取，官军一定可以获胜。 宪宗具体问及诸将的才能，裴度认为，李光颜见义能勇，终有所成。至于总统诸军的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裴度则认为“非将帅之才，不可责以戎事”，建议宪宗更换统帅。  严绶的任用，是宪宗亲自决定的，所以宪宗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再给严绶一些时间，以观后效。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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