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皮朗与法国年鉴学派

提要：学派更替是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学脉传承则是考察学术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法国年鉴学派独领风骚几达半个世纪，但它的产生也具有相当悠远与相当深厚的学术背景。亨利·皮朗，不仅以其博大精深的史学思想和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20世纪上半叶法语世界史学大师之一，而且还同年鉴学派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既可丰富、加深对年鉴学派的总体认识，也可使我们对皮朗及其学说的影响、地位有更切实的了解和全面的认识。

《古代文明》2007年第4期；注释从略

法国年鉴学派是20世纪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历史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个学术派别，在当代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它以一份杂志、两个机构，三代人物，与传统史学及各史学派别相抗衡，从一个不知名的学术小团体，一跃而为史学界的权势集团”。不仅如此，它还以自己独特的史学模式“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史学。”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年鉴学派可谓是青睐有加，对其代表人物、著述、理念主张和学术特征等进行了相当深入的介绍与研究，成果颇众，笔者从中受益颇多。然而，国内学界对于该学派产生的学术背景，特别是其学术渊源的研究，却远不如对其学术成就研究得那般深入，而在考究一个史学流派的形成、发展和特征时，辨析其学脉渊源传承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近来笔者在研读、翻译亨利·皮朗的著述时，常对其风格、方法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具体说来就是与笔者相对熟悉一些的年鉴学派有着某种相似之处。稍加翻检之后，果然发现皮朗与年鉴学派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循着这条线索仔细探摸下去，收获颇丰。故撰此文，就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一番探析，既可使我们对皮朗及其学说的影响、地位有进一步的了解，同时也可丰富、加深我们对年鉴学派的总体认识。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教。

一

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1862—1935年），比利时著名历史学家。他一生学术成就颇丰，据不完全统计，其著述作品在1927年时就多达230余种。其学术研究领域，除了比利时史之外，主要集中在欧洲中世纪史，在城市史、商业史、工业史以及中世纪文献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丰硕成就。有人将其称为“一位在历史学界很少有人与之媲美更无人能够超越的王子”；也有人认为应将他与希罗多德、比德、吉本以及卡莱尔等巨擘一道列入史学经典作家行列之中。因此，说皮朗是西方史学界，尤其是中世纪史领域中的一代宗师，绝非过誉之词。而且，皮朗不仅以数量众多的著述和桃李天下的师长地位而博得国际学术界的敬仰，同时，他还是西方史学界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有人说皮朗一生曾提出过两个让西方学术界颇为震动的假设：其一是在西欧城市起源方面，提出了“商人移民团体说”；其二就是在西方文明形成的时代背景上，提出了“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的主张。此二者都与早期西方文明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或关键性的要素、过程相关联，而它们的提出也都曾引发西方学术界的争论，成为西方中世纪史研究学术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来看，笔者以为，皮朗的前一个假说似乎得到了学界较高程度的认同。从总体而言，“商人移民团体说”尽管受到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不能作为西方城市起源的总体模式，但仍可以被视为其中的一种类型。而后一个假说，“在学术界只被作为一种值得鼓励进一步思索的思想来看待，而不是被看作一种对知识的特定贡献。”因而就谈不上什么认同度的高低，它给学术界所造成的主要是问题和冲击，是思考和争论。对后一假说，赞同者不少，批判者更多，见仁见智，观点殊异。本文主要任务不是对皮朗学术见解进行评判，故而不拟过多展开这方面的探讨。无论如何，不管从学术生涯还是学术成就而言，皮朗对当时乃至后来西方史学界，特别是法语世界的史学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仅从时间而论，皮朗及其学术思想也是我们在考察年鉴学派勃兴时，所必须加以观照的一个背景因素。依笔者所见，迄今为止，国内有关年鉴学派产生的学术背景、渊源的西方史学史著述中，阐述最为充分的是刘昶的《人心中的历史》和徐浩、侯建新合著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他们均曾指出法国学术传统是年鉴学派产生的理想沃土。但并未提及皮朗的作用。只有郭方先生曾就皮朗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的中文译本再版写过一篇短文，提及皮朗同年鉴学派之间存在着某种学术关联, 话语简略, 但却对笔者有一定启发意义。

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了《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杂志，这自当是年鉴学派形成时期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而在《年鉴》的第一届编委会成员的名单中，就赫然列有亨利·皮朗的名字。笔者认为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所以将皮朗列入其学刊的编委会名单之中，或者皮朗之所以同意加入该编委会，绝非一件偶然的事情，必有其缘故。作为当时一位西方世界的著名史学家和各种国际史学活动的组织者，皮朗的学术兴趣的确十分广泛，而且在伦敦、布鲁塞尔和奥斯陆等各次国际史学大会中发挥着活跃而积极的影响。但是，汤普森认为皮朗是一个“独立思考，不属于任何学派”的学者。鲍维克的观点也基本相同，“尽管皮朗曾在许多地区、机构进行过学术研究工作，并十分乐意向所有的同行学习，但是他绝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学派。”因而对于皮朗加入《年鉴》编委会一事，我们必须慎重对待。查阅各类史料文献，笔者发现，皮朗同年鉴学派之间的确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最有意思的是霍吉斯甚至将布罗代尔、布洛赫与杜比等年鉴学派的主将都认作是皮朗等人的最杰出的学生。至于他们之间是在何种意义上的师承关系，笔者所见材料有限，尚不敢贸然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关系非比寻常。

首先，皮朗同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创始人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是年鉴学派的“老朋友和支持者”。据莱昂研究，皮朗生前曾同费弗尔、布洛赫二人之间有频繁的通信往来。比利时皇家历史学会将二人写给皮朗的86份信函整理编辑成册，以《年鉴史学的诞生：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二人致皮朗的书信，1921－1935年》之名公开出版。尽管限于条件，笔者尚未见到这部著述，但是从其标题和信函的数量上看，这几位学者之间的通信内容绝非身体问候、诗文唱和之类那么简单。从时间上看，他们之间的通信始于1921年，这正是费弗尔组建斯特拉斯堡大学刚刚两年、布洛赫刚刚步入史坛之时。此后15年间，他们书信往来不断，一直延续到皮朗故去。从年纪和资历上看，皮朗长费弗尔16岁，长布洛赫24岁；皮朗早在19世纪末已经在史学界成名，一战之后更是声名显赫，享誉国际史坛，且冠有“法兰西学院院士”头衔。因而可以说他们之间的交往，从某种意义讲，属于师生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这些书信的内容，我们虽不完全清楚，但从莱昂文章中所披露的些微信息中，可以见得费弗尔和布洛赫二人对皮朗是极为尊重的。比如，就在皮朗辞世的当年，费弗尔在信中曾向皮朗袒露自己对布洛赫在法兰西学院院士竞选中失利的见解，其中某些看法相当微妙，可能他本人也未必能向布洛赫言明。二人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可见一斑。笔者以为，这些信函除了反映出三位史学家之间的情感甚笃之外，肯定也同皮朗在年鉴学派独特的学术理念的形成、塑造过程中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联，否则此《书信集》名称中断不会冠以“年鉴史学的诞生”的字样。而皮朗本人不仅曾在《经济和社会史年鉴》上多次刊发论文，并且在其著述中多次引用了布洛赫的著述文章。

莱昂曾经这样评价布洛赫：他之所以是一位如此杰出的史学家，是因为他总是将他自己在现实世界的经历同史学联系在一起。对于他来说，史学绝不是一个同现实实际相脱离的纯学术的学问。而布洛赫在自己那部被人称为是“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写道：“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接着他便向人们讲述了他与皮朗一同去斯德哥尔摩游览的轶事：“刚到那里，他对我说：'我们先参观什么地方呢？好像是那里新造了一座市政大厅，我们先看那里吧？’似乎是为了打消我的惊愕，他又说：'如果我是一个文物收藏家，眼光就会盯住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为我热爱生活。’”布洛赫本人对此甚为赞同，他说：“这种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确确实实反映出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虽然他们的气质有时显得冷漠，但出色的历史学家无不具备这种素质”。“一个学者如果对周围的人、物或发生的事件漠不关心的话，那么，如皮朗所言，应该将他称为古董迷，他还是明智一点，还是不要自称为历史学家为好吧”。布洛赫还认为若“举出与当今世界经常保持联系的例子，我想亨利·皮朗是再恰当不过了”。从中我们可见他对皮朗的钦慕之情。此外，还应对布洛赫在撰写《历史学家的技艺》时的心态予以关注。该书是布洛赫在二战期间所写的一部史论著作，并未全部完成。在他被害之后，由费弗尔亲自加以整理，于1949年出版。在“有关本书手稿的一点说明”中，费弗尔写道：“'奇怪战争’时期，布洛赫在阿尔萨斯任军事参谋，当时闲得无聊，心情又十分焦虑，某一天，他在一家小店买了一本学生用的笔记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也曾被关押在德国的一个小村庄里，他就是用这种笔记本写了一部欧洲史。布洛赫在笔记本的第一页写上书名：《欧洲文明结构中的法国社会史》。在后面几页，他写了如下的献辞：献给亨利·皮朗，他曾在铁窗内撰写了一部欧洲史。此时此刻，他的祖国和我的祖国正在为正义与文明并肩作战。”

皮朗同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主帅布罗代尔之间关系更是非同一般。布罗代尔虽不像自己的两位导师那样，同皮朗有过直接的亲密接触与交往，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同皮朗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紧密。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抗德国人的入侵，1916年3月，皮朗本人在根特被德国入侵者逮捕，被关押在一所集中营之中。此后，又被押往德国。这一事件造成了世界性的影响，美国总统和罗马教皇都曾与德皇交涉，力图解救皮朗，但均未成功。在被关押期间，他不仅失去自由，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而且还亲眼看到自己那些曾赢得人们高度赞誉的著述被德国人斥之为是替“比利时帝国主义”鼓噪宣传的作品。但是，直到他在战争期间被囚禁在德国的战俘营，为一批与他具有同样命运的俄国战俘讲授欧洲经济史时，地中海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才浮现在他的脑际并逐渐地清晰起来。后来，在德国图林根克虏兹堡的乡村流放期间撰写《欧洲史》一书时，他才首次强调地指出：由伊斯兰扩张征服所导致的一体化的地中海古典世界的分离与中世纪西方形成之间存在着一种十分密切的联系。

1918年获释之后，皮朗开始对这一历史过程公开加以解说，最早是刊载在1922年比利时的一份杂志之上的一篇名为“穆罕默德与查理曼”的短文。而后，在1923年布鲁塞尔国际史学大会和1928年奥斯陆国际史学大会上，他对这一主题又做了进一步的阐发。这些新的理念也构成了他在1925年出版的《中世纪城市》一书前几章内容的一个关键部分。直到其生命即将走完全部历程前夕，皮朗才在标志他最高学术水平的《穆罕默德与查理曼》这部著述中，完成了对这些问题全面系统的解说。

1939年，二战爆发，布罗代尔应征入伍。翌年7月，在驻守于马奇诺防线的军中，布罗代尔为德军所俘，后来被囚禁在美因兹和卢卑克的战俘营中长达5年之久。在极为恶劣的状况下，他完全凭借记忆，完成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的大部分写作工作。正是凭借此著，布罗代尔不仅于1947年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巴黎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也随着该书在1949年的公开出版而一举成名。

皮朗与布罗代尔，这两位史学大师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史学基本思想都是与德国战俘营这一特殊的空间有所关联，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史实，只不过前者是在一战期间，而后者是在二战期间，前后相差20余年。当然，仅凭这段相似的经历，还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更重要的是，布罗代尔的的确确十分敬佩并服膺皮朗的学说。

美国学者萨缪尔·金赛是一位公认的对布罗代尔学术研究颇有成就的专家，此人提出：“倘若诺贝尔奖要颁给历史学界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此奖将会颁给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对布罗代尔学术思想进行缜密分析后，他认为皮朗学说是布罗代尔学术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我们随意翻检一下布罗代尔的各类著述，经常可以见到他对皮朗观点的引用。以布罗代尔晚年的著作《文明史纲》一书为例，我们可以发现他多次引用皮朗的基本观点。“在11世纪临近结束时，欧洲开始收复这一内陆海，伊斯兰开始失去它在地中海的利益。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认为，8和9世纪穆斯林对地中海的征服致使西方失去了在那里自由行动的权利，迫使它向后退却。现在皮雷纳的理论被反过来使用。地中海开始向伊斯兰世界关闭，后者发现自己永远处于不利地位，无法扩张，对其日常生活也产生了不利影响。”“看上去非常奇怪的是，1930年首先强调萨拉森人文明这种突然衰退的E·F·戈蒂埃，竟然没有把亨利·皮朗的学说运用到这里来。要知道，皮朗的学说在当时为人们广泛讨论。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皮朗的学说可能是有关伊斯兰突然衰落之因的最佳解释。”“在地中海，由于穆斯林征服活动在那里取得的首批成功而造成了一个危险的边界——这种危险因北非（迄至那时一直属于基督教地区）、西班牙随后的是西西里的一系列'背叛行为’而加剧。在西方，地中海成了一个'穆斯林湖’。”此外，他对皮朗的语言风格特别推崇，指出：“皮朗为此特地指出，历史学家最好不用别的术语，只用日常语言中的活词汇。也就是说，要绝对避免使用那种僵死的、枯燥的哲学用语（尽管哲学用语也不断更新）。我完全赞同皮朗的主张。”布罗代尔还称皮郎为“当今出类拔萃的用法语写作的历史学家”，将其奉为自己的榜样。

二

除了前文对皮朗和年鉴学派各位代表人物之间紧密的往来关系进行梳理之外，我们还应就他们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特征做进一步深入的辨析，这是我们判定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任何史学家在治史过程中总是离不开自己所处时代的影响，同时也离不开史学学科发展状态的影响。正如吴于廑先生所说，“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不论他们成就或大或小，都是历史学者们学科发展链条上的一个或大或小的环节。关于这点，不一定每个从事历史学习或研究的人都很清楚地意识到，但是不论怎样，他总不得不受这门学科已有发展和他的先行者的影响。”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曾指出：“当代历史学家之所以非常重视比较史学，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布洛赫的教导和他做出的榜样。1928年，他写了一篇对欧洲社会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的纲领性论文。他的那部论述封建社会的名著也为后来的比较史学提供了楷模。”应当说布洛赫在西方比较史学的演进过程中的确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正是由于他对比较史学的方法、理论所进行的比较完整的阐述，从而使得比较史学的规范化和学术功能及理论品格大为提升。对此，国际学术界也都予以认同和较高的评价。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布洛赫对比较史学的认识和研究实践，绝非无源之水，更不是原发首创。因为“当时的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对布洛赫有很深的影响，因为比较方法在社会学已被广泛使用，例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比较研究的杰出实践。”此外，语言学、文化学等学科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也对布洛赫有着某种影响。但是就历史学特别是中世纪史而言，对于布洛赫产生直接影响的当数皮朗。

1923年，在布鲁塞尔，皮朗亲自领衔主办了第5次国际史学大会。在本次大会第1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开场报告中，皮朗强调指出，历史研究必须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他说：当今的史学家们所承担的使命是极其巨大的，又是极其特殊和极其艰难的。历史学家必须为保持历史学公正无私的立场而努力奋斗。历史学家没有仅按照自己的政党、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自己的国家进行思考的权利。历史学家们应当像地质学家对待一场地震那样来对待最近几年所发生的那场巨大的灾难。这场灾难把许多在未知的未来所可能出现的问题摆在了历史学家面前，它还提出了许多与业已建成的各种理论全然相悖的事实，并且完全颠覆了某些科学观念，尤其是种族观念……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各类种族的界线已经混淆了。在现代民族当中，我们若要对这种界线辨析清楚是极其困难的；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讲，我们都不能从拉丁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文明开化的各个民族的一般发展是遵循着共同规律的。倘若我们在解释这种规律的过程中，将种族观念引入进来，那简直就是用一种未知来解决另一种未知。因而必须要对各个民族的个体性的发展加以比较性的研究，必须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学中的各种民族观念必须要让位给更加公正，更无偏见的立场。此番话语，充分体现出这位历史学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所进行的深刻反思，以及他对历史学家们必须承担起自己历史责任，以更为科学更加公正的立场从事学术研究的呼吁。而在此前后，皮朗学术研究的重心之一就是对西方文明形成的原因进行重新的认识解说。只要我们对皮朗在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即《中世纪城市》、《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两部著述和相关一批论文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探讨对象上，比较研究都占据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皮朗对西方文明形成和中世纪时代成因的独特的解说，正是建立在对日耳曼入侵和穆斯林扩张这两次巨大冲击对罗马帝国和古代文明所造成的不同影响，对法兰克时代墨洛温、加洛林两大王朝不同社会状况进行系统而充分的比较研究基础之上的。正如他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将伊斯兰教的扩张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同日耳曼人的入侵对罗马帝国的影响加以比较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没有哪个事物能够比这种比较更具有价值，也没有哪个事物能够像这种比较那样促使我们对7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扩张予以全面认识理解”。正是通过这种对在不同时间发生于同一空间的两次重大历史运动的比较，皮朗指出了日耳曼人入侵作用的有限性，并凸显出了穆斯林力量对西方文明的巨大影响。

皮朗对史学比较研究方法的提倡和研究实践，可能对布洛赫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对布洛赫比较方法深入系统的梳理研究之后，美国学者沃克尔认为，布洛赫在形成自己的比较研究方法方面可资借鉴的资源很多，如迪尔凯姆、福斯特尔·德·古朗治等等，但其中最重要者是皮朗。他说布洛赫曾对皮朗在其《中世纪城市》一书中某些章节中所运用的比较方法感到非常钦佩。不幸地是，布洛赫并没有明确地告知我们究竟是哪些篇章，“我猜想他所感到钦佩的是皮朗关于中世纪城市的发展应当归因于一个共同的原因——即欧洲商业的复兴的观点。这种普遍的理论把各个地方的历史置于一种共同的因果关系当中，而正是布洛赫所希望的”。

无独有偶，萨缪尔·金赛在《年鉴范式？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历史地理学结构》这篇著名的长文中，对布罗代尔的学术思想的结构和特征进行了极为细密的梳理、辨析和研究。他认为有人将布罗代尔的学术思想同所谓的“结构主义”理论过多地联结在一起，进而将其视作一种“结构主义史学”，其实是一种误导。因为布罗代尔的学生厄内斯特·拉布罗兹曾经强调指出布罗代尔的著述同古老的历史地理学传统的关系远远要比同新近产生的结构主义理论更为紧密。而在那些曾对布罗代尔学说产生影响的历史学家中，皮朗的作用恐怕是首屈一指的。其说有三。

第一，在形成对地中海世界历史浓厚的兴趣方面，皮朗对布罗代尔的影响颇巨。布罗代尔本人曾提及过，在那些主要关注地中海地区的学者中间，皮朗的地位显然是“名列首位的，而且是唯一的”。而皮朗对他的影响最迟不晚于1931年就开始了。当时皮朗曾到阿尔及尔大学进行学术演讲，布罗代尔则恰好在阿尔及尔的一所中学任教，他曾聆听了皮朗的各次演讲。事后，布罗代尔曾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感受：“在谈到穆斯林入侵之后地中海世界的关闭时，他的演讲令我感到大为震惊：随着他的手臂一张一合，整个地中海似乎也随之敞开和关闭……”皮朗的这些影响，在布罗代尔的成名之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有着十分明显的流露。他明确提出16世纪欧洲普遍的发展中，地中海地区发挥出了关键性的作用。对布罗代尔来说，地中海是“展示人类可能性的最佳的窗口”，因而他对当时欧洲历史变革的分析认识，也是以地中海地区的变化为轴心展开的。“地中海地区的衰落……是其著述所探讨的主要课题。”而在对这场衰落危机的认识模式上，布罗代尔的看法也同皮朗关于早期中世纪时代地中海贸易衰落的认识模式基本相同。在《穆罕默德与查理曼》一书中，皮朗认为蛮族的入侵，尽管在摧毁地中海世界罗马帝国的政治统一性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摧毁这一地区经济上的统一性；只有7、8世纪穆斯林的扩张才造成了该地区经济上的分离。同时，皮朗还声称从一般的历史范畴而言，3至5世纪期间，地中海地区依旧保留的经济统一性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同一时期罗马帝国统治瓦解的意义。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布罗代尔对当时地中海地区历史的见解是：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扩张无论对于伊比利亚这两个大帝国的政治创建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都没有直接造成地中海地区经济生活的突然崩溃；而只有到新的跨洋航线和北方航路发育成熟之后，欧洲的“经济生活的中心”才向其他地区转移。仰仗于旧有航线和关税收入的地中海的“辉煌”，只是在缓慢地发生变化，直到17世纪初期之后才逐渐败落下去。

第二，在建构自己独特的历史时段理论方面，特别是在有关“社会时间”方面，布罗代尔所遵循的模式也是皮朗的研究成果。在解决社会性的或结构性的各类历史问题时，他主要是借鉴了皮朗的研究工作。同皮朗这位前辈一样，布罗代尔在探究16世纪前后地中海地区历史时，主要是从“结构”的角度而不是从“事件”和“故事”的角度来解答各种问题。许多别的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对于布罗代尔社会历史理论的塑造也有着一定的助益。如弗朗西斯·西蒙和维尔奈·桑巴特对于货币运行和信用的研究、汉米尔顿伯爵对于西班牙贵重金属对16世纪物价的影响的统计与研究以及弗里德里克·C·兰尼对于威尼斯造船业的研究等等。然而，这些学者对布罗代尔的影响同皮朗的影响是一致的，而且，在对布罗代尔的交往主义（exchangism）总的要旨的预测上，皮朗的学说显然要更为精确得多。

第三，在对城市以及以长途贸易为代表的城市经济活动的历史功用的重视方面，布罗代尔大体上也是追随皮朗的主张。可以肯定，第一代年鉴学派的两位主帅费弗尔和布洛赫对布罗代尔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布罗代尔在学术旨趣的选择上与他们完全同一。就其《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而言，布罗代尔既没有追随布洛赫对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普遍流行于农村的生产模式进行分析，也没有像费弗尔一样对某个给定的时间内人们的心理和宗教行为进行研究，而是同皮朗一样将地中海，特别是地中海的城市经济作为自己主要的探究对象。皮朗将11世纪开始的地中海商业复兴作为西欧中世纪社会经济进入繁荣时代的开端，而这种商业复兴是外部刺激的结果；地中海区域的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的海外长途贸易成为了拉动整个西欧经济的引擎，先是扩展到了法兰西和西班牙的沿海城市，而后逐渐向西欧内陆地区渗透。在布罗代尔的眼中，如果说地中海是“欧洲的心脏”，那么城市就是地中海的“心脏”，是控制该地区脉搏的供血系统。“城市是地中海各种生活的发动机，是它的代理人，它的存在理由，它的前门大厅，以及导致它生命时兴时衰的原因。” 同时，“在取代了将农业生产力、地方集中的消费和一种缓慢地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作为导致各个城市的商业贸易和各种制造业生产活动原因的观念之后，布罗代尔——追随皮朗——将长途贸易这种以上层社会消费需求结构为取向和集中着剩余资本的商业作为自己关注的重心”。由于对皮朗那种以地中海经济的繁荣发展为一端，以衰落甚至“死亡”为另一端的范式的完全接受，最终就决定了布罗代尔对菲利普二世时期地中海经济所描述的内容。金赛甚至认为他们二人的缺陷都是类似的。他说：“无论布罗代尔还是皮朗，都没有认为农业的生产力、非奢侈性的消费或者改革分配的整个模式是不重要的。但是他们显然在更加强调那些记录更为充分，数量更为精确的长途贸易的同时，极易造成对农业生产、消费和分配等各种要素所占分量的忽视。”

最为重要的是，布罗代尔本人曾非常明确地指出，皮朗同亨利·贝尔、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一道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法国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金赛则将年鉴学派的学术渊源与承继关系做了进一步描述，他说：“在布罗代尔的身后，站立着布洛赫和费弗尔；而在第一代年鉴学人的身后，则站立着皮朗和维达尔……”

综上所述，从某种特定的角度上，将皮朗视为法国年鉴学派的先声和导引者之一并不为过。当然，皮朗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学术关系尚待人们做进一步的探讨，而理清这一关系本身就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