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英│我的母校和恩师

杏坛归客 2023-05-20 发布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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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和恩师／李爱英

与中国海洋大学李兰生教授采访潍坊学院原中文系教授张士廉老师。张老师今年85岁，精神矍铄，非常健谈。张老师供职昌潍师专时，是当时学历最低的一个，却是第一个有专著的人，后成为师范专业的通用教材。他还提到陈炳熙，说陈主任退休后，曾跟他说过一句话：我再也不用开会发言了。让人唏嘘不已。陈炳熙给我的第一本集子写过序。安丘二中第一任校长魏陶龄，是时任昌潍坊行署主任魏建毅的亲叔叔，当然有话语权，他对青年老师的保护，让人非常感动。当时大兴勤工俭学，魏校长说我们种出的大葱比墨水瓶还粗。1960年，安丘二中曾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单位，张士廉代表安丘二中参加历时两个月的表彰大会，期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并带回由周恩来亲笔书写的奖状。

本来订了三楼的雅间，但张老师的老伴走不上去，遂改在一楼大厅。张老师菜没吃多少，但思维敏捷，谈了许多二中成立时的往事，似乎看到了二中文化的源头。（李万瑞）

张士廉恩师是家父在安丘二中上学时的语文老师；当年在二中教学的时候，二中获得全国文教战线先进称号，张老师作为代表进京领奖，受到周总理接见，是二中的骄傲！张老师也是我在昌潍师专求学时的写作课导师。他既是我事业上的指导恩师，更是我生活中的重要引路人。他是不同意我师专毕业回故乡教学的老师，又是把我从安丘二中提留到潍坊师专工作的恩人，更是支持我去青岛工作的潍坊学院第一人。同时，也鼓励我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981年8月24日，我跨入了昌潍（潍坊）师专大门。当年贫穷和习俗，没有什么家长送孩子上大学的，更没有电话手机等现代化设施。于是父亲手写了一封信，介绍我拜望张老师。等到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兴奋地告诉妻子：呀，某某是他教初中时候的爱徒，他的女儿都上大学了！真快！太好了！

从此，整个大学期间我就时而去他们家打牙祭，温阿姨给我吃学校食堂里见不到的瘦肉汤和煎鸡蛋饼，还说我太瘦太矮了，需要补！张老师夫妇待我一如自己的孩子们，那些关怀备至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好命！甚至毕业前夕，还强调留城可能更有利于事业发展。只是因为特殊原因我去意已决，就回到了中学时代的母校安丘二中教学。

十年后在张老师的助力下，我调回了大学母校从事宣传工作。不久分到房子恰好在张恩师同楼道的顶层。恩师住一楼，我住六楼，因为丈夫工作关系，常年我一个人带着女儿生活。每次回家，我女儿常常先敲他家的门，吃喝玩乐比自己家还方便。当年，我也跟着张老师带着他的外孙女芳芳和为为双胞胎、我女儿一起去吃朝天锅、火烧，宪海酒家辣子鸡、和乐等等。他常常先掏钱付账。笑眯眯看着小孩子们闹，从来都是鼓励。深深感谢恩师的教诲和关照！

在师专工作十年，张老师全家给予我指点帮助，让我一步步走向成熟和成功。特别是当我一下子从山区到城市，人情世故和工作作风等等非常不习惯，我有很多很多问题是去他们家坐在桌前说明，讨教，甚至发牢骚。他和阿姨还有大姐国红及小弟蕾蕾总是耐心听和说，最后告诉我怎么做，真是醍醐灌顶字字珠玑。我还曾经跟他们策划过办幼儿园。那是我第一次想额外赚钱。连父母都反对，只有恩师全家给予极大支持。计划和图纸都弄好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无疾而终。如今潍坊学院幼儿园全市一流。

我调回师专，即到宣传部门工作，天天与文字打交道。那时张老师已经退休，就委托中文系的陈炳熙教授关照。他们是师专中文系私交不错的同事。虽然陈教授不是我上大学的写作老师，却是中国作协会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我的函授本科也是这所大学，又是我进入师专工作后的前楼邻居。陈教授是学校德高望重的教授，又是爱才惜才助才的优秀教师。我也成为被他喊到他们家面批作文的弟子之一。他要求每天三千字练笔。我常常偷懒写一千字，却被他以一个人带孩子为理由，告诉别人不要跟我计较。我连续多年在《潍坊日报》的副刊上发表的豆腐块，多是陈教授和张恩师过目后修改的结果。陈家阿姨对于老伴照顾周到体贴入微，她的韭菜盒子我们也吃过不少。那个阿姨让我想起胡适夫妇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当年陈教授被打成右派遣散到乡下劳动改造，没有人敢嫁给他。但是阿姨却看上了他的学问和人品，义无反顾嫁给他。改革开放后平反政策让陈教授回到大学教学岗位，还是依然尊敬太太，即使没有红袖添香，也还是相敬如宾，和和睦睦，也让陈教授全力以赴投入教学和写作中，创造了奇迹。爱情和婚姻的形式千奇百怪多种多样，而正直友善和宽容才是维护爱长久的唯一途径。

我曾经写过一篇怀念文章，在海外听说他离世后。只能呜呜大哭一场，奈何奈何？文字里特别强调他的博学多才，儒雅气质，风流倜傥又严谨细致的个性。陈教授偏爱的一位弟子逄春阶，是《大众日报》副刊部主任，高级记者，第一个采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山东记者。

陈教授和张恩师教授属于私下可以说说心里话的同事，独立之思想，正义之言行，影响着中文系（学院）的教职员工们，也传给了一代又一代学生们。他们是潍坊学院（师专）的风骨和脊梁。他们都是高端榜样，真正的桃李满天下，我望其项背，终生努力也做不到他们万分之一，但还是努力做好每一个教学细节。

二中十年，二中的优良传统和老师同事们给予我工作后青春年华里最朴实最勤奋的工作作风，更收获了亦师亦友的很多学生的友情；潍坊十年，母校的老师和优秀学风校风，让我走出狭隘思维，走向更广阔社会。

刚才家父又把图片传给也是张恩师二中弟子的张振堂，他强调自己当年居然比老师大三岁！他们一直心存感激！相片中李兰生教授是我长辈，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身。感激不尽！李万瑞是我的首届学生，敢于担当，善于创新，成就斐然，在师生同学中享有盛名，请万瑞代转达老少几代学生的问候和感谢吧！

进入师专最熟悉的是张士廉老师。其次是古汉语老师赵广智，他是我的地道乡亲，他出生地距离我的家只有二十多里路程。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擅长《古代汉语》的研究和探索。也许仗着顶尖大学的牌子，还有基本功扎实和知识面宽泛等有利条件，他的严厉苛刻也是出了名的。我依稀记得帮他收过课堂作业，送到他的办公室桌子上。只要他在，一定先“扣”下我，匆匆忙忙翻翻每一本作业，个别他不满意的就剔出来让我带给同学修改，他头也不抬地抱怨：简直不像话，瞎了大卷子了（当时伙房以馒头为主，大卷子是我们家乡馒头的另外一个土语称呼，意即不好好学习，白白浪费粮食）！

赵老师瘦高的个子，不像山东大汉。他脸有点偏长，额头不宽，眼睛也不大，两眼间的距离有点儿近，让他看学生的表情显得特别专注，好像一直盯着你一样。直直的高高的鼻梁，是全脸最引人注目的；窄窄的下巴颏儿，一旦微微扬起来，就显得有那么一点点儿傲气。他不像刚刚分配到师专的其他年轻教师那样穿牛仔裤红衬衫绿体恤，花里胡哨的，而是常穿一身端庄大方的青色深色中山装，显得严谨有余活泼不足。尽管他的口才在整个系里的教师队伍里算不上一流，但因为他讲课内容丰富基础扎实，又在深奥枯燥的古汉语知识里夹杂些生动的逸闻趣事，所以一直学生最喜爱的教师。因为老乡关系，我比其他同学更容易到他的办公室求教。每次到门口（那时好像办公室都是开着门的）怯怯喊一声老师，就看对面办公桌后面的他迎面抬起头，几乎即刻抬手招呼我进门，有一次他站起身来，码挲着眼皮看着我说：你怎么这么矮呢？是不是吃地瓜又没吃饱（五十多年前的当年中国北方普遍贫穷）？我就脸红了，笑笑不说话，抬头看着他并不怎么好看的脸，暗暗腹诽：您怎么这么丑呢，不像家乡人。一边就把抱着的王力《古代汉语》送到他的桌上，翻开自己记录的里面不懂得的句子词语卡片，几乎不用我开口说话，赵老师就知道哪里哪里不明白，摊开卡片后，一下子就翻到了书的那页，开始给我解答。

那个时候，刚刚进校的师生在同一个伙房打买饭菜吃，有时候路上见了赵老师，就问：饭票够吃吗？不够问我要。赶紧长大，长高一点。要不的话，毕业后教学生会被欺负的！我就脸红了，害羞地看看他扭头就走。

女儿上学后，我在家里办了一个课外辅导班，都是姐妹们同学朋友邻居的同龄孩子，请来数学英语教师，我教语文。每次专门抽出半个小时教小孩子古汉语——为了备课，特地找出来赵老师上课的笔记，还有那套密密麻麻写满了答案的王力《古代汉语》。记得每次遇见赵老师，彼此就放下手头事情，说些家长里短，老人孩子等等。到中文系参加活动，也先找找赵老师在不在，甚至继续问他古汉语问题，他偶尔偷偷打趣儿我：现在个子够高了，但要赶紧够得着组织标准。行政就需要提升，不然还是被欺负。我也会继续笑笑，不理会他的玩笑。他虽然年长我不多几岁，但我一直尊敬他为最亲切的长辈之一。

还有一位老乡教师是周中堂，当时教我们《古代文学》，跟我们老家乡音根深蒂固不可断舍离一样，周老师的口音也让学生记忆犹新。但是，他可以把唐代诗人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北征》，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等等巨长的篇幅一口气背诵出来，洋洋洒洒，抑扬顿挫，声情并茂。他个子不高，敦敦实实那种，黑黝黝的方形脸，有点倒擒牙（地包天），两只眼睛只有在讲到兴致处才炯炯有神，只有在背诵到兴起才神采飞扬；因为他也喜欢穿中山服，但是又老又旧的衣服好像厂子走出来的工人，并且常年提着他的黑色人造革皮包，边角都开裂了，他却视如珍宝一样，每次上课都提着，我们背后称他“小镇采购员儿”。他也毫不在意。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推广唐诗宋词上——“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啁”，他自己满腹经纶，万首诗文，常常在课堂上仰天长啸，甚至涕泪横流，为“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而击掌，为“路有冻死骨”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叹息，为“黑云压城城欲摧”拍案而起…… 也让我们的青春蓬蓬勃勃燃烧起来，为祖国繁荣昌盛奉献自己血和汗，八十年代新一辈的自豪感注入了我们的血液。

我他家一次，满满当当的书，堆得不成样子。好像他的太太并不在意他的书，随便他自己放得昏天黑地。家里一团乱，但不妨碍他自得其乐。记得当时随另外一位周老师也是他的本家一起去的，人家就高高个子，直腰板正的，华发有型，衣冠笔挺，谁知道一个家族出来的同龄人天壤之别？后来我做校报编辑，周老师已经是正教授退休，见面甚少，但还是亲亲热热的，他还是那套中山服，还是那个黑皮包，用典型的家乡话问我的家庭情况女儿情况，往往就点点头道别，依旧匆匆忙忙的样子。再后来就听说他的儿子不听话，老是闹别扭，周老师脾气又硬。几年前回来，大学同学聚在一起，就听说周老师有些老年痴呆，还有一次走失找不到了，好像动用了媒体和警察局。同学说等看到一个畏畏缩缩的陌生老年人，心里突然又酸又疼，那位乐在其中出口成章的教授，哪里去了？人生苦短，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又奈何？

论交往最密切的女教师，应该是郑世华教授。她是我们的《文学概论》讲师，我大学所有科目里得分最低的一门课，因为文学理论太难了。我当年只有十七岁，生于山村，没有什么书读，根本没有文学作品的丰富阅读基础，更不用说深奥的理论了。但是郑老师从来不嫌弃，上课的时候讲的认认真真，即使看见我，也总是很友善地问：还好吧？我一直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因为觉得对不起她的栽培和额外照顾。当时她也就四十岁左右，个子不高，瘦削玲珑，穿蓝色短袖衫，黑色直筒裤，黑色皮鞋，好像永远是黑黑的短发，齐在肩膀上顺顺溜溜的。方脸儿上虽然没有什么肉感，但是脸色红润，搭配协调，黑黑的眉毛，闪闪发亮的眼睛，高鼻梁下的双唇红润润的，一口糯米牙齿笑起来特别白；白皙的皮肤，配上非常和谐的长裙或者套装，即使冬季也不穿那些臃肿不堪的衣服，所以中文系背后称呼她“冷冻美人儿”，意为多少年也不见衰老。

毕业前的实习，郑老师作为指导教师，跟我们一起到了诸城一所学校，就住在那个中学的教师宿舍里，八个人一个大宿舍，她竟然睡的很香甜，而且跟我们学生一样吃大锅菜饭。她跟李桂荣等老师都是我的指导老师。因为我抽签抽到讲课中国当代作家老舍《小麻雀》。所以李老师称呼我“小麻雀”，因为实在是太小了，个子一米五五，体重七十多斤。他们都很担心我登台讲课不会有好的效果，就特别提携我。郑老师趁着晚上睡觉前给我提示哪里该如何哪里该怎么处理等等。最后总算站到讲台上，一气呵成，得到了该学校指导老师张锡艺不错的评价。

那次实习结束有三天放假可以回家。等到回到父母身边，看见妈妈又怀孕了，只知道自己必须回到家乡了，所有的一切梦幻成为泡影。怀着沮丧心情返回学校等待毕业，天天为妈妈提心吊胆到严重失眠。郑老师每次遇见我，总是关心地问，怎么啦，好像心事重重的？我也只是一笑了之，但内心里的温暖已经波涛汹涌着。

十年后返回母校，三年后分的房子正好住郑老师楼上。那时他们夫妇已经退休了，女儿婚后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郑老师的爱人刘教授是有独立思想的政治系顶梁柱，但好像不被主任看好。他也乐得不在众多人多的场合出面，躲在家里专心致志搞自己的研究。二人夫唱妇随，每天在家里忙碌着家务事，把家里收拾的一尘不染，安排得恰到好处。每次我带着上小学的女儿登门拜访，也许只是亲友及学生带来的家乡土特产，也许是大学同学转送对于她的问候，或者中秋节一盒月饼和春节带给她的一盒蔬菜，她总是十分高兴并且再三道谢，还把自己烤制的精致点心或者蒸的包子花卷儿等，郑重地装在一个盒子里，双手递给女儿。女儿从这位奶奶那里学会了谦虚尊敬和交往等礼仪，也学到了干净利落文雅周到等个性。若干年后，女儿偶尔还会提起，哪位楼下干净体面的老奶奶还好吧？听说她和丈夫移居到济南了，跟女儿一起生活。疫情已经持续了一年了，何时是尽头？如今的我，早已超过了郑老师当年的年龄，他们夫妇也早已过了耄耋之年，不知道还能不能有当见讨教的机会？

教过我的师专老师队伍里，我自认为才华出众且个性十足的是《比较文学》课的刘献彪老师。百度上这样介绍他：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现代文学学会理事。刘献彪自1958年开始，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先后发表《夏衍和他的戏剧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等近30篇论文。1979年起开始，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比较文学研究，先后主编或编写过《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外国文学手册》《比较文学及其在中国的兴起》《中国现代文学手册》《比较文学自学手册》《简明比较文学教程》《中国翻译文学史稿》《比较文学与现代文学》等专著和工具书。《简明比较文学教程》曾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优秀图书奖。《外国文学手册》先后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和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

关于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专家学者普遍把1979年称为初始阶段的发端，而刘献彪就是在这一年把他的大量理论研究分享给国内一流专家；1984年,中国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专业期刊《中国比较文学》创刊,他迅即就把他的研究成果投递到这里；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刘献彪成为主力人员。这是第一个中国比较文学的高端学术组织，成为领导和推动中国比较文学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主动展开对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机构, 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支撑,作出了专业引领性的突出贡献。刘献彪跟朱维之、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黄宝生、汤一介，乐黛云、卢康华、孙景尧、刘介民等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和推广者。

我其实是回到母校工作后才跟刘教授熟悉起来的。因为我从学校家属院西院搬到了东院后，跟刘教授的住处楼在一个很小的十字路口的对角线上。特别是我把楼下的小平房租出去，一对夫妇用这里开成小杂货店卖日常用品兼卖馒头，因此经常看见他去小铺里。有时候遇见了就喊一声“教授好”。他操着一口南方口音（后来知道他出生在江西）问我工作情况，偶尔还问我工资情况。有时候看见我女儿，就开心得掏出一个硬币给她买一个棒棒糖之类的，女儿久脆生生的叫：谢谢爷爷！

他的穿着打扮跟普通教师不同，在人群里很扎眼：春秋常常穿一身白色套装，夏季穿大红色体恤衫白色西裤或者彩色斑斓的上衣配深色西裤或者牛仔裤，冬季也喜欢穿浅色套装或者运动套服，褐色黄色外套，围着一条大红色厚围巾。无论什么衣装，都是干干净净，十分得体。而那时的刘教授已经年过半百，接近退休年龄。

我的工作性质常常需要一些历史性资料，往往需要拜望学校里一流教授。但在访问刘教授之前，有人就警告我：刘教授是老单身，好色之徒。小心一点。我暗想，不怕，我时常跟他说话的。我知道他是单身，也听说过他“拐”了一位天津某大学的女教授来此同居了一段时间，后不了了之。还看见过他雇用的小保姆，牵着他的手外出，两个人说说笑笑的。那是一个二十岁出头儿的小姑娘，矮矮的胖胖的，穿着鲜艳无比的花衣裳，脸颊上有着山区女孩子经久日晒的高原红，朴实无华，简单无比，好像全然不管周围人指指点点骂她贪便宜跟一个老头子混在一起，天天乐呵呵的。也许就是这样的纯粹透明，反倒赢得教授的喜欢，还听说把楼房遗产留给她，不知后来怎么样。

我去中文系征求主任意见，想采访刘教授。主任只给了他家的电话，说自己搞定。刘教授是整个学校最早的正教授，却一直被打入另类，原因就是他的“不在乎”和“好色”。他不愿意参加所有非学术会议，不看领导眼色行事，不关注谁是领导，也不在意领导的批评；他离婚后一个人住，首次分配了楼房立马装修得超过普通教师，后来分房子时，有人就以他是单身和作风不正等理由上诉到学校，不让他参加分房，甚至以此理由压制他的升职和工资。好像学校党委还勒令中文系领导出面帮助他解决问题。谁知道他毫不在意，据理力争，没有办法只能由他去也。但他开创的师专“比较文学”课程，和引进了不少国家级国际上大名鼎鼎的专家助力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的发展进步，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去他家时，他几乎一句废话没有，即刻翻出了北京大学季羡林、汤一介乐黛云夫妇等知名学者给他的信和论文专著等等，让我见识了知识分子之间的友好往来，特别时纯粹的学术交流互动，是多么令人敬佩的行为！记得潍坊学院成立时，汤乐夫妇等名人还在刘教授邀请下专门题写贺词。他说到去北京大学时汤乐夫妇招待他，并一起看望季羡林大师等等逸闻趣事，也讲到他参加国际会议时候，到世界各国参观时发生的故事和自己的感悟……听得入神，想的专业，真是一种莫大享受。

二十年后的今天，国家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大学开放了，谁还在乎一位教师的穿红挂绿？谁还在意他她的离婚结婚？谁还有时间指指点点别人的私生活？隐私不妨碍事业和工作，这就是法律保障的自由。而刘教授不过是先走了一步罢了，他的开拓精神，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的贡献，不也是先行一步的结果吗？

还有一个让我敬佩其才华的是房文斋老师。当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墩墩实实的中等个子，黑黑的脸膛，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讲课就露出镶嵌的金牙。那个时候需要大量钱才可以，一般教师没有这个资格，所以同学们都猜他可能卖文赚钱，或者家境优渥。他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快而神奇，上课谈吐如字字莲花，讲述如滔滔江河，深深吸引着同学们。他讲述《现当代文学》课程，那份专注和广博深刻，至今犹如眼前。例如孙犁的《白洋淀纪事》里的《风云初记》和《荷花淀》，他讲起小说里：小媳妇儿们挂念她们到前线抗击日本鬼子的丈夫，七嘴八舌想方设法去看看的心里，用声情并茂的方言吟诵着，连手带臂的比划着，脸上带有的特定表情，表演小媳妇儿们的欲说还休的娇羞，勇敢大胆的快言快语，和群体吱吱喳喳的热闹……难怪他会撰写出长篇三部曲《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绘声绘色表现三位作为山东诗词大家又亲临战场爱国爱家的豪气胆魄。后被翻拍成了电视剧或者电影，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中国传记文学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听说他为了专心致志写作，去了几百里外的五莲莲花山上买了一个小屋，常年住在那里。我调回母校后就没有见过他。曾经约了几个同学想去看看他，终未成行，遗憾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