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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系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众多派系中声名最大，然而，学界对CC系的学术性研究最为薄弱。陈氏（果夫、立夫）兄弟数十年来一直否认CC系的存在。其骨干分子亦大多缄口不谈。力行社成员于1970年代开始自我揭秘，其组织真相基本大白于天下。相比之下，CC系的组织内幕至今仍迷雾重重。陈立夫晚年回忆录中虽约略提及“青白团”，但“青白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人们至今不详其底蕴。笔者从原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检阅到数份与CC系组织相关的原始档案，再以蒋介石日记及CC系成员的相关忆述资料相印证，一幅CC系组织的初步图像逐渐清晰起来。 “中央俱乐部”与“CC团” CC名称缘于1927年9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央俱乐部”的简称之说虽流传甚广，但除了一些口耳相传和间接的忆述文字外，从未得到有力的直接证实。据CC系骨干成员萧铮回忆，1927年9月，他们曾在上海成立过一个名为“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的组织。其大略情形如下： ……乃不数日，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已成立，浙江亦将派省特别委员会。余乃与浙省原改组委员会诸同志同时离浙赴沪，首先树反对特别委员会之旗帜。时各省党部主要委员来沪者日众，乃召开十七省联席会议，由浙江省领衔通电反对特别委员会。南京市党部亦由谷正纲同志等领导游行反对。余等在沪办一《正路周刊》，显著标明反对党中之偏左或偏右行动，主张恢复党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一切。《正路周刊》即由余介绍浙江之许蟠云为主编。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亦推由张毅夫兄（原任浙江省改组委员）为总执行秘书，常驻办事……我们在沪又过三个余月之秘密革命时期生活。迨11月10日，蒋公自日返沪，26日与宋夫人举行婚礼（引注：蒋宋婚礼应为12月1日），12月决定复职。于17年1月4日返京，定2月1日正式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恢复党统。沪上十七省联合办事处乃宣告达成任务正式撤销。余等乃复入京。果夫先生复任中央组织部，重派各省党部委员。诸兄均纷纷复出。 萧铮所述“十七省党部联席会议办事处”的组织经过，与人们所传“中央俱乐部”的情形十分相似。两者是否属于同一组织？前者是否即是后者的正式名称？因无佐证，目前尚无法确认。  另据1929年1月31日《上海小报》一篇题为《丁陈暗斗之又一幕》文内谈道： 当丁惟汾长中央训练部时，各省市指委多由其一手委派。丁氏乃秘密组织一小团体曰三民主义大同盟，又乘机操纵各省市党部。故当时社会有“某家天下丁家党”之谣。其后，陈果夫又组织中央俱乐部（即CC），出而与大同盟对抗。丁以CC背后有大力者，明争必不能取胜，遂改变策略，以退为进，向中央辞职，远走平津主持。 这是目前所见有关“中央俱乐部（CC）”的较早报道。文中明确指认中央俱乐部乃陈果夫所组织。 不过那时也有不同看法，如1932年12月15日上海出版的《社会新闻》即有文否认CC与“二陈”有关系： 有一时期，CC团三字，颇为人所注目。甚有谓CC团，即中央俱乐部之缩写，乃二陈之机关，其说似是而非也。因CC团虽有其组织，然仅限于江苏一省之活动，其主持者乃李寿雍、汪宝瑄等人。李汪等虽与二陈颇为接近，但CC团则决非二陈之组织。 这段话表达了这样几点信息：一是当时人对“CC团”这一名词似已耳熟能详；二是“CC团”是“二陈”的组织在当时已是一个相当普通的看法；三是作者承认“CC团”确有其组织，但非“二陈”之组织，而是李寿雍、汪宝瑄的组织，其活动范围限于江苏一省；四是作者承认李、汪与“二陈”关系密切。 此是笔者所见否认“CC团”为“二陈”组织的较早说法。除此之外，《社会新闻》还有文对“CC团”做了如下解释： CC团在江苏党务方面，一向占着很优越的地位。该团由李寿雍、汪宝瑄等人所发起，成立于民国17年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时期，繁荣于第一次省代表大会开幕及18年的第一届省执监委员会时代。当时几乎可以操纵全省党务之势……该派起初（与）中央很是接近，现在据许多关心苏省党务的同志报告，CC团目下已经离开中央，而倾向陈某（引注：陈某指陈铭枢）等新组织所谓社会民主党方面了……该派竞选下届委员者，执行委员为朱坚白、祁锡勇、汪宝瑄、周绍成、周杰人、蓝渭滨等六位，监察委员为武保岑、何续友、陈和康等三位。 该文亦指认“CC团”为李寿雍、汪宝瑄等人所组织，并指明其成立时间及其在江苏省党界的势力，至于“CC团”名称之由来及其与陈果夫兄弟是否有直接关联，则未有交代。另外，《社会新闻》本身的派系属性，亦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CC系属下的刊物，有的认为是力行社的刊物。  陈氏兄弟数十年来一直否认CC系的存在，所举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本党将全党组织任务，先后交给我兄弟二人担任，既有其大，何必再搞小的？ （2）本党总章，明文规定不许有小组织，焉有党掌理组织者，自己反而违纪搅起小组织之理。 （3）党的英明领袖，绝不容许部属搅小组织，而不予惩处，否则他自己犯失察之罪。 （4）以戴笠调统工作之严密，其能放过CC而不深究吗？难道找不到一点证据吗？ （5）我兄弟二人，民族观念很深，即便有之，亦绝不会用英文来命名自己的小组织的。 （6）我兄弟从来不为自己打算，从来不向同志讲私话，要这个麻烦包袱干什么？假使瞒了领袖去搞小组织，不在组织内的同志，能这样听话吗？ 以上所举理由，显然不足以否认CC系的存在。迄今为止，对“中央俱乐部”与“CC团”的种种说法，无论肯定还是否认，均未见确凿无疑的第一手证据。但可以断言的是，在1932年以前，即使没有名为“中央俱乐部”或“CC团”之类有形组织的存在（或有，但与陈氏兄弟无关），也不能否认陈氏兄弟在执掌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后，在全国各地逐渐凝聚了一股以国民党地方党务干部为基础的庞大的政治派系势力。现有确凿资料证实，1932年，这股派系势力正式组建为以“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为核心的有形组织。 奉命组织 陈立夫在其晚年回忆录中，一方面否认CC系的存在，同时又谈到蒋介石曾令其兄弟组织过一个名叫“青白团”的组织： 抗战还没开始时，共产党煽动一般青年人，说我们政府太软弱不敢抗日……在这个时候，蒋委员长看到这批青年，怕被人家拉走，就叫我们去组织，叫黄埔系去组织“复兴社”是秘密的，是蒋委员长核准的，他们又被称为“蓝衣社”；我们这边也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叫做“青白团”，双方都不以党的名义去拉青年，把他们吸收进来以免被中共拉走。“复兴社”是军方的，“青白团”是党方的。照理说党里是不可以搞小组织的，所以人家说我们是什么“CC系”，都毫无事实的，若然我们早被本党所惩罚了。此番的两小组织都是蒋委员长要我们搞的。大约是24年开始的，到了26年抗战一开始，青年们心都归向我们，我们的任务已经达成，因此，蒋委员长在汉口把这两个小组织一起取消了。一取消之后就组织青年团，这批人都改归到青年团了。这是一种政治运用。人家说我们搞小组织，其实都是奉命行事的。 这是陈立夫首次公开承认“青白团”的存在，而且反复申明是奉命成立的。陈之强调“青白团”是奉命成立，显然为了表明其组织的“合法性”。“CC”一名最初虽源自Central Club，但后来之所以广为流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恰与二陈英文姓氏的第一字母相吻合，意含贬义且具浓厚“私性”色彩。陈氏兄弟反感人们以“CC”相称，想亦主要在此。 “青白团”是“青天白日团”的简称，成立时间不是陈立夫所说的1935年，而应是1932年。1932年6月2日蒋介石日记载：“与青白团员谈话，商定组织办法。”据此推断，青白团在此之前已成立，而其组织办法尚待商定，可见成立未久，很可能成立于1932年5月，晚力行社成立约三个月。蒋介石日记中，有时亦称“青白社”。  陈氏兄弟成立的“青白团”，不是一个孤立的团体，而是一个多层级的金字塔形组织，顶层是“青白团”，中层是“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下层是众多“活动集社”和“外围团体”。陈立夫声称“青白团”成立的目的，是与共产党争夺青年，但观下面这份“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创立旨趣的原始文件[32]，发现其成立背景并不尽如陈立夫所言： 本党自北伐完成以后……五载以还，纷争迭见，反动之势焰未消，而党内之隐忧环伏，革命大业，几若断若续，若可为若不可为矣。窃恨垂成之功，不败于敌人之摧残，而败于同党之阴贼；不挫于敌人之分化，而挫于同党之离析。党基摇动，党统垂绝。批评之者，且将讥之曰：亡中国国民党者，中国国民党也。呜呼，凡属忠实同志，睹此情状，宁不痛心疾首，思有以挽此末运欤……近更环顾党内，小组织纷起，公然恣肆，号召一方，所谓新中国国民党、社会民主义（党）、改组同志会者，或则标新立异，或则死灰复燃，胥为本党同志直接或间接之组织，于主义政纲则曲解，于革命进程则武断，言论悖谬，触目惊心……当此叛变纷乘之际，本党垂危之秋，惟有亟起团结本党忠实同志，于公忠勇毅之领袖领导之下，与叛背本党者相周旋。党外无我仇，凡谋倾覆本党者仇之；党内无我敌，凡谋摧毁本党者敌之……一致拥护蒋中正同志为本党唯一领袖，领导吾人，完成革命使命。 从上引文献观之，“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国民党党内的严重危机和各反蒋派系的挑战，树立蒋介石在党内的最高领袖权威。显然，“青白团”与力行社的成立，均是蒋介石在1932年下野复出后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蒋何以在力行社成立三个月之后，又令陈氏兄弟成立与力行社相类似的秘密团体？蒋的这一做法，一般认为是他的一种政治谋略的运用。蒋惯于搞双轨组织，以使其相竞相成，相克相生，从相互制衡中达到驾驭的目的。陈立夫晚年回忆录中即明确指责“蒋公”“好使部下力量对立”。[34]在蒋一生政治生涯中，确不乏此类政治谋略运用的实例。除此之外，蒋对力行社“期望值”的下降和渐失望，有可能促使他对陈氏兄弟的党机器重新寄予希望。1932年11月30日蒋介石日记载：“与立夫谈党事，如明年不能形成新党基础，则再过三年，余年五十，救国之日愈短，希望更少，命其努力进行也。”蒋令陈氏兄弟依照力行社的组织形式成立一个新的秘密组织，与力行社一道，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肩负起辅佐他建立个人领袖权威的重任。 “青白团” “青白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陈立夫回忆录中没有提及，其他CC成员的忆述亦语焉不详。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陈氏兄弟所建立的，是一个与力行社相类似的多层级的金字塔结构的组织系统。由于新组织的名称不为外人所知，外人仍以“CC系”名之。本文鉴于CC系早为人们所习称，故仍以CC系来概称“青白团”“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及其下属的秘密组织系统。 “青白团”是CC系的顶层组织，内设中央干事会，由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周佛海、程天放等人组成。据胡梦华回忆，该团由陈果夫和陈立夫分别任正、副干事长。“青白团”的成员为数不多，主要是各地各部门的CC骨干分子。其具体人数则说法不一，有的说有50余人，亦说有200多人。  “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以下简称“忠实党员同盟会”）是CC系的次级组织。有关这一组织的名称，由于其秘密性质，当时人多不甚明了，如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在其日记中写道：“二陈先生所领导之CC……现在似又称忠实同志会，不过一般人仍以CC目之。”一些CC成员后来的忆述亦多不确，诸如“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同盟会”“国民党忠实党员大同盟”“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等。 “忠实党员同盟会”的中央干事和省级干事长一般由“青白团”成员兼任。“青白团”没有地方组织。“忠实党员同盟会”则有一个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其组织规模远超过“青白团”，是CC系在地方活动的组织主体。CC系在全国各地的组织活动，主要通过“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组织网络来进行。部分“忠实党员同盟会”的骨干会员同时也是“青白团”团员。胡梦华即称他的入团入会手续是同时履行的。 “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组织形态，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以“始终奉蒋中正同志为本党唯一领袖”为中心宗旨；声称“吾人为完成一党一国之历史任务，须使本党及领袖获得绝对的政治支配权”。每个入会会员均要求宣誓“绝对服从并拥护唯一之领袖”，并规定“宣扬本党领袖蒋中正同志之革命功绩”为每个会员的基本任务。 （2）以“绝对集权制”为组织原则，强调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会绝对服从领袖，要求会员“牺牲个人之一切自由、权利、幸福，甚至生命，以求本会目的之实现”，放弃了国民党名义上遵循的“民主集权制”。 （3）组织系统共分5级，依次为：中央干部→省市干部→地方干部→地方支部→地方分部，与国民党组织系统大致相仿。“干部”是各级组织机构的称谓，相当于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各级“干部”内分别设若干干事和一名干事长；各级干事长为指挥各级组织的最高领袖，有最后决定权，有别于国民党党部的委员制。省市以下各级“干部”的干事长和干事，均由上级指派，而不由选举产生。规定省市“干部”每两周须开会一次，地方“干部”、地方支部和地方分部每周须开会一次。此外，省和地方“干部”的干事每月须对同级干事长做书面报告一次；省和地方“干部”的干事长每月须向其上级“干部”做书面报告一次；地方支部或分部每周须向区“干部”报告工作一次。 （4）以“9”为分层计数单位，如中央“干部”由9名中央干事组成；省“干部”由9名省干事组成；省以下的各级干事亦以9人为限。此外，一省之内划分为若干区，但至多不超过9区；一区之内划分为若干地方，组织地方“干部”，但至多不超过9个；一地方之内以设9个地方支部为限；地方支部为本会的基本组织，每一支部以9名会员为限；地方支部之下，必要时得设地方分部，但每一支部之下，以设9个分部为限，每一分部会员以9人为限。CC系似乎迷信“9”这个数字。 （5）会员入会，须经中央“干部”考核认为合格，或经省市“干部”会议通过报请中央“干部”核准。凡经核准为会员者，须填具中国国民党忠实党员宣誓书，并履行“忠实党员宣誓”手续。规定会员有从事本会指定之一切工作的义务。 （6）会员吸收对象分基本对象和普通对象。基本对象为大、中学学生，各级学校教师，各级党部活动分子，经济界之金融家、实业家、技术人才，尚未加入国民党的军人；普通对象为各级政府公务员，农村的民团队长，工厂工头，公司银行办事人员，商店店员和其他中下层社会的职业群众。 以上是“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法理形态。一般而言，一个组织的实际运作不可能完全依其法理形态进行。由于陈氏兄弟掌控着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大多数省市党部控扼在CC系分子之手，故“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中上层组织系统主要寄附于国民党各级党部组织，不仅其中央干事会的办事处附设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机关内（1935年底以前），“忠实党员同盟会”的各省市干事和干事长也多由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执监委员担任。在这些省市，其活动对内秘密，对外则凭借国民党各省市党部的招牌进行。省市党部遇有重大事件，一般先提交“忠实党员同盟会”在该省市的干事会审议通过，然后再由党部公开执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省市干事会实际上成了这些省市国民党党部的领导核心。 以湖北省为例。该省干事会成立于1933年8月，由“忠实党员同盟会”分派中央干事吴醒亚来湖北发起。吴醒亚任干事长，干事有艾毓英、刘鸣皋、王绍祐、杨锦昱、张导民、陶尧阶、周唯真、陈畴、黄宝实9人。“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与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人事基本上是重叠的。据刘鸣皋回忆，30年代前期的湖北省党部，不过是“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利用来对外做掩护的一个躯壳，而实际的活动都是“忠实党员同盟会”湖北干事会来推行。干事会之下设工运、青运、农运、文教、财金、军事等小组，分别在全省各阶层，举凡工人、学生、教职员和各机关职员中广泛吸收会员。显示CC系的组织触角已延伸到城市社会基层。 活动集社与外围团体 CC系的第三层级组织为“活动集社”，第四层级组织为“外围团体”。其组织章程规定，“活动集社”和“外围团体”均依社会对象组织之，分青年、农民、工人、商人、文化教育、政治人员、经济实业、特种团体等类别。“活动集社”以每一区域每一职业界组织一个为原则。在各省，平均每县须有一个“活动集社”；像上海这样的特别市，则要求学生界、教育界和工商界各成立一个“活动集社”，但同一职业界不能有两个“活动集社”。“外围团体”则要求多方发展，如在青年中组织同学会、学生自治会、学术研究会，工人中组织工会、工人福利会，商人中组织商会、国货促进会，文化教育界组织文化协会、科学研究会、教职员联合会等。 在名称上，“活动集社”称作“某某社”，“外围团体”称作“某某会”。在CC系地方组织中，“忠实党员同盟会”为地方活动的主体和核心，负责指导和发展“活动集社”；再由“活动集社”指导发展“外围团体”。在CC系的组织计划中，规定一个“活动集社”至少须领导两个以上的“外围团体”。 “活动集社”与“外围团体”之间，一秘密一公开，双轨并进。前者主要吸收“积极分子”，后者主要吸收“同情分子”。以青年学生为例，其《组织发展计划大纲》将青年学生分为两类：一类为活动分子，一类为勤学分子。认为前者容易接受其主张，一般直接吸收进“活动集社”；后者多不愿意做公开的急激的政治斗争，一般吸收进“外围团体”。加入“活动集社”的分子，必须经“忠实党员同盟会”干部核准，并履行宣誓手续；加入“外围团体”的分子亦须经“忠实党员同盟会”干部核准，但无须履行宣誓手续。 除“外围团体”为公开组织外，“青白团”、“忠实党员同盟会”和“活动集社”均为绝对秘密组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络。下级组织成员一般不了解上级组织的存在。如“忠实党员同盟会”所订《地方组织通则》的附则规定：“本通则除会员得备知全部外，对第二级只得就其切需揭示其所应明了之点，对于第三级分子绝对秘密。”“外围团体”和“活动集社”的成员固不知有“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忠实党员同盟会”除干部外，一般会员亦多不知有“青白团”的存在。如夏赓英曾于1936年履行过“忠实党员宣誓”手续，自认为是CC系的重要分子，却不知有“青白团”这一组织。他只从别人处听说有一个叫“青白团”的组织是CC派领导的。他推测“青白团”只是CC派的外围组织。  CC系各级分子的吸收，以逐级递升为原则。一般先将“优秀分子”吸收进“外围团体”，再从“外围团体”中选择“忠干分子”加入“活动集社”，在“活动集社”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训练后，再将其中的活跃分子吸收进“忠实党员同盟会”。这种层层筛选、逐级递升的选拔体制，反映了CC组织的严密性。 CC系下属的“活动集社”，著名的有上海的“干社”，北平、天津的“诚社”，江苏的“励进社”等。 上海“干社”成立于1933年夏。最初由吴醒亚、潘公展任正、副社长，后改由陈立夫任社长，吴醒亚任书记长。其下设有一个干事会。干事会下设新闻、出版、教育、宣传、戏剧、电影等事业设计组，其职责是向社长提供建议和参考意见，备社长咨询。干事会设干事长一人，由丁默邨担任；副干事长两人，由陶百川等担任（另一名不详）。《干社章程》规定，社长实行集权领导，对社务具有最终决定权和人事任命权；干事长和干事会秉承社长之命处理社务；社员必须盲目、绝对地服从，入社之际，须宣誓“为主义奋斗，永远保守社内一切秘密，绝对不做危害和不忠实本社的行为”。社员资格，要求“从事文化事业，信奉三民主义，服膺法西斯精神，能接受本社纲领与决议”，由两名社员介绍，经社长许可，方可入社。[54]“干社”的一切活动绝对秘密，内部只有纵的隶属关系。每名社员均编有数字的代号。 “干社”的活动主要在文化事业领域展开。“干社”的创立旨趣和纲领明白规定要“以法西斯精神建设三民主义文化”，树立“中心理论”；联合、集中和指导、利用各种文化事业团体和个人，共同致力于“中心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在文化事业范围内，强化“革命势力”的基础；以“三民主义为体，以法西斯主义为用”，从事三民主义文化建设。“干社”下属的文化事业有《晨报》《大沪晚报》《外论通讯稿》《社会主义月刊》等报刊，直属的外围团体有上海工人运动促进会（代名“力社”）、上海妇女协进会（代名“进社”）、上海大学生联谊会（代名“青社”）等组织，此外，还攘夺和掌控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私立上海江南学院、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等部门的人事和组织领导权。“干社”以上海为大本营，触角逐渐向全国各地扩展，先后在南京、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河北、陕西、云南、新疆、察哈尔、绥远等省市筹设分社。除文化事业外，“干社”还从事特务恐怖活动。 平津“诚社”是CC属下另一活跃的“活动集社”，筹组于1933年夏，正式成立于1934年秋，负责人为张厉生、胡梦华，主要以北平、天津两市的大学在校学生为组织对象。其组织目标主要是控制和抑制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其组织手段是“以学生对学生”，“以运动对运动”，先后组织北平各大学学生暑期南下考察团（1934）、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同盟（1934）、诚社暑期训练班（1936）和战地服务团（1937）等活动，并办有《人民评论》、《存诚月刊》（后改为《诚报旬刊》）等刊物。  CC系的“外围团体”甚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文化建设协会。该会成立于1934年5月。陈立夫为理事长，邵元冲、吴铁城为副理事长，朱家骅、陈布雷、张道藩、吴醒亚、潘公展、叶秀峰等14人为常务理事。理事61人，候补理事20人，多为CC系骨干分子，亦有少数文化教育界名流。该会设总会于上海，设分会于各省市，其组织网络覆盖全国。各省市分会委员以“忠实党员同盟会”的各省市干事为主，兼纳当地文化教育界名人。该会会员分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主要以从事文化学术的团体和个人为组织对象。相当一批文化教育界人士包括大学校长、教授和中小学校长、教员以及新闻出版界人士被吸纳为会员。1936年12月的统计显示，该会有会员5142人，是当时全国会员人数最多（中国佛教会除外）、声威最大的文化团体。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组织目标主要是以三民主义党治文化对抗普罗文化运动。[65]当时即有人指认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是国民党统制文化事业的组织，是“党治派”的代表团体。[66]该会创办《文化建设》月刊为机关刊物，对外宣传其思想主张。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战前所开展的活动中，影响最著的，是在全国文化界掀起了一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1935年1月10日，CC旗下的10位大学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樊仲云、萨孟武、章益、陈高佣、陶希圣、黄文山、孙寒冰、武堉干）在陈立夫的直接授意下，联名在上海各大报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与此同时，他们通过上海、南京、北平、济南等地的文化协会分会分别举行座谈会，访问文化界名流，邀请各报撰写社论等，对其宣言表示声援和赞助。在他们的策划和“炒作”下，很快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颇巨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尽管运动发起人力图以一种超然的学人姿态来提倡建设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但其运动背后的派系运作及其党治文化统制的企图，受到当时相当一批体制外学者的质疑、抵制和批判。此外，国民党体制内也有人批评其不直截了当地揭橥三民主义本位的文化建设却引发了一场无谓的论争，反而摇动了人们对三民主义的已有信仰。 《政治评论》 30年代CC系的活动从“阴”“阳”两面同时展开：一面是极端秘密的组织活动，一面是公开的意识形态宣传。以往论CC系意识形态者，大多仅以陈立夫的《唯生论》为分析文本。陈之《唯生论》初版于1927年，主要从学理层面对抗共产党的“唯物论”。实际上，战前CC系办有不少报刊，宣传其理论主张。其中《政治评论》是“忠实党员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可视为这个时期CC系的舆论“喉舌”。 《政治评论》1932年6月创刊，1935年11月停刊。据陈立夫晚年回忆，该刊由他们兄弟两人创办，由郑亦同负责经营，资本由三人共同提供。创刊目的是“促进一个理想，就是喊出'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我们使蒋先生会成为党的名实相符的领导者，因为那时所有的麻烦就是由于这党没有真正的重心”。“拥护唯一领袖”，原本即是“青白团”和“忠实党员同盟会”的中心宗旨与主要任务。《政治评论》作为其舆论阵地，自然极力鼓吹。CC系党人声称，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分化和纷乱，均是由于没有唯一领袖。欲统一国民党，必须将党内“一国三公”的现状打破，确定党的唯一领袖。 至于确立哪种类型的领袖，认为“从理想上说，我们应当欢迎华盛顿；从事实上说，我们却应当欢迎莫索里尼和希特勒”。“中国需要强有力的唯一领袖，来领导国民革命，复兴民族，应具有硬干、快干、苦干的精神，与高尚大公无私的人格，若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意志的希特勒。”他们将当时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德意式的“领袖政治”，一类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是德意那样强有力的“领袖政治”，而不是18世纪以来过了时的“民主政治”。  很显然，他们所谓的“领袖政治”是法西斯独裁政治的别称。有的CC系党人直截了当地主张实行独裁政治，反对民主政治，其理由是：“独裁政治的兴起，替代民主政治的衰弱，是近代政治的趋势”；民主政治在民国初年的试验已经表明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人民程度不够，现在不能实行民主制度，只能实行独裁；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民族民生的问题，而要解决民族民生问题，则非独裁不可。并称“在今日的中国，独裁的反面，决不是民主，而是多裁和割据；反对独裁，也决不能造成民主政治，而是造成多裁和割据”；“民主政治在目前的中国固绝难成功，即使勉强做去，也是假民主，必不能达救亡图存的目的，因为假民主无论如何不如真独裁”；“真民主必须建立在真独裁完成之上”。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和小组织林立，妨碍国民党自身的团结和统一，而国民党又高喊“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导致派系斗争隐秘化。鉴此，当时有学者建议国民党干脆承认派系合法化，让它们组织公开的集团，提出各自的政纲，变暗斗为明争，由各派轮流执政。CC系党人认为这样的办法行不通，而主张在“国民党现存派别中，有一派能以统一党权为己任，本大无畏的精神，不避一切艰险，采取史达林对付托洛史基，孟梭里尼对付尼蒂的手段，不惜放逐异己的别派，举一纲而打尽之”，从而实现国民党的统一。不待言，CC系所寄望能肩负国民党统一大任的正是以它为基础的蒋介石主流派。 在CC系党人极力鼓吹独裁政治的同时，国民党内另一拥蒋派系力行社亦在大肆宣扬法西斯独裁政治。不仅如此，中国学界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由于有一批如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等过去曾信仰民主政治的名流学者转而支持独裁政治，从而使CC系和力行社感到其独裁政治的主张，获得了来自体制外并带有浓厚学理基础的支助力量，故而更加发动其所属的各种报刊大力鼓吹，营造出一股浓烈的法西斯独裁政治的舆论氛围。笔者初步统计，仅《政治评论》所发表的鼓吹独裁政治的相关文章即多达40余篇。除《政治评论》外，CC旗下的其他报刊如《晨报》《人民评论》《社会主义月刊》等在宣扬独裁政治和法西斯主义方面比《政治评论》甚至更有过之。过去人们较多地注意力行社与法西斯主义的关联，事实上，CC系在法西斯主义与独裁政治的鼓吹方面，亦不逊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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