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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冯友兰先生写了《中国哲学史》，将要出版时，清华大学就请了陈寅恪和金岳霖两位教授对这本书稿进行了评审。 陈寅恪写了两篇审查报告，一篇是1930年写的，一篇是1933年写的。在审查报告里，陈寅恪表达了非常多的意见，而且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做了预测。 冯友兰先生是20世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代表性的人物。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哲学史是胡适写的，但是胡适写得很简略。 所以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史书籍，应该首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在西方接受的教育，用西方的理论、做法把中国的哲学思想做了调理，而写成此书。 陈寅恪先生在他写的审查报告里强调了所谓的“理解之同情”，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极尽表扬之意，认为这本书非常好，贡献也很大。 但实际上也暗含了批评之意，而且批评得非常厉害，只是当时大家都没读出来而已。 现在我们再仔细读时才发现，陈先生的评价里好像不全是赞扬的话，他说这本书取材严谨、持论精确、很有贡献等，但是后面又说了几句：“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这实际上是批评的话，他说冯友兰拿西方的理论来讲中国的思想，把它调理得越整齐，越清楚，离真相就越远。 所以陈寅恪先生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有微词的，他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他的精神。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词叫“理解之同情”，当然这个词不是他发明的，是德语的一个词，就是你在了解一个人，了解一件事的时候，要有同情心，设想你处在同样的情境，这样才符合真相。 所以他的“理解之同情”实际上是批评了冯友兰的做法，而且他在调查报告的最后，也对中国未来的命运做了一个预测。 他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亦且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实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他认为中国从今日以后，即便把东欧和北美的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但这些理论最终也会像玄奘带来的唯识之学一样，在中国的思想史上不可能居于最高地位，而且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被逐渐淘汰。 要想真正在思想上站住脚，自成体系，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的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两者相结合才是道教的真精神，新儒家的旧途径。 这也是2000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跟其他民族的文化相融合的历史教训带给我们的结论。 ——孙英刚 #历史冷知识# #阅读的温度# #世界国潮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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