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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上凡 ，原名上璠，湖南常宁人。1923年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当学徒，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第18军第11师63团政治指导员。 1934年，任黄埔军校第十二期训育主任。1937年任张治中部荣誉第一师少将参谋长、旅长，旋调陕东黄河河防总指挥部参谋长、第13师参谋长、第139师副师长、挺进军司令、暂编师中将师长、第二十六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解放战争初期，因发表反内战言论，被撤职交军事法庭审判，经友好营救，减死罪为管制使用。 1948年解除管制，任华中“剿总”副参谋长、“清剿”总指挥官、第七绥靖区司令兼保安6师师长，同年10月，与中共取得联系，密谋起义。 次年6月，蒋军宋希濂部数十万众向沙市、宜昌西窜，令他率两师兵力挖毁荆江大堤，掩护宋军逃跑。他设计拒不执行命令，被蒋军第76师逮捕，赖其亲信部队截劫，得以脱险。大堤获全，遂率部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 周上凡口述： 所有国民党军嫡系和杂牌军，都有军队政工组织，包括胡宗南、汤恩伯部都不例外，只有陈诚的第18军没有。 蒋介石对陈诚部队很信赖，认为无须用政工来控制，陈诚小集团不但不信任政工，而且还极端歧视政工，很害怕非亲信的黄埔学生，特别是害怕搞军队政工的黄埔复兴社分子渗入。 这也是蒋集团中小派系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一败再败，被工农红军打得晕头转向，蒋介石尤其是对人民拥护共产党，对国民党军坚壁清野；对红军则踊跃参军、后勤支援、侦探情报、军民配合作战那种鱼水融洽的关系，更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于是，蒋介石就挖空心思，在精心策划的“剿匪手本”中，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幻想以“攻心为上”以求一逞。 陈诚在第四次“围剿”中，升任“进剿军”总指挥官，在蒋介石面授机宜下也就唱起“七分政治”来了，并准备要“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于是，他训令所属3个纵队（其实就是3个军，军长兼纵队司令）9个师所属旅、团一律设置政工机构，并向黄埔同学会负责人、复兴社头子、军委会政工处长贺衷寒，要求派遣政工人员。  贺衷寒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2年10月，我被调来江西，在陈诚“进剿军”中，第一次参加军队政工。 贺衷寒等在南昌行营政工处，多次集结从各地调来准备派任“进剿军”政工的200余人先后训话，为了郑重其事，还率领到南昌图书馆（蒋介石官邸），蒋介石亲临点名训话，说是接见。 我被分配在一纵政工处，11月5日，一纵政工处长李树衢带领我们到抚州陈诚总指挥部报到。 从南昌去抚州，乘汽车半日到达，沿途看到的是：田园荒芜，人烟稀少，壮年苦力肩挑背驮运送沉重的军粮等军用物资，病患、饿殍流离载道，哨卡林立，碉堡栉比，这些惨状，引起了我们进入战地的初步惊觉。 在抚州，我们要听长官训话、作报告、介绍情况，11月10日晚，陈诚和罗卓英（接任第18军军长兼一纵司令）同来训话。 陈诚的训话出人意料地不是蒋介石“礼义廉耻，国之四纵，四纵既强，国乃复兴”、“大学之道”等等，也非贺衷寒等“看不见的战术”、“剿匪手术”、“总裁言行”、“总理遗教”、“一得集”、“攻心为上”、“步步为营”、“坚壁清野、移民并村”那一套。 他在地图上，标示敌我态势，强调“我强敌弱”，说情况大好，坚定“必胜信心”。 他说：“我们是 '进剿军’，要配合东、南、西、北四面 '堵击围剿’，我们要主动闪电突击瑞金 '匪’中心，彻底消灭 '赤祸’，复兴中华民族。” 他全篇讲话达两小时之久，我们还听得感到新鲜，后来又特别大声严肃地告诫说： “政工人员不听命令，我们这里是不容许的，不客气地说，一律军法从事。” 我们也还听得习惯，本来在军队里，军法、军纪第一，对我们受过法西斯军事教育者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 罗卓英送走陈诚后，轻言细语摆一下各纵队位置后，对“敌”情况不明，表示忧虑不安。 我们也就才知道，一纵还在宜黄待命出发，二、三纵在向广昌推进中，（第4军军长吴奇伟兼二纵司令、第6军军长赵观涛兼三纵司令），因此，二、三纵政工人员翌日出发前线到职。 一纵政工人员仍留抚州，继续听副总指挥薛岳、参谋长柳际明、办公厅主任柳克述、党政主任刘千俊和参谋处长、科长等训话、作报告、介绍情况，还分别作些私人访问活动。 11月20日，李处长率领我们来到宜黄县，我分配任第11师31旅63团政治指导员（时改称政治干事）。不管是政治指导员，还是政治干事，这里的军官毫不例外地叫我们为“膏药”。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同学好友李福田（西沅阵亡），他刚调来第59师当营长，见面互叙离别后，他说： “你也来卖'狗皮膏药’啦！你为什么要钻进这个'死胡同’？” 他舌头一舐，继续说：“你去找个旧长官，搞个带兵官是不难的，或是当个参谋也好啦！这里，对政工看不上眼，比带兵官不止低下一等，士兵也不听你吹，你为啥要干这玩艺儿！” 好友直言关注，使我无限苦闷，什么“七分政治”，不过是鬼话骗人的把戏。不干不行，一天挨过一天，混日子，所幸团长宋瑞珂和蔼待人，还可以混得下去。 1933年春，蒋介石不甘心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的失败，又纠集30多个师，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军事“围剿”。 为了贯彻其“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阴谋，调动“复兴社”骨干分子60余人来到陈诚的“进剿军”。 是年2月，我和复兴社内层骨干分子唐炯、袁时中、谢子清、谌志远、章昭文、宋镇南、刘德扬、易舜钦等10人由南京起程，于21日到达南昌。 当天晚上，我就秘密地去南昌筷子巷复兴社分会了解情况，该分会负责人余极向我介绍了情况。 他说：“此次是君山先生（贺衷寒号）提议，领袖（指蒋介石）亲自批准的。现在团体（指复兴社）又密令第18军的同志（复兴社分子）尽力帮助你，能派去该军是万分光荣的，祝你马到成功。在进剿的战役中建立奇功……” 他叮嘱我，不要乱说，以免触犯复兴社的纪律。次日，我向“南昌行营”报到后，晚上在筷子巷复兴社开会。 首先发给我们60余人“分配工作名册”、“委任令”、“剿匪手本”。 我仍被分配在第一纵队第11师第63团任团政治指导员，接着，贺衷寒讲话，他指出：“'剿匪手本’是蒋介石亲手订的，对于手本中的 '阵中反省系’和 '连坐法’要时刻背诵，大家要吃苦在前。” 随后，他讲“看不见的战术”，即“与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执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邓文仪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会上，邓文仪继续鼓动大家“为国民党争光”，发扬“黄埔精神”，“复兴中华民族”，随后，余极宣读陈诚欢迎政工人员速去前线，随队“进剿”的来电。 最后，大家在与会人员李树衢的带动下，纷纷表示“反共决心”。我也起立表示“和部队协力同心，与共产党势不两立，不成功，便成仁。” 2月20日，蒋介石集合我们60余人在南昌行营（今南昌图书馆）官邸点名并训话。 他说，要与士兵同甘共苦，要向官兵和民众揭发共产党欺骗农工的“罪恶”，激发士气，收揽民心；要胜不骄，败不馁，被俘不屈，或作假投降，探听敌情，联络敌军“有志之士”，策动“反正”，杀敌首领归来者受重赏。 最后，他说：“敌我不共戴天，共党不灭，我们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你们去前线，就都成为我的代表人，要做部队模范，切勿与部队长官相互摩擦，只要勇敢'建功立业’，就可破格超级提调带队官……” 3月1日，我们到抚州中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听陈诚的训话。他一边表示欢迎，一边说：“外人总说第十八军骄傲，骄者，'朝气’也，十八军就是有 '朝气’的部队，共军见了要逃避，外人见了生妒忌。有什么不好？又有什么可怕呢？” 最后，他介绍部队官兵生活说：“全军同甘共苦，吃的一样，服装一致，官兵团结，富有战斗力。” 听完训话，为了适应部队的生活，我们将行李安置在抚州后方，换上士兵服，腰束皮带，脚穿草鞋，背上军毯去宜黄上任。 3月3日，第五军军长兼第一纵队指挥官罗卓英和第十一师师长肖乾先后同我们见面。 他们都很客气地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部队的情况。我随即秘密见过复兴社分子肖乾师长，面交余极给他的特密信。 肖对我说：“一、二纵总共只有同志（指复兴社分子）数人，校长（指蒋介石）不准部队发展团体组织，这里的干部都是同学，效忠领袖（指蒋介石）是肯定的。但他们看我们的团体为 '蓝衣社’小派系，有些对立，攻讦。” 谈到这里，肖又勉励我们要同甘共苦，才能“剿灭”共党，“乐享太平”。他边说边看地图，说明部队部署和“进剿”方向，以进犯广昌、宁都，直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瑞金。 肖当时骄气十足，像有把握可以消灭红军似的。临别时，他嘱我随时密报部队情况和地方见闻。 1933年3月4日，在动员前夕的一个晚上，第11师师长肖乾召集本师政工人员开会。 萧师长身穿不干不净的灰棉军服，腰束小皮带，可能为了示范“官长士兵化”吧。 他亲自端茶送烟招待我们，同我们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声称：“不是开会，更不是训话，就是没有什么好招待，请你们来谈谈天。” 对我们极尽客气，李处长这时才介绍我们的姓名职务，他没询问我们什么，就滔滔不绝地颂扬“政工是军队灵魂”，勉励“政工要与部队密切合作”，他说： “我们这个部队军纪是很严肃的，对人民可算做到'秋毫无犯’，我们的官兵的确很辛苦，我们 '累死不拉夫，饿死不扰民’，官兵有的患了疥疮，有的长了虱子都毫无怨言，并保持精神抖擞，严守军纪，是可贵的。” 肖师长自己不断抓痒，也可能是表现患了疥疮或长虱子似的，他面皮有了不少皱纹，看来比他自己当年40岁要老一些，高大个子，眼睛深陷，尖嘴巴，半福建口音夹杂点苏州话，普通话不很流利。 我这时一边听，一边暗想：李处长对我说过“肖师长也是复兴社同志，他同贺衷寒同属黄埔一期同学，极尽友好，第十一师政工好搞”，但李处长又说过“萧师长和陈总指挥存在严重分歧”，果然如此，要说军政密切合作，怕会是有问题的吧？我暗自决心“不管困难多大，必须做好这一工作”。 肖师长不断说道：“不要怕 '共匪’虚张声势，那完全是乌合之众，只喊口号吓唬人，打起仗来，不堪一击，我们曾多次较量，他们见了第18军就溜之跑也，第18军是 '铁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小小'赤匪’算个什么。 我们找他打，他只会磨圈子，'匪区’被他们破坏裹胁，田园荒芜，空无人烟，苦于找不到 '匪军’所在，'赤匪’、'欺骗农工’、'不得人心’。 我们政工要揭穿'赤匪’、'罪恶阴谋’，搞好军民合作，'剿灭赤匪’就不难，现规定团政工每人背负硬洋300元，进入 '匪区’，见了男女老幼，每人散发1元，老百姓遭受军队借物受到损坏时，一律加价赔偿。 侦察 '匪’踪，迅速来报，宣传老百姓来归，不咎既往，携缴武器或报 '匪’情归来者重赏。” 他又规定：“我坚决和大家一样，做到官兵士兵化，一律穿士兵服装，束腰皮带，每人发一个背袋，装备换洗衣服、洗漱、文具等，只准带一床军毯，要自己背，严禁勤务兵代背。” 他是个佛教徒，听说每晨还念佛经，当着我们口口声声：“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他最后说：“这是最后一场生死搏斗，千万不要忘记校长（指蒋）的训示 '吾人与共产党势不两立，如不剿灭赤匪，吾人将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我不久前去南昌，校长还再三再四谆谆告诫，特作郑重传达，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望互共勉。” 这时，第18军军部（即一纵司令部）及直属特种部队和第11师驻在宜黄县城内外，第52师驻固冈、第59师驻西沅，固冈和西沅间相距约5华里，两师同在宜黄县西南50华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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