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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的《十三邀》上，许知远问王笛，《茶馆》出版之后，引起这么多的读者关注，您当时意外吗？王笛说，很意外，《茶馆》这本书，是在慢慢慢慢不断被读。做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建筑学的、新闻传播的，它超出了历史学界。确实如此。早年间，王笛围绕成都茶馆相继出版《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之后，近几年沿着大街小巷小小一方“茶馆”，从微观史一路深耕，创作出《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显微镜下的成都》《碌碌有为》等等，担心学术著作晦涩，王笛甚至特意写了一本更加通俗易懂的非虚构《那间街角的茶铺》。王笛关于成都茶馆的一部部作品，仿佛将那些“老一辈人才坐的茶馆”，去除暮色年迈之气，重新浇上新茶清香，拉回公众视野。在《十三邀》之前，各家媒体、文化公司频频向王笛发出邀约，请他分享成都的茶馆和公共空间生活。在大部分时候，王笛也乐于讲述那些跨越了几乎一个世纪的茶馆故事，对于熟悉王笛的人而言，“王笛的茶馆”早已不陌生。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再说起王笛和他的茶馆？成都的茶馆到底有何魅力，值得一遍遍阅读、讨论与咀嚼？2020年的冬天，王笛在家中整理2019年在成都“观音阁”茶馆里的照片，无意间发现照片中有一位面部特征十分明显的老人，自己曾在2015年的“观音阁”茶馆里见过。“观音阁”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茶馆，老藤椅、老茶具、老虎灶，还有在这里度过了几十年光阴的老茶客。相隔四年的随手拍照，居然能拍到同一位老人，这让王笛感到又惊又喜。他马上把照片放大，拜托一位四川大学的研究生前去“观音阁”寻找这位老人——甘大爷。学生一去，很快便找到正在“观音阁”喝茶打牌的甘大爷。更让王笛意外的是，这位学生告诉他，“两张照片上甘大爷的'牌桌对家’胡大爷，也仍然在那里打牌！”2021年的夏天，王笛回到成都的头一天，在床上辗转反侧，“我想如果我再去，是不是又能遇见他们？”一到成都，他就马不停蹄地奔向“观音阁”，果然，甘大爷和胡大爷一人一碗盖碗茶，牌局正酣。这是去年王笛与我讲述的“甘大爷的故事”。在那天，回到成都的王笛又跑了一趟“观音阁”，这一趟的“收获”让他讲起来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今天一去，他们真是永远不会让我失望，还在这儿！”“甘大爷的故事”被王笛在多个场合乐此不疲地分享，包括《十三邀》里，王笛和许知远来到“观音阁”，就为了看一眼甘大爷和胡大爷。镜头里，两位大爷稳坐观音阁，打牌、喝茶、“摆龙门阵”，仿佛众望所归。从2015年到2023年，整整八年时间，仿佛凝固在了两位老人身上。其实，在成都的茶馆里，远远不止“甘大爷与胡大爷”。许多老人，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到茶馆“吃早茶”。那时天还未亮，整个城市仍然在沉睡之中，但他们却已经提着鸟笼去“坐茶馆”，与三五老友“摆龙门阵”。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让王笛着迷，也让王笛饱受质疑。书写历史的人有很多，像司马迁，一部《史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抓着这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不放的却寥寥无几——他们太“渺小”，迟早被淹没在历史的浪潮之中，到底有什么好研究的？《十三邀》中，王笛探讨“微观史”视角 图源 | 毛渝川在王笛看来，这便是“历史接受”的问题，过去的历史写作，几乎都集中在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知识精英等等，我们只见到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纵横驰骋，而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广大民众却消失了。“我们接受了如果我们不做大事业，我就是卑微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是非常可怕的。”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表达、思考的声音都是微弱的，但是如果它们汇集在一起，就是一个群体、族群、民族和国家以及这个时代的宏大声音。就像在茶馆里，每一位茶客日复一日的生活，就构成了成都平原烟火朦胧的生动史诗。仿佛要与这种宏大的历史观“宣战”，王笛在去年接连出版聚焦微观史学的《历史的微声》《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去倾听民众的声音，“如果我们总是站在远处书写历史，就像拍电影，只有远景，没有近景和特写，这个电影就没法看。这时候，我们满眼好像都是历史，但实际上我们的眼中并没有历史。” 茶馆， 不确定生活中的确定性 成都有句老话，“头上晴天少，眼前茶馆多”。遍地的茶馆，对于成都人而言，意味着什么？2021年，大年初一的早上，97岁高龄的钟大爷，和往常一样，凌晨四点多便来吃早茶。但因为疫情影响，那天茶馆并没有开。茶馆老板后来在监控里看到，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早晨，这位97岁的老人就在紧闭的茶馆门口徘徊，久久不愿离去。钟大爷已经太老了，他理解不了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他只是想不明白，“是我来早了吗？”“这茶馆还开不开？“坐了大半辈子的茶馆，为什么不开？”钟大爷的年龄，去茶馆其实也没什么精力聊天了，但他还一定要坐在那里，和过去的几十年里的每一天一样，一定要去喝当天的早茶。时间倒退几十年，在钟大爷等一帮老茶客年轻的时候，茶馆之于成都人，更多的是生活必备的需要。选住址，这条街上必定得有茶馆。那时候成都燃料稀缺，饮水也需要从城墙以外的府南河运来，茶馆老虎灶上的热水，为老成都人提供了生活用水的便利。王笛说，“当时的很多成都人，每天早上四点多，要在茶馆里面洗脸、喝茶；到了晚上听了评书、看了川戏后，在茶馆里把脚洗了，才回家。”“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了衣衫，趿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由于起得太早，迷迷糊糊坐在茶馆，先打一会儿盹，等茶泡好了，要先用二指头沾一点，润润眼角，让自己清醒一些，再“缘着碗边，很长地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喝下大半碗去”。直到其他熟识的茶客三三两两都到齐了，第一个上茶铺的人，才抖擞精神，拉开话匣子。如今，茶馆倒是早已不需要成为成都人的“生活需要”，但“坐茶馆”形成的习惯，已然成为了大众日常，进而变为地方文化，还有众多茶客们的精神世界。有茶馆老板告诉王笛，有些老人会在那里喝茶，一直喝到去世，所以在送葬的时候会在茶馆绕一转，从茶馆里买一碗茶给他进献了，才送走。而对于年轻的成都人而言，有一些潜网般的茶馆习俗，也在他们之间流动——比如在茶馆为他人买茶。王笛说，给他人付茶钱，犹如送人礼物一样，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钱可以转化为一种人情，也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友善与集体性。推开茶馆的门， 城市一天的交响乐就开始了 跨越了一百多年的茶馆里，没有被历史的狂风吹走的是什么？
王笛回答，是在公共空间里的人的交流。他说，茶馆是一个窗口，社会上出现的大部分问题，例如时代变迁、矛盾冲突，基本上都能在茶馆里看到。对于成都人与成都城而言，茶馆这个公共空间，绝不仅限于“喝一碗茶”这样简单解决生理需求的场所，它是信息流通之地，是文人墨客会友之所，是活跃的社区中心，是社会缩影、生活切片，也是承载着茶文化、让成都区别于其他都市的符号。王笛写茶馆里的信息流动，评价它是一个活跃的公共论坛，他说，某人“在夜里发现了一点值得告诉人的新闻，一张开眼睛，便觉得不从肚子里掏出来，实在熬不住了。有时却仅仅为了在铺盖窝里，夜深的时候，从街上，或者从邻居家里听到一点不寻常的响动，想早些打听明白，来满足自己好奇的癖性”。即使他们没有什么消息急着要告诉他人，或并非迫不及待要打听什么事，照样一清早到茶馆。按沙汀的说法是“因为习惯出了毛病，不到茶馆便难受。”王笛说，人们喜欢到茶馆喝茶，还因为那里是一个自由世界，无拘无束。聊天的、嗑瓜子的、打牌的、下棋的、采耳的……人们可以“提高嗓子”畅谈，不论是“家常话，要紧话，或是骂人，或是谈故事”，可以“不必顾忌旁人”。《新新新闻》1936年的茶生活 图源｜王笛《茶馆》插图成都人在茶馆里生活，便逐渐形成茶馆文化，从茶具使用、喝茶方式、茶馆术语到顾客言行等等，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城市生态、环境、人文以及物质资源的状况。比如四川有丰富的竹子资源，所以许多茶馆不仅用竹子做桌椅用品，还坐落在竹林之中。再比如茶碗、茶盖、茶船组成的“盖碗茶三件套”，茶船用来端碗以免烫手；茶盖使水保持温度，拨动茶水时便茶香四溢，茶客喝茶时，便用茶碗和茶盖之间的缝隙把茶叶撇开。《十三邀》中就有一幕，许知远与王笛一块儿喝盖碗茶，许知远打开盖子，随手把茶盖扣在了桌子上，端起茶碗就喝。深谙此道的王笛赶紧阻止，“你这个喝法是不对的，要从这个缝里边喝。”许知远闻言赶紧要把茶盖盖上去，王笛却说，“那你现在不行了，因为（茶盖）已经在桌上了。”《十三邀》中，王笛纠正许知远喝茶方式 图源 | 毛渝川这样的城市生活，可谓是羡煞旁人。当年，著名教育家舒新城到了成都之后，看到成都休闲的生活情形，回忆起如赶贼般地忙碌生活，转念想到自己为生活而奔波四方的日子，“对于他们真是视若天仙，求之不得！”在这其中的茶之道，便需由来到这座城市的人慢慢琢磨。天府文化：您写了很多部成都茶馆的作品，为什么会一直如此关注茶馆？王笛：因为茶馆是成都文化的一个有代表。以前我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就想研究茶馆。因为都知道成都、成都人的生活和茶馆的这种关系特别密切。但当时缺乏研究资料。后来我到美国写博士论文，写成都街头文化。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就陆陆续续收集了很多茶馆的资料。当时我以为我找不到特别详细的资料，所以本来只准备些一本书，只写20世纪的成都的茶馆。后来我在成都市档案馆发现了很丰富的档案，所以写成了如今的《茶馆》。在写跨出封闭的时间时候。二零年代就想研究茶馆，因为都晓得成都和茶馆的这种关系特别密切，特别是生命生活。但是当时研究缺乏资料。但是我后来到美国以后薛博士论文的时候，那个成都改口文化，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其实后来又陆陆续续收集了很多茶馆的资料。其实当时准备只写一本书，就是 20 世纪成都的茶馆。因为想到找资料肯定找不到那么详细。把时间拉长整个 20 世纪。天府文化：在微观史学的研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资料，这其中就会涉及到资料的丰富程度以及来源等问题。那您通常是如何来克服这方面的困难？王笛：写普通人的历史，去档案中挖掘资料是最基础的，但档案中大多是一些官方的行文，我们还可以去文学资料，诗词、小说、各种回忆录、日记、旅行记中寻找。同时，还可以做一些田野调查，采访的工作。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收集资料不能有偏颇。和自己的观点，论证的观念相反的（资料），实际上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探索新问题的机会。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对立的资料、观点不能视而不见，如果放弃，这其实就失掉了一个非常好的去探讨背后的原因的机会。历史本身是复杂的，而不是线性发展的，为什么不是按照你想象的轨迹，这背后一定有原因。假如你当时没有办法去解决它，就可以写一个简单的标注和笔记，标出这部分资料有待考证，有待进一步丰富。然后当你继续做研究时，可能就会发现其他的资料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当很多问题放在一起的时候，过去不能解答的，可能一下子就通了。这些看似和你观点、论证相悖的资料，实际上是具有开拓性的，要么是修正你的观点，甚至给你一个全新的方向。在研究中遇到问题，一定马上记载下来，不要等到明天再记录。哪怕有时睡在床上，也要起来写下几个字，也可以通过手机把它记下来，不然明天你就会忘记昨天那个good idea是什么，能气死你。天府文化：您刚才讲到了微观史研究中有关资料收集、研究方法的部分，那您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王笛：写作的过程是长期、缓慢的工作，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枯燥，但是当你看着它在你的思维、思考方式之下逐渐成型，就像建筑师看到自己设计的图稿，最终变成了一栋楼，这种成就感又是快乐的。我这个人做事不是一定要设置一个日期，这样可以减少自己的压力，我平时也不是一直写学术作品的，有时也要看看电视、电影，写写通俗的文章，我的生活方式有点成都人的味道。我的写作随时可以放下来，写了一半，该吃饭了，就端碗去吃饭，并不急于求成，因为我知道写出来还要改无数遍，像是《茶馆》就整整改了十二稿，并不是局部的修改，而是从头到尾修改的不同的十二个版本。做学问我们都不是天才，好的作品一定是改出来的，写小说可以一气呵成，学术研究没有办法一气呵成。有些作家可能对写作有许多条件，环境不好不能写，觉没有睡好不能写，时间不整块不能写……我很少这样，写作就像吃喝拉撒一样，是一个自然、轻松的状态。天府文化：您在写一些小人物的历史时，是如何从看似无意义的表象背后，挖掘到有意义的内涵？王笛：我们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中，虽然个人看起来是平常的，但如果将他们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关联起来，就是有意义的。就像我在《茶馆》里写到的，那些去茶馆里喝茶的人，看似默默无闻，但实际上是捍卫了一种地方文化和生活方式。如果研究者只关心他们怎么喝茶、聊天，那的确没什么好写的。但如果你去更深入地挖掘，比如他们的聊天内容发生了哪些变化，所谈论的主题，这背后就隐藏着大的社会现象。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要从无意义的内容里找到有意义的，这就是历史有趣的地方。别人看不到，我看得到；别人看得平凡，我看到后面的复杂性。天府文化：您认为在微观史视野下，研究某位小人物对我们理解一座城市，思考自身所面对的城市生活有怎样的意义？王笛：其实意义就是对历史全面的了解，研究小人物，弥补了传统历史研究的不足，我们需要了解英雄、精英，同时也需要了解过去祖先、先辈们如何生活。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不应该缺席。研究普通人的历史，会让我们发现城市生活中许多不一样的问题，加深我们的思考。它也许还可以帮助历史走出象牙塔，宏观的历史叙事总是枯燥、千篇一律的，而当我们进入微观，历史就会更丰富地、有血有肉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出品人 | 达海 总策划 | 苑海辰
审校 | 陈凌 王越 排版设计 | 张国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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