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上个月，澳门大学讲席教授王笛来到深圳，参加龙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的“对话大家”讲坛，比较他的《那间街角的茶铺》和《茶馆》这两本书的写作，分享他近年对于非虚构历史写作的经验和成果。 他是“茶馆里的历史学家”，在茶馆与袍哥的世界里，在个体与群体的变化里，寻找百年来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微观密码；他不是一个在象牙塔里的历史学家，他参加东方甄选的直播间，在《十三邀》和许知远一边火锅一边聊天，大谈普通人的碌碌有为。在那些微观历史的细节里，他期望构建对于当下普通人生活的意义。 不是每个人都有茶馆的生活经验，但是如何在历史的微观叙述中，找到当下的自洽；如何在现代城市例如深圳投身公共空间，去完成自我公共生活的定义，这些其实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关于微观历史的研究，关于现代城市公共空间的演变，关于我们个体公与私的界定，我们与王笛教授聊了聊（以下文字根据王笛采访整理编辑）。
王笛教授 研究普通人， 研究“没有意义”的意义 我为什么研究茶馆？ 在茶馆能看到的几乎是100年历史的演变，把这个作为一个窗口、一个切片，来看这个外边大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微观世界来看宏观世界。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的题目是《Year of No Significance》——没有意义的一年，王朝的危机表面上看是突发事件，其实背后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
《那间街角的茶铺》王笛著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把历史分为三个时段，长时段自然的历史、中时段社会的历史、短时段政治的历史，他认为短时段政治运动其实是由社会历史决定的，就像海面的波涛，由波涛下面的潜流决定。我们研究政治运动，也必须要研究下面的“潜力”，就是研究社会的历史，研究日常的历史，研究普通人，不只是帝王历史才重要。
研究政治运动，也必须要研究下面的“潜力” 之前有个新闻，广东一家食品企业叫“禽食皇”，引起了西安舆论的不满。这说明从官方到民间，觉得秦始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符号。我很吃惊也很愤怒，秦始皇的统治是很残暴的，但是因为帝王史观的宏大叙事，导致我们对他顶礼膜拜。秦始皇都不能碰了，更不要说汉武帝唐太宗康雍乾。 所以，历史研究者有责任要把帝王“拉下神坛”，帝王并不是神圣的，这是一个历史认知的问题。
王笛根据在观音阁茶楼拍下的老茶客照片绘制的画 来源：《那间街角的茶铺》 其实年轻人对历史越来越感兴趣，过去当社会发展比较平稳的时候，我觉得历史写作可以和当下分开，但是当一个社会出问题的时候，就有这种迫切感。历史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今天应该怎么做，什么选择是正确的什么选择是错误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历史反复证明当国家对经济管理放松的时候，经济就发展。南宋是国家机器最弱的时候，但是不管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到达了顶峰。北洋军阀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更是有力的证明，从小岗村十几户农民签下生死状分产到户，动力是从下到上的，来自人民最真实的需求。今天我们还有误区，强调改革开放的成功是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可以说是无视历史的事实。
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 微观历史的写作，表面上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东西，其实后面有整个一整套的史学观。用日常史观挑战帝王史观和宏大叙事，就像我的一本书名《历史的微声》，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影响很小，声音也很小，但是千千万万个人都能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就会被听到，可能会改变也可能不改变，但是如果不把这个声音发出来，肯定不会改变。
霍布斯鲍姆/王笛绘 来源：《历史的微声》
卡洛·金斯堡/王笛 绘 来源：《历史的微声》 任何城市和社会的历史 都不会是单向度的 我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选择了成都的街头文化，跳出了大趋势、大事件，关注那个时候的普通人，关注他们在公共空间的行为。特别是在20世纪初，当国家逐步的走向现代化，引进了现在的城市管理，这种城市管理的机构，包括警察、街头的管理等等这些出现以后，权利和这个普通民众的这样一种冲突是怎样发生的，而且这种冲突一直持续到今天。
吃闲茶/王笛绘 来源：《那间街角的茶铺》 在国家机器管理介入之前，公共空间的使用是自由的，之后这种自由逐步失掉。讨论这些的时候站在普通人的角度，还是站在国家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站在一个普通人的立场，你是小商小贩、你是在街上抬轿子的人，当你站在他的位置，被剥夺了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有的失掉了生计，有的马上就没钱吃饭，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除了要考虑国家进步、现代化、城市规章卫生这些之外，还要考虑这些被规训的人他们的感受、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他们失掉了一个旧的世界，但没有得到一个新的世界” 所以《街头文化》那本书最后一句话是：“他们失掉了一个旧的世界，但没有得到一个新的世界。”这句话受到马克思的启发，这就是一个普通人所面临的问题。 任何城市和社会的历史都不会是单向度的。90年代成都有一个很著名的关于麻将的争论，在深圳的一个成都人，他给《四川日报》写信说，“成都人太喜欢打麻将了，我在成都的时候沉迷于这种小富即安，一点没有奋斗精神，但是我到了深圳以后，就不断地被激励，休息时间也要充电”。这就是把成都作为一个落后的、消极的例子，深圳是积极的代表。成都被各种媒体批评称为一种盆地意识，就是说看不到大的世界，那么以后就不可能有发展。
成都彭镇的观音阁 现在这种比较没有了，成都是网红城市，也没有人批评成都打麻将，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成都。当深圳生活压力大的时候，成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一直讨论和写作关于成都的公共空间，其实想阐述一种观点，经过三年的这种疫情的封闭，怎样让人们走出这个公共空间，其实这是任何城市共同的问题。对于深圳、成都、北京等等大城市都面临一个问题：怎样去营造一种公共空间让人们能走出封闭的世界？封闭的世界就是自己的家、自己的手机、或者是从网络中间走出来，这个是我们现在城市管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必须创造一种空间能让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
深圳湾公园日出剧场 GDP过去很重要，但是不可能永远都这么重要，你要考虑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首先就应该是大家看得到的地方，就是公共空间，包括图书馆、咖啡馆、茶馆、酒吧……这些实际上都在营造一种让人们出来的氛围。提供各种选择，然后大家可以进去，那是很舒服的事情。 内卷的本质， 是越来越不相信社会治理的力量 历史上就存在三种不同的空间，一个“私”的空间是家庭、个人，一个是“官府”，中间那一层就是一直都存在的社会的空间，我们就叫“公”。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是治理和控制，后来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的提出受到很多人的反对，哈贝马斯说过Public Spare，他们认为这是西方的产物。我的两本书关于茶馆都在挑战这个观念，其实我们所说的公共领域是中国传统的公共领域，包括庙宇、祠堂、宗族这都是中国传统的公共领域，实际上就是连接官与私之间的中介。但是它非常重要，一个社会要稳定必须要依靠公共领域。
一个社会要稳定必须要依靠公共领域 我们以清朝为例，满洲统治者是非常小的一个族群，征服了汉人以后，他依靠社会力量进行统治。地方上的知识分子、退休官员，还有那些有地位、有财富的人统统在扮演地方管理的角色，所以清朝政府是非常小的政府，基层结构到县就没有了，许多地方的组织包括各种行业组织、慈善的组织还有同乡会，都是所依靠的社会治理力量。 但是清朝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时间最长的朝代之一，这样一个小的族群统治了中国这么多年。反而到了20世纪清王朝倒塌以后，开始摧毁社会治理力量。国家机器强了，雇佣官员数量越来越多，负担随之加重了，但是管理并没有相应地提高，这个就叫政治权利的内卷化。
“内卷”的历史观已经蔓延到普通人之中 我们现在经常提内卷，从政治、经济卷到教育，拼命地努力、拼命地投资，但是竞争越来越大，产出和投入越来越不相配，原因之一是越来越不相信社会的治理力量。 我反复强调的是，社会要发展、社会要稳定，世界上没有全能的政府，必须要让公民有责任、公民有参与，协助进行社会的管理，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所以这就是从历史看今天的重要性。 【签名版】王笛《那间街角的茶铺》 点击购买 文|王笛、深圳客编辑部整理 图片来自网络 今日话题 聊聊你所理解的“公共空间”？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