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辛壁村，是山西省吕梁山麓孝义县一个小村，我于1933年2月就出生在这个村里。抗战时期，孝义县城被敌人占领，我们村地处晋西北敌我交错区，敌占区的保警队和“爱乡团”经常来抢粮抓丁，日本鬼子三天两头来村里扫荡清剿八路军。当时不少人参加了革命，抗击日寇。八路军及游击队经常晚上来村里宣传革命道理，年幼的我耳闻目睹，自然对革命充满了向往。我和村上的小伙伴张元遵、安桐柏、吕寿泉、郭宗深等十多个少年一起参加小民兵，拿着八路军游击队发给我们的手榴弹站岗放哨，探听敌情，配合八路军游击队对付敌人的扫荡。
记得有年秋天的一天，县城伪军和伪乡公所数十人窜到我们村各家各户抢粮。我赶紧带领张元遵、郭显龙跑到西辛壁村找到八路军游击队报告，游击队长二话不说，带领二十几个游击队员马上去追击。伪军们在村里吃完饭，拉着抢来的两大马车粮食刚出村三、四里地，就被追上来的游击队一阵猛打，落荒而逃。随后游击队把截获的粮食送回村里交给老百姓。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大都与战争和逃难有关。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鬼子很快进入我们孝义县，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加之伪军、汉奸走狗横行乡里，抓丁要粮，广大农民贫困潦倒，民不聊生。我家祖辈务农，当年我家六口人，人多地少，生活艰难。为了一家人生活，1940年，父亲吕安信背井离乡去多伦县谋生当店员。我9岁时，就去父亲所在地当学徒。1943年，父亲积劳成疾，突得伤寒，高烧不退，无钱医治去世，舅父将我接回老家。我先在舅父家做农活，不久，母亲将年仅8岁的大妹送到邻村姓郭的家里当童养媳，把我和二妹送给伯父抚养，母亲则带上刚满两岁的弟弟改嫁他乡，就这样，一家五口人东离西散。
青少年时代的我饱受饥寒交迫，养成了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性格，从心里敬佩保家卫国的英雄好汉。1948年7月，在伯父的支持下，我光荣参军入伍。那天，村长在村公所还请我和伯父吃饭。然后，让我骑上高头大马，敲锣打鼓把我送到贾家庄区公所。接兵部队清点造册，当我在区公所院子里穿上新军装，准备随部队出发时，突然听到一声：“东辛壁那个小鬼过来！”我顺声望去，原来是 “武老虎”叫我。“武老虎”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抗日游击队长兼四区区长武昌府（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中“东北虎”的原型）的绰号。他是我们村临近的兑镇沟北村人，曾经以他为首的一批青壮年，不堪日寇的欺压和蹂躏，在共产党领导下，秘密建立起一支短小精悍的游击队，他们头扎白色羊肚毛巾，肩上挎着两把盒子炮，打鬼子、除汉奸、 搞情报、夺粮食……活跃在吕梁山一带，有力配合了主力部队的对日作战。后来听“武老虎”说，其实我在当小民兵期间，机智勇敢，又长得身材魁梧，早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武老虎”舍不得我走，要我留在他身边担任通讯员，我答应了他，满腔热情投入到全新的生活。工作之余，“武老虎”给我们讲革命道理，教我学文化，我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8年初夏，解放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我跟着武队长在平津战役中为解放太原积极备战，广泛发动群众，带领民兵不分昼夜地为在前线奋战的解放军送粮食弹药，组织担架队运输支前。
1949年3月，我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土生土长的故乡，告别父老乡亲，跟着武队长一起参加晋中南下工作团。年仅15岁的我是那批南下湖南干部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我们在河北石家庄集中整训学习一个半月后，从华北平原随军入湘。到湖南后，我先被分配到湘潭县株洲区工作，半年后又被省委抽调参加湘西工作团，跋山涉水奔赴桑植县，先后参加过农村组织生产自救、清匪反霸、缉毒破案、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工作，并于1952年7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武老虎”则从长沙县调任龙山县公安局长。从此，我们一别几十年。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我们一起到桑植工作的113名南下干部，目前仅有8名战友健在。老首长武昌府也已与世长辞，当年的“东辛壁小鬼”，如今已白发苍苍，步入耄耋之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