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点资料，才发现这是一篇被张爱玲自己否定过的小说。 傅雷夫妇自杀（1966年）16年后，她甚至不想把这篇小说收录进自己的作品集。她在给宋淇的信里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据说是傅雷对张的作品几番吹毛求疵，才引来张的反击。 因此在1983年，《殷宝滟送花楼会》最终被收进台北皇冠出版社的《惘然记》中时，张爱玲又在小说后面补写了一节看似画蛇添足的《尾声》。她在其中直接忏悔道：“我为了写那么篇东西，破坏了两个人一辈子唯一的爱情——连她可能也是，经过了又一次的打击。” 张大作家左思右想，表达了小说发表近40年后的内疚之情：“在这思想感觉的穷冬里，百无聊赖中才被迫正视《殷宝滟送花楼会》的后果。”紧接着还以道歉的姿态，写上一句：“'是我错’，像那出流行的申曲剧名。”据说剧中有段唱词就叫“千错万错是我错”。  篇名里的《送花楼会》也是一部京剧或越剧，或者其他什么剧种，反正是大戏《双珠凤》中的一折。据说《双珠凤》里原本包含一夫多妻的糟粕，现在演出的版本自然是删除过的，但张爱玲看的可能还是原版，所以正好拿来暗喻罗潜之。民国时期，妻妾成群并不稀奇。
文必正“兴冲冲奉命把花送”，送花只是由头，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借花传情达意，诉衷肠。总之，整出戏看上去又是才子佳人打情骂俏的俗套。 张爱玲和同学的会面也像是一出戏，唱戏的是殷宝滟，她是戏台下淡然的看客。热热闹闹，虚情假意。 抛开背景来看，《殷宝滟送花楼会》又是一篇耐人寻味的张式小说。只是现在知道了背景，对于其中的人物又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原本看殷宝滟，也就是个头脑浪漫的文艺青年，有些拿腔捏调，贪图被爱慕，忸怩地享受着被爱的虚荣，自我催眠式地相信柏拉图式的爱情。
她长得极美，“美得落套”。看到原型成家榴（又有说叫“陈家鎏”，刘海粟小姨子，港星萧芳芳是其外甥女）的照片，真的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美女，但是又因为太完美，只看一眼反而未必能记忆深刻。就像那些网红，她们不美吗？为啥我们都觉得看着脸盲？就是因为美得千篇一律，美得无懈可击。 现在对于女演员的要求也是如此：单一维度的美容易过目即忘，有缺点反而能增加辨识度，就像知道了四大美女各有毛病，却显得更可信似的。不过张这么写还是有点刻薄了，会被人酸嫉妒的。
不管怎么说，校花突然登门，到底令“我”受宠若惊，甚至“觉得我的高是一种放肆”。张爱玲的确是个高妹。她与李香兰那张著名的合影，正因为自己较高，因此坐在了一张椅子上。这种只穿平底鞋也恨不得矮一截的感觉，个子高的人应该不难理解，尤其是对心中尊重甚至仰视的人，生怕自己的高是对敏感之人的一种僭越或者伤害。 有趣的是，那年的2月，胡兰成与她初次见面，临别时也曾调侃道：“你的身材这么高，这怎么可以？”张竟然为自己的高而感抱歉，或许真如她自己赠予胡的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再回来头看小说。殷宝滟的来访很“隆重”，不赶年节，不是探病，却送花会友，显得有些刻意。送的都是什么花？“大束的苍兰、百合、珍珠兰”，都是气质高雅纯洁之花，并配合淡雅的青灰细呢旗袍，形成了一种整体印象，也让人联想到戏里霍定金喜欢的莲花。
她自来熟地解开草绳，将花放入花瓶，可见这件事也是她常做的，就如她经常给罗潜之家带去各式各样的礼物，过度介入罗家的生活，直至成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可是美人又为何“见老”，令“我”不敢相信？一句话勾起了读者的好奇。 此后“花”的意象又在文中出现了两次。
先是殷宝滟“在大镜子里躲过苍兰的红影子”，察看自己的泪眼，假意擦拭。最后是讲述完情事后，张的想象：“太阳光里，珍珠兰的影子，细细的一枝一叶，小朵的花，映在她袖子的青灰上。”和开头送的珍珠兰遥相呼应。 珠兰的花语是隐约之美、内在之美，似乎也能对应上宝滟看自己衣袖“青绸里子”的动作。内心深处，她还是不忍拆散罗家人的。中间还插入罗潜之在情书里称呼她为“我坟墓上的紫罗兰”，而紫罗兰常常代表永恒的爱。 但我想，张爱玲绝不是想说殷宝滟是兰花一样的女子。也许兰花只是殷心目中自己的形象罢了。成为罗潜之的“紫罗兰”是她所受用的，只不过后面的发展出乎了她的意料。 “每次开游艺会都有她搽红了胭脂唱歌或是演戏”，宝滟习惯了妆容精致。往往越是漂亮的女孩子，越是知道自己的美丽，更注意形象，哭的时候也知道怎样才哭得更好看，仿佛永远是舞台的焦点。 公共浴室中她也在唱歌。“细喉咙白鸽似的飞起来，飞过女学生少奶奶的轻车熟路，女人低陷的平原，向上向上，飞到明亮的艺术的永生里。”先是“细喉咙白鸽似的飞起来”，紧接着又是“贞亮的喉咙”，而“贞亮”这个词，似乎只有“忠贞诚信”一个意思，出自楚国宋玉的《神女赋》，像是在讽刺她之后的所作所为。 女人的地位是“低陷的平原”，如何飞越？这句似乎是描述女人的上升之路，甚至是未必光彩的。而且宝滟可能把戏剧和人生也有些搞混了，为了追求“艺术的永生”，深陷有妇之夫的热烈追求中。 后来她对于推搡孕妻的罗潜之，就是“沙着喉咙责问”了。嗓音变化了，因为心情也变化了，同时可能也讽刺她很会“演”，因为她安慰罗太太时显然言不由衷，“各种无味的假话从她嘴里滔滔流出来”。 宝滟之所以愿意张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恐怕想的是自己在其中的完美形象，如同自己在台上演过的那些美丽角色，即使张心里大概早有了主张，对她强调“我写的一定没有她说的好”。殷可真是太不了解自己认同的“好闺蜜”了。 张是个既不喜欢热闹，也不喜欢太凄凉的人。她要写的是自己眼中的“客观事实”，手里的笔要秉持公正。在她看来，这段略显无聊的婚外恋一点都不美好，浪漫外衣之下是一个贪图被爱的年轻女孩，和一个打着文艺幌子的好色教授。因此她只是冷眼看戏，比如看殷美女的千变万化的“哭”。 第一次哭，只是眼里充满眼泪却不掉下来，如同金刚石耳环，还要在镜子里察看察看，才拿手帕在离眼睛很远的地方细心擦了两下。哭也要哭得很美，势必要“梨花带雨”，如同琼瑶剧里的女主，连悲伤都是演给别人看的。 第二次哭，是提到了罗潜之这个人。“她红了脸，声音低了下去。”真的擦了眼睛，而且有泪水不停涌出，但仍然是不往下掉。虽有伤心的时候，却仍能保持美女的姿态。 第三次哭，写得有一点点隐蔽，是在殷宝滟叙述罗潜之推搡孕妻，惊心动魄的那一幕时，像是不经意地写道一句：“眼泪继续流下来”。这回，眼泪是终于掉下来了，也是真的心痛了。 泪也掉下来了，哭也哭完了，后面呢？殷美女就只剩下各种“凄清”“叹息”“荒凉”的微笑了。因为倾诉之后，如同放下了心结，痛苦随即变成了冷静，理性重占上风。 跨入别人家庭的三角恋，为社会所不容，殷竟然说了一句“我知道我们一定是谈得来的”，觉得张也和她是一路人。本意可能是拉拢，但这话怎么会让张高兴呢？张当时也刚刚经历爱情婚姻的幻灭，怎么会认同她和有妇之夫的恋爱？1944年11月，作品发表之际，出差武汉的胡兰成，已经恢复了风流本性，同一个姓周的小护士搅合在了一起。 此外，恐怕她的每一句话都是张所不喜的，有种“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感觉。 比如进门没说两句话，殷宝滟就说：“呵，爱玲，我真羡慕你！还是像你这样好——心静。你不大出去的罢？告诉你，那些热闹我都经过来着——不值得！归根究底还是，还是艺术的安慰！我相信艺术。”带着一种阅人无数的炫耀自己的调子，张一定不爱听。这也是塑料姐妹们之间常有的微妙情绪，说不上哪里出了问题，也不管说者是无意还是有心，反正就是哪句话都“不对”，尤其是在已经有了反感的前提之下。 接下去她又说：“我也有许多东西一直想写出来，我实在忙不过来，而且身体太不行了，……” 这种话就连我这样名不经传的写手也听过无数回。一听说你文章写得不错，立刻就有人告诉你：我也打算写小说呢！然后还可能附加几条为什么没写的理由。仿佛写作就意味着非小说不可，而且他或她也有这个技能，只是没有施展开来而已…… 当然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可以“五十步笑百步”的，因为自己不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地找各种理由不动笔？但对已有许多作品发表，而又比常人更敏感的张爱玲，即使不是多介意，听上去可能也是有点别扭的。 讲到罗教授的暴脾气，殷还说：“爱玲，你得承认，凡是艺术家，都有点疯狂的。”又把张拉入罗潜之一伙，好像搞文艺的都是不正常的人一样。张当时只是笑而不答。当然这话也表明殷在情感上对罗潜之的接纳，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但身为读者，可真为殷美女说话的情商捉急。 需要读者操心的还有她的天真。 殷宝滟第一次去罗家，那段特别讽刺。罗潜之几乎视太太如空气，光明正大地把女学生请到家里而不避嫌。女学生明明毫无基础，一窍不通，他也能顺势说她聪明，可惜了，从而提出要为她补习，找到让她常来的理由。此时的“惜才”与“和蔼可亲”，和他在课堂上的道貌岸然、严肃清高形成了强烈反差。
要是真收了补习的学费，反而可能像是那么回事，然而并不收钱，无事献殷勤，后果是什么？虽然殷宝滟一开始认定自己不可能看上罗潜之，但是共处一室的时间一长，寂寞与荷尔蒙的泛滥之下，难保不会生出些情愫来。 从请教到借书，到补习，再到写信，文人跟学生的调情也被披上了文艺的外衣。可是张爱玲偏偏要揭开这层华美的袍，露出生活的底色给所有人看。 罗潜之固然人品不及文品，但殷宝滟的行为在火眼金睛的张眼里，也是矫情、虚伪、炫耀的，连话里也带着骄傲与做作：“他就只听我的话！不管他拍桌拍凳跳得三丈高，只要我来charm他一下——我说：Darling……”知三当三，却搞得好像全世界都错怪了她似的，非要为自己正名。加之自己也正处在被丈夫戴绿帽的苦闷之中，张怎么可能会对这样的女同胞抱有好感？ 在她笔下，一切都是如此不堪：校花要用一个教授的痴情来证明自己的内涵与魅力，两人都需要用一段“刻骨铭心”的苦恋来自我感动。其实我觉得，这篇小说的“坏”，最坏的还不只是在讽刺傅雷，而是对于信任她的成家榴的打击，因为文中着墨最多的其实还是殷宝滟。 张倒是更可能对罗太太抱有同情，因为整件风流韵事之中，最可怜的还是正室夫人。她走来走去地监视着，也没能阻止丈夫当她的面心理出轨。  文中有几处文字寓情于景，值得细品。 首先，在殷的讲述开场之后，有过一段窗外景致的描写，充分说明了：只要心有浪漫，哪里都可以是法国、意大利。“太美丽的日子，可以觉得它在窗外澌澌流过，河流似的，轻吻着窗台，吻着船舷。” “暗绿”的遮阳可以在风中高飞，“败了色的淡赭红的窗帘”可以变成大海的模样，窗台也可以是“船舷”，被如水的日子亲吻。旧窗帘在阳光的魔术棒下，亮就成了“朱红”，暗也是“赤紫”，怎样都是崭新美好的。太阳暗下去的时候，“船”如同过桥洞，很快一切又能再亮回来。 后来殷宝滟第一次去罗家，在“阴雨的冬天”看到后门上的“黄红油纸伞”，怕也是这种心里的太阳所照出的亮色。而前面浴室里的“污暗”“深绿”“暗洞洞”“白腻”“寒冷的臭气”，也能被青春的欢乐所克服，在冷水中以艺术之名高歌，似乎也是异曲同工。张爱玲实在是玩转颜色的高手。 类似“太美丽的日子”的词语也在文中出现了三次。 在听说罗潜之跟殷表白之后，窗外的景是这样的：“春天的窗户里太阳斜了。远近的礼拜堂里敲着昏昏的钟。太美丽的星期日，可以觉得它在窗外澌澌流了去。”太阳光已经不如刚才那般强烈，景物已没有那么艳丽与分明，只剩下教堂的钟声仍在营造着“太美丽的日子”。这是第二次提及。这句顺带也制造了一种时间流逝的感觉，又如蒙太奇一般起到了情节过渡的作用。因为下面就是一句“这样又过了三年。” 罗潜之情书表白之后，殷宝滟又和他来往了三年，可见后三年已经深陷其中了。前后总共六年，罗太太不可能不发现真相，也许因为知道了殷并不如表面上那般有“小姐的尊贵”，所以态度也强硬了起来。 当宝滟走出张的家时，太阳光几乎快要寻不见了。“已经是晚上了，下着银丝细雨，天老是暗不下来，一切都是淡淡的，淡灰的夜里现出一家一家淡黄灰的房屋，淡黑的镜面似的街道。”原来明艳如法国意大利的色调渐渐流逝，越来越“淡”，直到“淡黑”，直到路灯都熄灭。可是“我”回想阳光中，苍兰的影子映在她青灰色袖子上的样子，“可痛惜的美丽的日子使我发急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反正“美丽”这个词还有一次出现过在罗太太身上。其实罗太太的形象很像现实中傅雷的妻子朱梅馥，“肩膀下削，有女性的感觉”，有一张“扁薄美丽的脸”，虽然没有五官鲜明突出的女主艳丽，却也是温婉养眼的传统美人。 只不过平淡的日子久了，孩子生多了，白玫瑰便也变成“饭黏子”了。再加上罗潜之的暴脾气，还面临着被家暴的危险。 罗太太不也享受过这“太美丽的日子”吗？可见“太美丽的日子”本就是转瞬即逝的。一旦“阳光”消失，“美丽”也就无从说起了。然而曾经青梅竹马的朱梅馥也同罗太太一样，对丈夫死心塌地，甚至生死追随，付出了莫大的牺牲与帮助，以及常人难以理解的隐忍。
被罗潜之吻了之后，殷宝滟突然明白，自以为高尚的精神恋爱已经变成了一种“亵渎”。 此时有一段景是：“走过厨房，把电灯一开，仆人们搭了铺板睡觉，各有各的鼾声，在灯光下张着嘴。竹竿上晾的蓝布围裙，没绞干，缓缓往下滴水，'嗒——嗒——嗒——’寂静里，明天要煨汤的一只鸡在洋铁垃圾桶里窸窸窣窣动弹着，微微地咯咯叫着。”刚才罗太太默许般的“闹中取静”和现在的“静中取闹”成了鲜明对比，像是在衬托殷宝滟心情的变化。 可是她并没有果断离开，于是又变相推进了畸恋的进展。直到再次被请去劝架时，得知罗太太已有三个月身孕，她才看清男人的本质，“许久没去了”。 后来当殷宝滟完成讲述，从张爱玲家里出来时，天光已经很暗了。“都还没点灯，望过去只有远远的一盏灯，才看到，它霎一霎，就熄灭了。”街灯似乎正对应着开头女生浴室里“细颈大肚的长明灯”，当时的“玻璃罩”里的火光虽然小，却很有活力，如同飞升的歌声，代表着“明亮的艺术的永生”。 “玻璃罩”这个词也出现了三次。 第二次是写罗潜之书桌上的台灯。“潜之的书桌上点着绿玻璃罩的台灯，鲜粉红的吸墨水纸，搁在上面的宝滟的手，映得青黄耀眼。”在艺术光环笼罩之下的殷宝滟欣赏着自己，有些鄙夷罗潜之的“糟糠之妻”。 最后在《尾声》里又用了一次。年轻时足以把玻璃罩里的灯光当做“我的太阳”，艺术之光，老了发现自己也不过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灯罩里。 《尾声》之前，宝滟走出张爱玲家门时，雨天黄昏的景已经越来越晦暗。艺术之光所带来的浪漫想象已经被理智所取代，所以两人讨论对策，宝滟一句话就终结了“我”的全部建议：“他就是离了婚，他那样有 同时也是够狠，张写出来时想必一定很解气，人物原型看见时一定也要气得吐血。本想着体面、文艺地分手，现在不得不添了点龃龉。 小说再真实也只是小说，他们本人基本上不可能真像张刻画得那样差。真正可怕的，是所有人都想对号入座。这篇《殷宝滟送花搂会》让我看到了张更真实、更犀利的一面。年轻的她可能还没有料到一只笔杆子究竟有多么大的力量。 我总觉得《尾声》里的老山东夫妇是用来影射罗潜之或者说傅雷夫妇的。因为丈夫也一直在接待其他女人，而妻子一样却十分贤惠，很能体谅，甘于深居幕后，养育孩子，打扫做饭，像个女佣。 罗教授似乎浪漫高傲，却没有给过妻子宠爱，就像老山东没为妻子烫过头一样。两个人在艰苦的岁月里相濡以沫，拖着几个孩子过日子。傅雷夫妇在那篇文章发表后所保持的镇定风度，以及多年后震动世人的双双弃世，如同老山东夫妻控制得很得体的面色，配合理发店里的凄凉氛围，令“我”不敢多看，防止显得“不礼貌”，也不忍回想自己的小说所给他们带去的麻烦与痛苦。因此最后一句会是：“我没再到老山东那里去过。” 张觉得作家是不该替人遮丑的，但是发表出来又有些后悔。同许多人一样，她也一直活在纠结里。 其实现在想来，成家榴与傅雷的断绝，恐怕有两人本身的诸多因素在里头，既有主观又有客观。张爱玲大可不必那么内疚。 鉴于傅雷的种种“前科”，她又怎么知道这可能是他们这辈子唯一的爱情呢？不过话又说回来，毕竟有六年的交往，而且在那之后，的确没再听说过傅雷的其他情史，成家榴也过得不太幸福。没准真的是“浪子回头”的诚心，或者只是因为得不到的才最美好？不得而知。 但是从根上说，一段坚定的感情又何惧流言蜚语？一篇无法证明的虚构小说，就能改变结果，当事人未免也太脆弱了。两人的关系如果真的这么不堪一击，那么就算没有这篇文章，一点风吹草动也照样会诀别。
成家榴最后主动退出，理由也是因为朱梅馥的无私深爱令她深感不如，并没有说是张的小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殷宝滟送花搂会》可能至多是推波助澜罢了。 然而，经历过更多的爱恨情仇，可能在39年后，60多岁的张爱玲对于人生的看法已经有了不少改变，回望一生时多了些自我反省。比起年轻气盛、恃才傲物的自己，晚年的她或许已经变得更宽容、更柔和、更慈悲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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