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四大疑案之三：雍正继位

编者按：清朝是少数民族满族统治汉族等民族的朝代，长期存在着民族矛盾。清廷权斗激烈、宫禁森严，统治者为掩盖内幕篡改销毁官书档案，以致流传着一些真假难辨的传说。本栏目将陆续介绍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继位、乾隆身世等四大疑案。

 

雍正继位

雍正皇帝是康熙第四子，名胤禛，生于康熙十七年，死于雍正十三年，庙号世宗。普通宫女乌雅氏因生胤禛被封为德嫔，胤禵为康熙第十四子，也是乌雅氏所生。胤禛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六岁入南书房读书，熟练掌握满、汉语，满汉文化造诣很深。胤禛于康熙三十七年被封为贝勒，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为雍亲王。康熙六十一年继承皇位，时年四十五岁，年富力强，久经历练。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胤禛登基后勤于政事，力行改革，以改变康熙晚年的颓势，推行保甲，倡导社仓，清查亏空，惩治贪官，强化奏折制度，设立军机处，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他的性格具有多样性，既喜欢通过奏折与臣下交流思想，沟通感情，又为人刻薄，坚毅果断，是一位奋发有为的皇帝。在康熙晚年，胤禛卷入你死我活的储位之争。在其执政后，残酷打击政敌，先后幽死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并废掉二人的名字以阿其那、塞思黑外号加以侮辱（按：阿其那是允禩自改名，塞思黑为允禟被改名。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阿其那、塞思黑分别是猪、狗之意。近年来沈原、王锺翰提出新解，认为阿其那意为夹冰鱼，因允禩“以鱼为名，自喻为俎上之鱼”，即承认自己在储位之争中失败，成为条死鱼。塞思黑在《清文总汇》中释为迂俗可厌之人，比较符合雍正帝贬斥允禟的“痴肥臃肿、娇柔妄作、粗率狂谬”的相貌）；又处死亲近死党年羹尧、禁死舅舅隆科多；母亲自寻短见，被怀疑受到其逼迫。尽管雍正帝为政颇有作为，却落得生性暴戾、残酷打击政敌的骂名，以致人们对其继位合法性产生怀疑，甚至猜测他害死了父亲康熙帝，是“矫诏篡立”。

雍正皇帝究竟是矫诏篡立，抑或是正常继位，从清代直到今天，清史学界一直争论，未能取得一致看法。

问题源始于满族与汉族皇位继承制度的不同。汉族皇朝长期采用嫡长子继承制，立太子为储位，而满族有诸王协商择贤而立的传统。清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圣祖玄烨虽非长子，都因择贤而立。康熙皇帝试图采取汉族皇室的办法立太子，却因满族的传统观念仍然很强大，预先埋下了皇位继承的隐忧，加之他处理继位问题并不完全妥当，产生了很大的政治麻烦，这是康熙帝晚年最为心力交瘁的事情。

康熙皇帝生有35子，21女，长大成人者，子24，女8。康熙帝诸子的命名，上一字“胤”，下一字“礻”字旁，雍正帝即位后兄弟们避讳，改“胤”为“允”。序齿的24子是：允褆（tí）、允礽（réng）、允祉（zhǐ）、胤禛（zhēn）、允祺（qí）、允祚（zuò）、允祐（yòu）、允禩（sì）、允禟（táng）、允䄉（é）、允禌（zī）、允祹（táo）、允祥（xiáng）、允禵（tí）、允禑（xú）、允禄（lù）、允礼（lǐ）、允祄（xiè）、允禝（jì）、允祎（yī）、允禧（xǐ）、允祜（hù）、允祁（qí）、允祕（mì）。

早在康熙十四年，为了防止皇子觊觎皇位，玄烨按照汉族皇室立嫡长为太子的做法，立孝诚皇后所生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胤礽自幼聪明好学，成年后能文能武，深得康熙帝宠爱。由于皇太子位高年长，而又长期不能继承皇位，逐渐形成了皇帝与皇太子之间的矛盾。皇太子胤礽周围集结了一群拥护者，他们希冀未来的利禄名位，结党营私，形成太子党。特别是胤礽的舅舅、老臣索额图企图策划让康熙皇帝早些让位，以使皇太子掌政，扬言：“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康熙帝先是除掉索额图，为了防止意外，又于康熙四十年愤然下诏废掉皇太子，他说：今观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起居动作无不探听。“令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之人，岂可付以祖宗宏业？”于是以不仁不孝废掉胤礽。皇太子被废后，诸皇子认为有机可乘，储位之争更加激烈。康熙皇帝为了平息你死我活的储位争夺，又于四十八年复立废太子。胤礽习性依旧，继位迫不及待，康熙帝无可奈何，又于五十一年再度废除皇太子。康熙帝说：“胤礽狂疾未除，大失人心，祖宗宏业，断不可托付此人。”怒不可遏的康熙帝还将废除的胤礽永远禁锢。此后，皇位之争再掀高潮，皇四子胤禛、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四子胤禵等，都是有力的争夺者。面对选立皇太子的失败，焦头烂额的康熙帝直到去世前，也未再公开议论传位问题。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康熙帝因偶冒风寒转而病情恶化，突然病逝于十一月十三日。时任京师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的隆科多是胤禛（即雍正帝）的舅舅，宣布康熙帝的遗诏：“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胤禩、胤禟及出兵西北的胤禵，均认为康熙帝的继承人非胤禵莫属，认为遗诏经过胤禛与隆科多篡改，胤禛乃属矫诏篡立，不愿承认现实。不久，不论宫廷还是民间盛传雍正帝非合法继承，还说他有谋父逼母、屠兄杀弟等恶行。雍正帝还在刊布全国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逐条驳斥强加给他的罪名，致使宫廷斗争家喻户晓。

首先严肃认真研究雍正继位问题的是孟森先生，他的《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长文提出了康熙帝欲传位允禵，胤禛篡位说。孟森认为：“世称康熙诸子夺嫡，为清代大案 ，因将世宗之嗣位，与雍正年间之戮诸弟，张皇年羹尧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并为一事。遂坠入五里雾中，莫能了其实状。”孟先生利用故宫发现的密档，欲就该问题拨云雾以见日月。孟森将《东华录》、《实录》、《上谕内阁》、《大义觉迷录》档案互相参稽，发现诸多问题，认为雍正系篡位上台，康熙帝没有召见皇子和隆科多宣布继嗣末命的事，这是雍正帝捏造的，企图编造其继位合法的谎言；雍正帝害死康熙帝继位，诸兄弟不服，雍正帝才迫害允禩、允禟等人；康熙帝要传位于允禵，雍正帝用年羹尧牵制他，后来雍正诛杀年、隆是怕他们曝露夺位的秘密。孟森先生的论文被视为权威之作。

此后1949年王锺翰先生又撰写了《清世宗夺嫡考实》，发表在《燕京学报》第36期。王先生鉴于孟森未曾使用记载雍正年间很多大案的萧奭《永宪录》，补充孟森的不足。结论有三：世宗篡立，确凿有据；《大义觉迷录》不足置信；《实录》有意删改上谕之处，历历可考。王锺翰还写有《胤祯西征纪实》（《燕京学报》第38期，1950年6月），以胤祯西征的历史进一步说明康熙属意这个儿子。王文史料翔实，论证严密，深受学界赞赏。

继孟森、王锺翰之后，海内外一些清史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如旅居澳洲的台湾学者金承艺《从“胤禵”问题看清世宗夺位》（1976年）、《胤祯：一个帝梦成空的皇子》、《胤禛：非清世宗本来名讳的探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6、8期），以加强孟、王二文的论断为出发点。认为允禵原名胤祯，雍正初众兄弟改名字上一字，他连下一字也改了，名允禵，是雍正篡位的“最大根据”。许曾重《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新探》（《清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也是从胤禵身上立论，认为他是康熙帝预定的皇储。最新的研究成果是杨珍女士《清朝皇位继承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一书，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认为允禵是康熙帝生前所属意者。金承艺、许曾重、杨珍等人的观点，综合起来就是：康熙任命胤禵为西征抚远大将军，实是对他作为皇储的安排和锻炼；康熙之死并非自然，很可能是被毒死，应是隆科多或雍正帝毒害所致；皇位授受不明，将康熙遗诏改“十”为“于”之说并非不可能。

与上述观点不同，后来有学者提出康熙帝传位、胤禛继位说。美国华人学者吴秀良先生《通向权力之路：康熙和他的法定继承人》（1979年，中译《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认为，康熙重视孝道，胤禛以诚孝被其选中。冯尔康先生发表《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以及综合性研究名著《雍正传》，认为康熙帝废太子后，欲在皇四子、皇十四子二人中选一人为皇储，最终则确立了皇四子胤禛。康熙帝虽然任命皇十四子为征西抚远大将军，表明了对他的重视，却不等于他就是皇太子，或有意培养他为皇储，因为一则，他当时的实爵还只是贝子，距皇太子之位甚远；二则，倘若如此，就会在他立有大功，树立了威信和地位后将他召回，但康熙帝直到病危时仍未将其召回，对其仍无立储之意。另从康熙帝对皇四子的任用，如派他祭天，参与政事，处理皇室事务及平时对他较高的评价看，他在康熙帝的心目中地位比诸皇子都高。冯先生指出康熙帝身边警戒森严，害死他是不可能的。至于篡改遗诏，改“十”为“于”，从文书制度上分析是行不通的。冯先生将雍正嗣位放在康熙后期与雍正前期的政治斗争中考察，从康熙帝对雍正帝的一贯态度，以及与其他皇子的态度比较中，认为取中了他，并以这个观点为依据，说明年羹尧、隆科多、阿其那、塞思黑诸狱产生的原因与性质是为了稳固皇权，与继位问题并无直接关系。曾静狱和《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在组织上成功之后争取舆论上的胜利的举动。

旅日香港学者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中，赞扬雍正帝的优点和政治能力，相信康熙帝传位于他的史料，把年羹尧、隆科多被戕归咎于他们破坏雍正奏折制度，而非杀人灭口。杨启樵先生又在著作《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 年）中认为康雍之际皇位递嬗暧昧不清，综合起来是合法与篡夺二说，主合法者盛赞雍正，贬低允禵，反之抬高允禵而诋訾雍正。故提出雍正继统、允禵辅弼的新说，破除昆仲不两立的成见，解决康熙晚年既褒扬雍正又重用允禵的矛盾之处。此外，史松在《雍正并非篡位》（《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康熙朝皇位继承斗争和雍正继位》（《清史研究集》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认为皇十四子允禵与康熙深恶痛绝的皇八子胤禩关系密切，若传位于十四子，大权必然落皇八子之手。康熙命皇十四子允禵西征，意在分割皇八子胤禩同党，并给他们造成错觉，不让胤禵在京捣乱，而把帝位顺利传给胤禛。更有学者认为康熙帝晚年十分喜欢弘历，故传位于胤禛；雍正帝以弘历为皇位继承人，体现了康熙帝的意旨。有意思的是，庄吉发《清世宗拘禁十四阿哥胤禵始末》一文（《大陆杂志》第49卷第2期）。冯尔康先生归纳庄先生的观点，指出胤禵争储失败，远在西北，胤禛捷足先登，即所谓胤禛自立说。

雍正帝继位问题特别表现在遗诏真伪与玉牒易名的争论上。关于遗诏真伪，冯尔康先生《雍正传》根据《遗诏》原件中有错字和涂抹数处，指出：“这个诏书是胤禛搞的，不是康熙的亲笔，也不是他在世时完成的，不能作为他指定胤禛嗣位的可靠证据。”而王锺翰先生《清圣祖遗诏考辨》（《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1期）指出，过目康熙帝遗诏，以清代官书来对比、校勘后发现，“圣祖遗诏是伪造的，亦是为世宗篡位增添了一个历史文献物证”。具体来说就是遗诏窃盗康熙五十六年的面谕而成，诏中命何人继位也不可信。（《清世宗夺嫡考实》认为当时宣读了满文遗诏。）杨启樵先生《康熙遗诏与雍正践祚》（《揭开雍正皇帝隐秘的面纱》，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则提出，清代遗诏“都是驾崩后由顾命大臣草拟而成。（皇太后或已成年的嗣主，当然可以提意见。）主要叙述皇帝生前所为，兼及今后施政方针。诏文用大行皇帝口气，实则与死者无关。嗣君之名自当列入，但产生方式不一；或出于皇帝病榻末命，或御笔亲书嗣君之名等”。“康熙遗诏虽成于雍正之手，但这是惯例，并无可疑之处，而且与篡位无关。”最近台湾学者陈熙远发表长文，论述清代的遗诏制作问题，并指出：“遗诏已是权力分配或斗争底定之后的产物，因此从现存的康熙遗诏来廓清雍正继位之谜，无异缘木求鱼。若要澄清雍正是否矫诏的传言，当然最直接的方法便是检核原始的遗诏文件。但是如果康熙临终前根本没有文字形式的遗诏交代皇位继承的问题，自然没有后人在遗诏原件上进行文字窜改的问题，最多只有口授谕旨在转述的过程中是否如实传真的问题。至于后来颁布天下的遗诏，不过是后来加工的产品。归根结底，现存所有康熙遗诏的原件永远都无法解答雍正究竟是'奉天’还是'承运’。康熙无疑是有清一代对其遗诏内容构思最久、经营最力的皇帝。康熙五十六年的长篇面谕，其目的即是事先预告过去一般皇帝所讳言的遗诏。暂时撇开皇位继承的问题，该面谕所试图擘画的遗诏内容，主要意在进行自我的历史定位，可说是一种自传式体裁的'墓志铭’。”

关于玉牒易名，王锺翰《胤祯西征纪实》指出，十四阿哥原名胤祯，后改为允禵，根据是允禩子弘旺雍正八年所作《皇清通志纲要》。王说以改“胤祯”为“胤禛”，比改“传位十四皇子”为“传位于皇四子”的说服力强。金承艺认为：“圣祖崩逝之夜，世宗首先把自己的名字改成胤禛，更改遗诏后，硬说自己就是胤禛。”后又说：雍正之世，世宗曾强行占用乃弟胤祯之名，至乾隆时始为高宗窜改为“胤禛”。冯尔康《康熙十四子胤禵改名考实》（《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提出，阅读康熙三十六年的玉牒，发现十四子的名字是胤禵，而四十五年那份有的写作胤禵，有的写作胤祯，认为十四子原名胤禵，至迟在康熙四十五年康熙已让他改为胤祯，雍正继位后又让他复名。冯尔康指出，全部改抄玉牒工程浩大不可能，故玉牒是康熙朝的。冯尔康《清世宗本叫胤禛，并未盗名》（《南开学报》1982年第1期）就易名问题，批评金说。因“祯”和“禛”字形读音相近，“禛”音zhēn，读真，真韵。“祯”则有两种读音：一种和“禛”完全相同，另一种为旧读，音zhēng ，读征，更韵。改名是避免混淆。庄吉发《清世宗入承大统与皇十四子更名考释》（《大陆杂志》第67卷第6期，1983.12），认同冯先生的观点。杨启樵首先认为金文多属想象，远离真相。只有大胆想象，没有小心求证。其次也不同意冯尔康《康熙十四子胤禵改名考实》的看法，认为皇子命名原本认真，可是一时失察，取了两个类似的名字，这和篡位没有关系。他还指出：说来凑巧，雍正继位后让胤祯易名允禵，可是这个“禵”字，和大阿哥允褆名字的读音有相通的地方：“褆”有几个音，其中一个念tí，和“禵”同音。当时的发音可能就是这个，因为胤禵满文名字的对音就写作in ti。雍正命十四弟改名为“禵”是避免混乱，可是这一改又和大阿哥的名字相混，可见皇室取名也有疏忽的时候。杨启樵认为玉牒不是康熙朝原本，是雍正年间改修的，并提出疑问：（1）康熙为什么要为皇十四子改名？（2）  为什么选择了与四皇子十分相近的名字？（3）如果十四子原名胤禵，在玉牒中应该有反映。（4）如果十四子原名胤禵，弘旺《皇清通志纲要》为何没有反映？（5）大阿哥改名是一个特例。他还认为，三十六、四十五、五十四三份玉牒，每份六册，共十八册，部头虽大，字数却不多，修改起来不困难，和《朱批谕旨》的修改不可同日而语。他还补充说，四十五年的玉牒有关康熙皇子的几页颜色不同，是否抽换了呢？

冯尔康关于皇十四子原名胤禵，后改为胤祯，再改为允禵的看法，最近由吴秀良重新证实。吴先生认为，雍正帝继位后，康熙十四子“胤祯”更名“允禵”的问题，曾作为持雍正继位“篡立说”的学者的一个有力证据。其实他们的“求证”只不过是利用“次等史料”证明了十四子的名字曾是“胤祯”的史实，而未能证明十四子出生后的“原名”就是胤祯。他们找不到允禵更名与雍正继位问题的任何关系。他考订了解决皇子更名问题最具权威性的史料——皇室玉牒，结合康熙朝满汉融合中政治文化变迁的背景，深入与十四子更名有关史料的语境与情境，阐明了持雍正继位“合法说”的学者们根据皇室玉牒对十四子胤祯改讳允禵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而化解了他们在此问题上关于史料解读的分歧，最后试图对他们共同遗留的“未决”问题提供答案。

雍正即位后打击了康熙帝信任的几位太监，如赵昌、梁九功、魏珠诸人。冯先生指出，雍正帝继位篡夺说研究者指责雍正帝对康熙帝不忠，迫害其家奴，以此反证雍正帝的篡位。太监魏珠受到康熙帝信任，奉命转传谕旨。雍正元年，雍正将魏珠禁锢于景陵，差点凌迟处死。雍正帝这样处分康熙帝亲信太监，篡位论者认为太监了解康熙帝传位意向，不利于篡位的雍正帝。其实“允禩集团与太监交好，以至贿赂收买，允禟令其子管太监魏珠叫伯父，可见关系密切，允禟的无耻行为，也是图位心切的表现；雍正继位要起用自己的太监，收拾几个与允禩集团有重大关系的太监也就不足为怪了。康熙晚年不立太子，意向绝对保密，当时的官僚谁也没有猜出来。可是后世研究者总以为玉牒中有暗示，或者太监能探知，这是想象之词，太监又何能知晓，因此雍正惩治太监，又何必非因篡位之故”。我服膺此说，就雍正帝打击魏珠的原因以及魏珠的生平事迹考索，可知雍正帝不喜欢魏珠，寻找借口打击他，将他派往康熙帝景陵看管。雍正帝从轻发落魏珠，乾隆帝再次宽宥，魏珠曾在寿皇殿、寿安宫当差，乾隆二十六年尚在世。雍正帝打击魏珠，表面上看是因魏珠在皇家陵寝重地建房破坏风水而获罪，实际上是因魏珠在康熙晚年与储位争夺对手允禩、允禟关系较好而仇视他。雍正帝打击魏珠未必是因为魏珠目击康熙帝临终情景，得知雍正帝得位不正或者说是篡位的秘密。杨珍教授也认为：“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患病时，魏珠身为近侍太监，理应在旁服侍。不过，根据其后魏珠的遭际看，不能认为他在康熙帝传位问题上起过不利于雍正帝的作用。”

据张建研究，太监梁九功与康雍之际的储位斗争关系甚密。依据《内务府满文奏销档》等档案察其生平，聚焦于康熙五十一年前后的“废太子案”，披露梁九功暗助太子胤礽结纳绿林豪客，为主上所不容，囚禁畅春园。雍正上台后查抄其家，迫其自尽，并搜检旧档，毁灭史料的证据。梁九功与宋荦、曹寅等外臣来往，并聚敛起巨额家赀。梁九功不仅是有名的权宦，也是宫廷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雍正帝上台后整肃宫禁，为消除允礽的潜在威胁，查抄梁九功家产，迫其自尽。这就是《永宪录》所云“犯法”、“畏罪自尽”的真相。雍正帝所作所为，很难令人得出他是合法继位的结论。想要彻底厘清这一问题，尚有待对清初宫廷档案，尤其是满文档案的全面解读。

由于雍正帝继位不久就查抄赵昌家产，令人生疑，很容易联想到此事与继位是否合法有关。有学者指出：“合理的解释是赵昌知道的事太多，而且不肯附和雍正，雍正必须立即把他解决掉。”陈青松根据汉文资料，初步揭示出赵昌的生平，可知赵昌一生长期陪侍康熙皇帝左右，任职于养心殿，身为御前侍卫与耶稣会士打交道。赵昌在康熙朝与西洋传教士交往密切，广泛参与与西洋人交往的事务，努力促成康熙三十一年“容教令”的施行，还接待并交涉有关教廷两次来华使团事宜。此外，赵昌在康熙朝还从事过多种活动，如日常宣谕及管理养心殿的人事，管理火器等事务，参与修书工作。关于雍正帝逮捕赵昌的原因陈青松否定了赵昌因信仰西方宗教致祸的说法，推测赵昌借用内库银，拖欠了一笔库银未还；还利用职务之便，安插人手。不过陈文也说：“凭赵昌的家财，补还一千五百多两的欠款也不是难事。何以会因此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这个原因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总之，尚未得出赵昌被捕入狱的使人信服的原因。

认为雍正帝篡位的学者往往认为隆科多是篡位的帮凶。杨启樵先生《为隆科多湔雪帮凶污名——试破解二百八十八年悬案》指出，扈从警跸由侍卫、前锋营与护军营担任，步军统领与护驾无关，“隆科多始终未带一兵一卒闯入畅春园 ，诸皇子从未受到隆武力威胁”，推进了雍正继位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对于雍正继位问题研究最勤的是杨珍教授，她极力主张康熙帝传位于十四子胤禵，挑战雍正合法继位说。还有康熙帝第十四子胤禵第七代孙金恒源先生写作《正本清源说雍正》一书，论述雍正篡位说。一时似乎认为康熙帝传位十四子胤禵占了上风，不过合法继位说的新作不断涌现，形成反弹，一轮新的讨论正在进行。

朝鲜史料中关于雍正继位问题的不少记载不利于雍正帝。伍跃主要利用朝鲜王朝的《承政院日记》和《同文汇考》等史料，介绍康熙末年雍正初年通过外交使节收集清朝皇位继承问题的情报以及对情报的研判，指出这种情报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罗冬阳认为，李氏朝鲜遣清使臣，作为清朝历史见证者，留下了《燕行录》、《别单》、《闻见录》、《手本》等丰富的汉文文献。《别单》的记载尤为珍贵可信，所记史事多有清朝文献所不详者。特别是涉及康熙后期争储和雍正帝继位的情况，清朝文献作了许多改窜、掩盖，而证之以朝鲜使臣的见闻记述，可以获得探明真相的重要线索。我们不能因为《承政院日记》、《朝鲜李朝实录》里面所记载的朝鲜君臣评论有误解、误断而否定《别单》等朝鲜使臣闻见记录的可信性及史料价值。

张双志依据18世纪朝鲜国学者朴趾源《热河日记》的记载，说康熙帝临终前大学士王掞“同承顾命，误认禛为祯字，第四为十四。掞被罪，而允祯为逆魁，改祯为禵”。另外，《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这些史料言及马齐、王掞同受遗诏，与雍正帝继位后所说允祉、允祐、允禩、允禟、允䄉、允裪、允祥、隆科多等同受遗诏不同。结合《皇清通志纲要》、《永宪录》，推测康熙帝逝世时面授当朝的内大臣和大学士，至少包括马尔赛、马齐、王掞、隆科多四人。胤禛继位后，立即褒奖马尔赛、马齐、隆科多三人，而对王掞则不同，王掞卒，不按例恤祭营葬，对其子刻薄有加。作者说，过去人们急辨雍正继位问题时，恰恰忽视了“主持人”康熙帝逝世前夕的所思所行，这才是造成胤禛继位之谜最关键的地方。作者就此作了五点推论：一是康熙帝不宣布嗣君，是在他心中胤禵、胤禛难分伯仲，以致难于取舍，不能速下决断。二是康熙帝临终面谕上述四位当朝大臣，具有公信力和权威性。三是康熙帝口述遗旨可以先以满语述之，再以汉语复述一遍。满文遗诏可能由马齐写就，大概是“传位于第四子胤禛”之类，王掞在听汉文遗诏时，在心耳慌乱之际，大有可能误听、误写“胤禛为允祯，第四为十四”。故十六日鸿胪寺官正式公读遗诏时，只有满文，而无汉文，这才引起御史杨保等人的参奏指责，而胤禛却不能道出真实情况来证明自己。迟至十六日，胤禛才公布了汉文的遗命诏。民间流传胤禛篡改“皇位传十四子胤祯”为“皇位传于四子胤禛”的传说，就是康熙帝所说应是“传第四子胤禛”，由于“第”与“十”音近，“禛”与“祯”音近，故老迈的王掞在惶急的状态下，误听、误写为“传十四子胤祯”，草就了汉文遗诏，遂酿成了千古恨事。这也是为什么胤禛继位后马上命胤祯之“祯”改为“禵”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四是在王掞误写汉文遗诏的情况下，胤禛继位应是马尔赛、马齐、隆科多三人之力的结果。当时是以满文遗诏还是以汉文遗诏为准，为胤禛、胤祯胜负的最大关键。马尔赛、马齐、隆科多三人对王掞一人， 自然胤禛获胜。于是此三人迅速获得雍正帝的信任，而王掞父子则受到惩罚。五是康熙帝最终选择胤禛，是从胤祯不在京师的现实出发，为避免二十多天的虚位以待危及社稷。总之，王掞“误听”一事，是造成所有继位之谜的最大隐情。张文可谓另辟蹊径，为雍正继位进行了新的解释。限于资料，他的推测多于实证，相信不相信，就看读者自己了。

此外，尚有两篇新作值得注意。董建中细密地分析史料，得出新的看法：“康熙帝只有末命，没有书面遗诏，指定的接班人就是胤禛。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的大统授受描述是可信的。隆科多的立场、选择与实际所起作用，成为'篡位说’不可逾越的解释障碍：（1）他在大统授受现场；（2）他无力掌控场面；（3）他与胤禛无密切关系；（4）他位居顾命大臣，没有篡改康熙帝所指定接班人选的必要；（5）他既是康熙帝的'忠臣’，也是胤禛的'功臣’。以上条件决定了隆科多只能是如实转述康熙帝的末命，这成为了解决雍正继位之谜的关键。”即如雍正帝所说：“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吴志良、金国平两位先生，则对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涉及康熙帝传位的手稿进行了梳理，手稿主要是耶稣会高尚德的报告、德国传教士戴进贤的两封信、《马国贤日记》。这些资料均认为康熙帝传位给皇四子雍亲王胤禛，虽然不是在宫中目睹事实的最为原始的记载，但属于最接近宫中的差不多是第一时间获得的消息，有一定的可靠性。结合当时康熙帝驾崩与雍正帝即位局面平稳的情形来看，似乎较为合乎情理，不宜轻易否定传教士记载雍正帝继位问题资料的真实性。不排除康熙帝属意于皇十四子允禵，但是传教士文献透露出的信息，是康熙帝临终之际选择了皇四子继位。

作者简介：常建华（1957—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著有《乾隆事典》《清史十二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