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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北山，是指京山境内皂市至钟祥公路以北，三阳、宋河至应城公路以西的地区，主要包括京山西北山区（习惯上称西北乡）和东南丘陵地区（习惯上称东南乡），是大洪山南坡向天（门）汉（川）应（城）平原湖区的过渡地带。早在武汉沦陷之前，陶铸曾带领汤池训练班学员徒步考察了这一地区，认为这里是开展武汉外围抗日游击斗争的好地方。京北东南乡的石板河、丁家冲一带，是京山抗战时期农村党组织发展最早的地区，在这里诞生了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京山县抗日自卫队。稍后，西北乡的向家冲、巴家冲也建立了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武汉和应城、京钟相继沦陷，鄂中各路抗日武装汇集丁家冲，石板河、丁家冲、八字门一带成为鄂中最早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养马畈会议后，豫鄂边区党政军首脑机关先后进驻八字门、小焕岭，京北很快成为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边区创立时期的指挥基地。巴家冲至向家冲、八字门、石板河约70华里长、30华里宽的京北基本区内，没有一个日伪据点和顽固派乡公所，新四军牢牢控制着京北。从1939年6月李先念率新四军南下京山至1942年6月边区党政机关撤离京北，在这一时期，京北直属边区领导，京北党的工作在边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蓬勃展开。京山县委与京北县委 在以丁家冲为中心的鄂中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之初，为便于“应抗”在京山北山的活动，京北党的工作由京应县委领导。李先念率新四军南下，在京北建立指挥基地后，整个京北已成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应城平原湖区的游击战也普遍展开，根据地发展迅速。根据这一情况，1940年3月，豫鄂边区党委决定，京山、应城分别设立中共京山县委和中共应城县委，京山县委直属边区党委领导。京山县委成立时由李蔺田担任书记，同年8月改由刘慈恺接任。副书记先后为汪心一、李蔺田。先后担任县委委员的有谭扶平（组织部长）、梁立林（女，宣传部长），黄定陆（政权部长）、徐履青（军事部长），李金锡（财委主任），聂琴堂、王全国（1940年12月继任组织部长），张泽普（次年1月继任军事部长），华琦霞（女，民运部副部长）、高塞(军事部副部长)、袁立（女，组织部副部长）等同志。朱竞、程少康先后担任县委秘书。京山县委主要活动于京北，至1940年底，下辖有徐店、石板河、宋河、西北4个区委和曹武、京汤2个直属分区委，京北基层支部发展到66个，有党员670人。京钟南山根据地开辟后，1941年2月，边区党委决定建立京南县委，领导京南根据地的斗争。随即，京山县委改称为京北县委。京南与京北两个县委均直属边区党委领导。京北县的人事变动除书记刘慈恺调走，李蔺田任京北县委书记外，基本上是原京山县委的班子。在京北县委领导下，党的组织进一步发展，根据地更加巩固。1941年11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京北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向家冲邓家祠堂隆重举行。这是京北根据地建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驻小焕岭的边区党委派民运部长吴祖贻自始至终参加，指导大会召开，边区党委组织部也派人参加会议。会前，京北各支部、分区委进行代表民主选举，选出党代会代表70余人，一般分区委均选有5至7名代表与会。会议开始由吴祖贻代表边区党委致辞。李蔺田代表京北县委作政治工作报告，对京北敌后游击战的准备、发动和根据地建立历程作了全面总结。县委组织部长王全国作组织工作报告，详细回顾了京北党组织发展壮大的过程。鄂豫边区党委组织部长杨学诚到会听取了组织工作报告。梁立林、华琦霞分别就宣传及民运工作讲话。与会代表对报告进行认真讨论，县委领导作自我总结，代表们对县委领导逐一评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充分发扬民主，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集体，当选的县委委员：李蔺田、王全国、王家吉、黄定陆、张泽普、程少康、周恺若，候补委员：邓伦楷、李有为。李蔺田任县委书记，王全国任组织部长，王家吉任社会部长，梁立林任宣传部长，张泽普任军事部长，沈崇仁任民运部长。为期七天的京北县第一次党代会，是京北县在抗战时期召开的唯一的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基层党组织建设 边区党委对京北党组织建设十分重视，经常举办党员训练班、干部培训班，培养、轮训党的基层骨干。边区领导亲自抓小焕岭支部的建设被传为佳话。小焕岭党支部是边区党委驻地的一个基层农村支部，这个支部工作一直是很好的，但在1941年10月后，支部内部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陈少敏、杨学诚获悉后，责成边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及京北县委进行调查。1942年初春的一个下午，豫鄂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组织部长杨学诚等领导亲自参加小焕岭支部的党员会议。会上，党员们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曲直。最后，陈少敏发言，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支部内几个人私下联络，以不实之辞告状，这是一种小组织宗派活动，若任其发展，支部就会垮台。”她还指出：“农村支部的小组织活动，根源是封建的宗族房头、封建帮会意识在作怪，今后要进行长期的思想斗争”。陈大姐的讲话，使与会党员深受教育。边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须浩风以《某支部的大脓疮开了刀——陈少敏亲自领导支部施手术》为题，写了一篇文章登在边区《党的生活》刊物上。此后，京山小焕岭支部，成为边区党委组织部直接抓的点。陈少敏经常到该支部找党员谈心，参加支部会议，共商组织群众抗日的办法。后来，这个支部在斗争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在陈少敏、杨学诚的带动下，边区党委各机关都建立了农村基层支部联系点。边区党委、京北县委经常把点上的情况编印成简报，发给边区各地支部学习。各级党组织尤其重视对有问题的后进支部进行调查、整改。如发现有的把支部会开成汉流会，称呼不叫同志，而称大哥二哥，便立即发文予以纠正。组织部门派专人到京北高台乡支部，及时了解农村支部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开会难、收党费难、开会效果差、搞形式主义等不良现象。同志们给支部提出改进开会的方法:少空洞说教，重在摆事实教育。边区《支部生活》第一集还发表题为《怎样领导农村支部开会》一文，详细介绍了京北高台乡党支部存在的问题及转化改进的情况。在敌我顽犬牙交错的环境中，上级党组织还及时向处于秘密状态的各个支部介绍了一些开展支部活动的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在帮助后进支部的同时，边区党委、京北县委十分注重推广宣传先进支部事迹与经验。京北巴家冲支部，在抗日斗争中表现十分突出。这个支部于1939年5月成立，是京北西北乡建立最早的支部。他们派出党员四周串联，又先后发展建立了铜家冲、三岔口、新庙、五童观、程家冲、三口堰等十几个支部，奠定了西北乡党的基础。巴家冲成为西北地区党组织的发源地，巴家冲支部成为真正的战斗堡垒。该支部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号召力和极强的动员组织能力。巴家冲保无论男女老少、贫富家庭，都在支部的动员组织下参加抗战，小小巴家冲仅74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青壮年脱产出来参加新四军，被誉为“红色的巴家冲”。巴家冲支部建立了巴家冲联络站，保障了京北与钟祥赵泉河至五战区指挥机关驻地襄樊、老河口的联系，并在联络站基础上建立了抗日武装——武装通讯排。该支部在战争动荡环境中仍然坚持组织生活会制度，开展思想交流、讨论研究工作，边区党委机关刊物《七七月刊》以《一个模范支部》为题，介绍了巴家冲支部的事迹，称赞他们“三天一次小组会，五天一次支干会，没有误期的”（该文见本书第二部分“红色记忆”）。在党组织这个熔炉里，该支部的许多党员锻炼成长挑起重担，巴家冲支部为京北根据地培养输送了周恺若、邓伦楷、彭友德、吴传一等一批领导骨干，支部成为培养抗日干部的摇篮。边区党委、京北县委号召各支部向巴家冲支部学习，边区党委还结合京北各地基层支部建设实际情况，发出一系列有关加强根据地基层支部建设的指示，在驻地小焕岭出版发行党委机关刊物《七七月刊》和《党员生活》杂志，让边区各县地方党组织认真学习。京北及京钟、京安、天京潜等县委，认真贯彻边区党委指示精神，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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