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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命中有时终须有 公元1045年，邵雍35岁，授业恩师李之才去世。邵雍追随李之才学易，前后凡5年，情同父子，对于恩师的故去，邵雍感到万分悲痛。 相比于少年时候的踌躇满志，青年时期的豪气干云，这个时候的邵雍少了一些浮躁，多了几分沉稳。胸有锦绣，心无所累，打柴种田，侍奉双亲，虽然生活困顿，但他却怡然自得。虽然没有了老师的耳提面命，但他把更多的时间投入了对易的研究当中。 公元1049年，邵雍39岁，这一年，跟随父亲从共城迁居到洛阳，这是他其后三十年居住的地方。 邵雍迁居洛阳的原因，史书中言之不详。一般来说，促使一个人从乡下到京城的原因，无非是为利、为名、为了职业、为了个人及子孙的前途。按理说，邵雍和这些因素都似乎无关。阿伟哥揣测，个中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经过多年的磨砺，邵雍自觉心中的东西已经逐渐成熟了，需要一个验证的地方了。 和今天一样，京城的消费依然不是乡下可比的。初到洛阳，因为贫困，邵雍父子只能寄居在寺庙当中，不为人所知。后来干脆自己搭了个草棚居住，虽然草棚不遮风雨，四处漏风，但他似乎感觉不到生活的困苦，反而极为享受这样的人生。 前面我们说过邵雍的八字，两辛两甲，三会水方，官印相生，由此可知文名极大。以世俗眼光来看，冬日甲木，金水旺相，火土不足，难免财气不足，一生困顿。唯有时支戌土，暗藏火土，也预示着中年之后，财上的窘迫状况才能有所改善，而改善的原因，也源于学生和后代。 研易多年的邵雍，已经对于自己的命运了如指掌，因此，他并不着急，只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耐心地等待着命运转机。 京城消费比乡下高很多，对于邵雍来说，并不是个宜居之地，但有一个好处，就是文化和信息发达，没有多长时间，百姓听闻洛阳城内，来了这么一个奇怪的角色，纷纷赶来围观。一来二去，邵雍的名声就传遍了整个洛阳。自此之后，草棚旁边，也多了一大波有文化的好奇者。 这波文化人与邵雍交谈之后，无不为之折服，其中很多人以门生自称，愿意追随邵雍学习。 邵雍先生一生和钱财无缘，肯定是不收学费的。如此这样，做学生的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合计着为老师做点什么。于是，有的给老师盖了房子，有的给老师置了几亩田地，还有一个叫王允修的，听说老师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娶妻，于是非要把亲妹子介绍给他。 这下邵雍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原因不好说出口——因为家贫，连聘礼也拿不出来。于是乎，太学博士姜子发为媒人，太傅张穆之出钱备了份聘礼，才解决了超龄青年邵雍的终身大事。 邵雍45岁的时候，才有了一个儿子，取名邵伯温。中年得子的邵雍，兴奋之余，写了一首《生男吟》： 我本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为人父。 一词一句当中，透露的依然是那种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通透和调达，而且似乎也预知了自己的寿命。 八、大隐隐于世 此时的邵雍，按照禅宗“疑参破定，执着起用”的修行次第，已经过了前半程，到了“起用”的阶段，要把自己所感悟到的东西放到实践中，经历一番“大考”了。 宋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文风大盛，学者辈出。“大考”的考官自然是那些名闻天下的大学者，看看“先天易”能否获得这些人的理解和认可，是邵雍迁居洛阳的主要目的。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邵雍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广。当时的高官名士，如富弼、司马光、吕公著、张载、二程兄弟、张伯纯、文彦博等等都成了邵雍的好友或粉丝。 能够获得这些才高八斗，自视甚高的文人学者打心眼里佩服可不容易。 邵雍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首先是因为邵雍德行甚为纯正，待人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诚恳，来拜访的人一望就知他的贤良，但邵雍自己却从来不表露自己，也不提防别人什么，和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的，没有避讳的。与人交谈，喜欢说人家的长处而不喜欢说别人的缺点。有向他问教的他总尽力解答，也从来不用强制方式向别人说教。 其次，邵雍求名不为名，视利禄为身外之物，只以修身、治学为人生第一要务的品德也令人敬佩不已。嘉祐六年（1061年），爱才若渴的宋仁宗下诏求贤，要求各地方官广泛察访，举荐人才，西京留守王拱辰举荐了邵雍。宋仁宗早知其名其学，立即任命邵雍为将作监主簿，邵雍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熙宁年间，年轻的宋神宗为图振兴，大力起用人才，御使中丞吕诲等人又一次推荐了邵雍。宋神宗接受他们的推荐，任命邵雍为秘书省校书郎，但倔强的邵雍又推辞了。宋神宗求贤甚切，连下三道诏书，要求邵雍接受朝廷的任命，邵雍看实在推辞不掉，只得先应承下来，但随后就以疾病缠身为由，坚决不去赴任。 他在诗歌《不愿吟》中明确地表达志向，诗曰：“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唯愿朝廷省徭役，庶几天下少安息。” 除此之外，邵雍拥有一身惊天的本事，其所想所作，超越了他的那个时代。这些大学者虽然未必搞得懂他那套东西，但无不为其博学多才而叹服。 司马光初识邵雍的时候，他正奉皇命编撰《资治通鉴》，邵雍便把自己的著作《皇极经世》拿出来，司马光看后大为惊讶，对邵雍刮目相看。《皇极经世》从三皇五帝到后周，三千多年的干支纪年和历史大事，邵雍记述的极其详尽，所涉及的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正是编撰《资治通鉴》所亟需的，邵雍毫无保留的让司马光查看引用，司马光视邵雍为兄长，并结交为挚友。 在很多人心中，隐士就应当隐居山林、与世隔绝、不近人间烟火，至少也要闭门不出、断人交往、心如死水一潭，象邵雍这样不顾家庭条件一心往京城挤，又结交朋友，广授门徒的人，似乎和“隐者”不沾边。 不知道邵雍是否面对过这种质疑，反正最好的回答就在邵雍的诗句中：“只恐身闲心未闲，心闲何必住云山”、“若蕴奇才必奇用，不然须负一生闲”。 邵雍似隐非隐，似显非显，游走于出世入世之间，身负盛名，却丝毫不为名利所累。和那些打着隐逸之名，而行沽名钓誉之实的“高人”相比，邵雍真正做到了对境不起心；而和那些悲观厌世、隐身山林的“隐士”相比，邵雍这种红尘中炼心，不为外境所转的境界似乎更高一筹。 九、道德风尚的模范 嘉祐七年（1062年），邵雍移居王拱辰、富弼和司马光等人出资为其在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置办的园宅。从此，邵雍在园地上自耕自种，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生活，并为园宅起名为“安乐窝”，并自号为“安乐先生”。
所谓“安乐”，安贫乐道之意。邵雍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有机会和时间钻研自己喜好的学问，结交道德高尚的朋友；邵雍也是一个幸运的人，他视名利为身外之物，远离权力与财富的漩涡，就有了岁月静好的资本。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王安石行买官田之法，邵雍所居属官地。出榜三月，洛人出于对邵雍的敬重而不忍买，朝廷下令拍卖公房地产。这时，二十多家争着出钱，以司马光的名义把邵雍所居的地产买下，以富弼的名义再次把花园买下，他们把房产证和地契无偿送给邵雍。 邵雍白天时常焚香安坐，申时（午后三时至五时）喝三四杯酒，微醉就不喝了，还没醉时常常兴致到了就即兴吟诗自咏。春秋农闲时节，邵雍常出城游历、风雨天常不出门，出门常乘一小车，让人拉着，随意而行。 士大夫家对邵雍的车轮声都非常熟悉，争相迎候，连小孩子、老人和那些仆人、衙役们都会欢愉的说“我家先生来到了。” 从来没有人直呼他姓名的。 还有热心好事之人，仿造邵雍“安乐窝”的样式建了新的别苑，等候邵雍的光临，并取名叫“行窝”。 熙宁三年（1070年），宋神宗全面推广新法，官吏受胁迫难以推行，有的就递上引咎辞职的呈文，想要离开。邵雍居住在州县的门生旧友都带着书信造访邵雍，邵雍说：“这是贤德的人应当尽力的时候，新法固然苛严，能尽自己为官之力对百姓宽厚一分，那百姓就会受到一分恩赐。弃官对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 邵雍以一个平民的身份，自己无意仕途，却心系百姓，通过执掌权柄的朝臣对政局给予力所能及的影响，实在是难能可贵。 邵雍高尚的品德为周围乡邻所仰慕。有官员、读书的士子到洛阳，即使不去拜访官府，必会去邵雍住处拜望。邵雍德行甚为纯正，来拜访的人一望就知邵先生之贤良。邵雍待人不分贵贱，都是一样的诚恳。所以，贤良的人喜欢他的德行，不贤良的人也被他感化了。一时间洛阳人才辈出，忠厚之风闻天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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