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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丨苏轼的门人

 winer58 2023-06-05 发布于海南
黄庭坚本应是他那一世代中最耀眼的文学明星,他颖悟博学、天资卓越。但他不幸与整个朝代唯一真正的文学天才苏轼附着在一起。苏轼不仅自知是个天才,他同时也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认可。黄庭坚勉力为之才取得的成就,苏轼轻而易举就达到了。黄庭坚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因此绝望放弃:他承认苏轼天才横溢,同时却开辟出一条诗学门径,使最普通的人都能学懂作诗。

苏轼的门人


[美] 宇文所安
麦慧君、杜斐然、刘晨 译

本文所讨论的几位人物全都来自苏轼的圈子,但最终都没能成为经典词人。他们全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庭坚显然在作词上比苏轼更努力;但当人们想起苏轼时,往往会把他的词和他的诗文放在一起想。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中,黄庭坚常常得到读者的青睐,尤其是他的诗和文学批评,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的词。在当代的词选中,黄庭坚的作品大概会有数首获收录;但他的词却有一个极其详备的当代注本,而许多远比他突出的词人却连一个注本都没有。换言之,在“当行”的词的领域,只有当选本体量足够大的时候,黄庭坚才有可能占得一席之地;而在守护“雅文学”传统的论者看来,黄庭坚是重要作家——既然他的诗自南宋以来就得到评论家的注意,那么他的词也理应有一个注本。

晁补之虽然名列“苏门四学士”之一,但不幸的是,他并非成功的诗人或散文家。他扮演的是词迷的角色;但即便在12世纪前期,有人会赞赏他的词作,认为他通晓词的音律,晁补之作为词迷的形象最终并不持久。他终究只是苏轼的其中一个门人。大部头的当代选本或许会收录他的少数几篇作品。但是,和黄庭坚一样,他是苏轼一族的成员,因此晁补之的词也有一个不错的当代注本。

我们随后会讲到李之仪和他的词学批评。他比晁补之更加不幸。李之仪几乎算是苏轼最忠诚的追随者,而且在填词上没准比黄庭坚和晁补之更有天赋。如同秦观一样,李之仪走上了一条和苏轼不一样的词的创作道路。他是保守的,回溯性的。他与贺铸过从甚密,而贺铸的词同样有回溯的性质。在无法解释的风潮趋势中,贺铸成为了南宋的偶像,李之仪却遭到了遗忘。


黄庭坚

黄庭坚本应是他那一世代中最耀眼的文学明星,他颖悟博学、天资卓越。但他不幸与整个朝代唯一真正的文学天才苏轼附着在一起。苏轼不仅自知是个天才,他同时也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认可。黄庭坚勉力为之才取得的成就,苏轼轻而易举就达到了。黄庭坚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因此绝望放弃:他承认苏轼天才横溢,同时却开辟出一条诗学门径,使最普通的人都能学懂作诗。他似乎已经知道,历史上永远只会有“苏黄”的名号,而不会以“黄苏”并称。

在诗的领域,黄庭坚试图提供一套诗“法”,让人写出好诗。黄庭坚只比苏轼小九岁。他是“苏门学士”中最年长的一位。黄庭坚理解苏轼所倡导的一种率性而为的创作:随情绪与环境而作。除非“是苏轼”本人,否则年轻的作家根本无法仿效这个模板。黄庭坚的功劳在于,他明白应对苏轼天才的唯一方式就是承认他是天才,然后给其他人提供一种能够通过学习、艰苦的努力以及“法”而达至成功的门径——有志写诗的人可以通过学习已有的传统来超越传统。这的确是一种可供遵循的诗法,也的确为后世许多诗人所遵循。黄庭坚诗法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对古代文本的创造性转化。这差不多也是当时填词最重要的方法,而这方法的根源来自“櫽栝”。很难说到底是黄庭坚的诗法影响了诸如秦观和贺铸这样的词人,还是词人们广泛转化古人作品,才影响到了黄庭坚的诗法。

虽然词作如何化用前代的诗句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在词牌的声律要求之下,转化前人语句其实还比较容易。词人如何在化用之后仍能保持顺畅,才是真正的关键。毕竟词在根本上与诗不同,没有整齐划一的节奏。要能把词填写得出神入化,是一种无法教授的天赋。再没有人比黄庭坚尝试过的风格和语体更多样了。黄庭坚可以辨认出真正的天才——不论是晏几道,还是苏轼的天赋——自己却无法企及。

对于黄庭坚词作的评价与接受,如同他的词作本身,多样而不统一。陈师道(1053—1101)《后山诗话》中显然包括一些后来窜入的材料,因此很难判断某些论述是不是出自陈师道本人。书中提到北宋当代的词人中,只有秦观和黄庭坚可以极天下之工,即使唐代诸人都及不上他们(苏轼不算,因为他“以诗为词”)。[1]而晁补之,作为苏门交游圈的一员,却说黄庭坚的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是着腔子唱好诗”[2]。这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论断:晁补之对黄庭坚词的批评实际上等于陈师道对苏轼的批评。

我们不应被这两个对立的论断蒙蔽,其实它们指向同一个问题。词在根本上是不同于诗的;有些人会因为词太近似诗而瞧不起它。问题是,词应该是什么样,怎么写才不失“本色”。这些问题在这个时候还不是诗的核心问题。[3]黄庭坚作为词人在12世纪是有争议的。李清照觉得在11世纪后期的词人中,黄庭坚与苏轼不一样,算是比较能够明白词“别是一家”,与诗不同,但是他“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王灼则把黄庭坚和晁补之都当作苏轼的追随者,二人皆是“学苏而得其七八分者”。

借用晁补之的话,一个真正的“当行家”知道什么“当作”;而黄庭坚是个非常有天分的票友。对黄庭坚词的关注是由他在古诗文方面的地位支撑的,而这种兴趣反过来又反映在了出版印刷上。有一些北宋早期的词人,我们今天认为他们极其重要,但这些词家在南宋一般也只有一部或最多两部可知的词集。黄庭坚在南宋至少有六部词集刊本。其中有两个版本留存,一个存于他的文集中,另一个存于《琴趣外篇》的丛刊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他是黄庭坚。这一时期能跟他的文名比肩的只有欧阳修和苏轼。

黄庭坚的一些词作中隐隐可以看出苏轼的影子。他有与苏轼唱和的词,比如《鹊桥仙·七夕》和许多其他作品。[4]假如说,苏轼重写了张志和的《渔歌子》,黄庭坚也写,用了《鹧鸪天》的词牌。[5]黄庭坚最著名的词应该算是1098年的《念奴娇》,词牌总会让人想起苏轼的名篇《赤壁怀古》。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所述,黄庭坚对这首词非常满意,自诩是苏轼《赤壁怀古》的续作。[6]其开篇也和苏轼的许多词作一样,有一篇幅极长的序文交代创作场景:“八月十八日同诸生步自永安楼,过张宽夫园待月。偶有名酒,因以金荷酌众客。客有孙彦立,善吹笛。援笔作乐府长短句,文不加点。”[7]

  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
  桂影扶疏[8],谁便道,今夕清辉不足。[9]
  万里青天,姮娥[10]何处,驾此一轮玉。
  寒光零乱,为谁偏照醽醁[11]


  年少从我追游,晚凉幽径,绕张园森木。
  醉倒金荷,家万里,欢得尊前相属。
  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曲。
  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12]


黄庭坚有一种成熟的掌控力,此处体现为慢词中那种变换的意绪。但这不是苏轼,不是系于晁补之名下的那句评价“着腔子唱好诗”,也不是那种被法秀禅师斥为“堕泥犁之狱”的诲淫之语。不过,在黄庭坚的词集中,我们的确可以找到符合上述三种评判的篇章。

黄庭坚最令人着迷的那些词中,大概反映了一种简朴甚至天真的特质。但鉴于他的博学和臻于极致的精雅,这是一种故作的天真。下面这首《清平乐》,是黄庭坚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13]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
  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这里将春之“归”巧妙地处理成一种空间的位移——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不少作品都有相似的做法。尽管此处被问的是黄鹂,但我们不免还是会听到那首最著名的小令在背景中回响:

  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的确,在简朴的表面之下,我们看到了黄庭坚的“挪用”[appropriation](借用了刘大维[David Palumbo-Liu]的术语)诗法作用于小令传统中熟悉的素材,而这本是词作中久已有之的做法。

词曲原本可用于传播佛教,黄庭坚(以及他之前的王安石)都试着作过禅偈。[14]他甚至还在词中櫽栝过自己的一首诗。[15]

黄庭坚写过不少俗词。我们知道有一些佚名的流行歌词是用俗白的语言写成的,可以推想这在北宋的某个社会阶层中是个普遍现象。黄庭坚对俗语的使用让评论家们感到忿恚,但正如前文所示,俗词在这一时期很常见。[16]然而,黄庭坚比他的同时代人走得远多了:当马兴荣等校注《山谷词》时,他们遇到了一些在宋代极丰赡的文献记载中完全找不到其他用例的俗语。那似乎已经超越了“俗语”,而更像是“俚语”甚至“黑话”了,是一个群体彰显异质的特殊语言。

有一则逸闻提到黄庭坚初以俗语作艳歌小词,后来因法秀禅师泥犁之诫而弃作。那则材料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纪。[17]黄庭坚在1079年给晏几道词集写序,其中也提到过他和法秀的这次接触,但我们很难从他嘲讽尖酸的论调中听出任何悔意。这或许可以证明他的确在11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写这类艳词,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继续这类创作;他的许多俗词似乎都是晚年的作品。黄庭坚第一次给苏轼写信是在1078年(二人第一次可以确考的会面不会早于1086年),因此他的一些俗词写于他开始和苏轼接触之前。

黄庭坚的俗词经常是恋人的自白,用于表演再适合不过。这些词也多半是慢词。以上种种都显示柳永影响的其中一个面向。[18]下面这首调寄《沁园春》,用的是和苏轼早期写给苏辙一首词(《沁园春·孤馆青灯》)同样的词牌。[19]

  把我身心,为伊烦恼,算天便知。
  恨一回相见,百方做计,未能偎倚,早觅东西。
  镜里拈花,水中捉月,觑着无由得近伊。
  添憔悴,镇花销翠减,玉瘦香肌。

  奴儿。又有行期。你去即无妨我共谁。
  向眼前常见,心犹未足,怎生禁得,真个分离。
  地角天涯,我随君去。掘井为盟无改移。
  君须是,做些儿相度,莫待临时。


下面这首《归田乐引》用纯粹的白话写就,有意在一场爱情剧的表演中引人莞尔。的确,这简直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晁端礼《上林春》的另一个版本。[20]

  对景还销瘦。被个人、把人调戏,我也心儿有。
  忆我又唤我,见我嗔我,天甚教人怎生受。

  看承幸厮勾。又是樽前眉峰皱。是人惊怪,冤我忒撋就。
  拼了又舍了,定是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旧。


毫无疑问,以上这些词都会被法秀称为劝淫笔墨,认为黄庭坚写了这些艳词就该下泥犁地狱。广义而言,这则逸事反映了11世纪末社会中日益高涨的道德说教的风气。然而,如果退一步细想,我们很难找到其中有什么“恶行”——除了陷入爱恋。恼人的或许是舞台上的女性展示了她对迷恋自己的男性有多大的掌控力,而这在俗词中是极常见的。从柳永词中女神们令人“意乱神迷”的魅力到此处的独白,我们看到了词的古老主题的倒置:不再是女性因思念缺席的男性而憔悴,而是相反。简言之,我们见到了一种初步形成的反向文化,其标志就是用白话来展示一些境遇。观众或读者会从中认识到某种被压抑的真实世界,这个世界只有通过白话才能抵达。

黄庭坚的白话俗词或许是不被认可的,下面这首《蓦山溪·赠衡阳妓陈湘》则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21]这首词写于1104年,当时他正在被贬往宜州的路上,一年后他便亡故了。

  鸳鸯翡翠,小小思珍偶。
  眉黛敛秋波,尽湖南、山明水秀。[22]
  娉娉袅袅,恰近十三余,
  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

  寻花载酒。肯落谁人后。
  只恐远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23]
  心期得处,每自不由人,
  长亭柳。[24]君知否。千里犹回首。


这首词把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编进去了:有的是直接引用,有的则是改写。假如白话俗词是可以直接表演的,那么这首词的表演性却有很不同的意味:白话俗词是一种角色扮演,但此处的陈湘是一个偏远地区的地方歌女;当她演绎这首词时,她演唱的似乎是著名文人黄庭坚专门献给她的肺腑之作。她没有柳永词中汴京名妓那样的“艺名”;她或许真的姓陈。

词迷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从这个传统看来,黄庭坚并不算是好词人,但他不失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他写词或许缺乏“天分”,但他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在词中拓展了新境。黄庭坚被夹在苏轼广大而独特的词风与“本色”词派之间,这两者之间只有小小的一隅可以让他发挥。


[1] 邓子勉编:《宋金元词话全编》第一册,凤凰出版社,2008,第213页。
[2] 吴曾:《能改斋漫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489页。引用自赵令畤:《侯鲭录》,中华书局,2002,第206页。这一则材料并没有注明是晁朴之所述,但它紧接前面另一条晁朴之对早期词的评论,因此也被当作晁朴之的论断。
[3] 到了13世纪初,严羽即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4] 马兴荣、祝振玉校注:《山谷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48页。
[5] 《山谷词》,第152页。
[6] 《山谷词》,第12页。所谓“续作”,指的大概是苏轼《前赤壁赋》中的那段“歌”。但他选了《念奴娇》这词牌,因而不可避免地会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连在一起。
[7] 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第497页。
[8] “桂”指月亮。
[9] 阴历十五月圆,月亏也始于月圆之日。
[10] 月中女神。
[11] 一种美酒的名字。
[12] 孙彦立之笛。
[13] 《全宋词》,第507页;《山谷词》,第208页。
[14] 例见《山谷词》,第86—93页。
[15] 《山谷词》,第84页。
[16] 比如秦观的《满园花》,见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49页;以及晁朴之的《蓦山溪》,见刘乃昌、杨庆存:《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191页。
[17] 见陈善《扪虱新话》,转引自《山谷词》,第329页。
[18] 黄庭坚的《归田乐引》以“暮雨蒙阶砌”开篇。这是他受柳永影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见《山谷词》,第58页。
[19] 《全宋词》,第532页;《山谷词》,第1页。
[20] 《全宋词》,第525页;《山谷词》,第59页。
[21] 《全宋词》,第500页。
[22] 这在把玩一个常用的比喻,以山水比喻女子的面容:眉如山丘,眼如秋水。
[23] 借用9世纪诗人杜牧的一首名诗,意思是陈湘刚刚步入她生命中的春季,而随着他以后回来,她也会像“夏季”来临般成长。
[24] 柳是离别的常用意象。这句可能指他离开衡阳时与她分别的地方。



晁朴之

直到1086年,晁补之才真正登上文化舞台。1086年是元祐元年,苏轼及其“旧党”获召回京师,黄庭坚也终于第一次见到苏轼。晁补之是1079年进士。当苏轼给所有他欣赏的有才能的门人分派朝廷职位的时候,晁补之也进入了他的视野。但这一切只持续了不到十年。1094年哲宗亲政,太后临朝的时代结束。哲宗召回了王安石的改革派,并贬窜元祐朝的官员,把他们都流放到宋朝疆域最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方。

一般认为晁补之是苏轼的一个追随者,一个难以望其项背的人。这个描述并不能完全概括他的作品。下面这首《摸鱼儿·东皋寓居》是晁补之在1103年写的,当时他正要最后一次告别官场。这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25]

  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
  东皋嘉雨新痕涨,沙觜鹭来鸥聚。
  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渚。无人独舞。
  任翠幄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能去。

  青绫被[26],莫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误。
  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邵平瓜圃[27]
  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
  便似得班超[28],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


晁补之有一种天分,能将谈天式的独白恰如其分地写进旋律的起伏中。这一看就是一首11世纪中期的词,除了最后一节中对仕宦生涯的叹悔,这一点柳永也写过,而且晁补之之后的几代词人一直也有类似的感慨。只不过,仕宦生涯之外的选择不再是流连勾栏瓦肆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平静的退隐生活。晁补之把他的退归之地叫作“东皋”,这难免让人想起苏轼称自己为“东坡”。[29]这首词的开篇晁补之说他要买“陂塘”,字面上就是“陂”和“塘”。如同在东坡上拓展着自己私人生活的苏东坡一样,晁补之也退出了公共生活和人事网络。

我们很难想象这种词被唱出来的样子。苏轼也常常在他的词中灌注一种陌生和新异的体验,尽管这从根本上背离了早期词作表演的传统,但读者还是可以从这种陌生和新异中,读出一种在诗中无法表现的东西。晁补之的词却并不如此。他常常把几乎与诗无异的内容,完美地融进词体的韵律中。下面这首是有关“东皋寓居”的另一首词,调寄《黄莺儿》[30]

  南园佳致偏宜暑。
  两两三三修竹,新篁新出初齐,猗猗过檐侵户。
  听乱飐芰荷风,细洒梧桐雨。
  午余帘影参差,远林蝉声,幽梦残处。

  凝伫。既往尽成空,暂遇何曾住。
  算人间世、岂足追思,依依梦中情绪。
  观数点茗浮花,一缕香萦炷。
  怪来人道陶潜,做得羲皇侣。[31]


暑热的园景可以和周邦彦大概在同一时期填的《隔蒲莲近拍》[32]相较。晁补之以上阕来作铺叙描写,这习惯可以追溯至柳永,但场景中的情绪跨度变大了。周邦彦的第二阕很奇怪;相对而言,晁补之这首词则在一阵长时间的凝思中结束,措辞完美。其审美上的成功在于将过往的情绪依依并举,似都在梦中,又如茶中浮起的泡沫,一饮便带回了凌冽的知觉,将他从梦中唤醒。

除了李之仪,苏轼交游圈中的其他人都和这个群体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晁补之还经常给他的叔叔晁端礼写词,此外,他关注的中心基本上就是这个交游圈。黄庭坚去世后,晁补之有词怀之;秦观1100年去世后,晁补之也为他写了一首《千秋岁》,词作的第二阕是这样的[33]

  洒涕谁能会。醉卧藤阴盖。人已去,词空在。
  兔园高宴悄[34],虎观英游改。[35]重感慨,惊涛自卷珠沉海。


如同黄庭坚,晁补之也能以俗语写作绮艳的独白。

晁补之的词作有两个宋代的本子,目前我们看到他的作品都是通过《晁氏琴趣外篇》这个本子流传下来。我们不知道这个本子的作品排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原意,但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所有关于女性的词都被放在了比较靠后的位置。

[25] 《全宋词》,第714页;《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第15页。
[26] 汉代尚书郎夜值所盖。
[27] 秦朝灭亡后,东陵侯(邵平)在长安东门开圃种瓜。
[28] 班超(32—102)是汉代学者。他投笔从戎,最终成为名将的事迹最让人津津乐道。
[29] 同时还让人想起7世纪早期的隐士王绩,他也自号“东皋子”。
[30] 《全宋词》,第715页;《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第22页。
[31] 伏羲是传说中的上古先王之一。上古的生活简单而无忧无虑。陶潜即曾自谓羲皇上人。
[32] 参见《宇文所安丨词人的愿望并不是回到曾经》。
[33] 《全宋词》,第724页。
[34] 指汉代文人在梁王刘武兔园的雅集。
[35] 虎观为西汉学者讲经之所。



李之仪

李之仪是最重要的宋词批评家之一,但他作为词人的价值却很少被人注意到。[36]后世的“词话”很少提到他。尽管他的词集收入了南宋《百家词》,但在明初吴讷的版本中却没有他的踪迹。不过,李之仪的词集曾经有数个明代版本。

当代学者陶尔夫特别关注李之仪,认为他是苏轼最忠实的追随者。李之仪逃过了元祐末年的几次清党,但他身陷徽宗朝的党争。当时的人对苏轼追随者的攻击更为苛毒,最终李之仪被投入监狱,遭到鞭笞。[37]如果说他在身受迫害的环境下是个好词人,那么他在其他境况下同样是个好词人。

       
调寄鹧鸪天[38]
  收尽微风不见江。分明天水共澄光。
  由来好处输闲地,堪叹人生有底忙。
  心既远,味偏长。须知粗布胜无裳。
  从今认得归田乐,何必桃源是故乡。


比起实际遭遇的,李之仪理应有一个更好的命运。水波被微风吹起,才可看得见江。水波一旦平息,便只有光了。这个意象和人生巧妙地联系在一起:人因“忙”而产生波动,只有“闲”下来的时候,平静的水面才会造出一片澄光的天地。

苏轼交游圈还延伸到许许多多其他的人,他们不但写词,也写逸事、评论和题跋。这些文字对围绕苏门的材料在南宋的爆发式增长起了催化作用。我们此前提到过赵令畤和他的杂著《侯鲭录》。这部书写于北宋灭亡之后,是一部由苏门成员所作的极有价值的文献。晁补之残存下来的对于11世纪词人的评价主要就是来自《侯鲭录》。和舒亶类似,赵令畤的词作大多由《乐府雅词》保存下来。但他最为人所知的作品则是(保留在《侯鲭录》中的)一组《蝶恋花》。这是最早融合故事的词,讲述的是元稹的《莺莺传》。[39]

[36] 陶尔夫:《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第363页及其后。当下只有少数几个学者能肯定李之仪作为词人的成就,陶尔夫是其中之一。
[37] 起因与李之仪写给范纯仁的东西有关。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也是为晏几道编第一部词集的人。
[38] 《全宋词》,第447页。陶尔夫也在《北宋词史》中提到这首词,见第369—370页。
[39] 《全宋词》,第633—637页。这些词都保留在《侯鲭录》中。


选自《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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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哈佛大学 James Bryant Conant 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和比较诗学。主要著作包括:《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与12世纪初的词》(2019)、《晚唐诗》(2006)、《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2006)、《诺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1996)、《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论集》(1996)、《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1992)、《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1989)、《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1986)、《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1985)、《盛唐诗》(1980),《初唐诗》(1977)等。曾出版杜甫诗歌的英语全译本《杜甫诗》(2015),并与孙康宜一起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201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自2003年起陆续出版“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题图:[南宋]刘松年《西园雅集》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策划:Lulu | 排版: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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