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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各自目的，在民国政府，高层派系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取得青年——尤其是精英的支持。 陈诚以“作之师，作之 亲”的态度对待部队中的青年干部，他关心青年的举动赢得了巨大的回报。 当时，一位青年对他的印象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头衔显赫，时势把他造成中外闻名的 人物”。 宋瑞珂口述 对日抗战是全面战争，不仅华中有战事，华北也在打仗，各部队需要大量的干部。 为了适应这一需要，民国政府通过军官训练团、“战干团”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等训练机构，训练了大批青年干部，分派到各部队、机关、学校去工作。 其中，有的干部因一时不能适应新环境，或因生活上缺乏照顾，或因看不惯团体中不合理的现象，而上告表示不满或请求调动。 当陈诚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在一次党政军联席会议上，当着许多战区政治部主任和军政首长，特别强调了要爱护青年、教育青年和信任青年的重要性。 他说：“尤其对分派到各部队去的青年干部，我们要善加照顾，多和他们接近，为他们解决困难。” 有几位单位主官向陈诉苦，说这些青年干部能力不足，缺乏经验，公文不会办，只会唱高调。 陈听了非常不满，他问这些人：“你们不想想，你们的青年时代是怎样过来的？ 青年们刚出学校，不会办 '等因奉此’的公文，算不上什么缺点。 他们因为没有经验，对事情便不会有成见，指导他们，也许比对有经验的人更容易。 做长官的，如果本着 '作之师，作之亲’的态度对待他们，我相信，他们没有不乐于接受领导的。 陈出身军旅，不但爱士兵如子弟，他也爱护青年，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因此，陈诚在就任湖北省主席以后，即着手研究如何解决青年人读书和就业的问题。他曾倡导计划教育，就其所学分配就业或深造。 当陈诚一身担任几个保卫武汉重要职位之际，他就深知，武汉外围随时将发生大规模的战事，所以，他一就任湖北省主席，就及时设法将鄂东、鄂南以及武汉一带数万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分别迁移到鄂西、鄂北等安全地带，不仅免费学习，且一切生活供应，概由政府负担。 为此，还由省政府特别设立“联合中学”，他还亲自兼任“联中”校长，因为，战时一切体制不同平常，必须以战区最高军政长官的身份兼任，才能保证这数万流亡学生的食宿、衣着、交通等问题无虑。 刘非口述 战干团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的简称，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所开办的一个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 战干团共设四个团，均由蒋介石自任团长，当时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任副团长，第一团创办于武昌。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同年冬，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战中心。当时，由于国共第二次合作，举国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民心士气慷慨激昂，抗战气氛十分热烈。 许多沦陷区的知识青年，不甘心当亡国奴，纷纷来到武汉，要求参加抗战，家在大后方的青年，激于民族义愤，也纷纷投笔从戎。 延安则是青年们所最向往的地方，去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要求介绍去延安的青年，络绎不绝。 国民党当局为了不使青年投奔共产党，同时，也由于军事委员会已经成立了政治部，要在各部队建立各级政工机构，需要大量政治工作干部，胡宗南、贺衷寒、桂永清、康泽、戴笠等乃联名上书蒋介石，建议设置训练团，以收容流亡知识青年，培训战时所需各种工作干部。 实际上，这个建议也切合了蒋介石的心思，陈诚也极为赞赏支持，自然一提就准。当时，桂永清由于兰封作战不力，被撤掉军长职务，此时正在武汉待命，蒋介石便派他负责建立这一训练机构，并委之为教育长，此即战干团之由来。 1938年2月，军政部长陈诚通电成立各地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 3月，战干一团在湖北武昌成立，团长蒋介石，副团长陈诚。接着，战干二团在河南鸡公山成立，副团长白崇禧。 6月，战干三团在江西雩都成立，副团长顾祝同。 9月，战干四团在西安小南门外原东北大学旧址成立（东大学生大都是张学良的追随者，1936年西安事变后迁至四川广元）,副团长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教育长为葛武柒。 葛系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中将军衔，管理学校一切事务。按团里规定，凡从沦陷区来团青年，大学毕业者经考试合格可编入学员队，中学毕业者编入学生队，年幼儿童编入儿童队。  战干团徽章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战干一团团本部设于武昌珞珈山，其主要机构有政治部，主任邓文仪，1939年以后为滕杰，还有教育、军需、军医、副官四个处，教育处长王章，有一个军乐队和一个特务连。 后来，政治部又成立了一个“忠诚剧团”，负责人李英，开办了《自强日报》和《力行》月刊，均在綦江出版发行。 其训练机构，先后成立了三个学生总队和一个直属女生大队，杨厚采为第一总队上校总队长，彭克定为第二总队少将总队长，肖劲为第三总队上校总队长，刘子淑为直属女生大队少将大队长（同年冬又继彭克定之后调任第二总队少将总队长）。 每个总队辖三至四个大队，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每个中队约120人，全总队以12个中队计，共约1500人。此外，还有一个学员大队，只办一期即结束。 从1938年至1941年，战干第一团共办六期： 第一期，即第一总队和直属女生大队，于1938年7月在武昌毕业； 第二期，即第二总队，以及学员大队（学员大队学籍为第一期），于同年8月在武昌毕业。10月武汉沦陷，9月该团已向湖南撤退； 第三期，即第三总队，于1939年春在湖南沅陵毕业。同年夏该团全部迁至四川，团本部驻四川綦江； 第四期，于同年秋在綦江毕业； 1940年9月第五期毕业后不久，桂永清被调走，由周振强代理教育长； 1941年夏第六期毕业，即结束停办。 该团受训学生，绝大多数是登报招考而来，凡身体健康的男女知识青年，包括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均可报考（第二期以后不招女生），体格检查比较严格，笔试只考国文（写一篇作文）和常识两门，具有初中毕业水平即可录取。 但是，考生水平参差不齐，有大学生，也有留学生。为此，该团第一期开设了一个“留日学生训练班”，有100多名因抗战而回国的留日学生参加受训，毕业后，多以少校以上级任用，还有不少留在该团担任政治指导员和政治教官。 在战斗团，有不定期的“精神讲话”，请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各界名流专题演讲，团政治部正副主任每期也要来讲一两次。 陈诚讲得更多，蒋介石也要来讲话，陈诚在一次讲话中讲过这样一句话：“北伐靠黄埔，抗战靠战团”。一下子在战干团师生中广为流传，自夸自豪，事实上，这句话是离谱太远了。 不过，这句话却也说明了两个情况： 一是蒋介石于开办战干团的同时，宣布撤销“复兴社”，建立“三青团”。这一撤一建，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件大事，说明蒋介石对以黄埔学生为基干的“复兴社”是失望了，感到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代替，而以战干团学生为基干的“三青团”，即是蒋介石心目中的这一新的力量。 二是陈诚自始就把战干团看做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战干团学生故示宠爱，在学生中已形成一种观念，除了蒋介石就是陈诚。 这两个情况充分说明了当年蒋介石、陈诚确实都是把战干团当做自己的政治资本。 在西安，战干四团受训期满，经考试合格准予毕业，并发给由蒋介石、陈诚签署的毕业证书。 同时，还发给剑鞘上刻有“战干第四团团长蒋介石赠”字样、剑面上刻有“成功成仁”字样的军人魂短剑一把和正面为白底蓝字“军事委员会战干四团第×期毕业纪念章”直径为3厘米的圆形徽章一枚。 学生分配由团部统一办理，毕业后有3—6个月的见习期，支准尉薪，期满支少尉薪（如非军事机关，可比照军队按行政级支薪），并发给置装费和一本同学录。  战干团结业合影留念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战干四团编印的《通讯录》中，“本团现任政治教官”一栏记载连震东为上校教官（据考证，连震东是台湾现任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父亲）。 赵玑口述 战干团的学科有《总理遗教》、周佛海写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总裁言行》、《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著的《纪效新书》等，每周授课12次。 另有“精神讲话”课程，主讲“三民主义之真谛”、“团结内部、巩固后方”、“整编部队，增强军力，准备反击”等，讲解人为陈诚、邓文仪、贺衷寒、滕杰、桂崇基等人。 这些人反复宣扬“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老调，开学初，陈诚来团讲了一次话，大意是“国难当头，务要镇定，团结御侮，在蒋委员长的领导下，坚定信念，准备杀敌”等语。 散会后，全团还要进行讨论，体会陈诚讲话的精神。 战干一团在武汉驻了半年之久，因日军陷马当要塞后西窥武汉，于是年7月间迁往湖南桃源、沅陵、辰溪一带，最后搬到四川綦江，再扩充了3个总队，直到1940年，该团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四川綦江惨案”，才于1941年被撤销。  “綦江惨案”之“李秀成之死”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魏泯口述 1939年秋，原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三团第二期，奉重庆方面命令改为中央军校三分校政训总队第16期，随即，进入结业阶段。 此时，学员中传出小道消息，说是将有军政人员来三分校参与结业典礼，以示隆重。 有的说，顾祝同要来，因为三分校所在地是江西省于都县，属于第三战区势力范围，顾是战区司令长官；有的说，来的大员中不仅有顾祝同，还有白崇禧……传说纷纭，煞是热闹了一阵。 等到结业典礼前三天，我所在的第14中队长刘意良找我谈话说： “中央派了重要的长官来到于都，现住在校本部，上级指示，各中队要选派一名学术科都比较好的学员去校本部集合，听候中央的长官召见谈话，中队决定派你去。” 我听后，大感意外，当即表示感谢中队长对我的信任。 第二天清晨，我们各大队所属各中队学员代表20余人会齐后，沿着公路，向设在于都县城的校本部徒步前往。  于都街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于都西接赣州，东接十年内战时的苏区中央所在地瑞金，境内山峦起伏，形势险要，不难想象，当年于都在拱卫红色中央所起的重要作用。 “战干三团”第二期是在日军侵占南昌、吉安告急形势下，转移到于都的，学员来源于全国沦陷区的爱国青年，主要是中学生，少数大学生，共有3000人之众。 他们编成20几个中队分布在山区各个居民点训练，军事和政治并重，一年结业后，分配到前方抗日部队担任连指导员。 我们一行，整队走在去于都县城的路上，只见路旁村落民房墙壁上残存的“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政权归于苏维埃”之类的标语，抗日战争促成了国共合作，真是来之不易。 到达目的地以后，三分校中将副主任唐冠英出来接见我们，宣布召见我们的是军委会政治部陈诚部长，过一会就要开座谈会，陈部长将要听取大家受训的感想、建议和要求，他也要对大家训话。 陈诚的名字，对我们这些经历抗战烽火洗礼的年轻人并不陌生。 自从全面抗战以来，上海战役，保卫大武汉时期，他的名字就和抗战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武汉成为抗战中心的阶段，他担任许多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头街显赫，时势把他造成中外闻名的人物。 大家听说召见的是他，都情不自禁的交换着兴奋眼神。 唐副主任讲完话以后，随即领着我们走进会场，那里一间宽大的屋子，正中用几张方桌拼接成长方形台面，上铺台布，两头陈设木椅，两边陈列着木凳，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抗战时期，这就很够气派的了。 我们按照唐副主任的指点，在台桌两边就坐，进出会场的人都踮着脚步走路，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大约经过两三分钟，有人喊了一声“立正”，只见邻接会场的一间厢房门口闪出几个人影，等到再喊一声“坐下”，我们才看清楚一位身着戎装、缀着三颗金星领章、面色红润的中年将军已经悄然就座，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陈诚部长。 他的随员中，还有一位身着藏青色中山装的人，后来才知道，他是政治部三厅副厅长范扬教授。 座谈会是以点名开始的。然后，陈部长叫大家发言，还强调有什么说什么，不要顾虑，态度亲切和蔼，当大家一个个发言时，他还不时地在小本上记下发言的重点。 等到大家发言完毕，他最后讲话，首先讲了当前抗战发展形势，勉励大家要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 接着说道，大家都是优秀的青年，马上就要分配到抗战前线去，担负着民族兴亡的重任，希望大家到部队以后，要和士兵同甘苦，做好政治工作，早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复兴中华民族。 陈诚是浙江青田人，讲话时带着浓重的方言色彩，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做着笔记，座谈会结束以后，校本部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饭，然后各自返回中队。 第二天，是三分校结业典礼的日子。天刚亮，分散在各处的20几个中队的学员，第一次汇集在一处野外广场上的土台前，少将总队长朱楚藩（湖北宜恩人）担任总指挥，按大队为单位，列成方阵，面对土台肃立。 不多时，陈诚部长在校本部官员陪同下，乘车来到会场，登上土台，典礼在军号声中开始，检阅了队伍，然后是陈诚部长训话。 他讲的时间很长，内容有些是他在头一天座谈会上讲过的，不过更详尽透彻，在长时间的讲话中，陈诚部长精神焕发，精力充沛，上身始终保持平直的姿势，站在原地没有移动过位置，只是有时为加强语气分量，挥动一下手臂。 他留给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印象是，这是一个自我要求严格、躬行实践的军人。 结业典礼仪式的讲话只是开始，接着，陈诚部长又来到这个广场讲了两天，这说明，他这次的于都之行是严肃认真的，对青年一代寄托着深切期望。 但也有人说，陈诚在政治上有野心，所以不遗余力地争取青年。 此次在于都，他前后共逗留四天，讲话结束的第二天一早，离开于都。 临行时，把参加座谈会的20几名学员带走了，当时听说我们这一行将安置在军委会政治部工作。 不过，后来起了变化，我们随陈诚乘汽车到达赣州稍作停留，即转往韶关（即曲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举行盛大晚宴招待陈诚，陈在宴会上发表了讲演。 散席后，我们连夜登上火车驰往湖南，车抵衡阳时，范扬转达陈诚的指示，要我们一行留在衡阳待命，暂归第九战区政治部管理，分配临时工作。 范扬还说，陈部长因为接到蒋委员长电召回重庆，要我们安心待命，他急匆匆地作了交代，也随同陈诚走了。 大约经过两个多月，九战区政治部来人说，重庆来了电报，指定张煦本、曾光亚、李承良、戴易山、钟济民和我六人，调中训团新闻班受训，其余同学由战区政治部就地分配工作。 从军校三分校选拔青年学员，不止是陈诚部长，当时，在江西赣州担任第四区行政专员的蒋经国，就委托三分校政治部中将主任胡轨就近选拔了50多名学员带到赣州，成为江西三青团干训班主体。 后来，在台湾显赫一时的实权人物王升、华裔第一位太空人王赣骏之母俞洁虹都是当时入选的，而青干班主任，则由蒋经国兼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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