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革命进程会影响着革命精英团体的情感及情感转变，这是毋庸置疑的。威廉·雷迪的情感理论也提出情感并非与生俱来，它的出现是与外界联系与互动的结果。  革命精英团体的矛盾情感在芭芭拉·罗森宛恩的理论中，情感团体的情感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在一段时期内某些情感占据情感团体的思想主流，过后这些情感退缩了变成其他情感占据上风. 情感团体表现出的情感并不是单一的，确定某种情感为主导，主要看情感团体内部多数成员情感的共同点。  既然情感团体在某个阶段表现出的情感并非单一，那么当时处于非主导地位的情感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当下一个阶段这些非主导的情感又成为情感团体的主导情感时，这就更要引起重视。 革命伊始，革命精英团体的乐观、喜悦这类积极情感占据上风，但是这时期情感团体内部的也存在其他情感。且随着革命的发展这些情感日益上升，尽管革命精英团体中有一部分人曾经仔细阅读与思考过抽象的启蒙思想，但他们从未相信这些思想真的能够实现。  1789年夏天，伴随着恐慌和暴力的浪潮，以及许多旧政权机构崩溃，失去合法性的权力真空的出现，使得这种焦虑情绪增加了数十倍，就像是乔恩·埃尔斯特所提出的“惊奇效应”那样，革命事件的无法预见性使人们的不安与焦虑的情感越来越强烈。 随着1789年夏天的到来，恐慌和暴力浪潮几乎蔓延到全国各省，革命精英焦虑和不安的情感更加剧烈。到了1789年8月，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绝对君主制已经完全崩溃，国家正面临一个过渡期，直到新的政治和行政结构建立。  革命精英的焦虑情绪再次上升，1789年9月的危机表明法国的新生并非轻而易举。在这样的担忧之中，制宪议会展开了一场关于是否在新宪法中赋予国王权力的关键辩论。 对议会的多数精英来说，更令人不安的是，路易十六尚未正式接受八月四日法令和《人权宜言》，政治困难加重了。国王对制宪议会实行消极抵抗，不批准各项法令。财政困难也未得到解决，加上各地人民起义使得革命精英团体深感焦虑。  大革命爆发之后，革命精英团体经历了深刻的不确定的情感。确实1789年法国存在一个黑暗面。从任何人都记得的最可怕的冬天开始。此后，发生了数百起粮食暴动和数千人因饥饿而死亡的事件。 随后在夏天，巴黎和各省出现了暴力和混乱，以及一个令人恐惧的大恐慌，触动了全国大部分地区，这就是“恐惧的一年”。因此革命精英团体在怀着对社会重建的希望、欣悦等情感之外，对于社会的暴动和混乱也深感不安和焦虑。  引发革命精英焦虑乃至发展到恐惧的另一个来源，那就是自大革命初起时，法国就出现了一个真正的权力真空。1789年夏天的事件，使政府及其合法性开始产生危机，这是法国人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灾难。 转眼间，旧制度的国家机器几近全面崩溃。总督体制曾是波旁王朝行政体系的中枢，如今派驻各地的总督及其助理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权力。7月份，巴黎出现的人民随意处死总督的情况，使行政人员非常害怕，纷纷提交辞呈或干脆弃职而去。  紧接着，税收员、警务人员以及王室派驻的地方法官纷纷逃命而去，或是无限期地躲藏起来。当然，革命者最终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官僚与司法体系，但政权更选导致的权力空白期长达一年多。 对此，革命精英团体表现出了强烈的不安和焦虑的情感。而随着这种无政府状态持续，革命精英团体的消极情绪持续上升，为革命和革命精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在1789年及革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革命精英团体对社会重建的热情和对未来的热切期盼，经常与恐惧和焦虑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时，革命精英表现出的是一种既期待又不安的矛盾情感，只是积极情感占据上风。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曲折发展，反革命的猖獗、国王的出逃等革命事件的激化，使得革命精英团体的消极情感逐渐上升，直至成为主导情感。  实际上，在革命的时期革命精英团体感到的矛盾情绪，乐观和悲观的纠结情绪，兴奋和恐惧的复杂混合，在他们的信件中持续存在。这种矛盾的情感，将是整个革命十年中许多革命精英情感的特点。 谣言和阴谋激化革命精英团体的情感谣言和阴谋的泛滥，是法国大革命有别于其他国家革命的一个独特的政治现象。但谣言也可能涉及更为严重的问题。社会科学家已经表明，人们在不确定性，模糊性和被感知的危险时期普遍对传达信息的机构缺乏信任，特别容易受到谣言传播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谣言就被当成为一种替代消息，这是民众和社区在特定情况下努力确定其现实情况并做出的回应。可以肯定的是，谣言的力量在旧制度下被皇室的极端控制和新闻界严格的审查制度放大了，这使得可靠的信息的传播总是伴随着一些不实的传闻。  在高度紧张的时期，巴黎市和其他城镇的人也可能会被面包价格上涨、战争威胁或警察行为的谣言霉动。正如B巴茨柯所言，“谣言在革命进程中振奋着精神、积聚着怒火、引导着恐惧。' 随着革命的到来，谣言的性质和强度都大大改变了。它们变得更加政治化。与革命事件密切相关的谣言早已取代了革命精英早期信件中的社交八卦和轶事。在传播的谣言中，那些夸张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还有涉及贵族或教士的谣言，人们总是很容易相信。  革命精英团体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多还从事过律师和法官职业，对谣言有一定的判断力。但三人成虎，当谣言频繁重复时，某些未被证实的谣言也会被那些通常持怀疑态度的革命精英接受。 1789年十月后不久，巴黎发生了一连串的恐慌。有传言一些盗贼团伙打算在夜间袭击私人住宅。科尔森写道，“这个可恶的谣言，在整个巴黎引起了惊慌，在可怕的恐惧中很多女人都生病了。' 10月10日，在谣言的影响下，镇上的长官命令要在夜晚照亮整个城市。所有的居民都被告知要在窗户上放置蜡烛或灯笼，以便警方和国民警卫队可以更轻松地对街道进行调查。 12月初，通过一个房东与窗外小贩的话，一个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开始席卷整个街区，据说小偷和强盗正在阴谋破坏巴黎监狱并袭击好公民。据说有人用白色和红色的十字标注城市的房屋，这是那些抢劫的人做的记号。 1791年6月国王试图逃跑之后，谣言变得更加激烈，扑朔迷离，刺激着革命精英的情感。巴黎到处流传罪犯即将从监狱逃走，攻击革命党人的谣言。与此同时，各省也出现了奥地利军队正在准备进攻法国，进入法国后就会焚烧和杀戮法国人的谣言。 谣言越来越多地被令人不安的反革命阴谋故事所主宰，从革命精英团体对国王出逃时，在边境做的安排来看，他们似乎是相信了这时期的谣言。革命形势的恶化伴随着随处可见的谣言，激化了革命精英团体的消极情感。 除谣言的因素外，阴谋论也同样影响革命精英团体的情感。在革命精英团体的信件中，对阴谋论的忧虑随处可见。自革命爆发，这种忧虑就挂在所有制宪议会代表的嘴上。它也在马拉、埃贝尔、罗伯斯底尔等革命精英的话语里反复出现。 虽然革命精英团体对贵族阴谋存在怀疑，在1789年6月初至6月底的重大革命事态发展中，革命精英的通信中几乎没有关于阴谋的语言。在他们的信件和发言中，多数革命精英保持了乐观的态度。 但是，正如代表们的发言和信件所证明的那样，阴谋这类词语的出现有很大的起伏，往往随着反革命阴谋的真实和证明的事件变化。在这段时间里，多数革命精英的信函对阴谋的反应还是谨慎的。 甚至在1790年的春天，戈尔捷还反驳了最近出现的荒诞的阴谋传言:“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这些阴谋，而且你们已经看到这种阴谋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1790年的冬季至1791年春季，革命精英信件中有关阴谋语言的频繁出现。这与贵族和教士的移民日益增多的威胁有关。 国王出逃之后，革命精英团体的对阴谋论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国王的出逃之时的手写声明，使得革命精英团体认识到路易十六以前的合作是不诚实的。 议会的调查委员会深入调查，访问了数十名证人，在王室被拘窗的期间里读取没收的文件，结果证实一个真实的阴谋已经持续了数月。这个阴谋涉及巴黎，军队和在德国的移民军中的众多参与者。同时也证实了国王的庄严宣誓及维护宪法的行为，是他本人公然的欺骗和伪装。 早在两年前，巴黎就流传着许多关于国王将密谋出逃的传言。马拉特等一些记者也曾预言过这种的阴谋，但是革命精英团体都不相信这类不负责任的、不实的传言和阴谋论。但是，所有看似不实的传言和阴谋都成真了。 显然，谣言和阴谋论的泛滥不仅影响着革命精英团体的情感，还激化了整个社会的消极情感。革命事件在社会中引起恐惧情感，通过谣言和阴谋论发酵、扩大，逐渐刺激革命精英团体的情感。 尤其当谣言和阴谋论被真实事件所证实的时候，对革命精英团体的情感的影响更大。正如巴茨柯描述，“谣言和阴谋论在革命进程中振奋着精神、积聚着怒火、引导着恐惧”。 参考文献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