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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我们讲： 儒家倡导的是“君君臣臣”的伦理秩序。君臣之序，是儒家最大的政治伦理。 刚刚篡位成功的司马氏，却倡导儒教。 荒谬吗？  是的，很荒谬。但是，但是……我说了算。 魏晋之间的政权更替，又是一次“篡位”争夺。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的机会，起兵政变并控制京都。自此曹魏军权政权落入司马氏手中，史称高平陵事件。 在政权更替中，“魏晋玄学”的宗师级人物何晏、夏侯玄被杀。 夏侯玄博学多识，才华出众，在当时名声极大。他被杀，正是因为才名太高。 《语林》记载：司马师犹豫是否诛杀夏侯玄，便问他叔叔司马孚“我的才能可以控制夏侯玄吗？” 司马孚说：“当年赵俨葬儿时，你来的时候只有一半的人出迎，泰初（夏侯玄）后到，所有人都站立迎接，从这件事看，你恐怕不行。” 于是司马师就杀了夏侯玄。  名士蒋济跟随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司马懿指洛水发誓，不杀曹爽。 蒋济写信给曹爽，称只要投降可以保他们爵位富贵。 但司马懿很快违背誓言，把曹爽亲族全杀了。 蒋济因此被气死。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忠于曹魏的名士都被杀掉，弄得天下“名士少有全者”。而被杀的名士，正是儒家赞扬的“忠于君主”的人。 大臣桓范因为出城报信，口称“太傅谋反”，被扣上一个“诬人反情，抵罪反坐”的罪名，也被夷灭全族。 发动高平陵事变的人没事，大臣说是“谋反”就被杀； 发誓不诛杀投降的人，转而就违背诺言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恪守诺言的，只能去死。 忠君之士被杀，反叛君主的人，反而成为新朝宠臣。 然后新朝重新开始推崇儒教。这些新朝的宠臣，高居道德的制高点上，成为彬彬有礼的“礼仪之士”，上下其跳，用礼法为武器，继续杀人于无形。 这样的政权更替下，事情就是这样的“荒谬”。 对于真正深受儒家思想教化的儒生，是一种心理上的、关于道德价值的严重失衡。 但是现实，就是这样荒谬。  司马氏自己羞于言忠，只能讲“孝”。司马朝堂上的大臣，每个人嘴上都大谈道德，心里却别有春秋。 “礼法”变成了“坐制礼法，束缚下民”的工具，“礼法之士”也无不“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大人先生传》） 道德，已经变成了一块遮都遮不住的、尴尬的遮羞布。 阮籍的《咏怀》诗，描写当时的世风: “鸿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纲纪。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屈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意思是：你看那些鸿儒们，平日里穿着端庄的衣服戴着端庄的帽子，有尊卑次序，有三纲五常，服饰整齐，手里拿着上朝的玉圭玉璋。 表面都是忠贞朴素的样子，其实里面很脏。真话不小心说出来，马上改成正气凛然的话语。那种装腔作势、假惺惺的四面讨巧的八面玲珑样子，真是让人发愁。 同样，西晋也是“以孝治天下”。忠君这两个字太打脸，只能从“孝行”出发了。 太始四年六月丙申，晋武帝下诏：“士庶有好学笃道，孝悌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  我们看到：东汉的制度，在这里似乎又复活了。 所以，晋代的孝子也特别多。《晋书·孝友传》里就有14位孝子的事迹。 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 人家是认认真真演戏的。你要么也进去扮演一个路人甲，要么投入真心做群众演员，要么闭嘴。 但是不要说反对的话。异议，你的小命，可能就没有了。你的罪名，一般都是：“不孝”。  这一点，鲁迅先生看得明白，说得也最透彻： “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数，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 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 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 儒教，就是这样，变得如此虚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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