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汉学家梅谦立：儒家经典，从广州到欧洲

『编者按：法国汉学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梅谦立（Thierry Meynard）主要研究中西思想交流、西方古典哲学、当代新儒家，迄今已出版10余部中英文专著，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40余篇论文。本文为其在“传统与现代、地域与世界——中外文明视野下的粤港澳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17世纪末，天主教会在广州至少出版了39本书，广州变成了其在中国重要的出版中心。

梵蒂冈图书馆收藏有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的一部中文-葡萄牙文词典《类纂古文字考》，其附录收录有两份当时与广东相关的中文著作目录。其中《广东书板目录》列举了在广州出版的16部中文著作，包括15部外国人写的书和1部中国人写的书，按目标读者不同可分为五类，分别面向百姓、士大夫、官府、儿童和教徒。另一种目录《广东圣方济各会堂书板目录》收录了在广州出版的23部中文著作，其中11部是在广州初版的。

早在1584年，意大利人罗明坚在广州出版了中国第一本西洋书籍《天主实录》。从1666年3月至1671年9月，二十几位传教士在广州写下许多著作及报告，并在其间开始出版两本与中国儒家经典相关的语言教材，分别是《中国政治道德学说》和《无罪获胜》。前者完全依中国习惯，自右往左竖排；后者综合了中西不同的排版方式，自左往右竖排。双语竖排的书籍对技术的要求很特殊，在同一张刻板上既要刻汉字又要刻西文，必须与刻工密切配合。

▲《中国政治道德学说》（左）和《无罪获胜》（右）书影。（梅谦立供图）

此后，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将他在广州编译撰写的《中国政治道德学说》带到欧洲，于1672年出版，是首部在欧洲本土出版的中国儒家经典内容。在罗马，殷铎泽将一本《中国政治道德学说》送给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

1667年，基歇尔出版《中国图说》，这本书包含大概50张图画，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塑造出欧洲理解的“中国形象”。

在《中国图说》里，基歇尔插了一张亚洲地图，这张地图反映了欧洲与中国的来往情况。在上面有16世纪葡萄牙商人发现的海路航线，17世纪时这条海上航线很活跃。耶稣会传教士正是沿着这条航线往来于欧洲与亚洲之间，让双方的信息不断传达，进而推动双方在学术上的来往。

佛教徒传说中福建省闽江边的一座山被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记述下来，基歇尔据此画成了一座奇怪的“石佛山”。在基歇尔看来，很可能是撒旦跟一个魔术师达成某种协议：通过撒旦的力量，魔术师塑造了一座偶像形式的山。

在基歇尔看来，这种图画是具有代表性的，展示了中国本土三个主要的神：中间为释迦牟尼，左边为孔子，右边为老子。基歇尔认为，撒旦用这三个神来模仿基督宗教的三位一体（父、子、圣神），后来移到中国，朱庇特神变成了释迦牟尼，阿波罗神变成了孔子，墨丘利神变成了老子。

1687年，佛兰德斯耶稣会士柏应理所编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出版，这本书涵盖了耶稣会传教士当时来华百年间对《四书》及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这本书的前言作者，正是曾在广州排印《中国道德政治学说》的殷铎泽。

与《中国图说》不同，《中国哲学家孔子》向欧洲传递的信息是：历史上中国人一直蒙受理性，并在很长时间保持着极为纯粹的理性，其中只有自汉朝开始，中国人才接受了佛教和相应偶像崇拜的影响。

以柏应理为代表的传教士当时已逐渐认识到，他们所面对的中国思想自身有着一个体系，即“中国知识”，其经典体系即《四书》。因此殷铎泽在翻译《中庸》时，就用了“中国知识”为标题。他想暗示：中国思想体系完全能够回应“欧洲知识”，进而希望搭建起两个体系之间的思想桥梁。

研究域外文献里的中国，可以和国内的文献形成互补，丰富中国的形象。但我们要注意，我们无法把握一个一致的、统一的中国，因为中国的形象本身就是多元的。在中国人的眼里，中国的形象也是多元的；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更是如此。（完）（原标题：儒家经典，从广州到欧洲）

作者/梅谦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