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它提倡境界，主张自然，较严羽的“兴趣”说和王阮亭的“神韵”说更具优越性。这本书虽然只有区区几千字，但其独到的见解和创新的思想，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部巨著。  近现代以来，关于《人间词话》的讨论虽然很多，但更多的是对文论体系的研究，而《人间词话》的不足之处，就是理论体系的残缺不全，而它的优点，就是对文论的精妙深刻。因此，我们不妨以传统人格为切入点，为《人间词话》中所指出的某些可扩展的关注点做些解释工作。王国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以“境界说”作为其创作和美学的最高理想，并以“境界说”为指导思想。 在其《人间词话》中，作为儒释道传统文化积淀的“人格”，与诗文本身的艺术价值有着同样的审美魅力。作为一种“人学”与“文学”并重的传统文化，它的审美坐标往往是在“人”与“人”的“我”与“他”之间的审美坐标上。  王国维的境界理论与其他美学理论不同之处，“三代以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这四个人，即使没有文学上的天赋，他们的人品也足以流芳百世了。所以，没有崇高的人格，却有崇高的文学，这是不可能的。” 因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设计并塑造了四种传统的人格模式，这四种类型各不相同。对其进行检视与借鉴，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境界”论所蕴涵的二重性价值，而且有助于我们在当今社会中构建理想人格。  理想主义人格模式与境界理论正如歌德所说的，“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因此，“天行健，自强不息”的儒学精神，以庄子为特征的对生活的审美态度，再加上中国禅宗不否定生命，再加上屈骚的传统，就是中国美学的精髓与灵魂。” 后来，人们把楚辞称为骚体，将诗人称为骚人，一首《离骚》，就把作者高尚的品格，坚毅的性格，融入到作品中，引发了多少人的共鸣，也引发了多少人的“吾将上下求索”的不懈努力。 《离骚》之所以流芳百世，被后人推崇备至，主要是因为他的伟大和光辉！王国维生活在一个思想思潮纷乱的时代，旧的思想体系尚未瓦解，新的思想体系尚未形成，各种观点都有，难以统一。  一些士人抛弃了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其中浑水摸鱼、投机取巧地为军阀谋士服务。正本清源，向先贤学习，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王国维借用了屈原的一首诗，说道：“'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可缺一。 “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但有修能，则白石耳”。王国维认为，创作主体必须具备“内美”和“修能”的双重属性，只有才干而没有德行，就会堕落，就不会有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中始终没有给予姜夔很高的评价。“无内美但有修能，则白石耳”，“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王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  言下之意，东坡为旷达是真，而白石为旷达，则为假，《世说新语》中所说的王衍口上不提钱财，暗地里却如女子般“贪浊”。白石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与官场无关，也从未为官，表面上看起来清高，实际上却是靠着诗词博得了达官贵人的欢心，成了达官贵人的追随者。 王国维鄙视他的人品，认为白石的《暗香》和《疏影》虽然格调很高，但境界很低，“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人能像白石那样有格调，只可惜他不肯在意境上下功夫，所以感觉不到言外之意，意外之意，无法和第一流的作家相比”。  事实上，姜夔《庆宫春》中，写的是太湖上云雾缭绕，暮色苍茫，垂虹亭上的词人，孤身一人，放声高歌，给人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暗香》《疏影》都是以梅词来抒发自己的伤感，抒发自己的青春和孤独，虽不似“一树梅花一放翁”那般细腻，却也算得上是佳作了。 诗的品性，与人的品性并无二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容貌，自己的骨骼，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气质，自己的诗句，都是一样的。陆游和姜夔性格不同，感情也不同，但王国维看不起姜夔和白石，自然不喜欢他的诗。 “内美”和“修能”的提出，与沧浪所谓意趣，阮亭所谓神韵，都是表象，不如我用'境界’来探求其本质。  境界说首先看重主体的人格品行，有境界的作品其实是作者精神的灌注，是他品行的显现，使“诗之佳拂拂如风，洋洋如水”，给人以美好的心灵启迪。因此，王国维对屈原“廉贞”两个字赞不绝口，他说：“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这三个不同层次的境界，其实都是有志者事竟成、奋发图强的过程。反映了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含泪而笑”的人品。  道德型人格形态及其境界王国维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从踏入社会，一直到沉没在大明湖边，期间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国维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一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但是他对这个复杂而又变幻莫测的时代，却有着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一种救世主的热忱”。 王国维还说：“诗的方式，是描写人的生活，人的生活不是孤独的，而是家庭的，国家的，社会的。”  一个人是不能离开社会的，所以，当他评论一个“真正的大诗人”的创作时，他说：“他不仅要表达自己的情感，还要表达人类的情感；耶稣的作品，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喉舌。”他认为，一切学问的真谛，最终都是为了服务于整个人类，提高整个人类的人格。 他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以“人间”为词名，取了“观堂”这个名字，足见他对现实的忧心忡忡。杜甫从个人经历到国家大事，可以说是个人大事，家庭大事，国家大事，天下大事，无一不牵挂。因而在其诗歌中反映出了宽广的社会内涵以及忧国忧世的伟大人格形象。 王国维认为，文学虽然超脱了眼前的功利，但是，“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幸福”，是一种非功利的功利，这是王国维高度评价杜甫，陆游，稼轩等人“有境界”的重要原因。  这一人格模式始终摆脱不了儒家“人世”思想的桎梏，无法超脱尘世之外，始终保持着一种热切的关心与焦虑，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为最终目的的儒学理念。 “君子读书，为的是明道，为的是拯救天下苍生。”我们都知道，儒学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学的理想人格，一直以来都是以“求善、尚德、修身养性”为核心的群体人格价值观，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范仲淹是“先天下忧，后天下乐”，岳飞是“精忠报国”，文天祥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人身上都有一种道德型人格的高尚情操，以及一种奋发图强的斗志，使他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即使在内忧外患之中，历经千辛万苦，仍能挺身而出。  虽然他们的事业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他们的人格楷模却激励着后人不断地奋斗。王国维本人虽不问政事，但其忧国忧民之情，仍欲借此感化一批志士，以救国之危。 自然型人格模式和境界说王国维在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视“真”的精神状态，认为唯有“赤子之心”的诗，才不会受到世俗利益的影响和影响，才能做到“只见其情，不见其词”。纯粹地发乎自然之情性，而不矫揉造作，它的个性审美价值才能陶冶全人类的情感思想，才能写出有境界的诗作。 所谓“赤子之心”，指的就是人的本性，而老子在其《道德经》中所提出的“赤子之心”，则是为了突破个人生活的限制，使个人摆脱现实世界的束缚，强调“赤子之心”是人类内在生活的真实写照，并把人类的精神生活不断推向一种极致，即“婴儿之心”。 因此，老子要求人“复归于朴”，“返本归真”，也就是要找到人的本真。 《老子》的理想人格以“真”为基本前提，失去了本真，就会滋生出虚伪的情感，容易产生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阴暗面。这样，创作主体就会面目难辨，黑白分明，其卑微的个性会对审美主体在建构个性时造成误导。“境，并不是只指风景。 喜怒哀乐，也是人的一种境界。所以，能够写出真实的景物和真实的情感的人，是有境界的人，否则就是没有境界的人。 境界说以“真”为标准，判断作品有无境界，是一种非常鲜明的理论特色，“有意矫糅，欲自造一境，固亦可成名家。唯舍刍豢而餍螺蛤，究不是正宗文字”，“吾鄙其人，故不喜其书”一样，只有拥有一颗赤子之心，拥有人格的真实，才有人格的风流和美，否则，便失却真心，无人格可言。 王国维在30岁以前，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引进西方哲学和学习上面。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哲学“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人间词话》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传统诗学。王国维受到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认为文学是一种超乎功利的东西，在中国诗学的发展中，诗歌逐渐沦为美刺的馈赠和博取赞誉的工具，作者也渐渐失去了自己的真性。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书中，高度评价了纳兰容若与李后主，认为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词人，不失赤子之心。”生在深宫，长在女人身上，既是皇帝的弱点，也是诗人的弱点。是以后君之言，天真之言也。他是一个人造的词。”“纳兰容若的眼睛，是自然的眼睛，是自然的舌头，是自然的语言。他初来乍到，未受汉人影响，所以才能做到这一点，自北宋以来，也就只有他一人做到了。” “一个主观的诗人，不需要经历太多的事情。诗读得越浅，心性越真，这就是李后主。大家的作品，都是清新脱俗，景物也是清新脱俗。”这句话一出口，就没有半点娇柔的样子。”很显然，王国维对纳兰容若与李后主的诗艺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但是，他们并不是以风花雪月为乐，而是以艺术的笔触，将心中的感情毫无保留的展现出来，融入了宇宙人生的哲理，让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生命力。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性情平和，所以陶潜的这首诗，没有任何雕琢的痕迹，只是一句话，让人赏心悦目，将诗人那与世无争，超凡脱俗的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欧阳修，他写诗的时候，就是一张读书人的脸，而他写词的时候，却是玩世不恭，言辞肆无忌惮，所以，他的词中，才会有那么多的名句。 王国维以其忧郁的性格，厌倦了尘世的喧嚣，逃世求清静、求真。他的《人间词话》的基本主题就是“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算来只合，人间哀乐，者般零碎”，“掩卷平生有自端，饱更忧患转冥顽”。 人活着，就好像是一场大梦，和地狱没有什么区别，凡夫俗子，都沉迷在物欲之中，失去了自己的本性，每天都会带着面具，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最后都是烟消云散。所以，保持一份纯真的赤子之心，一切纯乎由本性流露出来，这是何等的珍贵。 洒脱型人格模式与境界说淡化功名利禄，达到人格的自由是境界说追求精神意识的一个根本点。如果说以上三种人格模式都是以真、善、美为重点的话，那么，王国维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模式就是以物赋形，忘我无我的自由人格。 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公”的精神追求与西方的“厌世”哲学思想的碰撞，使得王国维的思想陷入了激烈的挣扎与左右为难的境地。但是，他最终选择了一种“遗世不忘世”的学者态度。 在这个乱世之中，他将救世强国的志向和努力，都寄托在了学术上，孜孜不倦地钻研学术，希望能够通过学术的复兴，来实现经世治国和社会变革的功能。 在近代学术界，功利主义盛行，无论是引进西方的知识，还是研究自己的知识，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王国维则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不为功利而功利”，从而达到了自我完善的目的。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这些都是传统儒释道给知识分子的最大启发，天人合一其实就是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社会达到统一和谐。没有艺术的熏陶，就没有人的人格精神。 审美主体只有通过对“无我之境”的细细琢磨和反复琢磨，才能领悟出“味外之旨”和“景外之景”。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它最内在和最深沉的人格价值，那就是超脱利害，“使我们脱离生命的欲望，进入纯粹的知识。”诗境贵在“不隔”，只有人的生命之力充盈，才能达到“不隔”的境界。 叶嘉莹在她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谈到了王国维的性格和时代的关系，她说：“一方面，他以他的聪明才智，洞悉了人类欲望的痛苦和邪恶，但另一方面，他又对人类痛苦和邪恶，表现出了深切的同情。” 生命是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徘徊的，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王国维深刻地感受到了生命与宇宙之间的强烈对比，人的得失决定了生命是一个漫长而又充满变数的过程，人的意志并不能完全左右人的命运，他觉得自己要么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牺牲自己的人格。 一种是在斗争的狂风暴雨中接受道德考验，实现社会价值，完善人格，但往往是碰得头破血流，以失败告终。 所以，他主张随遇而安，超然物外，但又不失时机地抓取新的希望。要有海阔天地的气象，要有清风明月的气度。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既是一对矛盾，又是一对统一性，这就要求人的真、善、美的统一，使审美主体与客体达到和谐。 在屈原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陶潜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位诗人，分别代表了这三种不同的人格形态。 而北宋时期的苏轼，则代表着一种追求人生的另类人格。王国维之所以把这四个人放在一起加以推崇，是因为这四个人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人格形象与模式。苏轼虽“一生忧患，常倍他人”，但他仍以一种热忱对待生活，抱着一种能出人才的心态，从不悲观。 他的个性特征正是“君子如水，随物而动”。熙宁年间，苏轼被新法派排挤出朝堂之后，便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适当的调整，不再直面政事，而是对自己的政治抱负充满了信心，不再追求名利，而是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把生命作为一个不断超越现实和自我的精神追求过程，达到“诗人视一切外物，皆为游戏之材料。”而其游戏，则是热情洋溢”的境界。 “诗人必有轻视身外之物的心态，所以才能用自己的奴仆，去写诗。而且，他一定很看重身外之物，所以，他才会和花鸟一起忧伤，一起欢乐。” 人文学科的目的在于构建一种理想的价值体系，王国维以物赋形，忘物我，不仅提出了诗歌创作的主体性要求，而且提出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全新诠释，它是在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结果。 结语：由于王国维的性格、学问和思想的复杂性，他对“境界”一词的泛化是必然的。但是，在《人间词话》中，境界是建立在“艺术美”与“人格美”的基础上的。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世说新语》，《画品》，《诗品》，《文心雕龙》，都有“个性审美”之美，而《二十四诗品》中的24首诗，则可以看作是24种个性审美，有的接近儒学，有的接近道家，有的接近佛家，还有的则是三者的交融。 在王国维的笔下，人格价值与诗歌艺术价值的结合，变得更加清晰，他总结出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四大人格模型，并将其纳入到诗歌境界的衡量标准中，这不仅仅是对传统人格模型的总结性要求和评价，更是对当今“以德治国”的时代，具有永恒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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