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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作者 · 张九七栏目「作家野史」·阿 城 在中国，有这样一位作家：  从北京出发 1949年解放前夕，阿城出生于北京。 父亲姓钟，家族原籍在重庆江津，后随军迁入北平。据钟父讲，“阿城”有跟随解放军进北京城之意，遂叫此名。 然而，名字虽好，但好运并未眷顾阿城一家。 4岁时，幼年阿城染上了肺结核，差点从死神手中折戟；好不容易恢复了健康，开始上学，却又赶上了反右倾运动。
8岁时，父亲在单位被打成了右派，被发配到农场打扫厕所。 因为家庭原因，阿城不仅在校园里被同学欺负、排挤，还经常被老师刁难和嘲弄。这让原本开朗自信的他逐渐变得沉默少言。 上中学时，经常有外国领导人来华访问，学校会挑派学生到长安大街捧花欢迎，但每次都没有阿城的名字。 有一次，阿城专门跑去问老师，“为什么不念我们几个人的名字呀？” 老师冷冷地笑着说： “念到的同学，是有尊严的，你们没有资格。” 这给阿城的自尊心以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意识到，世界是有圈层的，而自己并不在这个圈子里面。 后来，他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少年时代活得“没有尊严”。这段特殊经历，也养成了阿城日后边缘化、习惯旁观“不入流”的性格。 阿城父亲下放前是电影工作者，母亲是文工团演员，后来又进了北影厂工作。可以说，阿城出生在标准的文艺之家。
阿城父母 阿城家里藏书颇丰，除了电影，钟父还喜欢收藏画册、邮票，这些给阿城苦闷的童年带来了许多乐趣。 虽然囿于诸多原因，阿城自始至终未上过大学，接受专业文学训练，但其本人的文学和美术启蒙可能比同时代的作家都要早得多。 十一二岁的时候，阿城就已经遍览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雨果、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一众名家的小说。 中学时代，阿城沉浸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贝克特、老舍的文字世界中，对《世说新语》《聊斋》《搜神记》《茶馆》等“闲书”如数家珍。 学校后墙巷子里有几家书摊，店主每逢一、三、五号出摊。阿城每每省下餐钱跑来这里租书，一坐就是一整天，常常忘记了吃饭甚至上课。为此阿城还挨了母亲和老师不少打。  阿城（中）与父母和兄弟姐妹 但好景不长。不久书店就关门了，书摊主人很快消失在校园后墙的街巷中。 在时代的洪流中，阿城也是一粒尘埃。
知青10年 高中毕业后，大学已经无望，阿城被迫开启了他为期10年的知青生涯。 1968年，他被下放到山西农村插队。两年后，为到内蒙古写生画画，阿城转到了内蒙插队，但那边的人“对他并不欢迎”。 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去了更远的云南落户，最终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青年阿城（右）与友人 云南山高路远，农场体力劳动繁多，这让身体单薄的阿城很快吃不消倒下了。于是他又被安排到子弟小学教书，直至返城。 几年后，阿城逐渐适应当地生活，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关注着这里的吃喝拉撒与市井八卦，完全摆脱了当初下乡时的书生气质。 多民族杂居的云南乡村，更像是一个真正的原始自然社会。俗，但是自然淳朴，一切以人的生存为准绳，文学和艺术反而成了累赘和无关紧要的事情。 即便后来阿城回到北京，再工作，再写书，再经营生活，依然还带着从云南民间染来的一身“俗气”。 关注温饱，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关注琐碎日常中那些有趣的部分。这些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
青年阿城（中）与知青朋友 在云南的10年，阿城逐渐练成了“聊天”的绝活儿。 白天，他在农场学校给学生讲课；晚上回到宿舍，就着一盏煤油灯和一杆烟枪，给其他知青说书讲故事。 《聊斋》《三国》《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等一溜儿名著，阿城倒背如流。 他讲话有声有色，众人听得入神，往往到后半夜灯灭了都不愿离开。 在这期间，阿城在云南结识了后来的书画大师范曾，两人因缘聚会，一有空就扎堆讨论古代文学、绘画和书法，逐渐成了莫逆之交。 后来范曾在京城圈子里混出了名声，举荐阿城到《世界图书》做了总编。 除了阿城，同时期在云南“流放”的还有一人——王小波。 20年后，他以云南时期的知青生活为蓝本，创作出被无数年轻人捧为“圣经”的《黄金时代》。 可惜的是，彼时的两人并没有交集。事实上，无论是创作还是以文成名，王小波都要比阿城来得更晚一些。 在内蒙、云南这10年的插队经历，为作家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对阿城之后的文学创作不可谓不大。
阿城 经过一番波折之后，阿城于1979年回到了北京。 回京之后，阿城没有马上投入到创作的洪流中，他关注的依然是生存问题。 父亲钟惦棐还未平反，没有单位，熟人少，阿城没有任何能够走动的关系。 为了谋生，他做过许多杂活儿和临时工种。 闲暇时间，就回家陪伴父母妻儿，与父亲畅谈古今历史，消解苦闷。从文学到哲学，从儒家到禅宗，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二人无所不谈。 在家里的这段时间，阿城还协助钟父撰写了《电影美学》，将他的文章整理成《陆沉集》《世纪回声》，了却了父亲老年最后的心愿。 几年之后，父亲就走了。  《棋王》出世 1985年前后，阿城发布了震动文坛的“三王”系列——《棋王》《树王》《孩子王》，掀起“寻根文学”热潮。 在代表作《棋王》中，阿城阐述了自己生活哲学： “普遍认为很苦的知青生活，在生活水准低下的贫民阶层看来，也许是物质上升了一级呢！另外就是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 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的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复归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行为所惊吓，因此，从个人来说，常常是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
阿城《棋王》 《棋王》讲述了文革时期棋呆子王一生“以一敌九”的传奇故事。 经过一番激烈厮杀，王一生战胜了前面八位高手，最后一位老人希望对方能够给个面子，双方“和棋”，最后王一生无奈同意了。 《棋王》的厉害之处在于，除了故事本身新奇，作家还有意从物质（吃）和精神（下棋 ）两个方面，来探讨人在艰苦环境下的生存状况。 阿城用老练、古朴的笔法，赋予了“棋王”这个人物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性格表征。 一个人下棋可以到了茶饭不思、走火入魔的地步，将兴趣融入自己的生命和日常里，这本身就是一件难得和了不起的事情。 而象棋是中国传统“国粹”之一，具有很强的文化象征意义。 在极端环境下，它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人对精神领地的捍卫和文化意识的坚守。所以后来的评论家将阿城定义为“文化寻根派”，也无可厚非。 《棋王》之后，阿城又以知青生活为背景，陆续写就《树王》《孩子王》。后来出版社习惯将“三王”连同其他短篇合订出版，所以又称“棋王”三部曲。 “三王”系列，让阿城的名字正式走入千家万户，也奠定了他在华语文学圈不可替代的地位。
王朔在看完阿城的小说后，激动地对记者说： “我认为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养成精的就是阿城！” 港媒称他是“华语文学圈最被低估的作家”，“作家中的作家”。而上一个受此褒扬的还是作家们的偶像博尔赫斯。 一向挑剔的陈丹青对阿城也不吝赞词，称阿城是“天下第一聊天高手”，“话里都是宝藏”，当时陈丹青一回国就去找阿城聊天。 比阿城小几岁的贾平凹写文章说，“他的才华、学养、智慧是那样杰出，一直让我敬佩，在我们这个年代，难得有像他这样的人，难得有他这样的书。” “才华”是说他作品不凡；“学养”是说他地理人文无所不通，有文人骨气；“智慧”是说他急流勇退，不贪慕名利。 虽然作品火了，阿城本人却一直深居简出，大隐于市，很少接待来访。
阿城 阿城名声大噪之际，莫言尚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看完《棋王》后，莫言对阿城崇拜至极，用他原话说就是： “阿城在我年轻时候是个巨大的偶像，《棋王》把我彻底征服了。” 在莫言想象中，阿城应该是个“穿着长袍马褂，手里提着一柄麈尾”的仙人形象，“一身的仙风道骨，微微透出几分妖气”。 但这个幻想很快就被打破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莫言通过朋友介绍，终于有机会去拜访阿城。 走进阿城在雍和宫后面大杂院里的家，眼前一幕让莫言看呆： 房子“破烂不堪”，屋里“杂乱无章”，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阿城咂着嘴吃烟，给众人说故事。 莫言很失望，回去的路上对朋友说： “知道的说他是个作家，不知道的说他是个什么也成。” “活着比写文章重要” 写完“三王”和《遍地风流》，阿城就动身到美国去了，一待就是多年。 在棋王大火之后，阿城却选择急流勇退，离开京城，这让当时的同行们和媒体十分不解。 后来，当记者问及这段经历，阿城直言了当地说：“那边比北京好活”。 安身立命，阿城最看重的是安身。好活，活好，其次才是成事。
阿城 事实上，进入90年代以后，商业热潮迎面而来，文学的余温逐渐散去，作家如同被抛弃的“网红”一般，迅速退出了舞台中央。 市场的变化来得太快，除了少数畅销书作家能够稳定收入来源之外，大部分靠写字为生的人并不能借此谋生。 据阿城自己的说法，他在农村待了10多年，回到城市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出书了，依然没有任何单位“收养”，单靠“棋王”的发行量，其实养活不了自己。 “在这里谋生，你必须有关系，这是最大的问题。” 90年代初，阿城到美国参加一个国际写作计划，发现“那边不需要认识人，只需要做工，就能很好地生活”。简单收拾后，阿城就带着家人去了美国。 在最初几年里，他做的都是一些体力活儿，给有钱人家刷墙、遛狗，做木匠活。有媒体传言说，他还曾在迈克尔杰克逊家里刷过墙。
阿城在美国 阿城非常会“玩”儿，当时汽车价格昂贵，阿城就用旧零件组装了一辆汽车，自己设计涂装，非常摩登。 他还会画画，精彩制作各种美术样品卖给美国人，从中赚了不少钱。 对于这段往事，阿城非常淡然。白天劳动，晚上思考，周末写点儿东西，没有被出版商催着写出畅销书的压力，还可以“让脑子歇一歇”，挺好。 自在清净，随遇而安，对名利看得开。似乎贯穿了阿城性格的始终。 阿城对物质看得很淡，他对自己的业余生活看得很重。 平时除了接待朋友，他还像手艺人一样学做各种东西。木工，织布，摄影，篆刻，画画，无一样不精。 他偶尔也研究一下青铜纹理、民俗文化、希腊神话、大麻和烟草，海顿与艾略特。他认为，吃饭和喝酒聊天，是人生两大快事。
阿城 陆游曾对孩子说：汝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句话用在阿城这里，也十分合适。 作为作家之间公认的通才，阿城的“功夫”几乎都使在了生活里。写作倒更像是茶余饭后的调味。 懂生活，“游于艺”，远离中心。往往这样的方式才能写出“通透”“有味”的文章。 王朔的一句话总结得非常精辟：“这个人对活着比对写文章更重视。” 无论是成名前还是成名后，受人欢迎还是被人遗忘，阿城身上始终保持着从容、淡定的气质。 对那个年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如同余华所说，对中国人来说，“活着”就是最有分量的词语。 阿城也不例外。 “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碰到合适的时机能铅印出来，换一些钱来贴补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 这种踏实、本分的唯物主义世俗观，构成了阿城生活哲学的底色。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在一部访谈纪录片里，查海英曾问及阿城出国后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 “在国内别人都知道你，但到了外面（美国）没有人认识你，甚至现在年轻人也很少听说过你，你怎么看呢？”
阿城的回答非常爽快： “我非常享受，一点儿不觉得遗憾，因为常识还在，经验还在。很多人对名利、得失看得太重了，活得很累，我到了美国才知道没人理是正常的，边缘是正常的啊。这对写作的人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 在人人都能出名“5分钟”的时代，习惯边缘，没人理，每个人都是他自我生活的中心。在阿城这里是一个极重要的常识。 在“money is almighty”的当下，说现代人“不焦虑”无疑是天方夜谭。但“焦虑”这个词，好像从来就不存在阿城的字典里。 可能是童年和知青时代的遭遇，可能也是比同龄人年长的缘故。阿城对世俗生活一向看得很淡。
无数次的绝境，让他经常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他才认为“不会有比这更坏的生活了”。 人似秋鸿来有信，去如春梦了无痕。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活在当下，不要“得即高歌失即休”，要随遇而安，享受过程。 “人生有生之年，不妨多东张西望，拼命干，其实浪费生命。商业竞争常常是盲目的，我们不妨有胆量闲一闲。” 谈到过去和将来，阿城表现得十分从容和超脱，眼睛炯炯有神，像从上个世纪走出来的侠客。
鲜少人知的是，阿城还有另一重身份——编剧。 尤其是当他封笔之后，几乎包揽了半个华语电影圈的电影顾问。 身为编剧，阿城的当红之作，当属由姜文主演的《芙蓉镇》了。 《芙蓉镇》于1987年上映，也是阿城第二次以编剧身份“操刀”的影视作品。导演谢晋请了因扮演慈禧一角走红的电影女星刘晓庆作为女主，姜文扮演男主。
这部片子当年异常火爆，获得了华影“金鸡奖”和“百花奖”最佳故事奖双料大奖，不仅打响了阿城的名号，也让刚刚从校园毕业的姜文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青年演员。 不过，等阿城改编自己的作品上映，则要等到90年代之后了。 1991年《棋王》由徐克操刀，梁家辉主演，上映后在台湾地区广受好评，成功入围了1992年香港电影节。 1993年，阿城担任了《画皮之阴阳法王》的编剧，2002年又改编了费穆执导的同名剧情电影《小城之春》，几年后又为围棋大师“昭和棋圣”吴清源撰写了传记电影剧本。 2015年，时隔十年之久的阿城再度与导演侯孝贤合作，担任《刺客聂隐娘》的编剧，并拿下了当年金马奖。 除了这些，阿城还担任过《孔子》《海上花》《卧虎藏龙》等多部经典影片的艺术顾问。
阿城 但一切已是过往云烟。阿城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自己的价值观： “我过日子的方式是过程型态而不是目的型态──目的型态常常会造成所谓的「死不瞑目」。” 他觉得那样的人活得太累，不值得。 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追求和体验过程，其实就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生活观。 经历过了，看得多了，很多事情就能看得很开。 他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可怕的—— “如果现在天下大乱了，我就回去种地去，我又不是不会。” 阿城的文字，无论小说还是随笔，都让人感觉像走进一座安静古朴的小城，里面的人进进出出，热闹、世俗且惬意。 而作者本人则像一位得道高人站在城外的山顶，看山下的人熙来攘往，从一座围城走向另一座围城。
浪滔滔，人渺渺，江湖依旧是那个江湖。 余华、莫言、贾平凹这些人都老了，年过七旬的阿城依然还是那杆烟枪，硬挺挺杵着。闲时就从山上下来，喝茶，聊天，听戏，在街头巷尾体会人间烟火。 时代谢幕，当年的王一生早已不复存在，作家再一次回到了舞台的边缘。用莫言的话说： 阿城这个人，越来越像一个道长了。 本期作者：张九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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