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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6 05:28蒋应红 蒋应红 李辉说：“一个人的历史，以这样一种方式在这样一些泛黄的纸页上具体呈现出来，每次翻阅都让我感到一阵震撼，苍凉是挥之难去的感觉。”（《留在纸上的苍凉》，收入《一纸苍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当作者将一大批文艺大师呈现在他笔下的时候，我们何曾没有这种“挥之难去”的感觉？这也是李辉的作品能吸引我们的重要原因。
《平和与不安分：我眼中的沈从文》李 辉著大象出版社2018 年版 阅读李辉的人物传记，我们在羡慕他与巴金、冰心、沈从文、萧乾、汪曾祺、臧克家、黄永玉、胡风、贾植芳等一大批已经蔚然成为文坛风景的老人能有机会“聊天”的同时，也感谢李辉用文字和照片留住了这些老人们往昔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留住了一个个有温度的生命的跌宕起伏的历史影像。 穿越沧桑历史，当这些我们“熟悉而陌生”的文化老人们顺着李辉的笔向我们款款走来的时候，在文字的镜像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家喻户晓的文化老人们被他们的文学作品定格的形象的另一面。《平和与不安分：我眼中的沈从文》就是这样一部书写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先生鲜为人知的生活状态和心路历程的作品。关于沈从文先生，李辉“听”了六年，“写”了三十年，沈从文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的时候，沈从文的精神、灵魂也会随着这些虔诚的书写而持续地发光散热。 一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享誉国内外的伟大作家，沈从文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多识其文而鲜知其人。“沈从文”这个名字在我们的心目中更多是一个乡土作家的抽象符号。在《边城》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山清水秀的茶峒、精神矍铄的“外公”、善良清纯的翠翠、古道热肠的傩送等，每一个读者都会浸淫在《边城》清新、淡远的田园牧歌情调中，在领略古朴而绚丽的湘西风俗画卷的同时，因为一个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而欲罢不能。《边城》的审美理想往往会形成对作者沈从文本人形象的臆想：一个忧郁、多情、敏感、文弱、面容清秀的湘西少年。这种臆想虽然是朦胧的，却是坚定的。 臆想毕竟是臆想，由于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散发出的巨大光辉也让更多的读者对其人产生了无尽的好奇和疑问：写出這样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作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这也就是我们愿意跟着李辉先生去看他“眼中的沈从文”的原因。 在《平和与不安分：我眼中的沈从文》中，我们会发现，李辉和沈从文先生近距离交往了六年，在这六年中，李辉不仅经常和沈从文及其夫人张兆和“聊天”，话题从生活到文学，从文友到文坛，涉及面很广泛，而且也与沈从文的至交巴金先生及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先生“聊”有关沈从文的话题。在这些看似随意地“东拉西扯”的聊天记录中，一个平和单纯、可敬可爱、重情重义、是非分明、博学多才、痴迷艺术以及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文学大师的伟岸形象跃然纸上。虽然沈从文一再宣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但正如秦林芳所说：“事实上，经历过五四启蒙，已成为现代都市知识者的沈从文不可能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乡下人，但自称'乡下人的角色认知，却一方面使他依恋对'乡下人生活的体认和再现，从而使之成为湘西生活的自觉的叙述者，另一方面又使他在打量自己跻身期间的都市生活时自觉保有'乡下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 其实，通过阅读李辉对沈从文先生的记录，我们会发现，沈从文不仅自称是“乡下人”，而且也用“乡下人”的单纯、直率汲取着“乡下”的“营养”来经营着他的艺术世界和现实生活。李辉在这部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张兆和先生曾在和他“聊天”的时候说，沈从文喜欢听肖邦、贝多芬的交响乐，更喜欢家乡的戏曲—傩堂戏，一个难忘的场景就是：“沈老一听到'傩堂两个字突然咧开老太婆似的嘴巴，快乐地哭了，眼泪一会儿就顺着眼角的皱纹，淌了下来。” 在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上午，李辉与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聊天中，张兆和说：“我们有好几盘地方戏和民歌的录音带，但不敢放给他听，怕他太激动。” 就此情形，李辉曾好奇地问过沈老，沈老的解释是：小时候就爱听民歌、地方戏，天生就喜欢那些音乐中保留的原始的、淳朴的感情，现在八十岁了，可一听见少时熟悉的音乐，马上就想到家乡的山水，家乡的风俗，小时候的生活。可为什么流泪，他，也说不清。 在《听沈从文张兆和聊天》这一节，李辉用日记的方式客观展现了八次与沈从文先生“聊天”的场景（这种客观从“聊天”文本的呈现上就可以看出来，李辉除了在括号内记录当时“聊天”的环境外，沈老说什么他就记录什么，怎么说就怎么记），在他们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了《边城》的创作环境，《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创作、出版情况，编辑《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经历，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教学状况，以及和巴金的“争吵”、与萧乾的“矛盾”还有与丁玲“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等“实情”。这些聊天记录，或李辉问沈从文答，或沈从文对一个问题进行“跑题式”地延伸。我们细究沈从文的这些言语，就会发现，他提到的每一件事，其实在现代文学史上都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其中记录了与当时未结婚的巴金一起创作，让没考上西南联大的萧珊住进自己家租的房子，对汪曾祺文学写作的指导这样一些事情，让我们体会到了这个来自湘西的“乡下人”的古道热肠。在这些记录中，最难忘的是沈从文半身不遂后，沈夫人陪他走路锻炼的情景： （夫人张兆和扶沈老在房间散步，有时让他自己走。沈老拄着拐杖来回慢慢走。房间一半铺着草席，空出约一米宽的水泥地，上面有红漆。） 张：这是他每天的散步道。每天走五个来回。 沈：（走了两个来回）够了吧？ 张：没有，刚刚两次。他就爱偷懒。 （沈老笑。他刚走一次，便说：这是第四次了。） 张：别骗人。刚刚三次。他每次都想哄人。 （最后走完五次，沈老没走到头，便嘘了一口长气。“唉，完了吧？”便往座位上走去。） 张：你总爱偷工减料。（二老笑） 这一记录，让我们看到了两个暮年的老人，在经历了风云变化的动荡岁月，相携而行的温馨情景。他们用纯粹到天真的“可爱”生动阐释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诗意誓言。 二可能因为从小生长环境的影响，沈从文在性格上既有平和淡远的一面，也有愤激不安分的一面。李辉认为：“沈从文并不像通常所讲，仅仅是一个性格淡泊、甘于寂寞、成日埋头于文学作品创作的人。他有一颗不安分的灵魂，在文学之外，他时常也沉溺于对芸芸众生、大千世界的思考。这种思考，总是深深地带着他特殊的对抽象人生的忧虑，并且由于个人色彩太深以至于不合时宜。”这种矛盾的性格是李辉在与沈从文的交往以及长达三十年的研究中发现的。这一发现与一般研究沈从文的学者对沈从文的“把握”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是从生活和作品两个方面把握，而后者只是从沈从文的作品这一单方面进行论述、推演。 读《破碎的将军梦—沈从文胞弟沈荃之死》一文，我们了解到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靖军将领的后代，沈从文的身上从小就寄托着父亲未曾实现的“将军梦”，而汉、苗交互的湘西，因为战争频繁，为尚武的湘西男儿提供了一个实现“将军梦” 的土壤，李辉如是写道： 将军梦不只是沈家的梦，小小的凤凰城里，这种梦是五光十色的。 湘西是一个特殊的区域，而凤凰更是一个特殊模式的构成，沈从文称之为“古怪地方”，人们则更视为偏僻而近乎蛮荒之地。它处在汉、苗两民族相交之处，自清朝镇压苗民起义、派兵驻扎此地以后，血与火、野蛮与残酷，从未间断过，给这座小小的边城笼上了悲凉的气氛。这里的人们，似乎血液里应该拥有尚武的成分，特别是于那些祖先曾做过将军的家庭来说。 命运或许就是这样阴差阳错，沈从文终究辜负了父亲的殷切期望，他走出湘西，走入北京的时候，“登上的不是将军府荣耀的台阶，而是文学的神圣殿堂”。没有当成将军，但沈从文的心胸之内燃起的“尚武”烈焰未曾熄灭，他用文学的方式呈现着这种潜藏心底、融入血液的“不安分”。这一点，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确实能感觉到，如在《绅士太太》《八骏图》《某夫妇》《大小阮》《有学问的人》等作品中，他是那样犀利地鞭笞着病态世界中的乱象。但是，如果没有李辉的书写，我们就难以找到这种“不安分”的生活基础。在《绅士的太太》一文的开头，沈从文写道：“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的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映照出社会中道德沦丧的种种面影的同时，也用“自然人性的道德尺度鞭挞了衣冠社会人性的堕落和扭曲”。读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熏陶于五四启蒙精神与湘西男儿“尚武”精神共融同铸于一体的沈从文，这与《边城》《三三》等作品中书写幽静、温婉、羞涩、童贞的沈从文判若两人。 沈从文的这种“不安分”不仅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而且也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最熟悉的是在其当时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文中指责“在上海赋闲”的作家商业化的“玩票白相精神”。这场论争迅猛、激烈并涉及很多作家，最终以鲁迅“老爷劝仗，各打一棒”的总结式批评告一段落：“要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而已。” 我们姑且将这种“不安分”也纳入文学领域。因为性格中的“不安分”，沈从文也会对社會现象“指手画脚”，例如他对文物部门“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极度不满，曾在和李辉聊天时说：“什么也不懂，还要瞎指挥，能人就是上不去。会拉关系的就容易上去，连搞打砸抢的反倒能上去，专业好的却不行。”这一个方面，我们可以从《听汪曾祺谈沈从文》中看到，当李辉请汪曾祺先生用一个词来概括沈从文的这一性格特点的时候，汪曾祺毫不犹豫地说：“好管闲事。对凡是不合他的意的，他就要发些议论。譬如，他并不了解中国妇女运动的背景，就出来谈论一番。四十年代有一次在上海，我见到巴金和李健吾，巴金就对我说：你告诉从文，别再写那些文章。写自己的小说就行了。” 三由于李辉和沈从文先生长达六年的交往，李辉以文学人的情怀和新闻人的素养，用文字为我们呈现出沈从文先生的多彩人生。沈从文先生遗留给我们的优秀文学作品在继续滋养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同时，我们在李辉的传记中保持住了沈老在文学背后的鲜活形象。正如在开卷中李辉所说的：“沈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三十年了，他的文学经典作品从来没有离开。一次又一次地阅读，我仿佛总能感受到沈从文在用他那温暖的目光注视着他的读者……” 因为这种特殊的交往经历，李辉更加理解沈从文，沈从文本人以及其文学作品散发出来的光辉在感染着李辉的同时，也促使其向社会传递着这一束光辉。从一九八二年认识沈从文到现在，李辉从其人、其文、其亲朋好友等多个角度出发理解、书写、怀念、讲解、传递着沈从文先生而乐此不疲。他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演讲《沈从文与瑞典》，帮助沈从文的家人整理出版《从文家书》，编选沈从文与黄永玉及黄家的文章和书简—《沈从文与我》，以事实为依据展现沈从文与丁玲之间从友好、冷淡、隔膜到相互攻击的交往历程—《沈从文与丁玲》，正如其所说的“不做简单的是与非的评判，为人们描绘史料中呈现出的性格和有意味的话题，这便是我写作时所想达到的目的。” 正是一种情怀，一种责任，一种对远去的文学大师的追慕，李辉热情地书写着他眼中的沈从文，也维护着经历了沧桑历史的一代文学大师的尊严和公正。在《纪实，还是编造—关于〈沈从文和丁玲的情缘〉》这篇文章中，李辉不惜笔墨，对附加在沈从文先生身上的流言蜚语进行了犀利的批判。他用非虚构的事实来批驳某些人对沈从文和丁玲之间关系的“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编造”。他写道： 《情缘》一文的作者，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却随心所欲地采取真真假假、胡乱剪接、肆意捏造、无中生有地渲染等手法，按照自己的情调和趣味，将沈从文与丁玲所存在的历史恩怨作了一番“精心打扮”，写出了一篇颇能吸引人的“桃色故事”。
晚年的沈从文与张兆和 如何书写这两位文学大师之间的关系呢？他说：“应有的态度是，必须严格从史料出发，来不得半点臆想和编造。如今在当事人都已经故去的情形下，更应谨慎地根据可以证实的史料和他们本人的回忆来考证和辨析，不可疏忽和随意。” 緊接着，李辉用翔实的史料以及相关“证人”的口述对这篇文章进行了逐一反驳，有力驳斥了文中所涉及的近乎荒唐的“添油加醋”，恢复了当事人的清白和尊严。读这些文字，我们不仅为李辉拥有厚实的文学史料而叹服，也为犀利地批判这些附着于已经故去的两位先生身上的流言蜚语而大快人心。这些语言，不管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文学创作中，李辉是少有的。而在这些语言的背后，我们看见了一个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和文学大师的尊严而甘愿挡箭的勇士形象。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道出了正义的宣言：“对于这样一篇不可多得的编造出来的'纪实，实在有予以戳穿、予以澄清的必要。不能让乐于编造并以此获得某些利益的人在那里轻松得意地欣赏读者坠入他所设置的'陷阱，不能让类似的文风败坏历史纪实的名声。” 从这些“对质”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传记作家对传主的深情厚谊，也见证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公理和历史真相的坚守。李辉带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坚定书写着沈从文，执着地传播沈从文这样一个文学大师，这样一个有温度的灵魂，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沈从文温暖的目光尽可能在更大范围内投射到读者的心田。 从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与沈从文先生相见后，李辉就深深地迷恋着这个伟大的灵魂，他回忆着沈从文，解读着沈从文，维护着沈从文，传播着沈从文。这或许就是沈从文这个“可爱”的“乡下人”的魅力所在。 一个文学大师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平和与不安分：我眼中的沈从文》用文字的镜头呈现出沈从文别样的人生，我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沈从文先生也一定在用“温暖的目光注视着”我们这些仰视他的读者。当我们重新阅读完沈从文的《边城》《长河》《三三》等作品，掩卷沉思的时候，若能看一眼李辉笔下保存的沈从文先生的音容笑貌，那将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他依旧坐在他的藤椅上， 同几年前相比，显得更加苍老。 或许因为没有戴假牙的缘故，脸庞也更为消瘦。 …… 有时候说到高兴处，说着说着， 他便抿嘴想笑，又笑不出来， 得憋上好久，才呵呵地笑出声来。 那神情，真是一个可爱的老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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