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贺兰山在历代诗文中都有咏叹,作为历史上游牧民与农耕民来回拉锯的征战地,诗文给人的感觉都是雄奇与苍凉共存,壮怀与悲歌同在,杨占武身临其地,发思古之幽情,念天地之神奇,做抒情畅想之文。 贺兰山阙作春秋 文 | 杨占武 (《读书》2023年6期新刊) 一 贺兰山的密码其实就隐藏在它的沟谷中。读懂贺兰山,应该从阅读每一道山阙的故事开始。史前人类的活动,游牧人的踪迹,“云锁空山夏寺多”的皇家园林,明王朝的边墙烽燧。……当然,还有声名更为卓著的贺兰山岩画。幽深的山谷总能激发人们探索的欲望,刺激人的想象,于是就有贺兰山即不周山的考据,秦始皇修筑长城的传说,穆桂英挂帅的附会,甚至民国时期土匪的传奇。贺兰山口可描画可咏颂可探赏,而我更愿意记录每条沟谷的故事,贺兰山阙作春秋。 二 据《元和郡县图志》所云,“贺兰山”之得名,是因为“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駮马,北人呼駮为贺兰”。北人,大概率是指北方游牧民族,而且很可能是鲜卑人;駮,同“驳”,指色彩斑驳,植物学家解释此指云杉与山杨、白桦等混生的景象,实际不必拘泥如此。贺兰山草木稀疏,裸露的石色任何时候都是斑驳的。如果“斑驳”在鲜卑语中叫“贺兰”,那么可以从与之有密切亲属关系的蒙古语中来索考。蒙古语把贺兰山称为“阿拉善山”,那么,“贺兰山”也许就是“阿拉善”AlaŠa(意为“五彩斑斓之地”)的音译。揆诸唐音,“贺”的拟音为 [γɑ],而据日本学者村上正二的研究,AlaŠa“阿拉善”一词中古蒙古语是读为γalaŠan-qalaŠan的〔村上正二訳注《モンゴル秘史 -チンギス·カン物语》,东洋文库(294),东京:平凡社 ,1976,258〕,二者对音契合。其尾音Ša被译为音兼意的类名“山”,较之“阿拉善山”,省减了一个“善”字,确实是恰切而节略的。如此说来,是鲜卑人首先使这座山闻名于世。但与《元和郡县图志》撰者同时代的杜佑在《通典》中又提及:“突厥谓驳马为曷剌”,如果“曷剌”即“贺兰”的转音,那么,“贺兰山”“阿拉善”的语源可以追溯到阿尔泰语系。但无论是突厥人还是鲜卑人,都是贺兰山游牧史中的过客。贺兰山驻牧的族群太多了,在一鳞半爪的史籍记述中留下名字的就有西戎、鬼方、义渠、朐衍、匈奴、突厥、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 而更重要的在于,纵横交错的沟谷提供了游牧人随季节变换、逐水草而迁徙的通道。东西联通的几条大沟谷,从来都是沟通阿拉善高原与黄土高原的坦途;繁多的曲径别道,提供了游牧人自由出入的捷径。 哪怕是一只山羊,也很难抑制穿越的欲望。贺兰山西麓南北长而东西窄的洪积平原,西、北受到腾格里和乌兰布和沙漠的阻隔,牧草资源极其有限。然而,西麓却是适宜攀爬的缓坡,游牧人信马由缰即可登上贺兰山顶向东眺望:冲积平原旷远无垠,一望无际;黄河湿地柔绿如染,苇花飞白;甚或河水襟带左右,大型的农业灌区五谷蕃熟,瓜香果甜。游牧人如何才能平复自己垂涎的喘息呢?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历史上游牧民族南下,通道之一就是首先从更遥远的北方集兵于贺兰山东麓,然后顺黄河南下,再沿清水河穿越六盘山直抵京都长安。 三 公元前三二〇年,一路北巡的秦惠文王站在黄河东岸向西眺望。黄河水势浩荡,嵯峨的贺兰山若隐若现,河西湿地郁郁葱葱,匈奴人的牧马膘肥体壮。作为秦国历史上第一位称王的西部霸主,他会不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抵御匈奴人的长城已远在身后,为什么不把关口前移,将黄河作为防御的天堑呢?如果他有这样的闪念,那么百年之后秦始皇就付诸实施了,秦始皇三十二年(前二一五)蒙恬攻取河套黄河以南地区,“城河上以为塞”,在黄河的东岸分别修建了神泉障、浑怀障两个军事要塞。 而国力强盛的西汉王朝则进一步跨过黄河,直抵贺兰山下。汉兴之初,王朝继承了秦帝国的遗产,谨慎地维持着与匈奴以河为界的秩序,然而也早就显露出跨过黄河向西攻取的态势。在因袭黄河东岸秦帝国富平县的基础上,汉惠帝四年(前一九一)增置了灵洲县,最重要的是在四面环水、狭长的灵洲岛建立了河奇、号非两个官办的牧马苑,是全国五个牧马苑中的两个,其军事意图昭然。在元狩二年(前一二一)夏第二次 “河西之战”后,元鼎三年(前一一四),汉帝国沿着贺兰山东麓,紧邻几个大的山口设置了灵武县、廉县,修筑了专门屯田的典农城、上河城,牢固地占据了河西军储基地和交通要道。 关于骠骑将军霍去病第二次“河西之战”的行军路线,《史记》只简略提及“北地”“居延”“小月支”“祁连”几个地名。今人研究,霍军由当时的北地郡北上,从银川平原的某一障塞而出,然后绕道居延海完成战略大迂回,对匈奴实施了一次出其不意的突袭。那么,他是从贺兰山哪个山口出发的呢?我猜一定是灵武口。这个山口可通阿拉善盟的那林霍特勒,在今青铜峡市邵岗镇西侧,而邵岗镇正是西汉富平县的故址,大军在此渡河,渡河的工具、粮秣的补充自然没有问题。“河西之战”后仅仅过了七年在灵武口设置的灵武县,是“灵武”这个地名在历史上的首现,《史记》记载霍去病死后“天子悼之……为冢象祁连山”,这使人不能不联想到这个地名似乎出于对霍去病用兵如神的纪念。明清旧志都记载此地有泉水,山涧溪流淙淙,山前又是一大片开阔地,显然适合大兵团运动,因而是战事频仍的地方。建宁元年(一六八)东汉名将段颎大破羌人、明洪武十三年(一三八〇)西平侯沐英征讨瓦剌部的战争,都发生在灵武口。灵武口的地标是莎罗模山,今称“(大小)柳木高”,是海拔分别为一五七九米和一五一四米的两座山。明代庆王朱曾在此建造宁夏莎罗模龙王祠。 四 “三关口”的地名就是这样的历史遗留。这个沟口此前叫作“赤木口”,在今银川市西南约九十公里处,一直是银川至阿拉善巴彦浩特的通衢大道,后来建有银巴公路。依照《嘉靖宁夏新志》的记载,它与北部的打硙口(今称“大武口”)是“旷衍无碍”的通道,嘉靖十九年(一五四〇)在此由东向西修筑头道关、二道关、三道关。从此,“赤木口”便被称为“三关口”了。 在依托边墙防御的同时,明朝政府还做出了禁樵禁牧的规定,并辅之以烧荒、砍木等措施,将贺兰山下的洪积台地划为军事禁区或无人区。但人们发现,这并不是一项好的措施:未禁之时,“风林山阙处,茅舍两三家”,樵牧的人家在山上定居,敌骑到来时,家养的鸡犬鸣吠,声息很快达于瞭台;既禁之后,等于自断耳目,特别是风雨天气,往往敌骑抢掠撤回才发觉。《嘉靖宁夏新志》做出以上分析后还借别人之口挖苦说:林木长在悬崖绝壁上,敌骑又不会跑到悬崖上去,假如林木可以遏制敌寇,那反而应该是多多种植而不是砍伐。 如今走过贺兰山口,见到最多的就是明代的边墙烽燧遗迹,不过是已坍塌的一道道土梁或一堆堆乱石。人为的阻隔早已消失,银川平原与阿拉善高原之间有多条道路,三关口还蜿蜒着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自驾不过一小时的车程。我的阿拉善朋友常常过来相聚,酒酣耳热的他自称“山后人”,高声喧哗:“我买一把韭菜也会来银川!”是啊,山口依旧是山口,这是上苍赋予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来往交流的通道,穿越历史的长空,仿佛看到时间老人在颔首微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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