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一洗思想。来研究一下顶尖高手，看什么，操作什么。 01 人的眼睛，看到的是光子。高手的眼睛，看到的是可能性。 拜登在讲话中提到，很久以前他在一次私人晚宴上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后者曾向他提问：“你能为我定义何为美国吗？” 拜登回答：“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可能性（Possibilities）……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一切皆有可能。” 稻盛和夫：亚洲、非洲和中南美洲许多国家，原来都是欧洲诸国的殖民地，它们从宗主国获得独立后，因为独裁政治和内战而陷入混乱。在长期持续的混乱之中，只有美国，自从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一直在繁荣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美国是如此，二百年时间，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毛主席：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 毛主席也是如此，二十年时间，从一介布衣打败一切军阀开创新中国。 斯大林：我国的制度在争取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斗争中给我们提供的巨大 可能性。谈过如果没有这些可能性，如果没有利用这些可能性， 我们就不能得到我们在过去这个时期中所获得的那些成就。 斯大林更是如此，十年时间，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世界前三的工业强国。 如果说，这个世界的光明和黑暗是由光子组成的。那么，可以说，这个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就是由可能性组成的。人要像看光子一样，去看可能性——入眼就是可能性。 顶级高手眼里看到的都是可能性。所以，政治，就是可能性。创造，就是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这是一个可能性的世界，可能性就是霸道，可能性就是王道！ 比如， 毛主席：要精密分析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各团体各个人的具体情况，看出其中的矛盾与可能性。不要只看见漆黑一团，闭门不纳，望而却步，这些都是不对的。 看出可能性，然后才能促使行动。看不出可能性，就把自己限制在一个较小的圈子里了，圈子就不会扩大，所能利用和使用的力量也就增长不上去。 比如， 斯大林：运用有限的后备力量即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由于党的软弱，利用这些后 备力量的范围和可能性通常总是限于狭小的圈子。 这句话和毛主席的这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讲的是同一个意思。 比如， 毛主席：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现在战争已经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些，可以带确定成分地来讲了。 看什么，谈什么，谈什么，看什么。所以，高手谈论的是可能性，眼里看到的自然也是可能性。 02 一切现实性，都是由可能性转化而来。 毛主席：可能性基本的只有两个，并没有多个。这是因为一事物在一过程中，只有一个基本矛盾，而这个矛盾的两方面各有一种要求，故有两种可能性。但现实性只有一个，则是因为矛盾斗争的一方面被另一方面压倒，破坏了一个可能性，故只剩下的一个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 所以，可能性是现实性的前奏。 如果认为一个事物存在很多的可能性，那么人的行动就会迷失方向。正像物质不是表现为波，就是表现为粒子一样，可能性，通常也只有两个。反之，当人的思考得出两种可能性时，就表明这个思考基本成熟了。当人的思考认为有很多个可能性时，就说明思考没有抓到根本，思考远没有成熟。 所以， 毛主席：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我们要先去认识客观可能性，要去利用这种客观可能性，然后才能创造出现实性。 所以， 毛主席：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 力量、前进和发展，正是来自于对“客观可能性”的开发和利用。 所以， 斯大林：党的战略可以在这些力 量和可能性的范围（这些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内灵活运用，党的策略 也可以在这种基础上进行日常的动员力量的工作。 通过策略在可能性上做动员工作。 所以， 斯大林：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党是否正确地利用了苏维埃制度给我们提 供的那些可能性呢？党是否埋没了这些可能性，因而妨碍了工人阶级 彻底发挥自己的全部革命力量呢？党是否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些可能 性来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呢？ 苏维埃制度提供了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可能 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就必须具备许多条件，其中党 的路线和正确执行这条路线起着远非次要的作用。 对可能性的充分利用，而不是埋没，就是发展和建设。 而制度根本上是提供好可能性、反对坏可能性的。 斯大林：由此可见，必须把我国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和利用这些可能性即 把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严格区别开来。 但可能性和现实性仍然是两个问题。 斯大林：但是，同志们，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如果不善于办事，在积累 的可能性和实际的积累之间就会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我们不能以 仅有可能性为满足。如果我们真想为我国工业建立必要的后备，我们 就应当把社会主义积累的可能性变成实际的积累。 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必须怎样进行积累才能使工业得到好处 呢？我们首先必须抓住经济生活中的哪些关键才能把积累的可能性变 成实际的社会主义积累呢？ 在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仍然有一段较远的距离。 毛主席：是把所选择的可能性之实现条件当作链子一环抓住。 这个实现条件，才能把可能性最终转入现实，这就需要反对和破坏不想要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要以最坏的可能性准备出发、破坏掉坏的可能性。 斯大林：为此需要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要有实际的或者像我们平常所说的“客观的”可能性。 第二、要有领导我们企业的愿望和本领，以便把这些可能性变为 现实。 要变成现实，首先要有客观可能性。比如，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就是基于极强的“客观的”可能性的，它先是把这种极强的“客观的”可能性分离出来（100%），计算出存在的可能性空间，再以领导把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这是直接从系统的角度，而不是从局部的角度为起点。 此外，根据辩证法，可能性和需要构成正反面， 1）可能性要走向需要。 2）需要也要走向可能性。 当需要和可能性兼备时，就成了现实性——可能性+需要=现实性。 毛主席：我们说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来规定的。“需要”和“可能”这两个缺少一个都不行，会变为脱离实际。 比如，我们认为科技是一种可能性，当有需要时，这种科技就会表现为具体的商品，以商品的形式成为现实。如果没有需要，那么这项科技就会被束之高阁、不会有对应的商品，也就不会成为现实性。 比如， 毛主席：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 这里的支前供应，就是前方的需要， 1）当需要和可能性严重失衡时，这组正反面，就会表现出互相矛盾对立的一面，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解决，这就是不能变成现实性。 2）当需要和可能性相称时，这组正反面，就会表现出互相支撑统一的一面，这就是变成现实性。 比如， 毛主席：要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完全了解由我党领导里应外合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便最后驱逐日寇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性，没有此种思想教育，是不能动员全党行动的。 这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应的就是需要的角度，既有可能、又有需要，就能把人和组织动员起来。 当可能性（过小）和需要不相适应的时候，是危险的， 斯大林：在向党提出的要求和目前党所具备的 可能性之间产生了不相适应的情况。因此也就产生了削弱党的领导的 危险和失去党的领导的危险。 比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就是可能性（过小）和需要的不相适应，最终导致了长征。比如，对一个人提出极难的事，那么他会直接放弃这个事情，这就是需要和具备的可能性之间不相适应。 根据辩证法，要补充缺的一面，所以，增加需要，会拉动可能性的增长，增加可能性，也会拉动需要的增长。 所以，又有这样的口号， 毛主席：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 军队的需要，促使生产可能的长一寸。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消费都是信用卡的超前消费，这是为了充分激发需要的释放。反过来，又促进可能性的发生和增长。 03 高手博弈操作可能性 可能性如此重要，以至于评价一个事物的好坏，就要以可能性的增多和减少为依据，尤其是要以战略和全局的可能性之增多为标准，增多好可能性的可能性，减少坏可能性的可能性。 比如， 斯大林：评 价策略的作用和效果不应该从它的本身，从它的直接效果着眼，而应 该从战略的任务和可能性着眼。 这里的任务，对应的就是需要，这样战略就会成为现实的东西。 比如， 斯大林：也有这样的时候，策略胜利的直接效果十分辉煌，但是这种胜利 和战略的可能性不相适应，因而造成了对整个战局有致命危险的“意 外”局势。 这种情况是有的，比如，项羽的胜利一直很辉煌，但他的这种胜利和战略的可能性不相适应，最终仍归于失败。胜利，不能转化成战略的可能性，这样的胜利是保不住的。 反之，失败，若能转化成战略的可能性，这样的失败也会被定义为胜利。比如，解放战争第一年的丢城失地，不明白毛主席战略的人，都会觉得是失败，但它提供了战略上的可能性——以集中对分散、比多打少、以强打弱。 比如， 斯大林：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出我在上面说过的那种必要的坚定性， 我们就不会有这些新的可能性，就不能首先从德国人方面，随后又从 一部分英国资本家方面得到贷款。 这就是目标——为了获得新的可能性，增多可能性。 比如， 毛主席：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 这就是操作可能性，生成可能性，然后才有现实性。 比如， 毛主席：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十天之后可能好转。 这就是等待可能性的变化，可能性的增多，高手博弈操作的是可能性，因为现实性正是由可能性而来。 比如， 平津战役中，名场面之傅作义对陈长捷说：“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这就是等待可能性的变化，高手博弈操作的是可能性，因为现实性正是由可能性而来。 所以，任务就在于利用已经发掘出的可能性并把这项工作向前推进。 比如， 斯大林：中 央认为，在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生产的条件下，改造工业和农业的 技术基础可以发掘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梦想不到的那些加快速 度的可能性。 这就是以可能性为目标，以可能性的增多为目标。 而问题的来源，往往是过高或过低的估计了双方的可能性。比如， 斯大林：我们党内的“左”倾（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危险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于它过高估计我们敌人的力量，资本主义的力量，只看见资本主 义恢复的可能性，而看不见我国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陷于悲观失望。 这就是形成“左”的倾向，反之，就是形成“右”的倾向。 04 高手发扬好可能性、打击坏可能性 凡事，既产生好的可能性，同时产生坏的可能性，这是符合辩证法的，所以，对于光明的可能性要予以发扬，对于黑暗的可能性要给以打击，这就是执行中的发扬和反对。 比如， 斯大林：不用说，任何革命口号都有在实践中被歪曲的某种可能性。自我批评口号当然也有这种 可能性。但是把这种可能性当做问题的中心，当做论自我批评的提纲 的基础提出来，那就是本末倒置。 这种坏可能性一定是存在的，所谓的副作用。但我们是为了收获好的可能性的，不能因为脏，而被婴儿也扔了，因为婴儿才是未来，而脏是可以清洗的。 比如， 斯大林：由此可见，完全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胜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 党没有看到这些可能性或者不会正确地利用这些可能性，因此 得到的会不是胜利而是失败。 这就是对好的可能性，没有足够的发扬，而坏的可能性，却没有足够的打击，所以得到的不是胜利而是失败。 进而说到， 斯大林：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上，在各国军队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 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 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生作用，于是军队也 就失败了。 比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正是没有看见可能性，没有充分利用各种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结果这些可能性没有发生作用，所以失败了。比较典型的是和19路军的合作，这种可能性没有利用，所以只好失败。好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坏的可能性就会占据上风。 反之，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中，我军完成了自己的集中，形成了国军的分散，这就是把好的可能性发扬。而在丢城的过程中，人员基本没什么损失，这就是破坏了坏的可能性，这就增多了第二年胜利的可能性。 所以，关键在于发扬和利用好的可能性，打击和破坏坏的可能性。 比如， 斯大林：但是这里还是这个问题：党是否正确地利用了苏维埃制度给我们 提供的那些可能性和优越性呢？党是否尽了一切力量来把这些可能性 变成现实，从而保证我国建设事业获得最大胜利呢？ 这个利用的方法，正在于发扬好的可能性，打击和破坏坏的可能性，这也是大清洗的理论原理，也是路线斗争的残酷性根源。 比如， 斯大林：任何五年计划都不能估计到潜藏 在我国制度内部的一切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只有在工作进程中，在各 工厂、各集体农庄、各国营农场、各区等等实现计划的进程中才能发 掘出来。只有官僚主义分子才会认为编制计划是计划工作的结束。编 制计划不过是计划工作的开始。真正的计划领导只是在计划编制以后， 在进行了实地检验以后，在实现计划、修订计划和使计划精确的过程 中才展开。 只有在现实中，在进程中，才能暴露出和发掘出可能性，因为任何事物都会产生积极的可能性和消极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计划也应包括两个方面，发扬的一个方面、打击的一个方面。 斯大林：中央提高建设速度和缩短五年计划完成期限依据的是哪些可能性 呢？依据的是蕴藏在我国制度内部的只有在工作进程中才能发掘出来 的那些潜力，依据的是改造时期给我们提供的那些可能性。 计划依据的是可能性，而可能性就是潜力。 斯大林：我们有一切“客观的”可能性来做到这一点。所缺乏的只是真正 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本领。而这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并且仅仅是取决 于我们自己的！已经是我们学会利用这些可能性的时候了。 客观的东西，带来巨大的主观的力量，所以先把客观的可能性剥离出来，就会形成巨大的主观力量——这是意志力的诞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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