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 李怡：在历史中发现“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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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年来，“跨学科” “跨域”已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既成事实，也是重要的学科生长点。在2022 年河南大学文学院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论坛”上，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文学跨学科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吴俊紧扣文学史周期律和文体文类的功能探讨文学跨域研究是否可行，指出古代能够以文体文类为中心叙述文学史，而新文学运动打破了传统文学史文体文类周期律，这也使现代文学史已经实际上成为一种跨学科跨领域建构的学术范畴。李怡强调，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研究的巨大冲击下，“文学性”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需要对“文学性”作出新的认知及界定，借助社会历史研究重新定义其思想和形式。武新军认为，跨学科研究的实质是在不同学科的“整体联系”中展开文学与文学史问题的研究，由此对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方法和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这三位学者不同角度的论述，深化了我们对跨学科研究的理解，展示出跨学科思维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作者：李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3 年第 5 期。

2023 新年伊始，近年来活跃于批评界的《当代文坛》杂志推出专栏，再度提出“文学性”的问题。张清华在《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一文中这样开宗明义：“为什么要重提'文学性研究’？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假命题。什么是文学性研究？世界上有一种纯粹的、有明确界限的、专门意义上的、排他性的文学性研究么？显然没有，如果有的话，至多也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这样一个问题；还有，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或许文学性研究又是一直存在的假如它不是被理解得那么绝对的话。从来没有消失过，又何谈'重提’？”这里的表述小心而谨慎，尚没有高调亮出新的理论宣言，就首先重述了二十年前那场 “文学性”讨论的许多重要议题：究竟有没有纯粹的文学性？旧话重提理由何在？能不能真正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这种小心翼翼的立论似乎在提醒我们，那场出现很早、持续时间不短的讨论其实余波未平，其中涉及的一系列关键性的命题如文学性的含义、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突破文学性研究的学术价值等等都对学界有过重大的冲击，并且至今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新的讨论就得小心谨慎、周密稳妥。在我看来，今天的文学性讨论，的确应该也有可能接受多年来相关探索的实际成果，将各种方向的思考纳入我们的最新建构，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于文学与文学性的理解，特别是要揭示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历史真相。

一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提出讨论“文学性”的问题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引发那一次讨论的余虹和陶东风的论文最早都出现在 2002 年。余虹的《文学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刊登在《文艺研究》2002 年第 6期（次年再有《白色的文学与文学性》刊发于《中外文化与文论》第 10 辑），陶东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出现在《浙江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数年后的2006 年再有《文学的祛魅》刊登在《文艺争鸣》2006 年第 1 期）。余虹提出，后现代的转折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 的状况，它将狭义的“文学” ——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和文化类别的语言现象推及边缘，同时却又将广义的“文学性” 置于中心，传统属于“文学”的修辞和想象方式开始全面渗透在了社会生活与文化行为之中，形成了独特的悖反现象：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陶东风以“我们在新世纪所见证的文学景观”为依据，揭示了“在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衰落、边缘化的同时，'文学性’在疯狂扩散”，并以此论及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视作当代文艺学最重要的“学科反思”。这样的判断引起了中国学界的争论，质疑之声不断。有人认为在后现代时代，“文学性”不是扩展而是消散了，或者说在这个时代，语言文学的独特意义恰恰是疏淡了，轻言“文学性终结或者扩散”的人，其实缺乏对“文学性”的明确界定。当然，也有学者对语言文字的审美的“文学”和日益扩张的“文学性”作出区分，重新定义“文学”性与文学“性”，从而为“后现代时代”的多元研究打开空间。

从历史语境看，中国学者在新世纪初年的这场讨论源自 1990 年代市场经济全面推进以后当代中国文学日益边缘化、同时所谓的“图像时代”降临的客观事实。当然，就如同当代中国文艺思想的总体发展一样，所有这些中国内部的“思潮”“论争”也与西方文艺思想的运动有着密切的联动关系。严格说来，中国关于“文学性”的论争发生在 21 世纪之初，但对“文学性”问题的重视和强调还有过一次，那就是新时期文学蓬勃生长的年代。这内涵有别的两次思潮都可以辨认出来自西方思想的启发和推动。

事实上，西方文艺思想界的“文学性”议题也先后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是在 20 世纪初期到中叶，先后有 1915-1930 年间俄国形式主义的兴起，他们反对实证主义与社会批评，主张将文学研究与社会思想其他领域的研究区分开来，突出文学的独立自主性和自身规律；形成于 1920-1950 年间的英美新批评，他们划分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文学的外部研究”，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研究；1960 年代形成于法国的结构主义，包括施特劳斯的文学人类学与神话模式研究、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以及热奈特和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他们都迷信一种独立自足的语言结构，满怀着对潜藏于语言、文本中的深层结构的信赖。这三种思潮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倾向于将文学的本质认定为一种独特的语言现象和符号系统。尽管这种对语言结构的偏执的探寻并不一定切合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诉求，但是他们对“文学自足”的强调却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 1980 年代新时期文学摆脱政治干扰、谋求独立发展的要求，所以 1980 年代中国文学的“自主”之路和中国文学研究的 “纯文学”理想都不难发现这三大思潮的身影，虽然我们对其充满了误读和偏见。

第二次就是 20 世纪中后期，随着解构主义的出现，西方思想界开始质疑和挑战传统思想中关于中心、本质的基本思维，雅克·德里达的理论就是致力于对整体结构的打破。同时，后现代社会中大量的 “泛文学”现象的涌现也挑战了传统对“文学性”的迷恋。美国后现代理论家大卫·辛普森认为文学已经泛化于多个社会领域，实现了广泛的“文学的统治”，另一位解构主义者卡勒也发现文学性在非文学中的普遍存在，以致“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这就是 “文学性终结或者扩散”之说的明确来源。与 1980 年代的太多的误读不同，这一回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似乎带来了中西文学命运的惊人的相似，于是辛普森和卡勒的这一见解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先有余虹等人的译介，再有众多学人的跟进立论，一时间，终结和扩散的问题便跃居文艺学界的中心，成为新世纪初年中国文艺理论领域最大的焦点。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当年的讨论中，文艺理论界的学者和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学者都有参与当代中国知识领域的生成发展在 1980 年代以后让这两个领域的学者有了较多的知识分享，因而在涉及当代文学现象方面常常可以看到他们携手前行的步伐——不过，因为关注焦点的差异，我们也发现，他们各自的侧重和态度也并不相同。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学人主要致力于方法论的检讨与更新，焦点是“文学”、 “文学性”的基本观念及其历史过程；而从事当代文学批评的学人则最终将问题拉回到了对当前文学发展的评估之中：究竟我们应不应该继续坚持对“文学性”的要求？或者说建立在“文学性”理想之上的当代文学批评还是不是有益的，也是有效的？这里不乏来自当代文学批评界的忧虑之声：

关于“文学性”之争，实际反映了一个敏感而重大的问题：在政治与市场的双重压迫之下，还需不需要坚持文学创作的文学性？真正的文学性体现在哪里？人类生活中既然有情感活动，有幻想，有堪称越轨的心理冲动，那么文学还要不要想象力？它应该只是“日常生活”原封不动的照搬吗？除此之外是否还应该有生活的奥义、情感的倾诉、美感而神秘的艺术结构和展现的形式？

读图时代的到来，让一些人开始讨论“文学的终结”。百年中国文学还是很年轻的，但它怎么就老了，到了终结的时候？当影视及新媒体出现，和传统文学连在一起的时候，网络文学又宣布“传统文学的死亡”。但是新世纪的文学确实是多元格局，不只是 70 后、80 后，更年轻的更多五花八门的东西出现了…… “新世纪文学”确实有着多样的内容。我关注的依然是传统文学、经典文学的脉络，当然它不可能终结。

二

从 21 世纪之初以降，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理想问题，其实一直都在延续，不过，越往后走，人们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大卫·辛普森和卡勒的原初结论了，而是文化研究、历史研究之于文学审美研究的巨大冲击。从思想脉络来说，文化研究、历史研究本来与文学研究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属于社会科学，而后者属于广义的艺术，前者更依据于科学的理性，而后者更依赖艺术的感性。但是，就是在 “文学性扩散”之后，科学的研究之中也渗透了文学的感性，反过来，则是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的方法开始向文学渗透。两者的学术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

对于“文化问题”的关注始于 1980 年代，但那个时候提出“文化”还是为了冲淡社会政治批评的一家独大：“第一，不能将'政治学’庸俗化，变成庸俗社会学；第二，不能局限于政治学的角度。一个作品的思想内容，不仅指它的政治倾向性，还有哲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多种内涵，因此，在理论上用'文化’这个概念来概括，路子就会宽得多。”所以，文学审美依然是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中心。“文化研究”源于英国学者雷蒙·威廉姆斯、霍加特，它在 1990 年代以后进入中国，逐渐增强了自己的影响。这便开始了将文学研究拉出“文学文本”的强有力的进程。“当代文化研究讨论的问题涉及的是整个的当代生活方式及其各种因素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文本的范围。”文化研究首先也是在文艺理论界得到了充分重视，甚至被当作审视文艺学自身问题的借镜：“客观地说，因意识到文艺学的自身缺陷而走向文化研究，或因文化研究而进一步看清了文艺学自身的缺陷，其思路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紧接着，在1990 年代中后期，文化研究的思路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借鉴，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方向：对文学背后的社会历史的阐发成为一时的潮流，“文学周边”的问题引来了更多的关注，压缩了文学文本的阐释；对历史文献空前重视，史料的搜集、发掘和整理成为“显学”，文学研究的主体常常就是文献史料的辨析和考订。

在这个过程之中，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的理性和严整似乎刚好弥补了文学感性的飘忽不定，带来了学术研究的独特的魅力，在为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普遍担忧的时候，这样的弥补慢慢建立起了某种学术的 “效力”，展示了特殊的“可信度”。当然，问题也来了：这个时候，除了不断借用历史学的文献，不断引入社会学的方法，我们的文学批评家还有没有自己独特的学术素质呢？显然，这是一种新的学术危机，而危机则来自于文学研究基本自信和价值独立性的动摇。

现在，我们又一次提出了“文学性”的问题。与 21 世纪之初的那场讨论大为不同的是，我们的讨论已经不再是西方思潮输入之后的兴奋，不是对一种外来思想的拥抱和接纳，而是基于我们自身学术现状的反思和提问。简单地说，我们必须回应来自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的“覆盖式”冲击，必须在其他有价值的学术道路上寻找自我，为我们作为研究者的不可替代性“正名”。这就是当代文学学者张清华所承受的压力：“问题是有前提的，相对的，历史的。让我们来说说看，问题缘于何处。从最现实的角度看，我以为是缘于这些年文学的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的'热’。这种热度，已使得人们很少愿意将文学文本当作文学看待，久而久之变得有些不习惯了，人们不再愿意将文学当作文学，而是当作了'文化文本’，当作了'社会学现象’，当作了'历史材料’，以此来维持文学研究的高水准的、高产量的局面，以至于很少有人从文学的诸要素去思考问题了。” “人们在谈论文学或者文本的时候，要么已经不顾及所谈论文本的文学品质的低下，只要符合文化研究的需要，便可以拿来'再经典化’，眼下这样的研究可谓比比皆是；要么就是根本不愿意讨论其文学品质，将文化与历史的考量，变成了文学研究的至高诉求，这也是我们如今所经常面对的一种情形。”

其实，对文化研究、历史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畅通无阻，学界早已经开始了质疑，我们也可以据此认为，“文学性”问题的再次提上议程并非始于 2023 年，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不断追问不断反思的重要结果。2004 年，还在上一次由文艺理论界开启的“文学性终结与扩散”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就有现代文学学者提出了质疑：“到处只见某种谶纬式的政治暗示与政治想象的话语大流行，文学研究重新成为翻烙饼式的一个阶段对另一个阶段的简单否定，其自身的根基与连续性荡然无存。”这里提出的“自身的根基”问题极为重要。

对于跨出文学文本剖析进入历史、文化与思想领域的趋势，也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家原来干本行的可能并不认同外来的闯入者，在他们专业训练标尺的检验下，文学出身的思想史写作总是难于得到行家的喝彩。这已经是近年来学界的一种景观。”在这里，学者陈晓明的介入和反省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他原本是文艺理论专业出身，很早就广泛阅读了西方后现代论著，又是 21 世纪之初“文学性终结”讨论的重要参与者。有意思的在于，他的学术领域却在后来转入了中国当代文学，从西方文艺理论的引进到中国文学现象的进入，会如何形塑我们自己的文学思想呢？我注意到，越到后来，对文学现象本身的看重越是成为了他的选择：“文学史叙事，根本方法还是回到对文学作品文本的解释，'历史化’还是要还原到文学文本可理解的具体的美学层面。终归我们要回到文本。”

在以上的案例中，我们似乎可以梳理出中国当代学术的一种可能：当我们的目光回到文学的现象本身，他者的理论流行不再是左右我们判断的标尺，那么“文学性”的问题就首先还是一个现象学的问题，是现当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现象要求我们提出匹配性的解释和说明，而不是移用其他的理论范式当作我们思想操练的工具。

三

现象学的考察，就是通过“直接的认识”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即通过回到原始的意识现象，描述和分析观念（包括本质的观念、范畴）的形成过程，获得研究对象的实在性的明证，它反对的就是从现象之外的抽象的观念出发来判定现象。中国文学的“文学性”有无、界限、范围不能根据西方文学理论的观念加以认定，它应该由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现象来自我呈现。在回顾、总结“文学性”的讨论之时，已经有文艺理论的学者提出了这样的猜想：“可以肯定，解构主义所揭示的文学向非文学扩张的趋势，并非文学恒常的、唯一的、不变的价值取向，毋宁说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长久之计。这一取向的形成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性质的常数，同时也取决于文学外部意向的变数。解构主义提出的'文学性’问题乃是一个后现代神话，与特定的时代、环境、习俗和风尚对于文学的需要、看法和评价相连，这与另一种'文学性’在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手中的情况并无二致。因此解构主义所倡导的文学扩张并非普遍的常规、永恒的公理，指不定哪天外部对文学的需要、看法和评价变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关系又会呈现出另一种格局、另一种景象。”这种开放的文学性认知其实就是对文学现象的一种尊重，它提醒我们有必要将结论预留给历史发展的无限的可能，文学性定义的可能性将以文学历史的丰富现象为基础。

沿着这样的现象学考察方式，我认为“文学性”的问题起码可以有这样几个破解之道。

其一，文学写作者的情志和趣味始终流动不居，他们与读者的互动持续不断，因此事实上就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文学”诞生。我这里并不是指文学在风格上的多姿多彩，这样的现象当然无需赘述，我说的就是完全可能存在一种针锋相对的“文学性”在某些时代完全不能接受的形态也可能在另外的时代堂皇登上文学的殿堂。例如我们又俗又白的初期白话新诗在国学大师黄侃教授眼中不过就是“驴鸣狗吠”，岂能载入史册，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最后颠覆了黄侃教授的文学观，浅白的新诗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被以后一百年的中国读者奉为经典。那么，中国新诗是不是从此步上了一条浅白之路呢？也并非如此，胡适等人的尝试很快就遭到象征派诗人的痛斥，新一代的诗人决心视胡适为“中国新诗最大的罪人”，另走他途，完成中国新诗的艺术化建构，从新月派、象征派到现代派，中西诗歌合璧，新诗的审美改弦更张，一直到 20 世纪末，这条看似理所当然的艺术构建之路又一次遭遇挑战，新的俗与白卷土重来，口语诗已经成为时代不可抗拒的存在，公然与高雅深邃的知识分子写作分庭抗礼，其诗歌美学与艺术标准也日益成熟，在很大范围内传播、壮大，冲击着我们业已习惯的文学定理。这就是文学的流动性。其实，所谓的“文学性”本身就一直在流动之中，等待我们作者与读者不断赋予它崭新的内容。

其二，既然历史上“文学”现象层出不穷，千变万化，作为文学的研究者，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将“文学”限定于某一规范形态的样板了。正如古代中国长期秉持“杂文学”的观念，而与近代西方的“纯文学”观念判然有别，近代中国引入西方的“纯文学”理想，实现了文学理念的自我更新，然而，历史发展的需要却又让超出“纯粹”的文学持续生长，例如鲁迅杂文。晚清民初的鲁迅，曾经是纯文学理想积极的倡导者，力陈“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然而，人生体验与现实思想的发展却让鲁迅越来越走到了“纯文学”之外，在杂言杂感的形式中自由表达，道出的是自我否定的选择：“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他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杂文和那些所谓“艺术”“文艺”“文学”“创作”等等毫不相干。面对这样变化多端的文学现象，任何执于一端的文学定义都是狭隘无比的，我们只能如 1918 年的文学史家谢无量一样，顺势而为，及时调整自己的“文学”概念，在“大文学”的视野上保持理论的容量。

其三，我们对“文学性”变量的如此强调并不是一种巧滑的托辞，而是可以具体定性和描述的存在。对于中国新文学而言，百年前的“新青年”罗家伦所作的界定依然具有宽泛的有效性。在他看来，文学就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这样一种宽泛的描述其实就包含了一种开放的、流动的文学属性，晚清鲁迅理想中的纯文学“摩罗诗”具有文学性，民国鲁迅固执己见的杂文学也具有文学性，因为它们都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同样，无论是典雅的知识分子写作还是粗犷的民间口语写作，都可以假借想象、情感和体裁建构“艺术的组织”。

其四，既然“文学性”可以在历史的流动中赋予具体的内容和形式，那么有力量的文学研究也就完全有信心取法别的学科，包括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何以能够做到取法他者而又不被他人吞没呢？我想，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不是因为取法文化研究而让文学成了文化现象的注脚，也不是因为借鉴历史研究而让文学沦为了历史运动的材料，我们必须借助丰富的文化考察接通文学精神再塑形的内涵，就是说在文学研究的方向上，社会文化的内涵并不是现实问题的说明而是文学精神的一种组成方式，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其实形成了文学精神的深刻差异，挖掘这样的精神才能真正抵达文学的深处，正如不能洞察佛家文化之于鲁迅的存在就无从体味他蕴藏在尖刻锐利之中的悲天悯人，不能剖析现代金融文化之于茅盾的存在也无从感受他潜伏于心的对于现代都市文明由衷的激情。在另外一方面，所谓的“文学性”也的确不仅仅是词语自身的组合与运动，甚至也不纯然是个人话语方式的权力显现，它也是综合性的社会文化的结果，对于现代中国文学而言，尤其包括了国家民族力量全面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在文化研究和历史文献的辅助下，我们才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和认定种种国家民族之于文学话语的塑造功能，例如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自由话语，受制于威权统治的话语定型和个人表达的腾挪、闪避、隐晦修辞等等，总之，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可望继续为文学语言的定性提供思路和启示，在这里，至关紧要的不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历史研究争夺空间，而是它们的联手与结合，当然，这是在努力辨析文学的艺术个性方向上的对话与合作，最终抵达的是艺术表达的深度。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地方路径研究”（202212A2344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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