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ESC和AHA相继发布心脏肿瘤学声明：癌症尤其增加血栓风险

杨进刚阜外 2023-06-14 发布于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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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肿瘤学作为心血管医学的一门新兴学科，已经逐步发展起来。早在2016 年，欧洲心脏病学会就发布了癌症治疗与心血管毒性立场声明。近期，美国心脏协会（AHA）也发布了心脏肿瘤学的科学声明。

声明均指出，癌症患者的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有很多原因。

首先，许多癌症治疗，包括一些靶向治疗，都与心血管并发症有关。

第二，癌症本身是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增加血栓栓塞事件的风险。

此外，最近的数据表明，常见的可纠正的危险因素和遗传因素是恶性肿瘤和心血管疾病的共同危险因素。

癌症患者的血管并发症是广大临床医生面临的新挑战。

传统抗癌治疗的血管并发症

尽管靶向肿瘤药物和免疫疗法的出现，传统的细胞毒性化学疗法、放射治疗仍然是许多治疗方案。

2016年ESC声明也指出，多种化疗药物具有潜在致心律失常作用，为此，声明建议肿瘤患者在启动抗肿瘤治疗前常规行ECG检查，并测量QT间期、计算心率校正的QT间期（QTC）。

对QT间期延长、合用可致QT间期延长药物、心动过缓、甲状腺功能异常、电解质紊乱及已确诊的CVD患者，抗肿瘤治疗期间需密切随访ECG。

对治疗期间QTC超过500 ms、QTC延长超过60 ms或新发心律失常患者，应中止或调整抗肿瘤治疗方案。另需注意，在使用潜在QT间期延长作用的化疗药物时，其它可致QT间期延长的药物应尽量避免使用或减至最小剂量。

靶向治疗的血管并发症

在许多情况下，被癌细胞篡夺的激酶及其下游通路也在正常细胞的血管和代谢稳态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些激酶的抑制剂可能引起心血管并发症，这取决于单个化合物和特异激酶靶点。

例如，抑制血管内皮生长（VEGF）信号通路导致高血压，蛋白尿、心肌病和血管疾病。

达沙替尼、尼洛替尼和ponatinib，新一代ABL1激酶抑制剂，用于治疗CML，与肺动脉高压（达沙替尼）、高血糖和动脉粥样硬化（尼洛替尼）以及高血压和血管疾病有关。

最令人担忧的血管毒性包括动脉缺血事件，如心肌梗死、中风、肢体缺血，以及静脉血栓栓塞（VTE）事件。

肿瘤的血栓并发症

静脉血栓形成，包括表面性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导管内相关血栓和肺栓塞，是恶性肿瘤最常见的心血管并发症。

癌症诊断后第1年，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达到15倍。癌症转移特别是在远处转移增加了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

癌症与心血管疾病的共同危险因素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常见的危险因素可同时诱发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这是心脏肿瘤学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领域。

ESC共识也指出，肿瘤患者的心血管风险预测应在评估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肿瘤自身特点、抗肿瘤治疗方案及具体心血管的特定危险因素。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已确诊的心血管病、家族史、糖脂代谢紊乱及不良生活习惯等。无论肿瘤存在与否，这些危险因素与心血管病及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均关系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ARIC研究（社区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的数据表明，遵守2020年美国心脏协会的7个心血管健康指标不仅与心血管疾病呈负相关，而且与癌症，尤其是乳腺癌、结直肠癌和肺癌呈负相关。

一些不健康生活习惯如吸烟是某些癌症（如肺癌）和心血管疾病的共同危险因素。

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也成为癌症的潜在重要危险因素。例如，流行病学数据表明，高脂血症可作为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的危险因素。

越来越多的文献表明，炎症参与了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发生、发展。

心脏肿瘤研究方向

癌症治疗的主要变化涉及到从非选择性毒素转向针对癌症生长和生存的特殊途径的治疗。通过对肿瘤发生相关途径的研究，这些治疗方案得到了扩展。

这些途径通常在心血管内环境平衡中起关键作用，并可能对心脏和血管系统产生影响。

由于小分子激酶抑制剂可以靶向多个激酶，其数量不断扩大，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去分化这些疗法的“非靶向”激酶效应，以便更好地预测这些药物的毒性。

了解新靶向癌症治疗的血管后遗症也为基础和转化研究提供了机会，在这些基础和转化研究中，血管信号传导的关键途径可能被揭开。

因此，心脏肿瘤学的需要采用多学科合作，其中心血管和肿瘤学团队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应密切合作对抗抗癌治疗的血管并发症。

针对癌症患者和癌症幸存者心血管护理的心脏肿瘤服务的组成部分和结构尚未确定。

在许多情况下，心脏病咨询服务是术前癌症手术评估或治疗过程中出现的症状性心血管疾病（如缺血、心律失常和心衰）的管理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