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12年9月进入山东大学物理学院学习，当时我不知道，张老师于当年10月份离开北大哲学系，加盟了山大哲社学院。受高中物理老师的影响，我怀揣着对理论物理与哲学的热情，进入了梦寐以求的物理学院。但大一第一学期的学习，并没有充实我幼稚的期待。我无法在枯燥的吉米多维奇习题集与实验报告中找到丝毫对理论兴趣的满足。
旁听哲学系的讲座成为我大一最愉快的事情。到第二学期开学的第二周，我和室友在知新楼A座一楼大厅路过时，无意间看到了哲社学院一则教室更改的通知。那是一门哲学系大三的专业选修课，由于第一周的听课人数远远超过了原定教室的容量，因此不得不更改到公教楼更大的教室。我当时只记得，这门课程叫海德格尔哲学，这是一个我在高考作文素材里曾留有印象的名字，但除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云云，别无所知；这门课程的老师原先任教于北京大学；最后，这则启示上还有张老师已经蓄起胡须的照片。室友说这么仙风道骨的老先生，一定要去听一听。我后来知道，这是张老师在山大开的第一门课。我就这样在张老师海德格尔的课堂上，生平第一次接触了现象学。当时徘徊于哲学门外的我，一度苦恼于王国维所谓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困境。张老师的课给我一种瞠目结舌的震撼，对当时的我而言，课程难度无疑远远超过了我的接受能力，但似懂非懂间，我隐约感到，现象学就是那条可信又可爱的道路。 
（这张照片取自山东大学哲社学院公众号纪念张老师的文章，正是老师在2013年春季学期在山大中心校区公教楼讲海德格尔哲学的照片，我似乎也从照片中认出了自己，但已不能确定） 这门课程主要有两个阅读文本，一是胡塞尔的“小观念”，一是孙周兴老师编译的海德格尔早期文集《形式显示的现象学》。这两本书是我现象学的入门书，也算是张老师最初推荐给我的头两本书。尽管课程名为海德格尔哲学，但前面将近一半的内容是关于胡塞尔。“小观念”尤其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此书我前后精读不下五遍，每次都感到刚有所获，又有新惑。我记得张老师说胡塞尔仍然自觉地处在传统哲学的框架中，但却在这个框架中开出了新的境界，像是带着镣铐跳舞。海德格尔则更加彻底，更加天马行空。也正因如此，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胡塞尔似乎具有更加独特的魅力，更符合老师对哲学“边缘性”特征的界定。对于老师所说的边缘性，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的家乡位于南北之间；我的学科背景在文理之间；我的学术兴趣在中西之间，在文史哲之间，在辞章、考据、义理之间，如今或许还可以加上在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因此，在我还不太明白现象学是什么的情况下，我对带着镣铐跳舞的胡塞尔就有了一种宿命般地认同。自那时起，直至今日，我仍然没能走出这门课的前半部分，一直停留在了胡塞尔这里。到期末的最后一课时，我有一门必修课的随堂考试与张老师的课时间重叠，我犹豫很久，总觉着得有始有终，还是选择先去听了张老师的课，迟到了20分钟赶回考场参加考试。也正是在这门课上我第一次听到了倪老师的名字，张老师满口“倪梁康先生”，我一度误以为倪老师是比张老师更为年长的老先生。后来得知倪老师在中大工作之后，中大之于我，大约就像是伽达默尔口中20年代德国青年学子心中的弗莱堡一般，我于是暗暗发愿要研究生要考去中大，搞清楚胡塞尔的现象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尽管张老师非常尊重、激赏倪老师的工作，两位老师彼此惺惺相惜，但君子之交，和而不同。张老师在课上不仅提示我们注意倪老师作为对于理解“小观念”做出的重要指引与提示，而且也郑重地指出了他与倪老师在学术上的一处分歧，它在张老师的《现象学导论七讲》中已经形诸文字，即倪老师将现象学定位于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学科，张老师则认为哪怕是在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之间，相较而言都是对现象学更为合适的界定。在经历了十年的阅读与学习之后，作为一个小辈学生，冒昧地回顾十年前我接触到的两位老师之间的这个分歧，我感到它并不像表面看上去地那么激烈，但即便抛开其中通过进一步澄清而可能避免的误解，其背后仍然有两位老师之间真实的分歧，如倪老师在纪念张老师的文章中所说：“这个由各执一端引起的立场、方法、风格的分歧，贯穿在我与祥龙思想交往的始终，引发了我与祥龙在后来岁月里的一再讨论和争辩。我想我们都默默地在心中将对方视作潜在的论辩反方。我们十分熟悉并尊重对方的想法，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坚持和维续自己的立场。我与他日后在其他方面的思想交流和学术讨论，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方式展开的。现在回顾我们两人之间这段长达二十五年以上的思想交往史，或许可以总结说，我们之间的个人友谊和思想联系，是在一种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展开的。”倪老师的界定大约是将实证主义视为对在意识外化为语言之后的研究；而形而上学则是对尚未在意识中显现之物的研究。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所面向的实事本身，是先于语言的，同时其对象是显现了的、被给予了的客体。这与张老师所指出的现象学的“意义永远走在实证主义之前”，正是一致的。但两位老师分歧的真实之处在于，一方面，意识哲学无法含括海德格尔（尤其是其后期）及其后的现象学传统；另一方面，胡塞尔尽管批评过实证主义，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更是自《逻辑研究》起从未被原谅过的对手。甚至，胡塞尔对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批评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彻底的实证主义一定会走向对其自身的否定，即相对主义。这一思路从《逻辑研究》时期对心理主义的批评，到《危机》时期对历史主义的批评一以贯之，且逐渐深化。而海德格尔由于对历史性、有死性的强调，恐怕反而更加难以与相对主义划清界限。因此，据我浅陋的看法，两位老师之间的这处分歧（乃至推动两位老师数十年思想互动的根本分歧）背后大概是源自海德格尔取向的现象学与胡塞尔取向的现象学之间的张力。但建立在“了解之同情”之上的争论，大约也使得这两个不同的取向在两位老师那里各自都获得了进一步的重视与接纳。在课堂上，我记得我曾两次私下里请教张老师，其一是我感到海德格尔哲学与李泽厚的情本体学说很像，在我当时有限的涉猎内，我感到它们都试图突破某种僵硬的理性先天法则，但又不愿停留在碎片化的感觉经验之上。这样幼稚的问题得到了张老师的肯定，当时这令我很意外。我还记得老师说：李先生当然是很令人尊敬的当代思想家，也很具有原创性。但情本体毕竟还是没有海德格尔哲学这么地活泼，这么彻底地非对象化。老师谈到李泽厚时的尊敬，与谈到海德格尔时的兴奋，音容笑貌，直至今日仍犹在眼前。其实两者之间的差异对当时的我来说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但这种懵懂的直觉得到了部分地肯定，给了我继续学习、思考哲学很大的信心。第二次我也不记得是为了什么问题请教老师，但张老师和我聊到了蒋庆先生，老师称赞他是当代一位真正的儒者，言辞之间透着赞许与钦佩，老师告诉我蒋庆先生在贵州修文县阳明龙场悟道的地方筑了一处阳明精舍。后来张老师在山大一次关于儒家文化保护区的讲座中，再次提到蒋庆先生所谓儒家再临的上行路线与下行路线，老师将自己的儒家文化保护区的方案称为中行路线。带着大一“新鲜人”的好奇，我在张老师的课程结课后，大一暑假，一个人冒冒失失跑去贵阳，所幸真的找到了阳明精舍，拜访了蒋庆先生。那次蒋庆先生与我聊了两个小时，这成为我对大陆新儒家最初的了解，同时也直观到了蒋庆先生本人与张老师相似的真诚恻怛。我再一次感受到了，而且是亲切地感受到了两位学者之间的惺惺相惜，蒋庆先生对我说现在有自由主义的港台新儒家，有他本人的大陆新儒家，官方儒家又是另一派，而张老师以现象学诠释儒学，可以独成一派新儒家。（在我有幸亲炙于老师短暂岁月里，我没有听到老师自称为任何意义上的新儒家，但我记得在山大时，张老师曾感慨儒家与佛教在思想史上的遭遇，期待借助如今与儒家思想具有亲缘性的现象学，能否开出类似宋明理学，又或是禅宗那样的新学问。此外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时，老师也曾称自己“算是儒者吧”。）不过，蒋庆先生对上行、下行路线虽然称不上十分乐观，但仍自信“还有点可能”；而张老师的“中行路线”，蒋庆先生当时直言“更难实现”。后来，我在珠海曾听老师提起他所以关注罗近溪，最初也是蒋庆先生听张老师谈孝慈亲亲，便指出罗近溪与老师的主张很像，建议老师关注。老师阅读之后，果然相知恨晚，不仅将罗子视为阳明之后儒家心学的又一高峰，而且认为其全无阳明心学中的弱普遍主义向度之憾。但另一方面，老师也曾谈到“康有为怎么能算作儒家呢？他的'大同’已经没有家了。”这大概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又一例吧。在“海德格尔哲学”结课后，张老师主要在兴隆山校区给哲学系大一学生讲哲学导论，我所在的中心校区距离兴隆山很远，加之大二我考入尼山学堂，课程很满，因此很少再听到老师的课。但老师在中心校区的学术活动，我都会尽可能旁听，也包括后来倪老师、朱刚老师、张伟老师一同来山大的会议和讲座。记得在我准备关于“天人合一”的本科毕业论文时，还曾经冒昧地在会议间隙请教过张老师。老师听完我有些天马行空的宏大构想后，不禁哑然失笑，但又认真地指出我试图将文明之间的差异归结于自然环境，而老师个人更加关注的可能是语言对不同文明的影响，但老师建议我可以关注和辻哲郎的《风土》一书，或许会有所启发。由于论文牵涉过多，我的精力主要消耗在对庞杂的思想史材料的处理中，由于深感自己对现象学始终没有把握到关键，最终也删除了最初规划中的现象学的方法论部分。加之同时在准备中大哲学系的考研，因此尽管我第一时间买了《风土》一书，但却一直没有翻开它，直到在中大求学时，才又拿出来读。这事实上是张老师推荐我读的第三本书。在第一次考研失败后，第二次考研的初试成绩虽然超过了中山大学哲学学科的复试分数线，但我深知中大哲学系竞争激烈，我的分数进入复试希望渺茫。蔡老师告诉我可以尝试校内调剂到哲学系（珠海），但由于中大复试时间较晚，我面临是否调剂到其他学校的抉择。在我最无助的时候，蔡老师耐心鼓励我，使我坚定拒绝了其他高校的调剂，参加了中大哲学系（珠海）的复试。在复试的自我介绍中，我提到张老师将我引向现象学道路，复试结束后，在我要起身离开的时候，陈建洪老师突然说：“另外，张老师也有可能会过来。”这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甚至觉得不太真实。被录取后，我去济南看望蔡老师，又小心地询问张老师是不是要来哲学系（珠海），蔡老师说是有这个可能，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2017年9月20日，我研究生刚入学，张老师正式受聘于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老师在珠海已经不带学生，但哲学系（珠海）当时有辅助导师的制度，经老师同意，我有幸以此方式接受老师的指导。老师在珠海给硕士生开了“儒家心学”的课程，后来整理形成了《儒家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儒家心学及其意识依据》一书，我也有幸参与了书稿的整理。而老师给本科生讲授的“哲学导论”，我也有幸成为老师的助教，这是老师最后一次讲授这门课，既是在《中西印哲学导论》成书付梓前的最后一次；也是在老师教学生涯中的最后一次。硕士毕业时，我的硕士论文获评优秀，张老师参加毕业典礼时为我颁发证书，并留下了一张与陈建洪老师和我在一起的合照。现在想来，这一切还是那么不可思议，而老师的音容笑貌又是那么的真切。我受教于老师始自山大，老师知道我这个学生则是在中大。老师《海德格尔传》的题词引了海德格尔临终前的话：“道路，而非著作”。在珠海与老师几乎朝夕相处一年半，言传身教，负剑辟咡，现在想来，老师为我留下了四条道路，也是我立志要用一生走完的四条道路。在老师去世之后，我也将这四条道路视为老师对我的遗训。 （张老师与陈建洪老师和我的合照） 硕士刚入学，我仍然觉得我对胡塞尔的把握始终隔着一层，便向老师请教。老师首先推荐了“小观念”，我说这本书已经反复读过了，老师确认道：“反复读过了”，想了一会儿，老师接着说：“那么可以读《内时间意识的现象学》（Hua X），但为了读这本书，可以先读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作为准备。之后还可以再读'贝尔瑙手稿’。因为时间问题是胡塞尔哲学中的关键，一通百通。”在后来的交流中，张老师又提示我关注《被动综合分析》（Hua XI），到可以直接读德语时，再读C手稿。这条从《心理学原理》到Hua X、再到Hua XI与“贝尔瑙手稿”、C手稿的道路，我从硕一直走到了博一。在本科时，旁听黄启祥老师的课程，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我就已经仔细读过，此书读来像是读金庸小说，酣畅淋漓、欲罢不能。读《心理学原理》时，也给我类似的感受；而Hua X则是我在“小观念”之后用功最多的胡塞尔原著；Hua XI也用功颇深。但直到今天，对于贝尔瑙手稿与C手稿我仍然没有读透。我深深认同，时间问题是胡塞尔现象学中最核心、最困难的问题，以至于整个胡塞尔现象学触角所及之处，归根结底都可以追溯到时间问题。但一方面，我对胡塞尔在'贝尔瑙手稿’与C手稿中的思路感到难以贯通；另一方面，时间问题的难度已经令我在对其钻研的过程中感到生理性的头疼；再加之硕士论文与博士论文的主题使我的关注点渐渐转移到《危机》与历史问题，因而从博二开始，我不得不暂时搁置时间问题。如今我越来越觉得，这并非是一个具体的、局部的问题，而是试图将整个胡塞尔现象学奠基于时间之中的根本性问题。我的思考距离硕士入学与老师的第一次长谈，可能已经走了太远，不知道是否仍然走在老师所指引的方向上，如今我已无从得知老师的看法。但这条路的开端无论如何是老师为我开启的。我会继续走下去，不管最终是否能找到出路。老师为我开启的第二条道路在历史主义与普遍主义的边缘之间。早在山大时期，我对库恩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传统就深感认同，但对其所带来的相对主义结局，却又无法接受。雷良老师曾经推荐我阅读柯瓦雷的著作，我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前言之中，再次看到了柯瓦雷的名字。因而从胡塞尔到柯瓦雷再到库恩的线索很早就留在了心里。在珠海受到陈建洪老师与郭峻赫老师的影响，我接触到了列奥·施特劳斯对海德格尔历史主义的批评。加之胡塞尔在《哲学作为严格科学》中对狄尔泰历史主义的批评。这一切让我隐隐感到我似乎终于摸到了此前捉摸不透的胡塞尔现象学中那条边缘性的线索，这正是在山大张老师的课堂上，胡塞尔最初吸引我的原因。但我总是无法找到一个具体的抓手用力，现在一切似乎终于有了些头绪。我于是立刻与老师聊我的想法，老师仔细地听完了我有些冗长的自白，认真地肯定这确实是一个很要害的问题。但老师提醒我注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彻底的相对主义者；另外，我所涉及的人物太多，而且都是极为重要的大人物（狄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施特劳斯、库恩），老师要我先把注意力限定在胡塞尔。（当时陈建洪老师也给了我类似的建议。）经过后来与老师的多次讨论，我基本确定了今后的研究方向是胡塞尔的科学史思想或历史哲学思想，基本文献则是《危机》。最终我将硕士论文确定为对“几何学的起源”的研究，老师在看过我的开题报告后，提醒我不能轻视德里达的挑战。不过由于时间紧张，我最终还是没能在硕士论文中给予德里达应有的篇幅。尽管博士论文没有再直接涉及德里达，但他对胡塞尔的批评背后所蕴含的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张力，却仍然是我博士论文的主题。可以说硕士期间对胡塞尔的进一步阅读（可能也受到钱捷老师的影响），使得我本科时对相对主义、历史主义的同情渐渐被普遍主义的诉求所压制。但我仍然无法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也无法找到两者之外的其他出路，这一巨大的张力一直困扰着我。在张老师儒家心学的课堂上，老师在总结阳明心学时，特别批评了其中的弱普遍主义倾向。这是我念兹在兹，由来已久的困惑。如果哪怕是弱的普遍主义仍然必须警惕，那么该如何避免完全倒向相对主义呢？老师当时正在写罗近溪部分的讲稿，老师于是就举例说罗近溪所说的赤子之心，就不是普遍主义的，但却是可普遍化的。老师的这个说法对我来说几乎是一棵救命稻草，一字一字刻在了脑海里。在老师逝世一周年纪念研讨会上，陈立胜老师在报告中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一种非普遍主义会不会倒向心理主义？陈立胜老师因而提出，或许“具体的普遍主义”，而不是“非普遍主义”，才是更符合张老师本意的表达。也许对于张老师而言，“主义”是一个很强的字眼，因此任何意义上的普遍主义，恐怕都是必须警惕的。但对普遍主义的拒绝，并不意味着完全倒向了心理主义-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老师去世后，我一直没能收拾好心情，写下正式的悼念文字。从6月8日晚得到消息，直到凌晨3点，我一直心乱如麻，不知所措。觉得自己似乎该写点什么，却又实在不知从何写起。在大脑一片混乱中，草草发了一条朋友圈悼念老师。当时我唯一能想到的是“余生真诚、勤勉地去追寻那非普遍主义，而可普遍化的源头活水，大概是不负张师谆谆教诲、殷殷鼓励，我唯一能做的了”。也许时间问题是胡塞尔意识现象学体系中最核心、最具奠基性的问题；但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的边缘之间，是对我而言最迫切的困惑，也是最终极的追求。这也成了我的博士论文所直接面对的问题。读博以后，逢年过节问候老师，我也会报告一下自己的近况与学习收获，老师每次都回信鼓励。在得知我的博论选题后，老师在最后一次给我的回信中说到：“你选的题目很有思想的挑战性，如何在真实的历史性中找到客观，这客观又是什么意义上的，要真正说透就必深入哲学的核心和辨析的微妙处。”老师的回信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不知道自己配不配的上这份挑战，不知道正在写作的这份博论能不能深入到哲学的核心处。期待着完成后请老师过目，暗暗告诉自己尽全力别让老师失望。没有想到，我永远也无法得知老师对这份博论的看法了。以上两条道路基本都在西方哲学的视野之下。在我确定能够去浙大跟倪老师读博后，我特别开心，老师也由衷地为我开心。但老师郑重地交待了我两点：第一，博士要继续用功；第二，以后还是要回到中国的学问上来。这实际上是我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道路，我一直将研究生阶段对西哲、对现象学的学习，视为对我本科毕业论文对先秦“天人合一”思想史研究中方法论部分的补足。我一直期待有朝一日我可以再回到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但却一直没能找到满意的结合点，对中西之间的打通总是感到茫然。老师在儒家心学课程中，对阳明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的阐发令我耳目一新，对实际生活经验的直观，对中国古典文献的诠释，以及中西思想传统的相互阐发，契合地丝丝入扣。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愉悦体验。不过关于知行合一与致良知中已发未发、体用之间，与所谓道德自身意识等问题，课程结束后我仍然感到意犹未尽。我尝试把我不成熟的思考作为课程论文提交给老师，虽然得到了老师的肯定，但我知道我远远没有把这个问题想通透，老师的肯定更像一种激励，让我坚定了继续思索下去的信念。后来在整理老师的讲课录音与讲稿的过程中，我又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在《儒家哲学讲演录》新书发布的研讨会上，蒙朱刚老师与张伟老师错爱，我也获得机会发言，在课程论文的基础上，我匆匆草就了一篇关于阳明良知本体与道德自身意识的文章草稿。虽然仍是很不成熟，但其中的思考确实完全来自“讲演录”第四卷《儒家心学及其意识依据》的课堂。后来我的注意力转入对自身意识与时间问题关系的研究，也写成了文章，但我自己仍然不够满意，因为第一条道路（时间问题）我还没有走通，因而对自身意识的把握总感觉不够彻底。更不用说再涉及道德问题，再回到阳明。我希望当年在儒家心学课堂上的热烈、活泼、兴奋、愉悦的思考能够有始有终；当年提交给老师的课程论文和老师新书发布研讨会上的文章有朝一日能够完善成熟。2018年11月，中大举办了“现象学与易学”研讨会，我尝试提交了一篇对“日廷图”现象学研究的论文，试图利用胡塞尔对图像意识与时间意识的现象学分析作为工具，重新诠释战国秦汉间流行的一种名为日廷图的宇宙图示。我至今记得张老师评价这篇文章选题与阐发皆有新意，但老师指出我对胡塞尔的被动综合分析把握还不够，相关论述稍显薄弱。在博一我进一步仔细研读Hua XI后，将其完善，又多次提交参会。不过通过这项专门化研究，以及在不同学科背景的会议报告的经历，我感到现象学的分析工具对于圈外学者而言门槛过高；而我选择的思想史研究材料又比较生僻。因此文章的受众非常有限。早在“现象学与易学”研讨会上，姚治华老师就教导我比较研究应该尽可能化去现象学术语，不着痕迹地使用现象学方法。这也是之前从陈立胜老师那里听到的主张。张老师曾经说过，现象学是最重视直观的，是最符合实际生活经验的。可是现象学分析导致的技术化术语，使得现象学在圈外人看来充满了黑话。我一直在思考这篇文章的读者究竟是谁？我应该如何修改才能使读者迅速把握日廷图所唤起的意识活动具有一种怎样的特殊结构？如何才能把张老师所肯定的“新意”做到直观经验、文献材料、现象学阐发彼此契合，在篇幅有限的论文中表达出来？这两次经历让我对比较研究心生畏惧，但张老师要我回到中国思想传统的嘱托，始终坚定着我的决心。但比起个案研究中所遇到的具体困难，一种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令我更加担心的问题。这同时也涉及到第二条道路普遍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张力。广义的历史相对主义暗含了文化相对主义，而后者则是一切跨文化研究所无法回避的前提性问题。2018年4月13日，受李庭绵老师邀请，鲁汶大学钟鸣旦教授来哲学系（珠海）讲座，题为“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十七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张老师也参加了这次讲座。张老师曾说起他在美国求学时，见过了美国好的一面，也见过了基督教好的一面。但最终还是无法割舍家乡的风土，无法割舍儒家的伦常。在说起佛教入华时，老师也曾提及明末西学东渐，天主教传教士入华。老师感慨若不是晚清的船坚炮利，西方思想或许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入华，像当年的佛教一样，平等地遭遇中国文化，若是如此，不知又会开出怎样的思想史面貌。我想这大概是老师对钟鸣旦教授此次讲座发生兴趣的原因。在讲座中，钟鸣旦教授提到了梁元生教授的《边缘与之间》一书，老师对此也很感兴趣。我后来也买了这本小册子，但无论钟鸣旦教授的讲座还是梁元生教授的著作，我都感到虽已谈及关键之处，却又语焉不详。此后在2019年2月28日，游淙祺老师在珠海题为“物与文化物：胡塞尔的观点”的讲座中，再一次涉及文化独特性与欧洲中心论的问题，这时张老师已回京养病，事后也一直没有与老师再聊起这个话题。但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回应老师的嘱托：回到中国的学问上来？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随着对胡塞尔以及其他西方思想家的深入阅读，一条回到中国思想传统的路径在我脑海中渐渐清晰。我的博士论文走在老师留给我的第二条道路上，但我希望可以在此基础上，理出一条回到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道路。第二条道路与第三条道路互为表里，以不同的方式指向着那非普遍主义而可普遍化之物。以上所言，都是学术方面，张老师留给我的第四条道路是关于何为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似乎有些空洞，但想起张老师，就感到“老师”二字太过厚重。老师指引我阅读学习，鼓励我的思考写作，又总是准确地指出我的观点、习作中存在的要害问题。在珠海，我每有所问，老师必有所答。甚至会时常在书架上翻找半天，再对着文献向我讲解。小到一句文献的理解，大到我今后的学术规划，老师都循循善诱，设身处地地为我考虑。有次我去老师办公室请教问题，讨论了很久，我正在思考，老师突然站起来，我以为老师又要找书，没想到老师亲自把门口的椅子搬来让我坐下慢慢聊，我急忙接过椅子，受宠若惊。老师生活很朴素，每天骑自行车从公寓至办公室，距离不近，单程大约要二十分钟。每天吃食堂，我们总觉得食堂不够好吃，老师却评价很高，“尤其是鱼，比北大食堂要好吃得多”。每天早上9点，老师的自行车已经停在了办公室门前；晚上9点，老师办公室的窗还亮着灯。有一次早上珠海下暴雨，老师趁着雨停，还是骑车赶来办公室。但广东的雨总是戛然而止，又突然倾盆落下。老师在路上，又下起了大雨。行政老师给张老师拿来了吹风机，老师把湿衣服换下，又开始了工作。老师在办公室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备课。老师在珠海工作一年半的时间，承担了三门课程。2017年秋季学期老师刚到珠海，因而没有开课；2018年春季学期的研究生课程，到秋季继续以读书会的形式进行。因此，老师相当于在一年中讲了四门课程。而每门课程老师都会用大页稿纸手写讲稿，稿纸边上还时常有多次删改、增补的痕迹。也包括那门老师讲了近二十年的哲学导论。在珠海最后一次讲授哲学导论时，老师同样重新手写讲稿，有新的调整，新的例子。这门课大概就是老师所谓非普遍主义而可普遍化的一个例子吧，同一门课，二十年来，老师常讲常新。不同的教室，不同的学生，却有着同样的生动活泼，同样的直指人心。老师不习惯用幻灯片，课上总是手写板书。哲学导论需要很多文献，老师会在课前和我一起提前在黑板上抄录好大段文献。课间有时又需要抄录新的文献，同学们也会来问问题，因而老师几乎不能休息。老师并不知道那会是他最后一次哲学导论，原本老师还会在珠海继续教学，老师的教学生涯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打断的。从山大到中大，我见到太多的学弟学妹和我一样，因为张老师，尤其是他的哲学导论而爱上哲学，走上学术的道路。老师在中大不到两年的时间，又撒下了一片哲学的种子。作为助教，期末我协助老师批改同学们的课程论文。老师抽取了二十份论文，我们各批改十份，之后再把我们批改的论文交换。老师挑了几份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仔细地告诉我为什么得高分，为什么得低分。又特别挑出一份我改的论文，告诉我这篇论文不能给这么高分，因为什么。细致地交待、提醒我在改同学们论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2018年秋季学期张老师最后一次哲学导论的课堂上，同学拍下了我与老师板书的背影） 儒家心学的研究生课程到期末，张老师仍然没能讲完。于是老师主动提出是否可以用读书会的形式在下学期继续，下学期又发现原定的时间仍然不够，于是老师又再次延长读书会。直到最后，张老师对罗近溪的部分仍然不是很满意，觉得太过仓促。老师对罗近溪评价极高，他本该占据更大篇幅。之后加上老师身体抱恙，讲稿没有再做更多完善便先行出版。我想老师原本或许对于罗近溪的部分仍有再版时修改的打算，但如今已经无从得见了。在老师回北京之后，仍在考虑教学的可能，只是还要看身体状况。我曾问老师儒家哲学史还会继续下去吗？比如顾黄王，还有晚清……老师接过话说：“对，还有康有为那些。看机缘吧。”我们终究没有这份机缘。 （2018年秋季学期“儒家心学”读书会照片）
对老师而言，教学与学术研究一而二，二而一，都被老师视为生命。老师从未跟我聊过如何做一名教师，但老师用一言一行为我生动地塑造了典范。博士毕业后，我也要走上教学岗位，师恩已无以为报，我想只有把老师作为则范，把我从老师那儿接受到的，尽力传授下去吧，这也应是以生命为单位的责任与事业。除此以外，我还记得我尚未完成的老师对我的几次叮嘱：靳老师曾提到张老师给他的印象总是在很艰苦地思考。思考对于老师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但除了艰苦的思考，老师的思考也有活泼的一面，这不仅体现在老师在日常生活中的随时指点，也不仅体现在老师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也体现在老师对小说、影视作品的关注。在山大时，老师在课上就提到金庸小说，提到指环王、哈利波特，我们这代人是看着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长大的。但我从没接触过指环王与哈利波特，正是听张老师提起后，我才去看了电影。在珠海时，《权力的游戏》最终季正在播出，老师还和我聊起剧情发展。但老师对它们的关注并不停留在娱乐的层面，它们都会贡献出一个个生动的思想事例，被老师随手拈出。此外老师还提到过《三体》，我说高中时我读过刘慈欣的一些短篇，但没有读过《三体》，老师说：“《三体》是值得一读的”。我一直没能抽出时间读一读这部小说，最近忙于准备论文，更加没有时间。但老师的话我也一直记着，总要抽出时间读一读的。硕士论文答辩后，我去北京看望老师，当时老师身体恢复得已经不错。聊天时，老师要我有机会一定要去趟德国，尤其是西南部，到黑森林那里去转一转。说着从书架上取下老师的《德国哲学、德国文化与中国哲理》一书送给我。师母说我们国家西南边陲也有类似黑森林的美景，老师说他也相信，但毕竟该去感受一下德国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氛围，一定会令我难忘。博士期间因为各种原因，我最终没有尝试出国交流，但那尚未获得直观充实的黑森林美景，我一直惦记在心里。 （2019年5月29日，我去北京看望老师与老师的合照）
老师在最后一次给我的回信中还曾叮嘱我：“德语对于你的确重要，将来或可选一德语原著（于你的博士论文有意义者）尝试译出并出版。”当时我打算试译兰贝克的《对象历史》一书，后来随着阅读的深入，渐渐感到此书主题并不与表面看上去那样与我的主题相关，便暂时搁置了。目前我虽然还没有正式译出任何德语原著，但也已草草选译了不少德语文献，也找到了一些重要而尚无译本的德文著作。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完成老师的这项嘱托。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师是2021年10月29日，当时老师、师母来杭，我去车站接老师、师母至宾馆。一路闲聊，老师精神气色都很好。临别之际，师母问我：“我们还能见到你吗？”当时我不清楚老师、师母后续行程安排，还笑着回应师母，以为老师、师母离杭时，还能再见，没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次见老师，房门合上前的那一眼就是最后一面。那一幕反反复复在眼前重现，老师微笑着的身影直至今日仍然那么真切，好想伸手拦住合上的房门，但每次都是碰的一声，让我心头一紧。我最初从倪老师那确证了张老师病重的消息，虽然倪老师的话已经很重。但我仍抱有希望，直至6月8日晚得到噩耗，我仍不能相信。祁伟师兄问我是否有悼念文字，我只能回复说尚未整理好心情。可以说直到动笔写这篇文章，过去一年，我一直在尽可能逃避张老师的离世。师母几次说起直到现在也不愿接受老师离世的事实，我一直心有戚戚。去年8月我去北京看望师母，当时老师尚未下葬，临别之际，我问了师母老师骨灰存放的地址。记得那天北京的太阳很毒辣，下了地铁，走了好长一段路才找到公墓大门，不出意外地被保安拦住，因为还在疫情期间。我出示了核酸检测结果，说明了来意，保安让我等着，又叫来了另一个保安。再次确认后，我终于被允许登记进入，他遥遥地给我指了个方向。转过弯，遇到一个工作人员，警惕地问我来干什么。我脱口而出：“我的老师……在这里”。那人的眼神柔软下来，将我带进门口的小房间，再次登记。我将从师母那儿拿到的编号告诉他，他开了一扇门，说：“就在里面。”我独自走进去，逼仄的空间里被密密麻麻的一个个小盒子填满了，只留出一条狭长的通道。我有些茫然，愣了一会才开始对着师母给的编号张望。绕了一圈，一眼看到了老师的编号，我不自觉地倒吸了口气，大脑一片空白，但却自然地三拜稽颡，在起身的瞬间，突然感到莫名地难过，眼睛有些湿润。我想和老师说些什么，但却不忍心回忆，于是就只念叨了一句：“老师，学生来看您了”。平复了一会，我缓慢地走出房间。离开公墓后，我给爱人打电话，我们是硕士同学，她与我一起上过张老师的课。此时我的情绪已经渐渐平复，自然地说起看过了老师，简单形容了一下里面的情形。爱人在电话那头突然哽咽了起来，问我：张老师就在那么小的盒子里了吗？我们都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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