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史学大家有关共产国际援助中共的详细考察（续二）

著名史学家杨奎松先生，想必喜欢中国近现代史的朋友早已读过他不少的文章和著作。杨先生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革命史研究室主任；1998年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1年1月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国共关系史等，著作有《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增订）》《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关于1924—1926年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情况

1924年度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数额，陈独秀在1925年4月9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过具体的说明。这应该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到最详尽的一个年度收入与支出报告。故将其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1924年1月至6月的预算：

（一）收入总额：800美元和10174.93元。A.由维尔德同志经手的有5926.1元和400美元。B.由维经斯基经手的有用于中央扩大全会的400美元，6月至11月的每月生活费补贴2409.5元。C.由鲍罗廷同志经手的有用于铁路工人总工会的500元，用于民族运动的500元（借款）。D.红色工会国际汇来的500元。E.其他289.33元[《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1925年3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93页。]。

（二）支出总额：300美元和9341.366元。A.中央委员会一共收入3335.026元。（1）机关开支和各种开支：639.099元；（2）工作人员生活费：364元；（3）印刷、邮寄和电报：337.012元；（4）交通运输：1161元；（5）专项开支及中央全会开支833.415元。B.地方党组织共收入2973.84元。（1）山东：306.84元；（2）湖北：540元；（3）铁路工人总工会：1310元；（4）上海：265元；（5）湖南：240元；（6）北京：100元；（7）秘书处：170元；（8）唐山：42元。C.共产主义青年团借款50美元，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南地区委员会和上海委员会向党借款共1833元。D.偿还债款250美元和1200元。收支相抵尚余520美元和833.064多元。

1924年7月至10月的预算：

（一）收入总额：14510.0164元。A.每月生活费共4000元；B.红色工会国际提供了7、8、9月的一半经费1575元；C.向鲍罗廷同志借款2550元，民族运动经费3200元；D.前几个月结余833.064元和500美元；E.各地上交1398.6元。

（二）支出总额：12053.234元。A.中央委员会（一共收入）：5802.87元。（1）机关开支和各种开支：1218.54元；（2）邮件和电报：148.61元；（3）工作人员生活费：2203元；（4）印刷：388元；（5）专项支出：799.72元；（6）交通运输：1045.5元。B.地方党组织共收入4259元。（1）安徽（用于民族运动）：195元；（2）上海（用于民族运动）：1200元；（3）湖南（用于民族运动）：400元；（4）香港：100元；（5）铁路总工会：820元；（6）湖南：305元；（7）武昌和汉口：330元；（8）济南：375元；（9）唐山：142元；（10）北京：180元；（11）天津：212元。C.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上海委员会、上海店员工会、全国学联等共借款1991.364元。收支相抵尚余2456.93多元。

1924年11月至12月预算：

（一）收入总额：740美元和8242.225元。A.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共提供2687.795元和740美元；B.共产国际给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援款870元；C.向鲍罗廷同志借款1000元；D.过去结余2456.93元；E.各地上交227.6元。

（二）支出总额：A.中央委员会（一共收入）2554.17元。（1）机关开支和各种开支：432.82元；（2）工作人员生活费：1903元；（3）邮件、电报：128.65元；（4）交通运输：202元；（5）专项开支：162元；（6）印刷：598.7元。B.地方组织（一共收入）：2548元。（1）北京：550元；（2）铁路总工会：200元；（3）山东：233元；（4）湖南：100元；（5）唐山：90元；（6）武昌和汉口：275元；（7）上海：1100元。C.各地民族运动总开支：1850元。D.偿还借款：740美元和698元。E.学生联合会借款：20元。收支相抵尚余552.055多元[《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5年4月9日]。

陈独秀在1925年3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曾经提到，共产国际此前批准的党费为每月2250元[《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1925年3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93页]。相比之下，可知1924年度共产国际实际提供的经费要大大超过预算的数字。因为计算1924年1月至12月中共总收入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中共这一年度每月的平均收入应当在2960元上下。但与上述报告中颇为乐观的“收支相抵尚余”有相当距离的是，根据1924年党员增长的数量，和中共在国共党内合作的情况下所担负的工作量，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显然都对莫斯科提供的经费数额不十分满意。不仅如此，共产国际的经费提供仍旧时常出现延误数月的情况，中共中央1—6月收到的月平均经费数额与11—12月收到的月平均经费数额，相差了将近一倍。故1924年9月上旬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信中就曾对此颇多抱怨，说：“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29页]在他看来：“由于我们党做工作，职工运动和国民运动在日益发展，因此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也在不断发展。但由于工作人员和物质力量不足，我们失去了许多有利的发展机会。”共产国际不仅不应再拖欠经费，而且应当增加原有的预算，将月费2250元提高到月费3650元的水平[《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2号报告》，1925年3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92—593页]。对此，1924年底前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有同感。他的建议是：“请从国民党经费中拨给我们一定的数额用来为实现国共两党提出的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他明确提出：如果坚持要中共在原有的预算范围内进行工作，“那会是个大的错误”。莫斯科有必要从给国民党的巨额援助中拨出一定的数额给共产党，用来增加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和《民国日报》的印数，出版几万几十万呼吁书、传单和通俗小册子[《维经斯基给加拉罕的信》，1924年12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58—559页]。

中共“四大”召开于1925年1月。在“四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批准的中共经费预算一时间并没有加以调整，但随着赤色职工国际从1月份正式开始提供援助，从2月份开始工运费已单独预算，因此整体上党的活动经费明显增加了。据陈独秀4月9日的报告称：

1925年1月预算：

（一）收入总额：5297元。A.红色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4700元；B.过去结余552.055元。

（二）支出总额：5520.86元。A.中央委员会：1491.86元。（1）机关开支、工作人员生活费以及中央组织部各种开支：190.5元；（2）工农部：344.6元；（3）宣传鼓动部：250元；（4）出版部：399元。B.地方组织（一共收入）：3056元。（1）上海：875元；（2）天津：170元；（3）山东：306元；（4）武昌和汉口：560元；（5）香港：100元；（6）湖南：565元；（7）北京：150元；（8）唐山：30元。C.第四次代表大会开支：897元。（1）代表们的零杂开支：103元；（2）代表们的路费：490元；（3）膳食费及各种开支：310元。D.民族团结促进委员会借款：76元。收支相抵尚余51.195多元。

1925年2月预算：

（一）收入：1998.065元。A.过去结余：51.195元；B.共产国际提供：1946.86元。

（二）支出：1961.65元。A.中央委员会：1006.65元。（1）组织部：343.65元；（2）工农部：190.01元；（3）宣传鼓动部：407.9元；（4）妇女部：65元。B.地方组织：885元。（1）上海：200元；（2）湖北：180元；（3）北京：255元；（4）山东：110元；（5）湖南：115元；（6）北京：20元。C.民族团结促进委员会借款：70元。收支相抵尚余36.315多元。

1925年2月工人运动开支的预算：

（一）由共产国际提供的收入总额：1280.033。

（二）支出：1058.02元。（1）上海：350元；（2）湖北：179元；（3）湖南：210元；（4）山东：130元；（5）北京：50元；（6）天津：130元；（7）邮资：9.02元。收支相抵尚余222.31元[《陈独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5年4月9日]。

由上不难看出，从1925年1月起，赤色职工国际已经开始和共产国际一同向中共中央提供经费援助；从2月起，党费和工运费已开始分开单独预算了。即以2月两项经费之和3226元计算，也可以看出中共所得月经费额已超过上一年度月经费的平均额了。

1925年，是中共组织发展发生重大飞跃的一年。由于中共成功领导了“五卅”运动，其影响前所未有地扩大起来，以至于党员的数量从中共“四大”召开时的不足千人，到1926年竟达到了上万人，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开时，更达到了近5.7万人的规模。从一个数百人的小组织，发展到上万人的革命党，共产国际原有的预算无论如何都跟不上形势了。因此，进入1926年以后，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预算，已经达到每月6000元的水平了。即便如此，也仍然无法满足中共组织发展的需要。1926年“三二〇”事变的发生，使得加大对中共资金援助的力度问题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起来了。5月2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甚至通过了要“想方设法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的正式决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7号（特字第21号）记录》，1926年5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第267页]。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此更是再三呼吁。他指出：“中国的同志不仅具有良好的意愿，而且具有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巨大的工作热情，只是需要给他们以帮助。”中共现有的经费完全不足以在全国范围内扩展自己的工作和影响，“我想再一次提醒并坚决请求，根据中央的要求给中国党增加预算，即从每月6000卢布增加到14000卢布”。“这个问题不能拖延了”，必须尽快履行政治局的决定，“因为工作确实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在这里感觉到非常需要经费。不应让我们的工作由于缺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必要帮助而被迫收缩”[《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和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的信》，1926年6月7日、1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第300、303—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