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霍巍 三星堆发现的地点位于川西平原，在地理位置上恰与古史传说中“古蜀”的地望大体相符，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也多将三星堆和古蜀文明相互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如同李学勤先生所言：“有关巴蜀，特别是蜀国古史的文献，内容可以说是相当丰富的。这些文献中所记述的蜀国史迹，特点是充满了神话传说的色彩。考虑到蜀在那时是僻处边远的少数民族，这种传说的特点不仅不足为病，反而是并非杜撰的确凿证据。从蜀国古史涉及的地理范围看，其中心在川西平原。现在三星堆及有关考古发现，正好位于川西平原的要津，而且有着清楚的年代，适于用来检验古史传说是否可信。” 关于古蜀与中原关系的历史叙事，历来史家有两个讨论的热点问题。其一，是关于商代甲骨文当中出现的“蜀”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蜀，葵中蚕也。”此系解“蜀”字之说。 《尚书·牧誓》孔颖达疏“叟者，蜀夷之别名……是蜀夷有名叟者也”，则已有将“蜀”作为族名或国名的含义在内。《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誓于牧野，其所率八国之师当中，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此处的“蜀”，已经较为明确是早期国家形态之下的军事组织。《华阳国志·巴志》也记载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但是，对于参与此次周伐殷重大军事行动的“蜀”的地理方位，诸家却有不同观点。 陈梦家先生《商代地理小记》中认为只能知其大体方位：“此八国见于卜辞者有蜀、羌、微、濮四国，皆殷之敌国。当时地望已无可考，大约皆在殷之西北、西南。”胡厚宣、顾颉刚先生则主张此处所言的“蜀”应在“商王直接管辖的地方”，不应当远至西南边陲。而唐兰先生则推断卜辞中参与周伐殷的“蜀”，就是四川的“蜀”。徐中舒先生根据当时四川新繁水观音等地出土青铜器进一步论说：“至迟在殷商的末期，四川与中原地区就已经有紧密的联系了……《尚书·牧誓》说武王伐纣时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华阳国志·巴志》也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殷周之际，巴蜀和中原地区的关系，现在是已经得到地下资料证明了。” 对于此桩“公案”，李学勤先生有过很好的总结：“很多人以为蜀地僻远，交通封闭，长期不通中原，甚至怀疑随武王伐纣的蜀的地理方位。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已足以纠正这种误解，有充分证据表明，在商代及其以前，蜀地已与中原有文化上的沟通。广汉三星堆的发掘，更以大量材料印证了这一点。”  新繁水观音等地出土的巴蜀青铜器年代要晚于三星堆文化，但和三星堆文化之间有着考古文化上的连续性。虽然近年来在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中并无新的巴蜀史资料发现，但从今天四川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的总体性特征来看，至迟在殷商晚期的三星堆文化中，已经可以确认与中原青铜文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以三星堆等为代表的考古文化与古蜀文明有关，过去殷商甲骨文中出现的“蜀”，即为四川之古蜀，似也可成定谳。 其二，传说中蜀人是黄帝的后代。《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昌意是黄帝与嫘祖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类似记载也见于《吕氏春秋·古乐篇》：“帝颛顼生自若水。”若水的地望即在西蜀。《大戴礼记·帝系》：“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 上述由《史记·五帝本纪》《吕氏春秋·古乐篇》《大戴礼记·帝系》等构建的这个传承体系，很明显是中原古史传承体系的产物。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曾参互比较诸史记载，将这一体系杂糅到古蜀自身的古史传承体系之中：“按《世本》、《山海经》、扬雄《蜀王本纪》、来敏《本蜀论》、《华阳国志》、《十三州志》诸言蜀事者，虽不悉同，参伍其说，皆言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至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引者按：帝喾实为颛顼之误)。后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始称王者纵目，名蚕丛。”十分明显，将古蜀之先王“蚕丛”与黄帝一系相连接，这是在蜀地被纳入中原文化体系之后，具有儒家正统史观的学者将中原文化体系与古蜀不甚“雅驯”的传承体系两相“嫁接”的结果。 梳理这一传说系统相对较为复杂，这涉及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的“帝系”及其传承关系，好在前人已经做过大量的史料辨析工作，可以借鉴其成果。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将我国古代部族划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三大集团，又将黄帝、炎帝作为华夏集团的氏族代表(这也是后世称华夏民族为“炎黄子孙”的由来)。蒙文通先生在《古史甄微》中也将上古民族划分为河洛民族、江汉民族、海岱民族三大集团，同样是以黄帝为“河洛民族”的代表：“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 所以将古蜀的古史传承联系到黄帝，与中原文化的影响直接相关。至于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的传说，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里出现的“蜀山氏”。蒙文通先生认为，“蜀山”就是指今天的成都：“《路史·国名记》说：'蜀山(依《全蜀艺文志》引补“山”字)，今成都。’”这和昌意所降之“若水”可以互证：“若水在蜀，是后来的雅砻江。”这个说法也见于《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蜀郡旄牛“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莋入绳”，《水经注》亦称：“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郦道元注：“黄帝长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于若水之野。”可见这套中原文化体系的传说进入到古蜀传承系统当中，在文献线索上并非孤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帝颛顼在这个古史传承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按照蒙文通先生所划分的“河洛民族”体系，“黄族自黄帝而后，要以颛顼最为杰出”，其最大的贡献在于“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徐旭生先生也认为：“在古代各帝里面，最难明了而关系又颇为重要的莫过于帝颛顼。”这是因为他既与华夏集团有关，又似乎与东夷集团有所联系。徐氏注意到在《山海经》中，帝颛顼分别见于《海外北经》《大荒北经》《海内东经》《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故认为像帝颛顼这样东西南北“无远弗届”的人物，在《山海经》当中“除了帝俊以外，没有第三个人。我们想用方向猜测他所属集团的办法已经不可用”。 至于帝颛顼又到了若水，对于这种传说，徐旭生先生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应是“关于他的神话已经散布很远，到了四川西境”。他也同样强调，帝颛顼最为主要的事迹是“命重黎绝地天通”，“在宗教进化方面有特别重大的作用”。前人关于帝颛顼在这个体系中重要性的理解，对于认识三星堆文化的特殊面貌和内涵尤其重要，我们将在后文中详及。 上述这个以《史记·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帝系》为代表的、具有中原文化特点的传承体系，同样被具有古蜀自身特点的《华阳国志》所吸收。《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编者按：当为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刘复生认为，这是因为《华阳国志》的作者晋人常璩所在的时代，蜀地早已被纳入中原文化体系，他本人受到儒家思想的熏染的结果。 这个传承体系在西汉褚少孙注《史记·三代世表》时还一直延续下去：“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蒙文通先生推测这说明在汉代所谓“西南夷”的君长中，仍然流行蜀人为黄帝子孙之说，“可能是从这些邑君朝献时自己称述得来”，当时蜀王后代子孙依然存在，“别人就不能找些'无稽之谈’来妄称蜀的历史”，这应是颇为合理的解释。 这一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古蜀虽然远离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也有一些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则可能来自古蜀自身。蒙文通先生曾十分敏锐地观察到：“这里可见蜀和中原的史料分合异同之间，有共同的传说，而又有个别的传说……这批材料中，自有许多神怪妄诞之说。其实，真正古旧史料总多妄诞，不妄诞者就难于相信其为真正古旧史料。”恰恰是这批看似荒诞不经，实则隐含大量历史信息的“真正古旧史料”，为我们认识和梳理三星堆考古文化的脉络另辟门径。 例如，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器，无论从器物的类型、形制特点上看，都与中原青铜文化出土的玉器有诸多共性，如其中的玉璧、牙璋、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等，都可以在中原二里头文化中找到相同的类型，可以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三星堆出土的带有绿松石的青铜牌饰，更是与二里头文化中出土者十分相似。再如，虽然迄今为止三星堆尚未发现中原商周青铜礼器系统中最具代表性的鼎，但同样可以作为礼器使用的尊和罍的发现，也足以证明三星堆青铜器接受了来自中原商周青铜礼制的影响。以往发现的二号祭祀坑和新出土的三号祭祀坑中，均发现了头顶青铜尊的跪坐人像，也说明青铜尊在三星堆文化中具有重要的礼仪性质，应理解为这是蜀人接受中原商周青铜礼制的结果。  最发人深思的是，三星堆考古最大的特色，是出土了青铜面具、头像、各类人像或神像以及青铜神树等一批具有浓厚神秘色彩、造型夸张怪诞的器物群，尽管我们迄今为止尚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命名以及具体性质、功能的推断，但却总体上可以认为其与神灵、祭祀、沟通天地这类介于“人神之间”的行为活动有关。这也是考古学界多数人主张将出土这些器物的八个器物坑均命名为“祭祀坑”的主要依据。而这一点恰恰与古史传说中帝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这类具有巫觋性质的原始宗教仪式相契合。  对此张光直先生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将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层次，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重要的成分，中国古代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他称其为“萨满式(shamanistic)世界观的特征”。而沟通天地人神，是宗教人物的重要任务。在《山海经》《楚辞》《国语》等古代文献中，正是由帝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从而结束了自远古以来天地混沌、人神不分的局面，完成了人神之间的分离，天属神，地属民。从此沟通天地人神则要仰仗巫祝与巫术，而在巫术仪式中所要借助的神秘力量则包括商周青铜器上的各种动物纹样、龟策、神山、神树等象征性器物。如果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三星堆青铜器当中出现的上述这类具有神秘色彩的器物，也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若此说成立，那么如同上文所言，徐旭生、蒙文通先生对于帝颛顼在古史传承体系中特别显示出其在原始宗教方面有着“突出贡献”的评价，或许也在三星堆考古遗存之中找到了历史的折射光影。换言之，帝颛顼在中原黄帝这一传承体系中带有厚重宗教色彩的特点，随着中原文化向着四方的传播，也辐射影响到了西南古蜀文化，从而在三星堆考古中得到了某些印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