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两千多年的政治演变，就像百川汇海一样，所有权力都在向中央聚集（中央集权，向皇帝一个人聚集（皇权））。终于在明清，这个古代史的高潮（也可以说是顶峰和终结）阶段，中央集权和皇权也聚集到一块，升级为君主专制。这个君主专制，从狭义来说是行政权力的集中，广义讲还包括四海咸服（边疆巩固），万国来贺（对外关系），全民一心（思想控制）。
明太祖于鉴前代行省的权力过大，于是在地方设立三司，分别管理行政、司法和军事。“三个人没有秘密”，明太祖希望通过这样的权力制衡让地方官没有造反的能力。不但如此，小农出身的朱元璋深信血脉的联结，于是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到各地，以制衡地方官。这样做的确管用，因为整个明朝少有地方官员作乱。但儿子们是否靠谱，就是朱元璋龙驭宾天以后的事了。深受前代权相作妖的刺激，明太祖直接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度，自己亲自下场，直接管理六部。这样做的作用虽然避免了丞相弄权，但也会累死皇帝，要不然为什么历代统治者都对丞相又防又用呢！乞丐出身的朱元璋身体强壮、吃苦耐劳，能担得住这么重的活计。然而他的后人却撑不住，就如明成祖。太祖的不许设宰相的铁令在那杵着，所以成祖另辟蹊径，设了个内阁，承担了丞相的职责。但与真正的丞相相比，内阁更像是皇帝的秘书团，权力大大削弱。军权不像行政权力，明太祖可以一个人干，军权分散在全国各地，不是一个人就能承担的。所以明太祖秉持着分散军权的原则，把地方军权分为前后左右五军都督府，中央的调兵权和武将任命归兵部，而兵部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所以，兵权通过分散的方式实现了制衡和集中。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后，明太祖感受到了独夫的孤独，在他眼里所有人都是潜在的敌人。于是为了监视官民，明太祖设置锦衣卫。特务这个工具是皇帝的忠犬，很符合个人独裁的需求，太好用了。于是，明成祖又增加了东厂这个由心腹太监领导的特务机构。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强化皇权，而影响也就是实现了强化皇权的目的。地方权力都收到了中央，中央的权力又都到了皇帝一个人手中，皇权和集权已经不能完全形容了，君主专制这个词更恰当。
明朝的君主专制已经很强了，为什么清朝还要补充？一方面因为统治者们的传统，君主专制是每个皇帝的爱好，一方面因为满洲政权的落后性，有着议政王大臣会议这样的原始社会民主遗存。没有人愿意主动把权力让出来，所以议政王大臣会议不能直接废除。康熙设立一个小团体——南书房，让一些国事绕过了议政王大臣。这个架空的头已开，雍正打着“处理西北军务需要更灵活和快捷的议政方式”的幌子，设立了军机处。刚开始军机处只是处理西北军务。但西北军务太多，皇帝一整天都泡在军机处，于是其他的国事也不得不送到军机处处理。慢慢的，所有国事都送到军机处的习惯养成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只剩下个空壳，最终在乾隆时，毫无阻力的被撤销了。军机处是个什么地方？军机大臣都是由皇帝亲自挑选的心腹组成，这些人必然很听皇帝的话。这些人干什么工作？“跪受笔录”。军机处看似是一个君臣协商国事的机构，但在实际操作中，军机大臣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军机处是皇帝的一言堂，军机处的设立，使得皇帝更独裁，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在明朝中后期国力衰弱时，荷兰殖民者占领台湾。虽然干不过清军，但仍有很大实力的郑成功，在1662年收复了台湾。郑氏家族在台湾两代用心经营，促进了台湾地区经济的发展。然而，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最终在1683年，清军收回台湾，并于次年设置了隶属福建省管辖的台湾府。到了近代，面对着一波又一波的海外敌人，清政府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性，于是在1885年把台湾的行政等级升为台湾省。台湾的回归意义有很多，但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讲：对于整个中国，巩固了中国的东南海防；对于台湾，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西北一直以来是中央政府的经营重点。在清朝，西北有两股强大的势力：一个是蒙古族。蒙古族准格尔部最为强大，其首领葛尔丹在沙俄的怂恿下起兵作乱。有着正义、各族人民、综合国力的加持下，康熙三征葛尔丹并取得胜利。另一个是维吾尔族，也就是回部。在乾隆时期，回部首领大小和卓发动叛乱。毫无疑问，最终也被平定了。遇到两次背叛的清政府痛定思痛开始翻史书找经验：设置机构进行有效管辖。于是清政府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进行治理。伊犁将军无疑是有能力的，不但军事上压制了二心分子，在经济和文化上也在新疆地区做出了成就，让新疆人民心服口服。这不，远在沙俄受苦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看到新疆地区同胞们生活幸福，产生了回归祖国的想法。最终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冲破沙俄的阻拦，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西藏更遥远难至，民情也更加复杂，所以不能用武力一刀切。清政府继续翻史书，从唐玄宗那里学到了怀柔的经典招数——册封。顺治册封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为达赖喇嘛给予财富和荣光。大概是为了给喇嘛们更多的荣光，更可能是实现分权制衡的目标，康熙时册封格鲁派另一首领为班禅，与达赖共同理事。皇帝又想起了“三个人没有秘密”的原则，还想在西藏放置自己人，于是在1727年设置了驻藏大臣，同达赖和班禅共同管理西藏。国有国法，区有区归。西藏附属于中央，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遵守中央制定的制度，1739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这个章程，保障了中央对西藏的宗主地位，也尊重了西藏人民的意愿，这是双赢的措施。关于达赖和班禅的位置继承，西藏信奉转世的说法。为了防止有人作弊，也为了让继承人对中央产生依赖感，清政府推行金瓶掣签制度，这个制度既让西藏人民信服，也让继承人制度更透明，几乎杜绝了地方实权派暗箱操作的可能。一直在西北暗地里捅咕的沙俄发现，很难让中国从内部分裂。于是，没多少耐心的沙俄在东北地区露出獠牙，直接与清政府冲突，并占领了雅克萨和尼布楚。国威正盛的大清，当然不会放弃领土，尤其是“龙兴之地”，那可是满洲人的老家，那是他们的退路。为了保住这条退路，清朝曾经下严令禁止关内人擅自出关生活繁衍。沙俄以为在揪老虎尾巴，其实戳到了清政府的心窝子。于是，康熙在1685和1686年两次攻打雅克萨，并取得胜利。最终，中俄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
西跨葱岭，西北至巴勒喀什池，北接西伯利亚，西南达喜马拉雅山脉，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附属岛屿，南至南海诸岛。清朝的疆域特点是大于宋明小于元。但也不再是泛泛概括，有了明确的分界点，体现了国际化的趋势。
明朝因国力前后对比悬殊，所以在对外关系上体现了先扬后抑的特点。明朝前期，准确的说是明成祖时期，明朝的经济很繁荣，国力也很强盛。所以因着种种原因，如彰显国威，如海外交换货物，野史如寻找建文帝下落……有了这次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明成祖派郑和七下西洋，活动范围是亚非30多个国家，最远的到达点可至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与当地居民交往方式都是和平交往，平等自愿交易。在郑和下西洋的特点上，因为时间从1405到1433，所以是时间长；因为去了其次，所以是次数多；因为规模之浩大，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所以是规模大；距离能到亚非的30多个国家，所以是范围广。来侵略中国的外国人分两拨，一是从东边日本来的倭寇，一是西边来的欧洲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还有另一种区分方式，一是明火执仗的抢，如荷兰人和倭寇，一是阴谋诡计的骗，如葡萄牙人。原因：倭寇作乱，源于日本社会动荡，需要外出谋生；作乱到中国东南沿海，是因为明朝国力减弱，海防松懈，给了倭寇机会。构成：倭寇虽然是指日本武士奸商这些人，但后来就变味儿了，倭寇中加入了很多中国的海盗和奸商，因为对中国的情况更了解，中国商人更狡猾，所以逐渐成为倭寇的首脑，日本人反而成了打工仔。过程：在戚继光的带领下，戚继光带领戚家军两次战胜倭寇。第一次在台州九战九捷，平定了浙东的倭患；在福建、广东荡平倭寇，使得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解除。评价：戚继光领导的抗倭战争是一场反侵略战争，他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明朝国力衰弱，海防松懈，让侵略者有机会靠近国土；一方面是统治者海防意识不足，认识不到国土一分不让的基本原则，让葡萄牙人找借口骗到了在澳门的居住权。清朝统治者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需要同外国进行经济交流；统治者担心国家领土主权受到侵犯；惧怕沿海人民同外国人交往会危机自己的统治；小农经济的封闭。顺治时颁布“禁海令”；康熙设置台湾府后，开放宁波、漳州等为对外通商口岸；1757年（乾隆时），只留广州，由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起到了一定的自卫作用；使中国落伍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从明朝开始，君主的政治权力（皇权和集权）到达顶峰。无敌是多么寂寞！于是君主冲着精神领域去了——思想控制。科举制是一直在发展（好的方向才叫发展），而从明朝起，科举考试是向着僵硬的方向变化，不是发展，是倒退。必须出自四书五经。这些书里写的什么？四书五经其实涉及内容很广泛，能从书里学到什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了防止读书人以四书五经为基础随意发挥，统治者需要让读书人只能学四书五经中让百姓听话的部分。恰好，前代有个学者对四书五经进行筛选，并进行重新解释，这个人就是朱熹，这本书就是《四书集注》。读书人对题目的理解不得出此框架随意发挥。考试形式：考试文体在这个时候有了严格要求，文章要分八个部分，每个部分写什么都是固定的，这就叫八股文，称之为八股取士。八股取士下的读书人，被禁锢了思想，成为了皇帝旨意的顺从者。但也有一点好处，就是考试形式固定化了，让考试程序更规范、更公平。清朝的文化专制分为两部分，一方面用铁血手段去打击现有有精神反抗或认为是精神反抗的分子——文字狱，一方面是从源流上防止出现精神防抗分子——鼓励大家学顺从文化（四书五经），检查书籍销毁不利内容。康熙，雍正，乾隆。政治和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也是思想最专制的时刻，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顶峰在乾隆年间，所以文字狱的高峰也在乾隆年间。摧残了人才；禁锢了思想；阻碍了思想、学术的发展和进步。文字狱——从知识分子的文章和诗词中摘取只言片语，加以歪曲解释，在借题发挥，罗织罪状，制造大批冤狱。文化专制——提倡尊孔读经；对全国书籍进行全面检查，对统治不利的书籍进行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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