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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罕/文
“宋书尚意”是明清学者对宋代书法时代特征的概括性总结。从明代董其昌的“宋人书取意”(1)、明末清初冯班的“宋人用意”(2)，到清代梁巘的“宋尚意”(3)，大家都将宋代书法的特性定位在一个“意”字。那么，什么是“意”？“宋书尚意”又有哪些具体的内涵？形成“宋书尚意”的原因又是什么？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对宋代书法审美取向的理解，以及对宋代书法历史地位的认识。 一、“意”的含义作为美学范畴的“意”有着多种的含义。首先，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意是一种心理活动，是人的主观意向与思想情感。所以，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心之所之谓意。”(4)南宋理学家朱熹亦有“意者，心之所发”(5)之语。 其二，从哲学的角度看，“意”指的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意”与“理”“道”等儒家、道家的思想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李涛在《意：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一文中认为：“'道’、'意’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范畴：'道’是世界应当的'真相’，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作为世界应当的'真相’，它同时必须能向世界呈显和敞开，能被人所接近或把握，否则它就失去了哲学意义。而'道’一旦呈显和敞开，为人所接近或把握，那就是'意’。”(6)可见，“道”(或“理”)是万物存在与发展的法则规律，“意”指的是这些法则规律中被人所认识和把握的那一部分。 其三，“意”从哲学含义中衍生出与“言”“象”等关系的讨论。关于“意”与“言”“象”关系的讨论，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的“言不尽意”与“圣人立象以尽意”(7)。后来“意”“象”又逐渐成为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中的概念。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言有尽而意无穷；二是象外之意，主要表现为“意”对于物象的超越，即所谓的“象外见意”“意余于象”。正因为“意”对于有限“言”和“象”的超越，诗人、艺术家们可以通过对“意”的追求，表现出一种浩然飘渺、含蓄无垠的艺术境界。  二、“宋书尚意”的内涵正因为“意”含义的多样性，“宋书尚意”也有着多重的内涵。“宋书尚意”从本质上看是对“唐书尚法”的一种反动。苏轼曾说： 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8) 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9) 其中“意造”“自出新意”，是“宋书尚意”的核心内涵。它反映着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书家对于建立有时代特色书风的一种呼吁与提倡，它既是宋代书法的一种思想，又是一种书法创新的实践。苏轼所谓的“我书意造本无法”，不是对书法之“法”的否定，而是在森严的唐法面前，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宋代书家以其超人的智慧和创新精神，既以唐法为阶梯，又摆脱唐法的束缚，另辟蹊径，从表现作者的主观意趣、情感与思想出发，强调性灵、觉悟，要“自以其意为书”，用“心”去领悟前人的书法，体会出古人笔法之妙，探寻属于自己的创作手法，从而“不践古人”，“自出新意”，写出自己的独特面目。这也就是黄庭坚所说的“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10)。所以，“宋书尚意”反映着宋代书法注意表现作者的“心之所之”，作书时多用新意。 从书法的创作态度来看，宋代书法既尚“意”，还尚“无意”。苏轼曾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11)这里的“无意”，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无意”即为不刻意。“书初无意于佳”，就是以一种率意、率真、“本不求工”的心态进行书法创作。二是“无意”也有“适意”“随意”之义。苏轼在《石苍舒醉墨堂》诗中说：“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12)由此可见，苏东坡所谓的“我书意造”，是“适意”心境下的一种自在、逍遥、“意忘工拙”(13)的创作状态。米芾在《海岳名言》也说：“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14)这里的“随意”即是无意之意，与苏轼“书初无意于佳”之“意”含义相同。从这种“无意于佳”的创作态度，我们似乎又看到了“魏晋风度”。所以，明末清初的冯班在《钝吟书要》中说：“宋人用意，意在学晋人也。”(15)从某种意义上说，“宋书尚意”是对“晋书尚韵”的一种回归。 “宋书尚意”的第二个内涵反映着宋人对书法的认识已上升到“理”的哲学高度。苏轼曾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16)在《跋君谟飞白》中又说：“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17)这里的“通其意”即为通其理，其中的“意”，既是指物理(事物存在的规律)，也为书理(书法的法则规律)。这就是说，苏轼对书法的认知已不仅仅囿于技法的层面，他自谦不善书法，但他非常自信自己对“书理”的认识已超乎寻常，认为只要把握住“书理”，通晓书法的本质规律，就不必拘泥于书之技法，在“法”的层面下死功夫。尽管苏轼没有明确说出书法的“理”或“道”是什么，但他确已在哲理的高度去认知书法。这也反映出在书法的认识论上，“宋书尚意”是对唐人“尚法”的一种超越。 “宋书尚意”的第三个内涵是强调表现学识、表现人品性情。宋书“尚意”，也尚书法的“象外之意”。这“象外之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书家的学识，二是表现作者的人品性情。表现书家的学识，就是要表现出所谓的“书卷气”，它要求书者必须是一个饱学之士，有着渊博的学识。苏轼曾指出：“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18)“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19)黄庭坚在评论苏轼书法时，也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矣，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20)总之，腹无诗书，心无学识，书法就缺乏底气。所以，有宋一代的著名书家大都是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诗人或画家。他们博大精深的学识修养，既是宋书“尚意”的根基，又极大地丰富了书法艺术本身的内涵美。在主张书法要表现学识的同时，宋人也提出书法要“力戒俗气”，“不为俗人”。黄庭坚曾说：“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21)倘是俗人，即使“笔墨不减无常、逸少”(22)，也难脱俗气。又说：“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23)说到底“俗气”就是缺少了“书卷气”。有学识修养，就可以避俗而趋雅。 此外，宋书“尚意”，还表现出尚书家人品的一面。欧阳修从“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这一历史现象中，领悟到“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也”(24)的道理。苏轼在《题鲁公帖》中说：“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犹不可，而况书乎？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然人之字画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云。”(25)又说：“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26)在苏轼看来，书法虽有工拙之分，但这掩盖不了一个人品德的好坏。品评书法的优劣，不能光看形质，停留在“以貌取人”，还要透过书法，看到书者为人之邪正。总之，观其书可以知其为人。在书如其人的书品观中，苏轼进而提出人品重于书品，书品是由人品来决定的观点。他曾说：“古之论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27)这就明确指出：书以人贵，品以人传。在品评欧阳修的书法时，苏轼写道：“欧阳公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当为世所宝，不待笔画之工也。”(28)欧阳修是苏轼平生最敬仰的师长，所以苏轼观赏其书，自然就“不待笔画之工”，油然产生了“自当为世所宝”的敬重之意。反之，人品肮脏低下，即使有好的笔墨功夫，观赏者也会报以“虽工不贵”的态度。总之，宋人论书兼论人品，要求书家加强人品修养。这实则唐代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书学观在宋代书坛的倡扬，它促使书家对自己人品修养的严格要求，这也是儒家思想对中国书法的影响，它促使书法发展成一门引人向上、具有高尚审美趣味的艺术。  三、“宋书尚意”形成的原因宋代“尚意”书风形成于北宋，因此我们可以从北宋的文化背景、学术思潮、社会风尚，以及北宋书法家自身的突破来探求其因。 首先，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得力于北宋社会有着开明的政治制度与良好的文化环境。赵宋王朝建立后，统治者倡文治、兴科举、办学校，扩大科举录取的人数，这就使得一大批新兴的平民出身的士大夫进入了政治、文化领域的主流。由于政治氛围宽松、学术风气自由、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北宋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外，宋太宗在位期间，宋廷广泛搜集了历代书法家、帝王、名臣的书迹。更重要的是，太宗还命王著等人将藏于秘阁的法帖进行编纂、摹写、刊刻，汇编成《淳化阁帖》，后又相继出现《绛帖》《大观帖》《续阁帖》等。这就使得宋人书法的取法更为宽泛，阁帖的流行也拓宽了书法的受众，这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其二，宋代“尚意”书风的确立与“宋学”在北宋仁宗朝的兴起直接相关。在北宋初期，盛唐的政治典章、经济文化制度无不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这表现在书法上，是当时的人们仍然崇奉唐代书法，受着尚法书风的影响和束缚。虽然北宋前期也不乏学“二王”的书家，但大都缺乏主体对晋代书法之思考。直到蔡襄的出现，北宋前期的书坛才呈现出生机。宋代“尚意”书风的确立在神宗时期，然而其发轫应从仁宗朝的蔡襄起。北宋仁宗朝正是“宋学”的勃兴与发展期。“宋学”是萌发于唐后期而至宋勃兴的新儒学，其主要特点就是不迷信前人，不为烦琐的经学训诂所束缚，解放思想，对经学、对前人的学术思想进行重新认识和探索。受这种学风的影响，活跃于仁宗朝的蔡襄，其在书法上承唐追晋的同时，也提出自己的书学主张。在蔡襄看来，唐末以后一直被人们奉为书学典范的欧、虞、褚、柳诸位名家，其结构字法只是羲、献父子尚韵的书法在唐代的变异和发展。(29)基于这种认识，蔡襄在其书法实践和审美趣味中对“二王”的书法产生偏爱。其行草完全是晋人的风度。的确，蔡襄为后人找回了曾被唐人失落、又被五代人所销蚀掉的晋书风韵。这对于宋书尚意的确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晋书所呈现的简远高雅的格调与自然的情趣，正是后来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所极力提倡的，这也就与尚意书风的内涵有着相符之处。因此，受“宋学”的影响，北宋书法在仁宗朝开始摆脱唐法的束缚而回归晋书，这就捉摸到了建立宋代特色书风的脉络。 其三，宋代“尚意”书风的形成与禅宗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宗也是“宋书尚意”形成的思想基础之一。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之一，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它融合了老庄玄学、儒家的心性学说，从而形成了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30)为主旨的佛学理论。唐安史之乱后，禅宗分为南、北二派，其中，北宗主张“渐悟”，南宗倡扬“顿悟”。在北宋，南宗有了极大的发展，成为禅宗的主流，并逐渐渗透到宋代士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宋代禅宗所提倡的“直指本心”“明心见性”，强调“自觉”的精神，对“尚意”书风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宋人诸多以“意”论书的理论，都反映出受禅宗的影响。譬如苏轼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其中就含有禅宗“顿悟”思想的影子。黄庭坚在《论书》中所说：“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31)则是直接以“禅”来论笔法。米芾“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32)的创作态度，则暗合了禅宗“直指本心”的真谛。种种迹象表明，禅宗对北宋的书法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禅宗“觉悟不假外求”的理念是苏、黄、米等北宋书家摆脱唐代重法书风的约束，重新构筑“尚意”书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其四，“宋书尚意”亦是北宋几代书家倡扬的结果。欧阳修作为宋初文坛的领袖，为尚意书风的形成起着理论先导的作用。他在《集古录·跋尾卷三》“晋王献之法帖一”中说：“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披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33)欧阳修推崇晋人“初非用意，而逸笔余兴”的书法，开启了宋人对“尚意”书风的探究。接着，蔡襄承唐追晋的艺术实践，既是对宋初因循守旧书风的振兴，又是宋书走向尚意的前奏。直到苏轼进一步提出“我书意造本无法”、“无意于佳乃佳”、“自出新意，不贱古人”等创作主张，这对“尚意”书风的形成起着直接的促进作用。苏轼的这种书学思想得到了他的学生黄庭坚的继承和发展。其后，米芾等人在书法思想上又深受苏、黄的影响。总之，经过欧阳修、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几代书家的探索与努力，才使宋代书法摆脱前人“法”的桎梏，最终导致了“尚意”书风的形成。  四、“尚意”书风的历史地位如前所述，宋代“尚意”书风是伴随着“宋学”的兴起而逐步确立、发展的。“宋学”是滋生宋代“尚意”书风的思想基础和温床。由“宋学”兴盛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文化现象是“尚意”书风产生的人文历史背景。遗憾的是，在北宋仁宗朝兴盛的“宋学”所产生的这种活泼、解放的学术思潮在宋神宗后便有走向一统的趋势；并且由“宋学”派生的“理学”在南宋孝宗以后，逐步在学术思想领域里占上风。“理学”虽然可以看作是儒学的禅学化，发挥了禅宗的心性之学，但是他们主张“存天理，去人欲”，对于艺术，还是力图把它纳入儒家以道德为先的规范之中，信奉“心正则笔正”的教条。而“尚意”书风注重的是无拘无碍的创作心态，认为“心不知手，手不知笔”的境界最堪嘉尚，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不期于工而自工”的佳作。然而理学家却不承认这种创作心态，他们强调心即理，文便是道，这种形而上的教条式创作理论，对“尚意”书风的推行是不利的。南宋理学家朱熹全盘肯定蔡襄的书法，对苏、黄、米的书法却颇有微词。因此，从北宋末期直至南宋，整个社会的这种学术思想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和制约着书学思想观念的发展。书法艺术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书法观念演变的历史。因此，书学思想的停滞就使书法实践的发展缺乏原动力。这也正是产生南宋只在前期承袭苏、黄、米书体而无创新，后期却无书法可言的根本原因。 综观两宋书法史，体现“尚意”书风的杰出书家主要集中在北宋神、哲、徽宗三朝。因此，宋书“尚意”与其说是代表两宋书风，还不如说是代表宋代书法的最高成就。同时，苏、黄、米的书学思想与其书法创作实践相比，其书学思想相对激进于书法创作。尽管苏、黄、米极力主张要“意造”“无法”，但落实到笔下，在形式上终究难以彻底摆脱晋唐的风范。直到明清徐渭、傅山等人书法的出现，才算把“意造”“无法”表现得淋漓尽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宋代“尚意”书风在明代中后期的赓续。因为他们的书学思想与苏、黄、米提倡“尚意”的主张有着直接的承继性。由此观之，苏、黄、米提倡“尚意”的书学思想具有先进性，其对后世书法发展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苏、黄、米传世的书迹。这也正是宋代尚意书风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历史地位。 （孟云飞转自《关东学刊》 2022年第3期 P149-15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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