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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朋友圈好友上传了两张新鲜出炉的粘豆包图片，那黄澄澄的豆包闪着诱人的光泽，看一眼心就化了，想起母亲蒸的粘豆包，那童年的味道也一点一点洇晕过来。 蒸豆包是母亲每个冬天里必做的功课。在母亲的自留地里，总是要腾出一块田，种上几短垄的黍子。尽管产量很低，但母亲仍执着地春种秋收，不管多少，只要有收成，母亲就觉得这个冬天能过得安生些。未到腊月，母亲就开始淘洗黄黍米，然后到前院的面粉加工厂碾成细细的面粉。母亲说没有机器加工的时候，她要去磨房排队，全村只有一个磨房，主妇们排队磨面排到半夜三更是常有的事儿。 母亲早就挑好了豇豆，在晚上烧炕的时候烀好半锅豆，那些豆变得软烂香甜了，母亲将汤汁撇掉，然后用木勺背将豆擦碎成一坨一坨的豆馅，拌上白糖，先给我盛上一碗，那味道和感觉想起就美极了。冬天的热炕头上常常多了一个泥盆，里面是母亲发的黄米面。黄米面发好了，带着微微的酸气，母亲就开始蒸豆包了。她先揪一团面，在手里拍成饼状，手心一塌，放进一团柔腻的豆馅，两手合拢轻轻一攥，然后左右翻倒两下，圆圆的豆包就成了。大小均匀的豆包摆在铺好的笼屉上，一个挨着一个，摆满圆圆的一屉，放在锅里。我就是灶膛边烧火的那个丫头，那时候的我烧火也很不专业，却常常做着灶台上的梦，很想像母亲一样娴熟地指挥那些豆、面、馅，可是母亲总是怕我糟蹋了米面，不肯让我沾手。 等到豆包出锅的时候，母亲会夸一夸我烧火的技术，说火势不急不缓，因为那些贴着锅的豆包居然没有糊，我竟因此有些小得意。豆包刚出锅的时候，热气腾腾，香气袅袅。我不太喜欢吃刚出锅的豆包，既烫又粘牙，吃起来嘶嘶哈哈小心翼翼不够痛快。我愿意稍微晾一会儿，豆包起了一层薄薄的皮，摸起来很软又不至于太热，那时候夹一筷子蘸点白糖，香香甜甜妙不可言。母亲趁着刚出锅的热乎劲儿，赶紧分发给东院的杨姑姑和西院的朱大姨，她们一边评价着豆包的口感，一边谈论着家长里短。等豆包晾得差不多了，母亲用铲子将粘连在一起的豆包一个个切割开，放在院子里冻上，还一层一层往上洒水，母亲说这样冻好的豆包不会干裂。母亲在乡下的时候，每年都会冻一锅又一锅的豆包装在袋子里，等着我们回去拿。我们像小鸟一样飞向四面八方，帮母亲在灶下烧火的人变成了父亲，原来七八口人的大家庭，变成了两口之家，但母亲对蒸豆包依然情有独钟，从不厌烦。 乡下的土房子老得不成样子时，东院的杨姑姑、西院的朱大姨都先后辞世了。在老房子周围，只有母亲的厨房还散发着蒸豆包的香气，没有了舌尖上的评委，这让母亲多少有些落寞。母亲70岁那年，我们把父母接到县城，彻底告别了老屋。母亲虽然热情不减，但是厨房里没有了大锅大灶，母亲用微缩厨具蒸出来的豆包，显得有些不够豪放，缺少了农村灶膛的烟火气。蒸了几次，母亲便有些懈怠，好在乡下的亲戚们每年都给母亲送豆包，那些豆包虽然都不及母亲的味道，但它们来自老家，承载着母亲的乡愁，也能让母亲渐渐地放下了这门延续了几十年的手艺。 我至今也没有尝试着蒸豆包，每年能吃一次两次的，并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只是为了填补一种遗失的空白。 作者：任志鸿 摘自《内蒙古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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