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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个普通人的眼中，金鱼不过是一种观赏动物，蚂蚁更是只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便。但是在陈桢眼里，金鱼和蚂蚁都成了他的研究对象，成了他揭开生物遗传学秘密的好帮手。 陈桢出生于1894年，是我国著名的动物学家、遗传学家、教育家，中国动物遗传学的创始人和动物行为学、生物学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陈桢不仅是中国遗传学教育的开路先锋，也是国际上公认的独创金鱼遗传学研究的先驱。被誉为“金鱼博士”， 1943年当选为中国动物学会会长，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是生物组25名院士当中仅有的两位研究遗传学的学者，1953年被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主任。  陈桢先后在美国的康乃尔大学农学系和哥伦比亚大学动物学系学习，他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三年的课程。1921年提前获得硕士学位后，专门师从摩尔根继续遗传学理论和实验技术的深造。摩尔根教授被誉为“遗传学之父”（后来因创立遗传基因在染色体上作直线排列的基因理论和染色体理论，获得1933年度诺贝尔生物学奖）。陈桢作为摩尔根教授果蝇实验室里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全心全意致力于学习和研究遗传学。这一经历奠定了其一生科学活动的基石。 1921年，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开山宗师秉志和胡先骕在国立东南大学创建了国内国立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学系。1922年，陈祯回国后任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教授，后改为动物系教授兼主任。在这里，陈桢率先开设了现代遗传学课程。这一年，秉志、胡先骕、陈桢等人共同建立了被誉为中国生物学家摇篮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辟了中国生物学新纪元。  和同时代的其他教授不同，陈桢认为国内的高等学校应该用中文进行教学，生物材料也应该选用中国的，因此他上课从不讲英语。1924年，他利用自己的教学讲义，编写出中文教材《普通生物学》。在书中，就用中国的环毛蚯蚓来讲述环节动物。他认为应该“讲自己国家的生物，用自己采集的标本”，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的直接观察。1933年在该书基础上，又编著了《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生物学》。此书堪称中学生物学教材中的典范，经不断修订共发行了181版，对提高我国生物学教学质量，作出了重要贡献，影响了好几代人，使许多读过该书的人喜欢上了生物学。 陈桢先后在国立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开设过细胞学、组织学、系统动物学、遗传学、动物生理学、中国生物学史等课程。他的讲课内容丰富而准确，能及时地把科学新进展内容补充到教学中。他相当重视实验课的教学，要求学生们要做到：实验方法上细致、准确，实验结果论证严密。他的学生生物学家、医学遗传学家李璞在做金鱼杂交实验时，陈桢要求他住在实验室，并给以精细具体的指导。这样严格的训练和精心帮助使学生受益终生。 对年轻人的培养，他总能做到因人施教，在了解每个学生原有水平的基础后，分别采取针对性的指导，不强求一律。对向他请教的学生，总是循循善诱，从来不会不耐烦。他的讲课简明扼要、条理清楚、重点突出、系统明确。他最注重学生独立阅读、独立思考和自学能力的培养。几十年来他培养出许多动物学、遗传学的优秀人才，一些人的工作在国际上也有重要影响（前面我介绍过的资深院士吴征镒就出自他的门下）。  1928年，陈桢应邀来到清华大学生物系任教，并主持系务工作。1929年，担任生物学系动物学教授并兼任系主任，从此在清华大学一直工作到1952年，因院系调整才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在清华园长达20多年中，领导并发展了清华大学年轻的生物学系。 面对当时国内高等学校实验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十分落后的情况，陈桢迅速建立起简陋的鱼场饲养金鱼，建立了生物学馆，在经费极端困难下购置了必要的仪器、设备和图书期刊，组织师生采集了丰富的动、植物标本，率先开设遗传学等实验课，把发展实验科学作为办系的总方针，把实验生物学作为在清华办学的总方向，引领着全系的生物学教学和科研。他抓住当时生物学的发展趋势，聘请国内的著名教授来任教，亲自安排每周的学术报告……在他的领导下，清华大学生物学系被国外不少学者认为是在当时中国的高等学校中讲授遗传学最为系统的一个生物学系。 陈桢在生物科学研究的很多方面都有很突出的成就。选择研究课题时，他会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他看到我国各地饲养的金鱼外部变异明显， 品种繁多， 又不难饲养，产卵数量很多，且是体外受精，便于统计分析和控制，于是金鱼选为独特的遗传学研究的优良材料。自1925年起，他在国内外发表多篇论文，对金鱼的变异、发育、遗传和进化提出了系统的资料，《金鱼外形的变异》一文成为对变异研究的经典文献。1928年，他在国际上第一个用金鱼证实了基因多效性和不完全显性遗传。这些研究使他在鱼类的遗传研究上获得国际声誉，因此被称为“金鱼博士”。 在西南联大期间，金鱼遗传和变异的研究，因为设备材料的缺乏无法进行，他只得重新开始培养果蝇，继续进行果蝇的遗传研究。后来，他又在实验室和家中养了许多蚂蚁，开始对蚂蚁的行为进行研究，并揭示出了蚂蚁筑巢行为的规律。  右五为陈桢 1952年，陈桢调到北大生物学系担任教授。在那个特殊年代，前苏联“李森科主义”对中国遗传学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当不能继续进行遗传学实验时，他将研究转向中国生物学史。他开设中国生物学史的课程、招收研究生，收集史料，逐渐形成了对中国传统生物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治史的研究风格。 陈桢是是一位非常爱国的知识分子。抗战期间的1938年，他从长沙回到北京准备搬家，但因为学术声誉日隆，被日本特务盯上，想威逼他留在北京工作。为了能成功逃离日寇铁蹄下的北京，他每天去协和医院，对外声称在医院上班。特务放松警惕后，他连夜由天津乘船经香港、海防去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决不为日本人服务。194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他去讲学和工作，他毫不犹豫地回信谢绝了邀请，留下来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1957年11月，因甲状腺癌的再次复发，于北京逝世，享年仅63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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