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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形，实际上与一百二十多年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国军与红军，一百三十多年后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之间的势力消长是一个道理。 库图佐夫也好，后来的列宁也好，后来的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在面对民族战争时，都只做了一件事——不冒进，该退就退，保存有生力量，等待形势的转变，最重要的是，等待和耐心。 在被国军围剿时，红军退、逃、钻，一直等到巨大形势的转变——日军侵华战争爆发。在被日军全面打击时，中国军队一退再退，坚持消耗日军，一直等到巨大形势的转变——太平洋战争爆发。 托尔斯泰总结道：俄国人民目的只有一个，从侵略者手中恢复自己的国土，这个目的是这样达到的——第一，它是自然而然达到的，没有谁去计划，法国人自己溃退了，只要不阻碍他们溃退就可以；第二，让法国人溃退的，不是库图佐夫们的计谋和大军，而是俄罗斯的人民战争；第三，俄军只做了一件事，催促法军撤退，并尽量让他们顺利地撤退。 这是在1864年，托老提出了“人民战争”这个概念。这一年，太平天国灭亡。 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以为的我们的发明和创造。 第四卷 第四部 安德烈公爵的英年早逝，给了两个家庭以沉重打击——保尔康斯基公爵家，罗斯托夫伯爵家。妹妹玛丽雅公爵小姐，以及曾经的未婚妻娜塔莎伯爵小姐。两个人现在是同病相怜。 玛丽雅公爵小姐因为还有安德烈的儿子小尼古拉要照顾，而且还要准备重新把家搬回莫斯科，最先从悲伤中恢复过来。娜塔莎一家却又被一个噩耗打击——尼古拉和娜塔莎的弟弟，最小的儿子彼嘉居然在杰尼索夫的游击队一次行动中被流弹打死了。 玛丽雅本来要走的，看到这一家娜塔莎和他们的母亲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几乎被噩耗打倒了，于心不忍，就又留下来照看娜塔莎和她的母亲。娜塔莎也几乎是一病不起。 库图佐夫始终按照他的节奏和眼光，不采纳任何主动出击的方案，什么截断退路，什么分割包围之类的，他深知俄军并没有那么强悍，光是强行军和时不时的遭遇战，就已经耗光了前面集聚起来的战斗力。过快的行军只会拖垮这支军队。 由于缺衣少靴，俄军的战斗减员，绝大多数都是在行军中造成的。 即便是在后期获得大胜的克拉斯诺耶战役，俄军主动出击击溃了法军，俘虏两万六千人。面对这样的大胜，库图佐夫本人依然清晰地看到： 我们所有的运动战都是不必要的，一切听其自然，结果会比我们主动作为更好，应该给敌人一条退路，塔鲁季诺战役、维亚兹马战役、克拉斯诺耶战役，都是没有必要的，到达边境时应该保留兵力，我不愿意拿一个俄国人去换十个法国人。 事实上，托老认为，整个法俄战争中，只有库图佐夫一人目标坚定而明确，且睿智地知道顺势而为——他的目标就是打击法国人，赶出俄国，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和苦难。 他一向反对打硬仗，也就是库图佐夫，在边境的奥斯特里茨战役时，一开始就说俄军必败无疑；在鲍罗金诺，大家都认为抵抗不了，他又力排众议必须硬抗；也正是这个老头子，在拿破仑溃退的时候，坚持不进行任何无益的追击战，打到边境时，及时收兵，不再挑起新的战争。 什么是伟大，这才是伟大，任何时候都懂得控制。 能够顺势而为，在于拥有洞若观火的非凡远见和力量，而之所以库图佐夫能拥有这种力量，在于他对俄罗斯，对人民具有十分纯净和强烈的情感。 联想到今天我们中嗷嗷叫不惜一战的人们，他们希望谁们去做炮灰？是嗷嗷叫的情感纯净，还是忍辱负重的情感纯净？ 拿破仑的军队撤出边境了，战争结束了。 战争一结束，库图佐夫就明白自己已经成绊脚石了。亚历山大一世当然要追究丢失莫斯科，丢失追捕拿破仑机会的责任，这些责任毫无疑问都是他库图佐夫一人承担。而且，沙皇要求继续乘胜追击，进入波兰。 库图佐夫也公然反对沙皇的雄才大略，当然，这也是库图佐夫的策略——他深知自己应该退下来了，早也厌烦了这些宫廷政治。 皮埃尔被救之后，得知彼嘉的死和安德烈公爵的死，又大病一场。他也和安德烈公爵一样，在昏昏沉沉的幻觉中，逐渐感受到了那无处不在的荣光、伟大和爱。 只不过，皮埃尔的经历更多——他失去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他开始学习普拉东告诉他的，靠直觉来体悟真理，伟大、永恒和无限的存在，其实到处都是。 他回到了莫斯科，换了一个人，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古怪、执着和高傲，他开始关注眼前的事情，对每个人微笑，平易近人，尽管他听到的和想到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他的心在很远的地方。 他懂得了承认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思想、感觉和观察，承认语言改变不了人的思想，人人都有合乎情理的特点，使得他越来越同情人和关心人，他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现在开始觉得好笑和有趣。 他甚至比从前更容易做出决定，他遵从的是内心深处那个不知道具体准则的判官的决断。
皮埃尔开始频繁地拜访玛丽雅公爵小姐和罗斯托夫伯爵家，现在娜塔莎成天都跟玛丽雅公爵小姐在一起，他见到了娜塔莎，他一面对挚友安德烈的去世哀伤不已，一面又发现自己对娜塔莎的爱意依旧。 皮埃尔终于狠下心来，委托玛丽雅公爵小姐，帮助自己向娜塔莎稍微透露一点自己的心意。 而实际上，娜塔莎对这位可爱的大胖子绅士也很有好感，尤其是在她最伤心的时刻——安德烈公爵拒绝了她，阿纳托里抛弃了她的时候，只有皮埃尔始终陪伴在她身边，担心她出什么事。 娜塔莎也心有犹豫，毕竟她刚刚与安德烈公爵和好如初，安德烈也去世不久，这样就又开始一段新的感情，是否不妥。 尾声 第一部 尾声第一部的前两节，是托尔斯泰本人对于法俄战争这段历史的分析与评价，沿用的当然还是他关于历史的非理性演化的观点。 这真是托老不灭的特点——止不住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大段地阐述他关于欧洲地缘政治、人类历史进程和历史哲学上的观点。当然，这也是我喜欢这部巨著的原因之一。 他讽刺我们常用的天才和机会两个概念，所谓时势造就机会，天才利用机会，这也都是胡扯。 托老举了个有意思的例子：羊群，每天晚上进羊圈，有一只羊被单独关进一个圈里，享受独食，于是这头羊长得特别肥壮。因此，在羊群看来，这头羊就是天才，它能享受独食，那就是机会。后来有一天，这头羊被拖出去宰了吃了。羊群于是惊诧莫名地感叹，天才怎么会遭此不测呢？ 托老说，我们对天才和机会的看法，与上面那群羊的看法，本质上没有差异。 只有当羊群能够跳出羊圈来看问题，看到人们是为了吃羊肉，而专门关起来喂养某一头羊，才知道那头羊长得肥壮，并不一定说明它是天才，而它最终被宰了吃了，也并不说明天才会遭殃，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它的肥壮，与它被宰的结局，本来就是统一而连贯的。 只有跳出这个羊圈来，看到事件的整体，我们才知道，我们以为的天才和机会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适用于拿破仑·波拿巴，也适用于胜利者亚历山大一世。 他们都不过是时势所用的工具载体而已，剥落去时势，他们所做所为，其实并不会有特别突出之处。 1813年溃败之后，拿破仑的神话几乎就像一个被刺破的气球一样迅速瘪了下去。你要说此人如何强悍，为什么会被俄军散乱地一击，就会导致全盘崩溃，以至于他的政权都倒塌了呢？ 题外话，天才和机会也适用于今天我们的社会。体制决定了，我们社会中绝大多数商业天才的崛起都依赖于政治导向和政策安排，依赖于绝对权力的领导，而非法治下的市场。所以，天才因之崛起的原因，也就是天才之覆灭的原因——政治导向变化，政策转向，领导失势，天才也就顺理成章地倒台。 这一点，一些媒体人看得很清楚，关于天才崛起的白手起家之赞颂文章，与写天才倒台时的背景揭秘文章，其实差不多是同时写好的，按时发出而已。 1813年，娜塔莎与皮埃尔结婚了。这是多年来我们的主人公们难得的一件喜事。 有趣的是罗斯托夫伯爵，也就是娜塔莎、尼古拉和彼嘉的父亲。这个老头子在书中总是隐隐约约的，不过，也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憨厚、对什么都无所谓的老贵族。 他的这种心态，使得他得以经历这么多大事——娜塔莎被骗，莫斯科大火，逃难，安德烈公爵去世，小儿子彼嘉战死，居然还能挺过来，表面总是乐呵呵地。 看到女儿出嫁了自己心仪的人，而且家族也算是有了托底的——皮埃尔雄厚的财产，老伯爵算是安心了，一病不起，在当年也平静地去世了。 尼古拉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立即从军队辞职回家。他承担起了一家之主的责任——父亲生前还有大量的债务要偿还。这让他十分头疼，虽然有皮埃尔的帮助，但尼古拉本人也是个非常要强的性格，想主要依靠自己来支撑家族。 他谋了个文职官员的位置，收入不多，只能费力地勉强支撑。玛丽雅公爵小姐得知他的处境，跑来看他，却因为他爱面子冷冷地拒绝了玛丽雅小姐的帮助。 事后，尼古拉伯爵又觉得不妥，回访了一下玛丽雅公爵小姐。这次回访非常重要，两人终于算是都放下了架子，表达了各自内心的想法。他们终于在1814年结婚，这是整部著作主人公们的第二个喜事。 尼古拉也终于沉下心来仔细研究管理庄园的方法，他鼓励自己的村子开展民主选举，选出大家看好的人当村长，支持农民维持大家庭，让农民自主决定种什么和怎么种植。这些新方法很快就取得了成效——这其实是战前皮埃尔和安德烈公爵曾经尝试过的农村改革方案。 他读历史，做管理，在妻子玛丽雅的帮助下，逐渐成了一个颇有威信的庄园主和伯爵大人。 玛丽雅和娜塔莎这对难姐难妹现在都各自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生活沉淀下来了。 皮埃尔也学得更乖了，减少了多数不必要的开支，经济状况也逐渐改善起来。此前海伦公爵小姐去世，留下了一大笔债务，也逐渐由他偿还掉了。 唯有安德烈公爵的儿子小尼古拉，在两家人之间成了一个共同抚养的孩子。玛丽雅小姐常常因为自己照顾不来而感到内疚，小尼古拉也逐渐懂事，深知自己在两个家族间其实是第三方，越发小心翼翼。他比较惧怕姑父尼古拉伯爵，更喜欢皮埃尔叔叔。 尾声 第二部 第二部已经结束了全部的故事，托尔斯泰继续深入探讨他的历史哲学观，这一部几乎就是一片历史哲学论文。——真心佩服此人对历史、政治和哲学的纠结。 他再次回顾了拿破仑崛起和覆灭的历史，及当时欧洲政治格局的变化。总的来说，早期的人类是鬼神史观，即把推动人类演化的力量归结为鬼神；后来过渡为英雄史观，推动人类历史演化的是帝王将相。 托尔斯泰认为，当前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超出上述史观，差别在于，从十九世纪民族国家兴起开始，大家把英雄归结为本民族的帝王将相，大家都认为人类历史终将趋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又恰好是本民族的目标。说白了，就是大家都认为自己代表了人类，自己才是对的。 这种史观，影响到了政治观念，价值观念，成了近现代国际关系治乱之源。
一辆火车在前进，为了解释火车是靠什么前进，一个人回答说，是鬼在推动。另一个人说，是轮子在转。第三个人说是风把烟向后吹。 那个说是鬼在推动的人，你是无法驳倒他的，就像今天说只有我们才掌握了宇宙真理，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必将灭亡的人一样，你要驳倒他，就得证明鬼是没有的，或者，使一个诡计——让另一个跟他一样轴的人说，是外星人推动的，让他俩去争吵就可以了。 之所以驳不倒，是因为他们提出的，用术语说，就是不可证伪的命题，你没办法去证实——是不是今天我们这个唯物主义为基础理论指导的国家，却强调人民要有信仰的原因？ 相比之下，那个说是轮子转动导致火车前进的人，还理性一点，因为至少通过研究，可以证明，他说的不是原因，也是一个结果，也就是说，这个人提出的，是一个可证伪的命题。 托尔斯塔指出，能够解释火车运动的，当然只能是与运动相符的力。同样，唯一能解释人类历史运动的，是各民族群体全部运动相符的力。 这个力的典型代表之一，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是民众意志的体现，是群体意志通过特定的机制授予某个人（帝王）或某个几个人（内阁或议会）的。 因此，不论是各民族国家历史，还是整部人类历史，都是这个民众意志如何赋予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以及这些掌权者如何民众互动的历史。 这个机制与民族历史本身，民族特性都相关，如果机制可以保证掌权者根据民众意志的变化来行使权力，则机制可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如果掌权者不能这样做，或者机制无法及时传递民众意志的变化，那么就会引发动荡、革命乃至战争。 托老进一步从民众意志分解到了个人意志，探讨了个人意志自由与必然性的关系。他的观点是，自由这个本体是不存在的，自由离开必然，就是离开了给它下定义的理性规律。在理性看来，自由是指一瞬间无法确定的生命的感觉。 我们把已知的东西叫做必然规律，把未知的东西叫做自由意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由意志只是对我们已知的人类生活规律中未知部分的一种说法。 就像托尔斯泰在最后部分的略谈中提到的——要划清自由和必然的界线十分困难，不过，在观察我们最自由和最必然的表现的条件时，可以看到，我们的行为越抽象，同其他人联系越少，它就越自由；反之，我们的行为同其他人联系越多，它就越不自由。 最强大、最密切、最沉重、最经常的联系就是所谓对别人的支配权，也就是我们所崇尚的权力，其实，权力越大，对其他人的依赖度就越大，你的自由度就越小。 所以，在1812年的历史事件中，托尔斯泰的描述，特别注意不夸大历史人物的作用，他们——拿破仑、亚历山大一世、库图佐夫、缪拉们似乎控制着事件，其实他们比其他事件参与者更少做出自由的选择。 托老之所以感兴趣他们，就是要研究，支配历史的宿命规律和心理学规律，是如何促使这些最不自由的人（权力最大的人）如何虚构出一种幻象，来证明他们是自由的。——能这么想，托老实在是太牛了 最后，托尔斯泰强调了敝号开篇的观点——文学可能比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接近生活的本质。 托老为了写这部巨著，收集了不下近百份当初战争中的战报、信件、地图，逐一进行比对和研究，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当时战场的真相——鲍罗金诺战役，奥斯特里茨战役等等。 因此，他承认，他写的法俄战争与法国史学家和俄国史学家写的都不一样，大家在敝号随笔中看得出来——没有什么绝对的英雄和智者，大家都是在混乱中做出迫不得已的行动。 从这里也看出了托尔斯泰的雄心——他在用文学创作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研究分析伟大历史进程的动力学。 总算是补上了这一课，继续读原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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