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勋初先生 可能会给大家一种错觉，似乎我很聪明，写的东西多。其实我一点儿也不聪明，我这个人迟钝得不得了。也不会讲话，连普通话都讲不好。我曾经在北京工作过三年，我的爱人是北京人，但是普通话我始终讲不好。因此，语言上我是一个低能。有的人讲话很有激情，很有表现力，我不行，说话平淡无奇，温吞水一样。可见，我没有什么才华和能力。我的这些书可能会给人才学不错的感觉，其实比起当代学者来，并不算多。不过我的面还算比较广，从先秦到晚清，这在当代学术界是不多的。学术界现在是专家多，大家少。有苏轼研究专家、《文心雕龙》研究专家，等等。原因一方面在于现在的学术潮流逐渐向专门化发展，另一方面是受到苏联的影响，苏联是搞计划经济的，按一定模式来培养人才。在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就是这种模式的明显例子：有的人一辈子就搞一个行当，如曹道衡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刘××先生研究小说。虽然都很有成就，但是走的还是专家的道路。有的人更窄，如吴××先生，只搞传奇研究。我个人的情况也是身不由己，往往是组织叫你干什么就得干什么。现在回顾一下，我的主要特点就是做事认真。要干什么事，就一定要做好。我觉得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哲学系在文史哲三系中处境最麻烦，因为老是受教条主义干扰。动不动就说谁是唯心主义，谁是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就好，唯心主义就判死刑。我最不爱看这些东西，令人索然无味。我的政治条件很差，只能去做苦工，花了两三年，还不断修改，把《韩非子校注》写出来了。花了很大气力。后来又重新写了另一本书，叫《韩非子札记》。《韩非子》一共五十五篇文章，我细读之后，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决定读一篇，写一篇札记，而且要有新东西，是别人没有说过的，后来就成了《韩非子札记》，还正式出版了。这本书，在座看过的人可能不多。的确，在国内影响不太大，但是这本书用现在的话来说，却是效益很好。后来我到日本、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地，好多人认识我。因为他们读了我这本书。马来西亚国内的一位最著名的教授，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主任郑良树也写信来与我结交。后来他出书，还叫我写序。我在台湾讲学，也有很多人认识我，因为台湾的中文系也把中国古代哲学的好多内容包括在内，台湾的哲学系主要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如康德、黑格尔等等。因此，台湾中文系有一些人也读了我这本书。所以我觉得这一项工作还是很有收获。这就说明，自己虽然不聪明，但是做事效率还是很高的，要做事就一定要做成，写文章就一定要写出来。有的人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我想好之后就一定能写下来。 总之，上面说的只在强调读书的效率要高。有的人爱读书，只是光读不出货。怎样才能“出货”？现在的学生常是面临两种情况。以前的学生中常有不少意气风发的人，傲得很。现在则很少见到了，学生多数对自己缺乏自信，狂傲的人很少看见了。普遍都认为自己搞不出什么名堂来，谦虚得不得了。原因可能是他们面临的压力太大了：又要发文章，又要找工作，因此狂傲的人越来越少了。按说，二三十岁的人最应该意气风发，到了四五十岁以后才会渐渐沉稳，这是人的正常的发展过程。现在和学生接触，发现他们对自己大都没多少自信心。 另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什么题目。硕士研究生可能好一点，博士研究生更伤脑筋。博士论文选题确实麻烦。因为博士论文选题很重要，选得好，才会写出好文章，也会有一个好的学术起点，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今后还可以不断开拓、发展。所以很重要，应该好好考虑选题。怎么去做呢？经常有人说，这个问题不能做，那个问题好做。其实，没有什么好做、不好做的，关键是水平的问题。有水平，则什么题目都能够做好；没有水平，好题目也写不好。如韩愈，写得人很多。我最喜欢读陈寅恪先生的《论韩愈》，就两三千字的文章，但是写得十分漂亮。这种文章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读不读，好像不太读了吧？像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文章，用的是文言文，与现在的文章不同，读起来疙疙瘩瘩的。大家最爱读的可能还是《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等杂志上的文章，但是，这上面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章不太多。我觉得要真正提高自己的层次，还是要读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文章，因为确实写得好，对人有启发。我于八十年代在南大带硕士的时候就开了一门治学方法的课。其中举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例子。我在南大教书时，曾经与老一辈学者如程千帆先生等探讨，认为讲方法，还不如挑出近百年来最好的一些学术文章，让学生看看学问是如何做的，反而会更有效一些。现在的同学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文章的好坏看不出来，往往看到蹩脚得不得了的文章，却如获至宝似的。
周勋初先生与程千帆先生合影 所以，自己一定要有鉴别水平。所以我就开这门课程介绍读书方法。我没挑章太炎的文章，因为他主要还属于清代朴学的传统学人，对学术贡献的确很大，但不是主流。我认为近百年来最有成就的学术成果就是清末到民初的学术研究。这些人在清末的时候到国外留学，回来后在北洋军阀时期，一个个成长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评价古人，也要客观，一些历史应该改写。如，北洋军阀，以前老是被斥责为一塌糊涂，贪污、腐化，一无是处。北洋军阀有的是很坏，但是实际上不一定全部是这样。我们看，史学研究的王国维、陈寅恪，哲学研究的冯友兰、汤用彤等人，都是在清末时候出国，民初回来，在北洋军阀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因为当时的学术气氛还是比较宽松。胡适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中国人应该好好考虑过去的那些讲法了。有些是很片面的，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为什么以上学者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呢？首先，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以传统的国学为基础的，而不是分工过细的。如《十三经注疏》等等都读过。后来到了国外，又学习了新学术、新方法。因此，这批人基础好，视野开阔，研究成果最好。对这批人就不能不加以关注。我认为陈寅恪的文章就不能不研究。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近百年来最好的文章之一。它将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家知道，“五四”时期疑古主义思潮严重，要推翻过去的一切。如胡适、顾颉刚等。胡适从美国回来，在大学讲课时，就从周宣王讲起，说中国此前的历史都靠不住。因为他在美国是学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没有证据的东西，都认为靠不住。他认为，在周宣王之后，历史才一年一年地排得出来，此前则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我跟我的老师胡小石先生学过甲骨文，读得懂他的文章。王国维经过考证，认为《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基本正确。王国维的文章一出，胡适等人的论点不攻自破。近几年还陆续发现了许多古书和卜辞，那么古代记载可靠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因此有人提出：“走出疑古主义”的时代到了。既然《殷本纪》靠得住，那么《夏本纪》也应当是靠得住的。所以中国历史至少可向上推至夏朝。这样，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完全可以靠得住了。王国维的论文就将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写成这样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古代文学方面，陈寅恪的文章有许多新论。因为他眼光独到，《论韩愈》才两三千字，其中提出韩愈在中国历史上的六条贡献完全是他自己的独到体会。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章，教条主义很严重。当时就一味贬低韩愈，抬高柳宗元。陈寅恪就在文章中说：谁骂韩愈，谁就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一般人这么说，可能会被打成反动分子，因此都不敢说。现在学术环境好多了，可以说了。总之，陈寅恪的眼光就是好。现在的研究工作动不动就强调要发现新材料。陈寅恪用的则都是大家都能看见的材料。如《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等。但是，他就能够从中看出新东西。 下面讲一讲“聪明”和“笨”的问题。王国维的天资很好，实在了不起，我的老师罗根泽先生的老师就是王国维，我的老师胡小石先生则曾经是王国维的同事。我问过胡小石先生，王国维是否特别聪明？胡先生说他很用功。可见，王国维不能说是特别聪明的人。有的人的确很聪明，如胡小石先生、陈寅恪和闻一多等等。所谓“聪明”和“笨”，都是相对而言的。胡小石先生的记忆力特别好。他们那个时代，小时候读的都是四书五经，和现在孩子小学课本里面的儿歌童谣不同。这也说明小时候读了四书五经的确也有其好处，到老了还能够背出来。胡小石先生教工具书使用法时，一次课上叫我们查典故，他能够把《佩文韵府》上许多条文都背下来。过去的老一辈学者，都有这种本事。如康有为能够把《汉书》从头背到尾。因为他们小时候读书都下过苦功，下过大功夫。胡小石、王国维二人又最佩服沈子培先生，这个人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因为他不写文章。这个人真是不得了，不知道他学问为什么能够做到这种程度。他也是记忆力特别好。他小时候在北京，据说有一年连续下雨，他只好在家里读《资治通鉴》，到老了还能背下来，因此人人都佩服。但是，他不太写东西。这与现在的人不同。近百年来这方面的观念差别也很大。古人做学问是“为己”，为提高自己的修养，所以要学习；现在则是“为人”，要把自己推介出去，扩大影响，提高地位，否则职称评不上，房子买不起。过去的情况则不同，有学问的人不写文章，待遇还是很高，一个月几百块大洋，花园洋房住着。现在的社会环境彻底变了。 总之，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学问好，在于能够从普通书里发现大问题，提出新见解，他们自己的视野很宽阔。不是研究谁就一天到晚只看谁的东西。如，研究黄庭坚，光看黄庭坚的东西是不够的，至少要把宋代的东西了解了才行。我搞的东西是比较多的。现在国内的各种学会，什么李白研究学会、《文选》研究学会、《文心雕龙》研究学会等等，存在很多问题。李白学会里的人多是在学校里教李白的。由于教李白，时间长了，对李白的诗歌都很熟，会背，李白哪一年写了什么也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写的文章，水平高的不多。搞《文选》的人，也多把《选》学变成了文学作品选，不能总体把握。总之，是眼界太窄，视野小了，没有眼光，就发现不了问题。所以，读书要分泛读和精读，二者要相互结合。成为高水平学者的基本条件有两个：智慧和用功。既智慧，又用功的，一定是一流的大家；不聪明，但是很用功，同样也可以成为优秀学者。我的两位老师，胡小石和罗根泽先生，胡小石先生就是很聪明的，罗根泽先生相比之下就比不上胡小石先生了。但是罗先生特别用功，去世的时候不过六十岁。他出身贫寒，读书后，常是苦干：对资料进行收集、排比、归纳、概括。所以，他的文章很朴实，不像有的人的文章一看就是才气纵横，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文章好。如《战国时无私家著作说》一文，论证战国时没有私家著作，都是集体创作的，由门人、弟子参与，收集、整理。从《论语》《孟子》《庄子》等著作中都可以看出。他将材料一个个排比，该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排比细密、逻辑谨严、资料收集完备。文章写得很朴实，一看就知道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人触类旁通后的文章。由此可见，每个人应该发现自己的才性，不要盲目跟着潮流走。现在不少年轻人都喜欢搞美学什么的，如果抽象思维的能力不行，那就不合适。如果一个人思维比较细密，他可以去作考证；如果天分不太高，但是很勤奋，就可以去搞文献资料，就性之所近，找一些有价值的题目，也可以取得很大成绩。总之要看自己的才性。 如果真正投入下去，必然可以发现新东西。对一个东西不断分析、辨析，总会提出别人从未说过的东西。我自认为我很遗憾，因为研究的头绪太多了，精力是有限的。你们胡老师说他忙得不得了，其实我当年更忙：从大学留下来之后就一直没有停下来过。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出身不好，只能实干，不可能像当领导的人那样叫别人干。那时候开新课、编书都轮到我。改革开放后，任南大研究生院的副院长，文科的研究生都是我管。我负责南大的古籍研究所，培养了很多优秀学者；程千帆先生在南大创立了全国重点学科后，由于身体不好，事情也主要是我来干。同时，我又要上课，又要不断地开会。连年不断在外面开会。1995年，到境外就去了三次，国内的会也有五六次。韩国的研究生又要毕业，总之，忙得团团转。但是，也总算应付过来了。我在1995年时仍然写了不少东西。或许我的知识面比别人广一些，可以不断发现新东西。总之，需要认真钻研，哪个问题别人讲得还不到位的，自己钻研，肯定会有新发现。写文章的确要发人之所未发，讲别人没讲过的，不仅仅是对别人说过的话再补充几点，或者是花里胡哨地再讲上几句，明眼人一看就不以为然了。 从文学的角度，我有几篇文章可以介绍。其中《九歌新考》是我三十多岁时写的，现在还很喜欢。那时候年轻，思想较为活跃，提出了一些新见，如说《九歌》里面的东皇太一是齐国的上帝等。这一观点，别人或许不同意，我自己却感到很满意。我的文章分为两类：一类属朴学系统，属于实证主义的研究，如《唐语林校证》《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中的文字；另一类就是较为空灵的，接近陈寅恪的那种，如《九歌》研究，就是通过触类旁通而想出来的那种。李白研究，也是一个大题目。我以前从未对李白好好地研究过，所以，我那本书一出来，别人都很奇怪。2000年，北大陈平原教授分门别类编二十世纪学术成果时，邀我编《李白研究》。这有点奇怪，因为我这个人连李白学会都没有加入。我写了五万字的前言，对近百年来的李白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分析，自我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虽然有些老学者会不满，因为我对一些老辈的成果评价不太高。 |
|
|
